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影响——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文献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表明，以《日书》为代表的选择类数术文献曾经在战国秦汉时期十分流行。① 这些文献所记载的数术，在《汉书·艺文志》中属于“五行”，后世则多称为“选择”。当时精通选择术并经常在社会上运用和传播选择术的专业人士，就是见于《墨子·贵义》的“日者”。“日者”为人提供咨询时使用的书籍，大概就是今天能看到的《日书》一类实用性手册。从《日书》之类的选择文献在当时被不断传抄，从王充《论衡》的《讥日》、《譋时》等篇的批判性描述，不难想像“日者”之术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流行盛况和巨大影响。②“日者”之术的盛行，也引起史学家司马迁的注意，在编纂《史记》时专门撰写《日者列传》一篇，用以记述这一现象。对于撰写《日者列传》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作了简略说明：“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从这一说明看，司马迁关注的是各地日者术的不同及其所体现的“大旨”。照此估计，《日者列传》必定会对各地日者术的不同进行描述和评论。然而，今天所见到的《史记·日者列传》，③ 只记有楚人司马季主的一些议论，对“日者”之术的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更不用说齐、楚、秦、赵各地“日者”术的不同了。对此，前人在研究《史记》时早有解释：今本《日者列传》已非太史公之旧。④ 古代史籍中除《史记·日者列传》外，再没有专门记载早期“日者”术的文献了。⑤ 因此，《史记·日者列传》原文的亡佚，意味着早期选择术的概貌及齐、楚、秦、赵各地选择术的异同似难探究。⑥
幸运的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选择文献相继出土，使我们具备了讨论早期选择术概貌及各地选择术异同的基本条件。目前，学术界对出土选择文献已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在了解早期选择术概貌这一课题上已大有进展。不过，在探究各地选择术的异同方面，以往所做的工作还嫌不够。⑦ 有鉴于此，本文想作一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 楚、秦选择术的研究材料
迄今在考古工作中还没有发现过齐、赵的选择文献，因此，这里只能讨论楚、秦两地选择术的异同。目前所见简帛文献中，只有出土于湖北江陵九店M56的楚简《日书》是楚国《日书》。⑧ 毫无疑问，九店楚简《日书》是研究楚系选择术的最佳标本。出土于楚国故地长沙马王堆M3的帛书《式法》(即《篆书阴阳五行》)，⑨ 其文字带有浓厚的楚文字风格，大概是一种以楚系选择术为主要内容的文献，似可作为研究楚系选择术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们不能断定其中一定就没有秦系数术的内容，故使用时必须小心鉴别。此外，如果从马王堆帛书的总体风格考虑，⑩《隶书阴阳五行》、《出行占》及《刑德》等五行类文献也可能与楚系选择术有关，可以作为研究楚系选择术的参考资料。不过，我们同样也不能断定这几种文献中一定就没有秦系数术的内容，因此，使用时应当参照其他证据进行鉴别。至于研究秦系选择术，目前可资利用的资料，是几种从战国晚期或秦代墓葬中出土的秦简《日书》。其中出土于秦国故地天水放马滩M1的秦简《日书》，(11) 可以作为研究秦系选择术的可靠依据。至于出土于楚国故地云梦睡虎地M11的秦简《日书》，(12) 其中显然既有秦系选择术的内容，也有楚系选择术的内容。虽然已有几位学者做过一些区分工作，但是除了本身带有明显地域标志的少数几篇外，其余各篇哪些属于楚系《日书》，哪些属于秦系《日书》，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看法，(13) 有待继续讨论。
总体来说，目前能够确定的楚、秦选择文献，只有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两种。此外，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少数几篇因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地域标志，也可以分别确定为楚、秦选择文献。应当承认，九店楚简《日书》的篇幅较小，不足以反映楚系选择术的全貌；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大部分资料迄今尚未公布，现已公布的《日书》甲种同样也不能反映秦系选择术的全貌。尽管如此，笔者觉得以这两种《日书》为主，辅以其他可以判定地域的出土文献，已具备了比较楚、秦选择术异同的基本条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笔者认为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篇幅虽然有限，但其内容却在楚、秦选择文献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从它们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比较中看出的。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多数内容，已分别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14) 这说明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所载，应该是楚、秦选择文献中较为常见的一些选择方法，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楚、秦选择术的异同
