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进意识形态治理，反映了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变革性或调适性发展要求，表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承担着重要使命，体现着“人民共享”价值定位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目标体系的新要求，呈现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担当。新时代意识形态面临着“一元”与“多样”的矛盾、“线上”与“线下”的疏离、国内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等治理悖论。通过实现主导价值与主流价值的统一、推动线上线下两类阵地的贯通、推进各场域话语的融通，保证意识形态治理的正确方向，促进意识形态治理的技术创新，夯实意识形态治理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为实现治理目标互动协作的动态过程。意识形态治理既体现了社会变革和调整对意识形态自身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复杂、挑战依然严峻”[1]212，意识形态治理需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2]。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担当
意识形态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新课题。厘清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内涵，明确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使命担当，是深化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前提。
（一）意识形态治理蕴涵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治理是将治理理论和工具运用到意识形态工作中，“是指归属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多元主体（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制定、运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及多样化方法手段，整合经济社会各种资源，协调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关系，以维护主导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动态过程”[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将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下沉”到社会发挥凝聚引领作用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当然，至今为止仍然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和治理是两个不能相融合的概念，强调了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实现“治理”，要实现“治理”就不能沉湎于意识形态，把两者对立起来认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认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泛化”造成的危害，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产生过激的恐惧感；二是认为，意识形态统一的公共秩序会阻碍多元协调目标的生成，集体无意识会限制认知质量的可靠性，保守辩护性会窒息治理创新的可能性[4]58-59。理性审视两者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与治理理论存在内在的耦合性、关联性：一是目标的公共性，即力求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基础，形成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二是方法的一致性，即主张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多样化手段的作用；三是规则的法治化，强调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所以，用意识形态治理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的表达，是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内整体观照意识形态与治理理论的创新。
社会存在是意识形态建构和实现的逻辑起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5]603“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592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发展变化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作出调整，社会结构相应出现转型，意识形态也需要随之发生变化。历史证明，不同社会制度演进发展、不同流派冲突抗衡，总是与意识形态发展联结在一起。意识形态治理实际上就是对既有的意识形态进行的调适性和创新性发展。意识形态治理概念的提出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认同，治理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国共产党借鉴了主体多元、互动合作、平等协商、法治保障等概念元素，摒弃了“去中心化”的局限，强调中国特色的“治理”是党领导下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6]224。相比传统的“统治”“管理”理论，“治理”更有利于发扬人民民主、反映人民心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型。“意识形态治理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国家治理的文化表现，对国家治理活动具有定向、凝聚和评判的作用，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7]在治理理念向意识形态领域延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特别强调在党领导下整体进行，是通过“多元主体和多元途径来高效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全社会共识，打牢意识形态建设的广泛群众基础，从而赢得和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8]的过程。
对汉江中下游而言，中线调水带来的直接不利影响是河道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枯水期延长，中水期缩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多年平均年调水量为95亿m3，加上陕西引汉济渭工程规划近期从汉江调水10亿m3，远期调水15亿m3，汉江中下游水量将分别减少至 246亿 m3和 241亿 m3，分别减少29.9%和31.3%。水文情势的变化又将影响到生态环境、城乡供水、农业灌溉、堤防安全以及汉江生物物种和渔业产量等诸多方面。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必须更加突出“人民性”和“时代性”，将不断实现由注重“发展实效”（强调发展生产力）向注重“美好生活”（强调满足人民需求）的转变。新要求主要体现在：
（二）新时代提出意识形态治理新要求
3.健全充分听取民营企业意见的立法工作机制。起草、审查涉及企业权益的法律法规，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专门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全面了解其利益诉求并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要把征求工商联和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的意见作为重要环节，必要时对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立法调研。对征求意见中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意见，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反馈研究采纳情况，未采纳的要说明理由。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增强，最终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有效实施。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治理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治理方向、治理手段、治理基础三个层面。
第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目标体系。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国家的中心工作仍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意识形态治理“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1]214。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向强起来迈进的伟大飞跃，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征程中，还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因此，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形势，着眼于党和国家重大现实问题，以主动作为体现其“极端重要”的地位。社会历史深处的意识形态变动不居，总是与官方哲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时代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个从外部发展目标入手，一个从内部道德价值着手，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整体目标体系分阶段、分步骤进行了细化，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既体现前瞻性和超越性，又具有现实性和操作性；既有整体战略，又有具体目标的时间表；既提出了新理念新举措，又设计了新征程路线图。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意识形态目标体系还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新担当
