格里耶的写物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物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2)02-0023-05
重视写物，以接近科学的方法写物，是法国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的创作特色，也是新小说作为异类小说的一个重要标记。异类出世总免不了惨遭围观、围攻乃至围剿。在写物方面，格里耶一开始便受到了两项指控：一是过分重视写物以至于忽略了人，二是专门描写事物的表象以至于丢掉了“人性”。对于前者，格里耶说，重视写物并不是新小说家的发明，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对房屋、家具、服装、珠宝、器皿、机器等进行了仔细地描写。并且，这种描写之精细是现代作品望尘莫及的。他以巴尔扎克为挡箭牌，十分轻松地驳回了一箭。后者则是格里耶高度重视，并披坚执锐、奋力反击的。他承认，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事物确实充满了“人性”，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都是以人为主的世界。而抛开“人性”描写事物表象，确实是新小说与巴尔扎克小说的分野。问题只在于新小说和巴尔扎克孰是孰非？他的写物理论以此为出发点，集中地阐述了下列问题：如何看待物我关系？小说家应否对物进行人化的描写？怎样正确描写事物？
一、如何看待物我关系？
物我关系，即人与客观世界、事物的关系，在格里耶看来，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的基本问题。正确地认识事物，摆正物我关系，是文学家正确描写事物的前提。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神是地球的中心。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挑战教会文化，把神——人的道德理性的幻象，从中心的宝座上拉下来，置换成实在具体的人。从此，人成为了万物的尺度，自然界的立法者。但是，在承认中心这一点上，传统人道主义与基督教文化哲学毫无二致。最先冲击传统中心观念的是哥白尼的学说。而哥白尼以后的现代科学则告诉人们，太阳所在的银河系有一千亿颗恒星，太阳不是银河系的中心，只是一千亿分之一。而银行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空间无限广袤，既无边际，亦无中心。现代天体物理学得出的这一非中心的结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造成了致命的震荡。正如尼采所云：“哥白尼以来，人从中心位置滚向一个X。”[1]从19世纪开始，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在尼采、海德格尔等著名哲学家的学说中已经蕴涵了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而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则断言，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人由语言的中心坠落成被语言控制的对象。“‘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2]
在现代非中心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格里耶认为作为中心概念的人并不存在，人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确立一种普遍而绝对的人类秩序。”[3](P333)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自大倾向，是人自身渴望成为上帝的标志。格里耶认为，拨开人类中心主义的雾障，就不难看到，大自然所有的事物——山脉、海洋、沙漠、山谷、矿物、植物、动物等等，都只是作为物质自立于世的。“它们不是人，它们对人没有任何表情，它们和人毫无相通之处。”[3](P319)事物本身没有人赋予的“本质”，其表里一致，都是非形而上学的物质。人对于物只能是物质上的利用关系——人可以为物质的目的而利用世界，可以探求关于事物的物质构造、功能以及起源知识等。但是，在道德、心理和精神上，物与人毫不相干。事物本原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无法回应人的心灵、情感和喜怒哀乐。“人看着世界，而世界并不回敬他一眼”。[3](P324)事物独立于人，无所谓“人性”。物我既不同性，又不同源，也没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事物就是事物，人只不过是人”。[3](P319)物我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距离关系。只有清醒地认识物我之间的距离，清醒地认识事物从来就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具有人性、从来就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人类本身才不会感到痛苦，不会陷入任何眩晕，因为“他的心不再需要一个安身之处”。[3](P325)
二、应否对物进行人化描写？