看到楚、秦选择文献，大家的最初印象可能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果粗略比较一下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内容，它们之间几乎没有较为一致的说法。相反，倒是有不少说法或者只见于九店楚简《日书》，或者只见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根据这样的印象很容易作出下面的推测：楚地使用的选择方法不见于秦地，秦地使用的选择方法也不见于楚地，楚、秦两地流行的选择方法是完全不同和没有关系的。不过，如果稍作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印象和推测并不可靠。上文已经说过，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篇幅有限，不能反映楚、秦选择术的全貌，在它们当中没有发现较为一致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别的楚、秦选择文献中也一定没有较为一致的说法。其实，就是在篇幅有限的九店楚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以及其他几篇可以确定地域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出一些能够说明楚、秦两地选择术并非完全无关的证据。下面，通过分析三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来探究楚、秦选择术的真实关系。
(一)“建除”
秦系“建除”的材料，既见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简1至简21(原无篇题，下以“放简建除”称之)，又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14正至简25正(原有篇题“秦除”，下以“睡简秦除”称之)。楚系“建除”的材料，既见于九店楚简《日书》简13至简24(原无篇题，下以“楚简建除”称之)，又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1正至简13正(原有篇题“除”，下以“睡简除甲”称之)和乙种简1至简25(原无篇题，下以“睡简除乙”称之)。这些“建除”材料，都是先列出一个建除十二直在十二个月中与十二地支的搭配表，然后逐一罗列这十二直的行事宜忌。其中，“楚简建除”的十二直搭配表，用的是当时流行于楚地的一套特殊楚国月名。关于楚月名与我们熟悉的秦月名的换算，可以参看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64正至简67正的楚、秦月名对照表。实际上，“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所列建除十二直搭配表，已经将楚月名换写成秦月名。这里，将秦系建除十二直搭配表(据“放简建除”)和楚系建除十二直搭配表(据“楚简建除”)合并成一表，为便于排印，楚月名据睡虎地秦简《日书》“岁”篇写出(参见表1)。
表1 楚、秦建除十二直比较之一
从表1看，秦系“建除”和楚系“建除”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秦系建除十二直和楚系建除十二直的名称不太一样。例如，秦系十二直的“除”、“盈”、“开”等不见于楚系，楚系十二直的“竷”、“工”、“菀”等也不见于秦系。其次，秦系建除十二直和楚系建除十二直在各月所值日辰也不一致。例如，秦系建除十二直的“建”正月值寅，而楚系建除十二直的“建”却正月值辰。从选择时日吉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实在太大，根据这两种“建除”推断出的行事宜忌肯定也会明显不同，甚至有可能是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如果从选择术的原理考察，这两种建除法的联系也不容忽视。(15) 如果不计十二直与月份的搭配，只从十二直本身的系统考察，楚、秦“建除”的十二直其实颇有共同之处。下面，试将上述各篇所载十二直的异文分两系列于表2。
表2 楚、秦建除十二直比较之二
从表2看，楚、秦二系的建除十二直中，“建”、“平”、“成”三者完全一致；“宁”和“定”，“媚”与“闭”，则属读音相近。(16) 如果不拘泥于十二直的顺序，则楚系的“彼”(或作“
”)显然就是秦系的“彼”(或作“柀”)，楚系的“盖”与秦系的“开”读音相近。(17) 此外，从楚文字的知识看，楚系十二直中现释作“坐”的字也有释为“危”的可能(见下文)，这样就与秦系的“危”一致了。可见，楚系和秦系十二直中有一大半或者完全一致，或者读音相近。由此不难推断，这两种“建除”法之间必定曾经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
(二)“丛辰”
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中没有“丛辰”，乙种中可能也没有“丛辰”。不过，睡虎地秦简《日书》的记载表明，在秦系选择术中确实有一种以“丛辰”为名的选择方法。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26正至简46正记载了一篇格式与“建除”相似的占文，并且有篇题“稷辰”二字(下以“睡简稷辰”称之)。饶宗颐先生最先指出“稷辰”可能就是“丛辰”，(18) 后经多位学者研究，现在已经清楚：“稷辰”是“稯辰”之讹，而“稯辰”又是“丛辰”的通假。(19) 最近，笔者在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看到有“黍稷”讹作“黍稯”的例子，(20) 恰好可以与此处“稯辰”讹作“稷辰”印证，说明“稷”、“稯”二字确实由于写法接近而容易互讹。总之，“睡简稷辰”的“稷辰”本应作“稯(丛)辰”。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简47至简63，也有一篇与“睡简稷辰”内容大致相同的占文，其原有篇题作“秦”(下以“睡简秦”称之)。据此可知，“睡简稷辰”和“睡简秦”记载的是秦系“丛辰”。
