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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动于那些奇思妙想， 萦绕在这些意象周围，紧紧依附 我心头铭刻那无限轻柔 与无限痛苦之物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序曲·四》 本书提出的一个论点就是将美国文学研究拓展到我所希望的更宽的领域。我想勾画出一幅图，可以说是一幅思辨性地理图。我想用这幅图去打开广阔的空间，使我们能进行思想创新、深入探索和发现新领域。就如当初发现新大陆使用地图一样——手中并无授权去征服世界。我想勾勒出一个引人入胜的、富有成效的、发人深省的思辨性课题，这个课题不梦想去进行颠覆，也不是在城脚下吹响召集兵力的号角。 首先我想声明一下，我写这本书呈现这些观点，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并非仅仅使用、甚至也不是主要使用文学批评者的工具，绝非一个人挑大梁。在我成为作家之前，我作为读者只是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去阅读的，但是成为作家之后，书本向我揭示出一个相当不同的世界。作为作者，我必须充分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想象别人，充分相信并愿意有意识地投射到他人设下的危险区域中去。我被吸引到了所有作家写作时都会采用的种种方法：就如荷马采用的方法，他塑造出吞心的独眼巨人，我们的心也会因为同情而绞痛；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出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和美诗金王子的形象，我们会对他笔下的这些人感到亲密。我敬畏福克纳创造出的班吉、詹姆斯的梅西、福楼拜的艾玛、梅尔维尔的皮普、玛丽·雪莱的弗莱肯斯坦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能列举出更多这样的人物来。 我感兴趣的是，是什么促使并促成我们进入本来疏远的地方——我也想知道，就小说而言，出于虚构的目的，是什么阻止我们进入作家想象之外的意识角落。我的作品需要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倚重性别倚重种族充斥性的社会，我作为一名非裔美国女作家，到底能获得多大程度的自由。对我自己境遇的思索和争斗促使我想到其他作家如果身处历史上种族主义炽盛年代，他们会有何种感受。对于他们，也对于我来说，想象不仅仅是一种张望和凝视，也不是将自己原封不动地搬到人物身上，而是因为作品的缘故，与其融为一体。 我是怀着喜悦而非失望来写此书的。我知道作家们如何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转换成文字呈现给读者的；我也知道他们如何讲述其他内容的故事，发动秘密的战争，在字里行间隐藏自己各种各样的观点。我还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作家们往往知道自己的这些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文学史家、评论家和众所周“知”中被一脉相传的共同接受的某种假设的有效性和脆弱性。这种知识坚持认为，在美国，从最初的非洲人到后来的非裔美国人，我们这四百年的巨大存在对传统的、经典的美国文学无所了解，无所影响，也毫无关系。他们认为非裔人群——这股曾经影响了主体政治、宪法和整个文化史力量既没有在这种文化的伊始起到过作用，也没为后来的发展尽绵薄之力。甚之又甚的是，这种认知假设我们国家的文学特点全部来自一种特有的“美国气质”的东西，它与黑人们格格不入、不计其功。在文学学者中间有种心照不宣的认同——即因为美国文学既然是白人男性的观点、才智、创造力的一种专利，所以这些观点、才智、创造力与美国国土上为数众多的黑人毫无关系。这种认同关乎一个先于美国所有知名作家存在的族裔，我后来渐渐地明白，这个观点曾经是潜伏下来的对美国文学最具有破坏力的基本观点之一。对黑人族裔存在性的思考对于了解美国文学十分重要，它不应该只处于文学想象的边缘。 这些思考促使我想知道是不是美国文学的最主要、最优秀的特点事实上都与黑皮肤的、存在已久的、不证自明的非裔族群毫无关系。美国文学素以个人主义、阳刚性著称，它以反映社会问题来对抗历史隔绝主义，以尖锐的却暧昧不明的道德不确定性而闻名；它喜欢追求纯真的主题却又迷恋死亡与地狱。我意识到美国文学的关联性恰恰是因为对非裔族群贡献的漠视。正如美国建国之初需要用含蓄的语言来遮掩它在种族问题上的虚伪和道德问题上的脆弱性一样，文学上也亦然，这种建立之初的特性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它复制了那种别有用心的含蓄。