意识形态治理崭新理念推动了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新担当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实现意识形态现代化。“治理”理论的产生是公共管理和政治发展的理论成果，用现代治理理论发展与创新意识形态的话语和管理传播方式，促使意识形态管控向意识形态治理转变，这是新时代实现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反思过去的意识形态建设，“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空洞、僵化、与现实疏离，导致它不能精准地反映人民群众所思所想，不能对社会实践，特别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出合理解释”[9]。而意识形态治理，一是实现意识形态治理内容的现代化。能结合新时代新需求，在“以人为本”、利益协商、“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聚起更加合理的发展“共识”。二是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各级党组织、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还包括参与治理的社会个体和各类微观组织。各级各类主体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并形成意识形态治理的“合力”。三是意识形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致使意识形态一元管控和单向度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意识形态治理主张改变过去单一、强制、被动的管理方式，渐进向民主协商、立体互动、综合治理、软性渗透的治理方式的转变。四是意识形态治理技术的现代化。能结合新时代人们生活、工作、交往方式的变化，改变宏大叙事的话语表达方式为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视觉化、感性化；推动传统主流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的融合，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现代化。
其次，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意识形态治理既作为重要部分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也存在于国家各项治理的全过程，国家治理的推进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保驾护航。意识形态在整个治理过程中会以观念支配者、行动服务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出现，从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是形成“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局面。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意识形态既为社会成员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遵循，也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批判和合法性辩护为社会成员答疑解惑，防止因观念和立场的偏差而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意识形态治理提供的主导价值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也以“开放、包容、共享”的姿态允许多种合理观念存在，消除可能导致核心价值不稳定的错误观念。二是推进“治理制度、治理行动”的落实。意识形态治理不会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一定会在制度层面深入体现。治理过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深刻转型是在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改革创新形成和完善的治理体系是意识形态的现实化。落实到具体治理行动中，有时还会遇到强势部门惯性思维的阻挠，意识形态还是为治理行动鸣锣开道的“号角”。三是提高“协调利益、整合社会”的能力。社会结构转型、利益分化和复杂化的局面，既是治理执政理念实施的原因，也是治理行动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治理”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协调妥协是在意识形态的场域中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在党的领导下，走好群众路线，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更好地充当整合社会的“混凝土”和“黏合剂”。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现实境遇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明晰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境遇，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实施治理。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主要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矛盾、“线上”与“线下”教育宣传传播效果的疏离、国内和国际话语权在不同场域对群众的争夺等三大治理悖论。
（一）“一元”与“多样”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和“多样化”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对显著的矛盾。多样化社会思潮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既能丰富人们选择，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补充；也会与主导意识形态冲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挤压、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有的还甚至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边缘化”“污名化”。我们既要理性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关照性，认识到多样化社会思潮同样是经济基础变化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人民群众生存状态的差异，导致的人们在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领域呈现日益多元化状态。在新时代，也要充分认识到一些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及其危害，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交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主义之争、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10]5
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文化客观存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合唱”无主调和“万马齐喑”都不是理想的状态，“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和以思想解放为由拒绝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导致多样化社会思潮泛滥；一种则教条化地固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拒绝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存在”[11]210，这两种倾向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但是，多样化社会思潮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造成了威胁，这种严峻挑战必须正视。一是市场化挑战。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价值观念滋长蔓延，已经侵蚀人们的精神生活、影响党的肌体，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竞争性挑战。一些错误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伺机冒头，挑战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去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设下的思维“陷阱”，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空间。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导向性，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和主流地位的统一，是所有意识形态建设的目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和接受的意识形态。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一定能获得主流地位，执政党提出的主导意识形态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才能成为主流价值。在引导主导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整合意识形态内容、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起到了“中介”作用，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和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4]153，从而保证了意识形态治理的正确方向。“多样化”社会思潮活跃的现实，已经导致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一定的疏离，而核心价值对不同人群分层次提要求，目的就是要实现两者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凝神聚气、强基固本，形成全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大程度上体现在话语权的争夺。话语包括语言和思想两方面内容，话语权是运用语言和载体传播话语背后所彰显的思想价值观，从而获得认同的一种非制度化的软权力。话语权既包括对内“言说的权力”赢得民众认同和凝聚人心，又包括对外“言说的自由”赢得国际认同和国际影响力。对内言说方面已经通过大力倡导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等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然而还需警惕两种倾向：一是话语的“空泛化”。社会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肯定有适度的张力，但意识形态所表述的价值信仰、理想目标与现实生活之间差距不能太大，要通过现实的制度安排、鲜活事例、大众化的表述，让个体真正能感受到社会理想对其现实生活的关照。事实上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衔接还存在盲区。二是警惕话语的“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人们不知不觉会运用西方的学术概念、话语工具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就带来了很大的弊病，既混淆了思维，又阻碍了创新。学术和公民的言论自由都要保护，但一定不能不讲政治原则、政治底线。能否掌握话语权，关系着党和政府能否担负起中国和平崛起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所赋予的重任。