楚系“丛辰”的材料，见于九店楚简《日书》简25至简36(原无篇题，下以“楚简丛辰”称之)。和“楚简丛辰”大体一致的内容，也见于上文提到过的“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对于“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中的“丛辰”内容，以前的认识并不清楚，当时根据“睡简除甲”的自身篇题作“除”，误以为丛辰十二直也是属于“建除”的内容。九店楚简《日书》出土后，大家都明白了“丛辰”和“建除”的内容并不相干，是两种不同的选择方法。(21) 由于它们都有十二直，都是按月份与地支相配，所以，“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将这两种十二直与日辰的搭配关系合抄到了一块。(22) 经比较，“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中的丛辰十二直与地支搭配，和“楚简丛辰”完全一致。
与“建除”一样，“丛辰”也是先列出一个丛辰十二直(或八直)与地支的搭配表，然后逐一罗列这十二直(或八直)的行事宜忌。其中，“楚简丛辰”没有抄写月份，因同样的搭配亦见于“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可据以推知“楚简丛辰”的月序。为便于比较，不妨将楚(据“睡简除甲”，缺字据“睡简除乙”补)、秦(据“睡简稷辰”)两系的丛辰搭配分别列于表3和表4。
表3 楚系“丛辰”十二直
表4 秦系“丛辰”八直
表5 楚系“丛辰”十二直与秦系“丛辰”八直比较
注：本表对“楚简丛辰”十二直的释读略有调整，与《九店楚简》并不完全一致。
从表3和表4看，楚、秦两地“丛辰”的不同十分明显。首先，楚系“丛辰”有十二直，而秦系“丛辰”只有八直。其次，楚系的十二直每月运行一次，一直与一个地支相配；秦系的八直每两个月运行一次，“结”、“秀”、“敫”、“勶”四直与一个地支相配，其余四直则与两个地支相配。由于这些不同，甚至无法将两系的丛辰和地支搭配关系用一张表格列出。从选择时日吉凶的角度看，楚系和秦系“丛辰”确实大不相同。不过，如果从选择术的原理看，楚系和秦系“丛辰”的共同之处也值得注意。如果不计与地支的搭配，则楚系“丛辰”十二直与秦系“丛辰”八直的对应关系可以从表5看出。
如表5所示，秦系的“结”、“阴”、“秀”，与楚系的“结”、“阴”、“秀”完全一致；秦系的“勶”或“彻”，与楚系的“达”音义俱近；秦系的“
”或“
”，与楚系的“害”或“罗”读音相近；秦系的“敫”与楚系的“交”读音相近；秦系的“危阳”，与楚系的“外阳”读音相近(参看下文)；秦系的“正阳”就是楚系的“阳”。这说明秦系“丛辰”八直无一不与楚系“丛辰”十二直相关。由此不难推测，楚、秦两系“丛辰”之间曾有过密切关系。
(三)“咸池”
讨论“咸池”要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岁”讲起。“岁”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简64正至简67正，原来用的是特殊的楚月名，如果换算成大家熟悉的秦月名，“岁”的运行过程是：正月、五月、九月，岁在东方；二月、六月、十月，岁在南方；三月、七月、十一月，岁在西方；四月、八月、十二月，岁在北方。以前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学者，将此“岁”或当作岁星，或当作太岁(太阴)。后经胡文辉先生考证，始知“岁”实即见于《淮南子·天文》的“太(大)岁”。(23)《淮南子·天文》的“太(大)岁”，其运行规则是“正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原有讹误，据胡文所引诸家意见校正)。所谓“右行”，又叫“逆行”，即今语按逆时针方向运行。(24) 所谓“四仲”，是指十二辰中的子、午、卯、酉四仲辰。如将四仲辰用其相应的四方表示，则“太(大)岁”的运行特征是：正月在东方，二月在北方，三月在西方，四月在南方，五月在东方，六月在北方，七月在西方，八月在南方，九月在东方，十月在北方，十一月在西方，十二月在南方。显然，这一“太(大)岁”的运行特征与上引睡虎地秦简《日书》“岁”并不完全一致。为便于比较，不妨将它们在十二个月中的方位和地支列于表6。
表6 《日书》“岁”与《淮南子·天文》“太岁”比较
从表6可以清楚地看出，《日书》的“岁”和《天文》的“太(大)岁”虽然起点相同(正月建卯)、运行周期一致，但是，它们的运行方向恰好相反：“太(大)岁”按东北西南的方向运行，这叫“右行”；“岁”按东南西北的方向运行，这叫“左行”。那么，左行的“岁”和右行的“太(大)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在判定“岁”和“太(大)岁”的关系方面，马王堆帛书《式法》“祭”篇提供了重要线索。“祭”篇的释文，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所撰《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25) 从《马王堆帛书艺术》和《汉帛书阴阳五行甲篇》刊载的照片看，(26) 该篇的内容多有残缺。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公布的释文，已对残缺之处作了补释，复原了“祭”篇的大部分内容。经过仔细分析，笔者觉得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这一复原方案尚有不妥之处。为此，笔者撰写《马王堆帛书〈式法·祭〉复原》一文，(27) 提出了一种新的复原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祭”篇涉及“咸池”的两条占文即第六条和第八条占文的释文可以分别校正为：
【卯】、午子、【酉】、子午、卯、午子、卯〈酉〉、子午、卯、午子、酉、子午，
(咸)池、大错，以祭二岁或死。(第六条)
【房、张去(虚)、矛(昴)】、去(虚)张、房、张去(虚)、房〈矛(昴)〉、去(虚)张、房、张去(虚)、矛(昴)、去(虚)张，大错、淦池所居星，以祭二岁或死。(第八条)