通过明显而有意的忽略、令人诧异的自相矛盾、极其微妙的冲突，通过作家们在作品中呈现这些标记与问题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或编造的非洲族裔存在，对于理解美国气质是多么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对这种精心观察到的，精心创造出来的非洲人形象的来源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十分感兴趣，这种兴趣渐渐地积累成了我称之为美国非洲主义的非正式研究。这种研究所关注的是，在美国，非白人的、非洲籍的(或者非裔的)身份或性格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以及这种塑造出来的形象又是怎么被加以丰富的想象来运用的。我使用“非洲主义”一词，并非指哲学家范吉利泰·穆迪碧(Valentine Mudimbe)采用“非洲主义”表示相关非洲宏大知识结构的那层意思，也不是描述栖息在这个国度的形形色色的交错复杂的非洲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我用这个术语，是指代非裔人黑色肤色的外延和内涵意义，以及那些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视角而产生的对非裔人的观点、判定、阅读和误读。作为一种修辞，这种转义屡见不鲜。非洲主义作为文学话语中具有破坏性的病毒，在美国教育所偏爱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中，既已成为了对阶级、性自由、压制、权力的形成与行使、伦理与责任的思考等问题的一种谈论方式，也成了一种维护它们的方式。通过妖魔化和具体规定调色板上的色域，美国非洲主义使得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是诉说或者沉默，铭记或者抹去，逃脱或者参与，奉行或者叛逆，载入历史或者成为永恒。它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思考混沌或者文明，热望或者恐惧；也提供了一种机制来检验自由带来的幸福和问题。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塑造非洲主义的国家。南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都参与了并在某些方面为“创造出来的非洲”作出过贡献。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地说服自己来支持存在于占支配地位的种类之外的标准和知识。在欧洲国家或被欧洲化了的国家，这种大家共有的排斥过程——强行指派的作风和强推价值观的做法——使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司空见惯的观点，即种族主义是一种“自然现象”，尽管这让人气愤，但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文学都受到这种带有种族偏见的话语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奇特的例外，尽管美国是世界上与黑人交往融合最久的民主国家。在建国伊始就有黑人族群与之相伴相生(如果可以这样措辞的话)，在很多地区，黑人远在北美定居白人到达这片大陆之前就在此栖居。在两者的融合中，由于它的特殊构成成分，又没有真正的知识或开放的心态来探寻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的真实面目，在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以征服为目的的根本动机的压力下，一种美国式的非洲主义出现了：它极力被推行、可以全方位适用，推崇自我，并且无处不在。因为美国的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个新生国家中，在欧洲文化霸权源头被散布，但尚未稳固下来之际——通过疏远非洲主义来凸显美国凝聚力的过程便成了建立新的文化霸权的操作模式。 我的这些评论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将非裔美国人的研究转向另一区域的努力。我并不想推翻一种体制而建立另一种体制。的确，我不赞同把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整合成一体的方法。这样做的话，除了支配方的改变——以非洲为中心的学术关注取代欧洲为中心的学术关注之外——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驱动力。更有趣的是使这种文化支配成为可能的原因何在；知识是如何从侵略和征服被转变为启迪和选择的；是什么点燃了文学想象之火并使之充满活力；又是什么力量帮助建立起了批评的版图。 我感兴趣的是，文学批评的议题是如何伪装了自己，并通过这种伪装削弱了它所研究的文学的力量。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不仅有能力使作品中显而易见和秘而不宣的价值观远离读者，还有能力将书中的思想一起祛除。它能够把作家辛辛苦苦的工作摒弃掉。要知道，作家们的辛劳所在，是要创造艺术，这种艺术能永久成为人类风景的一部分。