（二）“线上”与“线下”的疏离
意识形态“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既在线下的现实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线上的虚拟社会中产生着广泛影响，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勾连的。虚拟社会的“人”也存活于现实，只是被符号化和遮蔽了真实身份。线下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治理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党领导下的各类线下阵地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在意识形态传播中具有系统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但是，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有时还出现如下缺位：一是理论自信缺失导致在某些场域的失语失声失踪；二是传播手段单一导致舆情信息搜集滞后、应对反应迟滞；三是组织触角盲区使得原有管控思维抬头，过于依赖权力部门，党治权威与整合全社会力量的关系未能处理到位。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大大改善了国际形象、提高了国际地位，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还很弱小。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还不够。“现在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13]104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还需增强。我们坚持“四个自信”，但是西方敌对势力极力阻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极力利用科技、文化和互联网的优势构筑他们的“话语霸权”。我们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想方设法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强势渗透，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还存在短板和弱项，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是培养人们“拨云见日”政治智慧和“乱云飞渡仍从容”政治定力的必要手段。
（三）国内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叹了口气，虽然我平时有些看不惯李天明的那副奴才嘴脸，但毕竟是一个村子里出来的人，竟也有些兔死狐悲的味道了。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背景下，所有意识形态谱系都会在“线上”的虚拟社会反映呈现。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虚拟社会，因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反应迅捷而吸引了很多网民；再加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开展“线上”意识形态治理有很多便利条件，且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信息的占有和对网络的控制，所以网络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场域和意识形态斗争与治理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最大变量”。由于线上虚拟社会“人”的隐蔽性、交互性和信息传播的瞬时化、碎片化等特点，网络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一是“人人都有麦克风”导致信息海量、真假难辨、良莠不齐，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常常被“淹没”；二是“没有围墙”的互联网给敌对势力进行价值观渗透提供了方便，西方国家极力利用科技和文化霸权大肆渗透其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常常被“忽视”和“消解”。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2]151。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治理策略
第一，“人民共享”的价值定位。一定的意识形态根据其经济基础提供一定的认知方式和价值标准，特定的意识形态包含自身独特的政治理想、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封建社会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等级分封，用“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神化君主专制和维护等级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上遵循资本的逻辑，在“自由民主平等”口号下掩盖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无产阶级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遵循以人民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总体思路，强调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2，这为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的意识形态建设明确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基础。在已经形成“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执政理念基础上，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要更加明确改革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实现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保证意识形态治理的正确方向
国际商事法庭在世界各国的筹建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局限性是各国构建国际商事法庭相同的理由，于中国而言，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还有自身的特殊需求，即推行“一带一路”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技术、项目等“硬联通”之外的规则、文化等“软联通”需求日益凸显。如何构建“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完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全球性治理与国际法治，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话题。目前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这些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一方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
3.运用科学决策新技术，推动大数据治理创新。大数据是信息文明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当前，随着大数据国家战略的稳步推进，政府治理迫切需要直接面对大数据、全面基于大数据和创新应用大数据，以提升决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提升政府整体理性认知水平，从而促使治理目标定位更准确，治理政策、治理方式和手段更加符合客观事实，治理进程和治理成效更加满足社会期待。要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并应用大数据技术开发这些数据资源，为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进步。
实现主导价值与主流价值的统一，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呼应。一方面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执政党的国家治理绩效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根基。理论建设方面，增强理论的回应力和解释力。理论的生产和供给，要能及时回答时代之问、解答人民之需。理论在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诉求，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方面有说服力、影响力、感染力，人民对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就会大大增强。实践根基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党自身的形象及其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是影响主导意识形态能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和提高党执政能力是必然选择。党要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清醒和政治定力，坚决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广大党员干部要提升应对和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的能力，用学精学深学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决防止轻视、忽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以身作则，在实践中树立党组织自身优良形象；走好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纳入视野而不是放在对立面，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诉求，用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的鲜活事例真正使人民群众获取对意识形态的认同。