第六条占文的“池”与第八条占文的“淦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都读作“咸池”，可信。这两条占文都是根据“咸池”的运行占测祭祀吉凶，第六条列出了“咸池”在十二个月的地支，第八条列出了“咸池”在十二个月所居的星名。帛书原来抄写地支和星名时用的是表格形式，故较为醒目。为便于讨论，这里参照原来格式将两条占文的地支和星名部分列于表7。
表7 《式法》的“咸池”
引人注目的是，“咸池”的地支或星名有时只有一个，有时却有两个，这是怎么回事呢？以第六条占文为例，帛书是不是说“咸池”正月在卯，二月在午子，三月在酉，四月在子午，并依此类推呢？如果这样理解，则帛书“咸池”的运行规则甚为混乱，并且与其他出土或传世材料所载“咸池”的运行特征无法对应。笔者认为，帛书实际上同时记载了两种不同运行方向的“咸池”。为便于讨论，这里不妨将它们分别称为“咸池甲”和“咸池乙”。以第六条占文为例，“咸池甲”的地支是正月卯、二月午、三月酉、四月子、五月卯、六月午、七月卯〈酉〉、八月子、九月卯、十月午、十一月酉、十二月子；“咸池乙”的地支是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五月卯、六月子、七月卯〈酉〉、八月午、九月卯、十月子、十一月酉、十二月午。帛书抄写时先抄“咸池甲”的地支或星名，然后在其下面再抄“咸池乙”的地支或星名。原来，“咸池甲”和“咸池乙”在正、三、五、七、九、十一等六个月的地支正好一致，故帛书抄写时为了省事而将这六个月的地支少写了一遍。从上引释文看，第六条占文的神煞为“(咸)池、大错”，这似乎意味着“咸池甲”是“咸池”，而“咸池乙”则应叫“大错”。可是，第八条占文所列星名在式盘上的位置正好与第六条占文的地支一一对应，(28) 其神煞名称却作“大错、淦(咸)池所居星”，而不是“淦(咸)池、大错所居星”。据此可知，在《式法》“祭”篇中，“咸池”和“大错”并无区别，“咸池”即“大错”，“大错”亦即“咸池”。(29) 也就是说，在《式法》的编者或抄写者看来，“咸池甲”和“咸池乙”虽然运行方向有别，却可以同时叫做“咸池”或“大错”。稍作概括，上述“咸池甲”的运行特征为“正月起卯，左行四仲”，“咸池乙”的运行特征为“正月起卯，右行四仲”。《式法》“祭”篇同时将左行的“咸池甲”和右行的“咸池乙”都列在了“咸池”的名下，这一事实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确实同时存在按左行和右行两种不同方向运行的“咸池”。从运行特征看，左行的“咸池甲”和《日书》的“岁”完全一致，右行的“咸池乙”和《淮南子·天文》的“太(大)岁”完全一致。据此可知，《日书》的“岁”和《淮南子·天文》的“太(大)岁”虽然运行方向有左行、右行之别，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同为“咸池”的异名。因此，胡文辉等学者将《日书》的“岁”解释为《淮南子·天文》的“太(大)岁”，是有道理的。
目前所见简帛文献中，出土于楚国或楚国故地的选择文献，如九店楚简《日书》的“大岁”、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岁”、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和《杂疗方》的“大时”等，其运行特征都是左行，与“咸池甲”一致；(30) 而出土于秦地的《日书》，如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的“咸池”，其运行特征与“咸池乙”一致。(31) 据《淮南子·天文》，“太(大)岁”和“大时”都是“咸池”的异名。由此不难推定，左行的“咸池甲”可能是楚地的说法，右行的“咸池乙”可能是秦地的说法，马王堆帛书《式法》则将这两种说法列到了一起。(32) 从选择时日吉凶的角度看，这两种“咸池”的占测结果会相去甚远，有时甚至可能会完全相反。这表明，楚、秦两地的“咸池”确实不同。不过，如果从选择术的原理看，这两种“咸池”也并非全然无关。例如，它们的运行周期就很一致，在奇数月的运行日辰或运行方位也很一致。正是因为有这些共同之处，马王堆帛书《式法》才会将它们抄在一起，当作同一神煞看待。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和所作分析看，战国时期楚、秦两地所使用的选择方法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在秦地流行的选择方法可能在楚地根本不用，有些在楚地流行的选择方法也可能在秦地从不使用；有些选择方法如“建除”、“丛辰”、“咸池”之类，虽然同时流行于楚、秦两地，但它们在两地的具体用法存在很大差异，占测的结果也大不相同。从这一角度观察，楚、秦选择术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吧。不过，如果循选择术的原理而“观其大旨”，也能看到楚、秦两地选择术的某些共同之处。如上文指出的楚系“建除”十二直与秦系“建除”十二直的联系，楚系“丛辰”十二直与秦系“丛辰”八直的联系，楚系“咸池”与秦系“咸池”的联系等，都是明显的例证。从这些联系考虑，很难想像楚、秦两地的“建除”、“丛辰”、“咸池”等术是各自起源和互不相干的。相反，笔者认为只有从同一来源的角度，才能解释这些联系。“建除”、“丛辰”在古代选择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曰”一段提到汉武帝时擅长选择术的七种占家中就有“建除家”和“丛辰家”。因此，“建除”和“丛辰”所反映出的楚、秦关系，应该就是楚、秦选择术的基本关系。总结起来说，楚、秦选择术可能是出自同一源头，经过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两种数术体系。大概如同文字一样，最初的选择术本来是一样的，后来由于长期的诸侯分立和各自为政，各地的具体用法发生变化，久而久之，就出现了“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的局面。
三 楚、秦选择术的历史影响
战国时期，楚、秦两地流行的选择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当时的选择术至少有楚系和秦系之别。那么，楚系选择术和秦系选择术对后世选择术的发展各有什么影响呢？这里，仍以上文分析过的三个例子为主要依据进行讨论。