大家需要关注非洲主义是怎样或是应该怎样不可逃避地进行文学批评的思考，并采取荒唐的精心设计的策略，去使非洲主义销声匿迹。 非洲主义到底在文学想象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它又是如何在文学中发挥作用的，这些都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通过细细观察文学中的“黑人性”，我们可能发现文学中“白人性”的本质，甚至它的成因。这个概念被制造出来是为了什么？“白人性”的发明和发展对在广泛意义上被定义为“美国性”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开花结果，它也许会为更深入地理解美国文学提供途径——因为大多数眼下的文学评论对这些研究话题都熟视无睹，所以我怀疑这种深入理解现在并不存在，而且是根本不存在。 以上所说的这个宏大的、吸引人的课题却缺乏批评材料，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只要涉及种族问题，文学话语从来对此都是缄默和规避。回避又滋生了另外一种替代性语言，在这种语言中，问题被加密隐藏，从而就阻止了公开的讨论。谈论种族话题引起的心灵震动使得这种情形更加严重。而且，大家忽视种族问题的习惯被认为是一种文雅的、慷慨的、甚至是自由的姿态，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关注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有一种已经被玷污的不同。继续以缄默来加强这种“隐形性”就是允许黑人在主流文化中处于一种名存实亡的位置。根据这样的逻辑来推理，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会本能地反对关注种族问题并极力阻止它出现在成人文学中。恰恰是这样的文学和学术习俗概念(在文学批评界运行良好但却不能在其他领域中大行其道)使很多曾经一度被大家极度看好的作家失去了读者对他们的关注，并且使读者无法去感受他们作品中的非凡的洞察力。 然而，这些习俗都很微妙，我们一定要在放弃它们之前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不去细观察这些细枝末节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学术上客观主义的流失，这是令人震惊的。一九三六年，一位研究埃德加·爱伦·坡作品中所谓的黑人方言的美国学者曾以这样的方式开篇：(发表一篇以持公正种族著称的短文)“虽然爱伦·坡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南部长大，并在里士满和巴尔的摩度过他最富有成果的几年时光，但他的作品中很少谈到黑种人”。 尽管我明白这句话代表了那个年代温文尔雅的腔调，人们更接受用“黑种人”这一词来替代“黑鬼”，但我还是在读完它后不禁蹙眉，并对这位学者能力产生了警觉性的质疑。如果说追溯发生在三十年代的这种疏忽并不公平，而且这种疏忽可能是由于某些礼貌举止不存在所引发，但我确信这种造成极坏影响的疏忽就在今天仍然司空见惯。 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对非裔人种的存在和影响的这种冠冕堂皇的忽视，还有一点原因，即根据在受害者身上产生的后果来思考种族主义模式，即总是从种族主义政策和态度对受害方影响的角度来界定种族主义的模式。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被投入在揭露种族主义以及它对受害人的骇人听闻的影响上。尽管不是很规律，但持久的努力使这些思维模式合法化。还有人用强大并有说服力的研究来分析种族主义的根源和形成过程，对种族主义是社会构造中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的、并将永远存在下去的观点提出质疑。我不打算批评这些研究。恰恰是这些研究推动了种族话语方面的些许进步。但是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研究应该与另一同等重要的研究结合起来，即：种族主义对施加者的影响。回避并且不分析种族主义于其主体的影响是既令人心酸又令人震撼的。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如下观念对于非黑色人种的影响——种族阶级、种族隔离、种族的脆弱性和可用性。非黑色人种对于那些观念或是坚持，或是抵制，或是探究，或是改变。对奴隶的内心思维、想象力、行为等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同样有价值的还有针对种族意识形态对奴隶主内心思维、想象力和行为的作用的学术研究。 历史学家已经涉足过这些领域，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学习比较文学的学生也同样地作过相关的研究。文学学者们也已经开始提出多种国民文学中的这些问题。