如果中间没有棋子，判断落点是否有子。如果落点没有棋子，更新棋盘。如果落点有子，首先判断是否为本方棋子，如果是本方棋子，输出结果；否则，更新棋盘。如果吃掉的棋子为敌方将帅，则输出结果胜利。执行步骤4
（二）推动线上线下两类阵地的贯通，促进意识形态治理的技术创新
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既要构筑令人信服的现实基础，也要关注虚拟社会的舆情民意。只有守好线上和线下两类阵地，线上线下形成同心圆，才能产生全方位全景式的效果。首先，守好线下的阵地。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阵地。“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5]各种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等，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避免变成错误思潮的扩音器。二是高校教学阵地。高校教师要始终牢记“研究无禁区、讲台有规矩”，要将正确的理论和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的内容；校园文化活动、校园环境和制度建设要积极融入主导意识形态的元素；要积极开发运用先进的网络和多媒体教学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手段。三是思想文化传播阵地。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严格新闻审查制度，在坚持和坚守中“出思想出观点”，敢于亮剑、善于发声、勇于斗争，避免舆论成为歪理邪说的跑马场。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和意识形态产品建设，严把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的“准入关”。
其次，用好线上的阵地。一是建设好相关网站和用好“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用好这些平台，在组织“深度好文”、培植“意见领袖”、引导网上舆论的过程中植入主导性意识形态内容，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丰富新颖的技术手段，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内容形象生动化，用图文并茂、声像共情的形式获得更多网民的点赞和转发。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传统媒体的网络新媒体客户端，壮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对处在“红色地带”的人群要树榜样，鼓励和支持其多发声、弘扬正能量；对处在“灰色地带”的人群要去团结争取，增进其政治认同，引导其正面发声；对处于“黑色地带”的人群也要做工作，采取批评规劝和理论斗争的方式，努力扩大共识面。二是要加强网络新媒体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手段创新。建设拥有自己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母根服务器、主根服务器，尽早筑起“网上钢铁长城”。充分利用大数据助力分析虚拟社会的海量信息资源，注重分析媒介技术自身的传播节点、技术节点、组织节点等，以及这些节点上的信息“把关人”，形成虚拟社会的“多层次综合治理框架”，牢牢掌握虚拟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动权，将“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三）推进各场域话语融通，夯实意识形态治理的群众基础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团结群众、做大“公约数”的重要途径。话语权实际应该包括语言、信息、权力三个层面，话语自身的魅力跟话语传播的感染力结合才能赢得更多人士的认同，从而获得意识形态治理的群众基础。从语言角度来说，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创新话语表达的丰富形式。语言只是信息内容的载体，不管是高雅精深、严肃专业、长篇大论还是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短小精悍，都是话语的表达形式。语言的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音像资料、口号标语、文艺作品等。意识形态话语从宏大叙事到生活化口语化，从“革命、动员”到“建设、协商”，这是叙事方式变化的大趋势。从信息角度说，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发展话语内容的丰富内涵。语言的背后就是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内容。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无论现实问题如何复杂，在博大精深、变幻万千的语言中总能找到合适的语词来表达贴切的意思。新时代需要培养一批真懂真信真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既站在“历史坐标”交汇处深入精研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又站在人民立场上积极回应时代和社会之问，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元素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不断提供具有解释力的意识形态内容。从权力角度说，意识形态治理的掌控对象是人民群众。突出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应该能聚群众之声、应群众之呼、解群众之困、导群众之思。“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魅力就在于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历史命运的体察和同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根基所在。”[16]
人民群众存在于国内、国际、网络三个场域，意识形态治理需要各场域的同心协力、各场域话语的转换融通，这样才能获得更坚实的群众基础。意识形态能不能获得更多群众的接受和认可，能不能吸引到更多的国际友人和增强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心自豪感，能不能取得大量网民的支持和点赞，这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大有关系。“稳定国内场域”“争取国际场域”和“占领全媒体场域”是习近平总书记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基本思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三个场域内部的话语权建设着力点有所不同。国内场域存在官方话语的理论化、体系化与民间话语的通俗化、碎片化的衔接问题，需要打破话语隔阂，主要是推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向生活话语、网络话语、大众话语的转化。国际场域主要是抵制西方竞争性意识形态的挑战，在制定好“中国方案”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全媒体场域主要是驱除“杂音”“噪音”，在海量信息中壮大主导意识形态；用先进的分析技术和生动形象的传播，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稳定。三个场域在客观上存在着交叉，意识形态治理可以将三个场域的话语资源进行整合共享、转换互通，用多维的角度、不同的频率实现对群众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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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FAN Mei-xiang 1, 2(1.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2.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is the transformational requirement or adaptive requirement of economic found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great change of governing concept and style of the Party.The ideological governance of the new era undertakes the critical mission, which embodi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Shared-by- People’and ‘Focus on the Center and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It is also the new task of the ideology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enhancement.The ideology of the new er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paradox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nline and offline,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It is necessary to unite the dominant value and the mainstream value,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encourag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ourse fields so as to ensure the right direction,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governanc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mass.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ist ideology;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4-0015-07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范美香（1972- ），女，江苏南通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法兼治：新时代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研究”（2018NT018）
责任编校 顾金春
标签：新时代论文;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论文; 治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