首先说“建除”。最近出版的孔家坡汉简《日书》中有“建除”篇，“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秦除’、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建除’基本相同”，(33) 说明秦系“建除”已完整地传到了汉代。此外，出土汉代历日和《淮南子·天文》中记载的“建除”说，(34) 也与秦系“建除”一致，同样说明汉代流行的“建除”是秦系“建除”。从上文所列建除十二直比较表看，后世流行的“建除”也是秦系“建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孔家坡汉简中没有楚系“建除”的内容，出土汉代历日和《淮南子·天文》中也见不到有关楚系“建除”的记载，后世选择术中也没有楚系“建除”的任何痕迹。这说明，楚系“建除”在汉代似乎已遭淘汰。因此，就“建除”而言，显然是秦系战胜了楚系。
其次说“丛辰”。系统的“丛辰”说，迄今没有在后世数术文献中发现。不过，从《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曰”一段有“丛辰家”可知，此术在汉代仍然流行。(35) 据介绍，孔家坡汉简中也有一篇涉及“丛辰”的简文，“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稷(丛)辰’，乙种‘秦’一致”。(36) 可见，汉代流行的“丛辰”应该是秦系“丛辰”。至于楚系“丛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在汉或汉以后还曾用过。因此，就“丛辰”而言，也是秦系战胜了楚系。
再次说“咸池”。上文提到过，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和《杂疗方》中的“咸池”是左行的“咸池甲”(原叫“大时”)，而帛书《式法》中同时记载了左行的“咸池甲”和右行的“咸池乙”。这些说明，在汉初的楚国故地长沙，楚系“咸池”和秦系“咸池”同时存在。不过，到《淮南子·天文》中，却只有右行的秦系“咸池”，没有了左行的楚系“咸池”。与此相应，在西北汉简中记载的“大时”，(37) 也是右行的秦系“咸池”。后世选择术中也有“咸池”，(38) 其运行特征与《淮南子·天文》一致，也是右行。因此，就“咸池”而言，也是秦系战胜了楚系。
除以上三例外，还可以举出“十二禽”一项。大家知道，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的十二禽存在较大差异。现将两种《日书》的十二禽和后世流行的十二属相列于表8。
表8 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禽”比较
在如何解释两种《日书》十二禽的上述差异时，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笔者赞同将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十二禽看作秦地，将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十二禽当作楚地的说法。(39) 如果这一推测不误，则就“十二禽”而言，也是秦系战胜了楚系。因为从表8可以清楚地看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十二禽和后世说法差异较大，而放马滩秦简《日书》的十二禽则与后世说法基本一致。(40)
目前所见同时流行于楚、秦两地的选择方法，大致就是上面这些。从这些选择方法的历史命运看都是秦系获胜，楚系消亡。考虑到“建除”、“丛辰”等在古代选择术中的重要地位，完全有理由说，楚、秦选择术的历史命运也大致如此，即秦系战胜了楚系。(41) 因此，若从对后世选择术的影响而论，秦系远远超过楚系。
在楚、秦两种选择术当中，秦系最终获胜，这是历史的必然。秦在兼并六国之后，曾经推行许多促进统一的措施，像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之类，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其实，秦在统一的过程中，也做过统一或整肃风俗信仰的工作。例如，与睡虎地秦简《日书》一同出土的，还有一种叫做《语书》的文献，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由南郡守腾发给本郡各县、道的一篇文告，其中说“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又说“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还说“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并对明知这种情况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下级官员予以严辞痛斥。这里所说的“乡俗”，大概也包括了选择时日吉凶之类的楚系数术。从《语书》可以看出，秦的各级官吏对包括选择术在内的楚地“乡俗”十分警惕，认为其流行会有“害于邦”，应当严格控制并加以改造。(42) 由此推测，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编抄恐怕不只是出自墓主人“喜”的个人爱好，也可能含有地方官吏整肃风俗即以秦俗改造或替代楚俗的意图。正因如此，它对秦系选择术的记载，往往比对楚系选择术的记载准确。例如，前文分析过的“建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放马滩秦简《日书》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43) 可是，睡虎地秦简《日书》记载的楚系“建除”和“丛辰”，却与九店楚简《日书》多有不同。在九店楚简《日书》中，“建除”和“丛辰”各自为篇，眉目清楚。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建除”和“丛辰”被合抄于一篇，其占辞近于九店楚简《日书》的“丛辰”，而篇题却写作“除”，显得不合逻辑，也容易使人误会。这一情况表明，看似兼收并蓄、杂糅楚、秦数术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在收录楚、秦选择术的时候，其态度并非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由此可见，楚、秦选择术在后世的不同际遇，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四 释楚系选择术中的“危”字