格里耶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对物进行人化的描写，是因为他奉行建立在人类中心概念基础上的传统人道主义。传统人道主义的根源是对人的本性的信仰。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传统人道主义者宣称人处处皆在，“人是一切物的理性，人是宇宙的关键，人也是他的自然的主人，具有神性的权利”。[4]在把人当成宇宙中心的同时，他们也把人的本性无限扩张为万物共有的本性。既然人是宇宙的中心和主宰，人的本性也就必定是万物的本性、万物的源泉。“宇宙和我只有一个共同灵魂，一个共同的秘密。”[3](P323)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人不由自主地渴望物我交流，渴望在物我交流中实现人的霸权，得到精神的寄托。传统小说就是一种物我交流的形式。为了实现物我交流，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传统作家把事物通通描绘成具有“人性”的东西。他们自称为物而写、与物同在、置身物内，而实际上无视事物的客观存在，无视事物的不透明的实体状态，在人与物之间架起了虚幻的精神桥梁，把物我关系当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们奉行“以人易物的原则”，给事物安上一颗“浪漫主义的心”，赋予所有的事物以一种假冒的人文内容，给事物裹上带有欺骟性的思想感情的罗网。于是，“人淹没在物的深度中，终于看不见物了；他的作用仅限于以它们的名义去体验一些纯粹人化了的印象与愿望。”[3](P332)“结果，在这个充满了物件的宇宙里，物件对于人来说不是别的，而只是无限地反映着人本身形象的镜子。它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用人的眼光回敬人。”[3](P333)巴尔扎克式的“以人易物”的写物方法错误地把世界当成人，违背了客观事实，混淆了物我关系。他们所奉行的无限扩张的“人性”观是一种虚假的神话。这个神话既体现了人的狂妄自大，又体现了人企图把事物当作避难所的软弱无知以及人在精神上对事物的天真幼稚的依赖。它以其欺骗性阻碍人们正确地认识物我关系。它不但不会给人以更大的自由，而只会限制人的自由；不但不会有利于人的生存，而只会有害于人的生存。
格里耶强调，悲剧就是“人性”神话带给人类的一个恶果。格里耶对悲剧持一种激烈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悲剧是一种痛苦的物我交流，它总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遭到失败，它愈是难以完成，悲剧的效果便愈加强烈。“悲剧犹如一场搏斗，在这场搏斗里，胜利是从失败而来的。”[3](P325)正因为胜利从失败而来，因此，悲剧归根结底肯定的是失败、是人类生活中的灾难。它谬误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寻求善而是祝福恶。”[2](P325)悲剧把痛苦抬到一种崇高的必然性的高度，“完全是本末倒置，是一个陷阱，是一个弥天大谎。”[3](P325)他指出，悲剧源于传统人道主义“以人易物”的原则。因为，尽管感到悲哀或孤独的只是人，但在“以人易物”原则的误导下，人会把“感情性的因素看做物质世界的深刻的现实”，并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悲哀和我加之于风景的悲哀混淆起来”，而既然风景以及其他事物早在我之前就存在着，那么悲哀必定也在我生前就等待着我，“这种悲哀就是我命中早已注定的”。[3](P322)世界就是这样被人系统地悲剧化。人一旦拒绝了“以人易物”的原则，一旦拒绝了物我交流，也就拒绝了悲剧。只有认清这一点，人才可以逃避过去别人为他签订的形而上学的契约，才可以逃避悲剧的奴役与恐惧。
格里耶总结说：“我们首先必须拒绝比喻的语言和传统的人道主义，同时还要拒绝悲剧的观念和任何一切使人相信物与人具有一种内在的至高无上的本性的观念，总之，就是要拒绝一切关于先验秩序的观念。”[3](P336)
三、怎样正确描写事物？
格里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的未来。他认为，悲剧和痛苦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人总有一天会摆脱悲剧的统治。他充满信心地写道：“余纳缪诺说过：‘人是一种病态动物。’我赌的是，他可以被治好，而像目前这样把人囚禁在他的病态中，那简直是愚蠢。”[3](P338)那么，新一代小说家怎样才能彻底拒绝巴尔扎克式的“以人易物”原则，摆脱悲剧，把人以及文学从病态中拯救出来呢？格里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1.站在物件之外写物。“要描写物件，我们就必须毅然决然地站在物之外，站在它的对面。我们既不能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也不能把某种品质加诸它们。”[3](P334)格里耶要求作家以一种绝对客观的态度来描写事物。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摈弃一切与物接近的主观企图和方式。“要把同情（笔者注：即把事物写成与人“同情”同性的东西）斥为反现实主义，把悲剧看做异己，而把理解归之于科学的专门领域。”[3](P334)作家的使命仅仅是也只能是站在物件之外，客观地描写物件。只有这样，才保证新小说中的“事物不再是主人公模糊心灵的模糊反映，不再是主人公痛苦的外化形象，不再是主人公意愿的支架。”[5]简单一句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小说中的事物不再是人化的事物。
2.描写事物的平面。格里耶认为，“我们的世界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光滑的平面”。[3](P335)平面即事物的本质真实，平面即事物的独立性，平面即事物的深度。只有描写平面，才能写出真实的非人化的事物。因此，他主张对事物进行平面化的描绘，要求新小说家的“视线限于摄取准确的度量，同样，他的激情也只停留于物的表面，而不企图深入，因为物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并且也不作出任何感情表示，因为物件不会有所反应。”[3](P319-335)