上文提到，楚系建除十二直中现释作“坐”的字，也有释为“危”的可能。这里，不妨就此略作解释。该字原作
形，在楚文字中既作单字使用，也作偏旁使用。作偏旁使用的早已见于信阳楚简和望山楚简，望山楚简的整理者根据马王堆帛书《式法》的“昜(阳)”又作“坐昜(阳)”，将释为“坐”。(44) 后来出土的九店楚简《日书》中也有字，为“建除”十二直之一。而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楚系“建除”说中(见“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与相应的字作“坐”或“髽”(参见表2)。从这些线索看，将释为“坐”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也有一些疑问不易解释。例如，“坐”作为楚系建除十二直之一，应与秦系建除十二直的哪一个对应？又如，“坐阳”一词应如何理解，与“外阳”是否有关？
基于上述疑问，笔者觉得也可以考虑将楚系选择术中的释为“危”。大家知道，楚文字中的字除了可以释为“坐”外，还可以释为“危”。例如，包山楚简的占卜祭祷简中有一个以前多释作“坐山”的神名，其“坐”字或作，或作左“山”右“”，或作左“人”右“”。陈伟先生将这三种写法的字分别隶作“危”、“
”和“佹”，认为这一神名就是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洈山”。(45) 李零先生在讨论楚文字中的形近混用现象时，也举出了“危”、“坐”二字，并说上述“坐山”之释“似可重新考虑”。(46) 在新近公布的上博竹简《柬大王泊旱》中，有“邦家以轩
，社稷以
欤”一句。(47)字从辵从，整理者原读为“坐”或“侳”，在简文中不易讲通。陈剑先生将其改读为“危”，文从字顺。陈剑认为，“古代之‘坐’本即‘跪’，‘危’应是‘跪’之初文，‘危’与‘坐’形音义关系皆密切，很可能本为一语一形之分化”。(48)“坐”与“危”的来历和关系或可再作深入讨论，但是，楚文字中的有时可以读为“危”，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楚系选择术中的释为“危”，应当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意见。
如果将楚系选择术中的释为“危”，那么，上面所说的疑问就不存在了。例如，“危”作为楚系建除十二直之一，正好可以与秦系建除十二直的“危”对应。至于睡虎地秦简《日书》楚系“建除”说中的“坐”或“髽”(见“睡简除甲”和“睡简除乙”)，可以看作是“(危)”的误读。马王堆帛书《式法·式图》以春三月甲乙、冬三月壬癸为“坐阴”，以夏三月丙丁、秋三月庚辛为“坐昜(阳)”，(49) 如望山楚简的整理者所说，“坐昜(阳)”有时也写作“昜(阳)”。(50) 从楚文字的角度看，“昜(阳)”其实也可以释为“危阳”。这样，《式法》的“坐阴”和“坐阳”可以看作是“(危)阴”和“(危)阳”的误读。也就是说，《式法》的“坐阴”和“坐阳”，在楚文字中本来是读作“危阴”和“危阳”的。从上文所列楚系“丛辰”十二直与秦系“丛辰”八直比较表可以看出：秦系八直中也有“危阳”，系与“正阳”相对；楚系十二直中有“外阴”和“外阳”，系与“阴”和“阳”相对；秦系的“危阳”与楚系的“外阳”读音相近，(51) 秦系的“正阳”就是楚系的“阳”。由此再看《式法》的“(危)阴”和“(危)阳”，虽然具体日期的推算不同，但是它们显然与楚系“丛辰”十二直的“外阴”和“外阳”取义相同。参照秦系“丛辰”的情况，这里的“外(危)”应与“正”相对。《广韵·支韵》：“危，不正也。”据此，“危”的确可以与“正”相对。这样，“危阴”和“危阳”的取义也就容易理解了。
总之，楚系选择术中的“”尽管在秦写本中已读作“坐”，但从楚、秦选择术的对应和文例比勘等角度看，仍以释“危”更为合适。(52)
本文尝试利用已经发表的出土资料，对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历史影响作了初步讨论，所得结论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1)出土《日书》类文献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司马迁《日者列传》亡佚而造成的知识缺憾，为研究古代选择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虽然还没有条件全面考察齐、楚、秦、赵各地选择术的异同，但已具备了比较楚、秦两地选择术异同的基本条件。
(2)通过对楚、秦两地选择文献的内容进行比较，发现楚、秦两地使用的选择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司马迁“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之说并非虚言。但是，若从选择术的原理考察，楚、秦两系选择术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出自同源。
(3)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后世流行的一些重要选择方法如“建除”、“丛辰”、“咸池”、“十二禽”之类，都可能出自秦系。因此，若就对后世选择术的影响而言，显然是秦系远远超过楚系。
(4)从楚、秦选择术的对应和文例比勘等角度考虑，楚系选择术中原释作“坐”的字，也有释作“危”的可能。
注释：
①关于出土选择类文献的概况，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43页。
②《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述诸方术中有“日者”，知“日者”既可指择日之人，亦可指择日之术。本文所谓“日者术”或“日者之术”，就是后世的选择术。
③从形式上看，今本《日者列传》由正文和褚先生的补文两部分构成。这里所说的今本《日者列传》，是指补文前面的正文。
④关于前人对《日者列传》的考证及最近的一些讨论，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352—370页。
⑤王充的《论衡》在许多地方也提到了当时的“日者”之术，但只对“日者”之术作了一些批判和驳斥，并未描述和介绍“日者”之术的全貌。
⑥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目看，古代有不少记载早期选择术的“五行”类书籍。这些书籍理应成为研究早期选择术的重要材料，但早已全部亡佚，后人无法利用。
⑦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主要有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刘信芳：《秦简中的楚国〈日书〉试析》，《文博》1992年第4期；《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年，第517—544页。胡文辉：《睡虎地秦简中的楚〈日书〉》，《华学》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108—117页。
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
⑩已有学者指出，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凡是能够推定作者地望的大都是楚人著作。参见李学勤：《新出简帛与楚文化》，《楚文化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11)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197—255页。
(13)参见刘信芳：《秦简中的楚国〈日书〉试析》，《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胡文辉：《睡虎地秦简中的楚〈日书〉》。
(14)关于九店楚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比较，参见刘信芳：《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关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比较，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53—69页。
(15)李学勤先生早就指出：“楚、秦的建除虽有差别，但从日名看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见《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
(16)多位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关系。参见李家浩：《睡虎地秦简〈日书〉“楚除”的性质及其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4分，1999年。
(17)盖字古音在月部见纽，开字古音在微部溪纽。楚方言中微部与歌部关系密切，参见下文注释中讲外、危读音相近的一段。
(18)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后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9)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58页；李家浩：《睡虎地秦简〈日书〉“楚除”的性质及其它》。
(20)参见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21)参见李零：《读九店楚简》，《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22)参见李家浩：《睡虎地秦简〈日书〉“楚除”的性质及其它》。
(23)参见胡文辉：《释“岁”》，《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134页。
(24)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146—147页。
(25)《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
(26)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36—38页；陈松长：《汉帛书阴阳五行甲篇》，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27)刘乐贤：《马王堆帛书〈式法·祭〉复原》，《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船山学刊》2004年。
(28)据式盘，与地支“午”对应的星宿应为“七星”，而帛书作“张”。按，“张”与“七星”的位置相邻。
(29)据《淮南子·天文》和《协纪辨方书》卷6“大时”条，“咸池”的异名有“大时”、“大岁”、“大败”等。帛书以“大错”为“咸池”异名，盖与《协纪辨方书》以“大败”为“咸池”异名相类。
(30)参见胡文辉：《释“岁”》，《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88—134页。
(31)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涉及“咸池”的简文的释读，参见胡文辉：《释“岁”》，《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88—134页。