3.记录物我距离而非物我分离。他主张新小说家只“记录物与我的距离，物本身的距离（物的外部距离也就是物的度量），物与物之间的距离以及进一步强调只有距离（而不是痛心的分离），所有这些，也就是确认物是客观存在、物就是物，而物本身，也都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便不存在什么选择物我完全一致、或者物我相辅相成的问题了。从这里，我们便会拒绝一切物我同心了。”[3](P335)格里耶认为，在精神上，物我关系只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距离关系：“事物就是事物，人只不过是人”。人与物之间根本不存在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也根本不存在物我分离的问题。所谓“分离”，不过是人们主观臆造的概念，它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基础之上，即：事物和人在精神上原本同心同根、相辅相成，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只是由于痛苦的割裂才造成了令人遗憾的分离。在“分离”的概念中潜藏着人对物的虚幻的希冀和欲求。要想消除虚幻的绝望和痛苦，首先必须消除虚幻的希望和欲求。因此，小说家只有忠实地记录物我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分离，才能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物我关系，走出虚幻的痛苦。
4.摈弃人化的语言，引入几何学的描写。格里耶把凡是渗透着人的精神心理的形容词都称之为具有灵性的“形容词群体”，把凡是渗透着人的精神心理的比喻，如“无情的”烈日、“威严的”山岭、村庄“卧在”山间等，都称之为“人化了的比喻”。他认为，这些具有灵性的、人化的语言反映了以人易物的观念。不管作家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一使用人化的语言，实际上就已经把人的意志观念和道德价值强加给了自然事物。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为人化语言的对象并非偶然，而是人类中心观念的必然。在无限繁衍、连绵不断的人化的语言中，人已经并且正在丧失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知。而要使人类回归正确的认知，则必须摈弃人化的语言，把几何学的描写引入小说。因此，格里耶特别推崇“视觉的、描述的形容词，表示测量、定位、标界、确指的形容词”，认为“它们大概正在指出一条通向新型小说艺术的坎坷之路。”[5]
写物理论是格里耶早期极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理论主张之一，也是他最偏激、失误和漏洞最多的理论之一。其十分明显的一个失误，是把科学的客观真实和文学的客观真实混淆在一起。例如，他这样指责以人化方式写物的现代法国诗人法郎西斯·朋奇：“他根本不管蜗牛是并不‘吃’土的，而叶绿素的功能也不是‘散发’二氧化碳，而是吸收二氧化碳。他的眼睛同他的记忆一样，对自然科学的事实漫不经心。他的惟一的标准是这类形象所表现的感情的真实——当然是人的感情的真实”。[3](P334)这段话，如果是生物学教授批写在学生的生物学论文上，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出自于文学论文之中，就叫人实在不敢苟同。我们不能不为法郎西斯·朋奇明冤叫屈。他是一个诗人，他有权在写诗的时候“对自然科学的事实漫不经心”，有权不管蜗牛的饮食习性和叶绿素的功能。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沉浸在人的感情世界之中。科学有科学的原则和功用，文学有文学的原则和功用。两者不能混淆，不能替代。如果完全用科学的原则来要求文学，那么，文学将不成其为文学。格里耶以一个职业农业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业余小说家的眼光要求文学作品达到科学报告般的严谨和真实，主张把小说中的物件从人化的印象、愿望和深度中解放出来，要求把客观世界简化成纯粹的外观，反对一切具有灵性的“形容词群体”和一切带有人的思想感情色彩的比喻的语言。他的这些极端化的思维，不但忽视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特殊性，而且也只可能是空想。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颇具原创力的另类思维，格里耶的写物理论仍有一定的启迪性。譬如，格里耶写物理论的出发点是要求新文学反映非人类中心的新观念，这个出发点就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格里耶所推崇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人道主义，重新认识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警醒人类摆正物我关系，正视客观现实，无疑是有益于人的。将人从中心的高位上拉下来，也是对人的一种解脱和解放。因此，格里耶要求新文学反映非人类中心的新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此外，人类中心的概念，或者说得更泛一些，中心的概念，是与封闭的理念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才能区别边缘和中心。而伴随着非中心观念的则是开放的意识——在一个充分开放没有边际的空间里，中心是无地自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包含着对封闭理念的摈弃，同时也包含着对开放意识的推崇。而这，正是我们建设新时代的文艺理论所需要的。
收稿日期：200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