(32)据学者考察，《式法》“大概是一位不习惯秦人字体的楚人抄写的”，其中既使用了楚国“古文”，也使用了秦字。(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在这样的写本中同时抄录楚、秦两地的“咸池”说法，是不足为怪的。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9—130页。
(34)参见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5—147页。
(35)《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著录有《锺律丛辰日苑》23卷，也可能与“丛辰”术有关。
(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第131—133页。
(37)参见胡文辉：《释“岁”》，《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104—106页。
(38)后世的说法，参见《协纪辨方书》卷6“大时”条。
(39)以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十二禽为楚系十二禽，目前还只能算是一种推测，还有待更多新的材料进行验证。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322—331页。
(40)睡虎地秦简《日书》除漏抄辰的禽名外，其余十一个禽名和后世完全一致的只有五个。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禽中有十个和后世完全一致。不同的两处，也容易从简文抄写的角度作出解释。考简文鸡同时与巳、酉二支相配，殊不合理，二者必有一误。参照睡虎地秦简《日书》和后世说法可知，简文巳鸡应是巳蟲(虫)或巳蛇的误抄。如果蟲(虫)或蛇确与巳相配，则简文辰蟲相配就一定不对。看来，简文原来可能是辰龙相配，和后世说法一致。总之，放马滩《日书》和后世说法的差异，有可能是在《日书》抄写过程中造成的，也就是说放马滩《日书》的十二禽很可能与后世之说完全一致。参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69—278页。
(41)这只是就几种主要的选择方法而言。其实，也可能有个别流传到了后世的选择方法是出自楚系。例如，从目前所见材料看，后世的“往亡”就可能是出自楚系。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297—314页。
(42)《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3—16页。
(43)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53—69页。
(4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9页。
(45)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0、231—238页。
(46)李零：《郭店楚简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美国达慕思学院郭店楚简〈老子〉国际学术讨论会感想》，《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52页。
(4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2页，第210—211页。
(48)陈剑：《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脽〉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15日。
(49)参见《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其部分照片已发表于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汉帛书阴阳五行甲篇》。
(50)《望山楚简》，第89页。
(51)外字古音在月部疑纽，危字古音一般认为是微部疑纽，韵部略有距离。但也有古音学家将危字归入歌部，歌部与月部是严格的对转关系。其实，危字即使归入微部，它与歌部字或者说微部字与歌部字在楚地方言中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参见大西克也：《试论上博楚简〈缁衣〉中的“
”字及相关诸字》，载《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2003年。
(52)楚系选择术中的“(危)”到秦写本中被误读为“坐”，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楚、秦文字的不同。“坐”、“危”二字在楚文字中会因形近而混用，在秦文字中的写法却有明显区别。从字形看，楚文字的与秦文字的“坐”有共同之处，而与秦文字的“危”不近，因此，它更容易被转写为秦文字的“坐”。二是因为楚、秦选择术的不同。从睡虎地秦简《日书》看，秦人对楚系选择术的细节并不熟悉，抄录时常有错误。例如，从上文所列楚、秦建除十二直比较表可以看出，“睡简除乙”的“作”和“赢”分别是“彼”和“媚”的误抄。(参见李家浩：《睡虎地秦简〈日书〉“楚除”的性质及其它》)又如，上文已经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将楚系“建除”和“丛辰”两术合抄到了一篇文字之中，并且以“除”名篇，名不副实，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在这样的文本中出现将楚系选择术的“(危)”误读为“坐”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