对于美国这个西方国家文学给予同样的关注是迫切需要的，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有自愈力的非洲人种——生活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内却能保持一种令人惊奇的亲近而不依寄的独立性。当美国文学提到或注意到种族问题的时候，批评界倾向于采取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或者干脆打发掉此类的批评，说它有可能被贴上“政治”的标签。从内心精神生活的角度来探讨政治是一种牺牲，这种牺牲的代价巨大已被证明。我想这种抹杀就像是令人恐惧的忧郁症，它总是通过没必要的手术来治疗自己。某种文学批评坚持认为文学并不仅仅是“超越国家的”而且是“超越种族的”的，这就像是对文学进行一场脑叶切除手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有可能使作品和作家都降格。 人们可能会这样推断我，认为我的研究是为了既得利益，认为因为我是非裔美国人，又是作家，所以我进行的这一系列探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学术成就方面的利益。我将不得不承受被指控的风险，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一个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对于黑人和白人作家来说没有文学可以摆脱受到种族主义影响的语言，作家为了使想象力不受那种语言束缚而付出的努力是复杂的、有趣的和明确的。 像成千上万的热心的业余读者一样，一些有名望的美国文学批评家从来没有读过任何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而且还以此为骄傲。好像这样做对他们没造成什么损害，也没有对他们的作品或影响力产生明显的限制。我认为——并且有证据支持我的这种观点——这些评论家即使对非裔文学一无所知，也仍将继续兴旺发达。然而，引人入胜的是观察他们在广泛的文学研究中怎样对其中吼声隆隆、起伏跌宕的黑人元素的意义视若无睹——这个元素如此充满知性、令人心绪稳定而又如此振聋发聩。掌握了美国文学批评生杀大权的仲裁人们好像很喜欢、事实是很享受他们对非裔美国文学的无知。这种现象如果不会令人吃惊的话但至少可以说是很有趣。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拒绝阅读黑人文本——这种拒绝并不会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造成任何不安——当他们重读那些值得他们关注的文学经典的传统书目时，他们仍然一次次拒绝阅读与黑人有关的文本。 举个例子说，我们可能阅读所有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学术文章，却不会发现任何提到过《梅西知道什么》(What Maisie Knew)这部作品中的女黑人，更别说令人满意的研究了。而这位女黑人在情节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作品的道德选择和意义通过她才体现出来的。从没有人介绍我们去读詹姆斯的另外一部作品《丛林中的野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没有找到对这个比喻表达法的恰当逻辑结论。人们对葛楚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三重生活》(Three Lives)作了全方位的评论，只有一个例外，即没有评论到作家把这位黑人女性放置在作品中心位置而作出的探索与解释性手法。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在呈现黑人人物问题时的急迫性与焦虑性，肯定会被完全忽视；也没有人对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莎菲拉和女奴》(Sapphira and the Slave Girl)中由于种族原因引发的在写作技巧和可信度方面的问题。这些批评家无视厄内斯特·海明威或他塑造的黑人男性身上一种暗含的阴暗性、性欲和欲望所带来的兴奋或意义。他们也看不出弗兰纳里·康纳尔(Flannery O'Connor)作品中上帝的恩典与非洲“他者”之间的联系。评论家们毫无例外地指责福克纳著作的主要主题为离题的“神话集”并把他的后期作品——那些关注点在于种族和等级的——看作是次要的、肤浅的、处于下坡路的作品。 一个有启示性的、可以与这种批评界故意的漠视“媲美”的是数世纪以来对女性话语的病态的不闻不问，以及对女性作品和体现女性问题的作品的阅读(或不阅读)方式的漠不关心。这种无知与轻率已经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含有公然的性别歧视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了，仍旧存在的作品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因为它们成功地被女性话语所稀释了。 国民文学，就像作家一样，以最好的方式发展，并尽力而为地发展。但是它们的确看起来最终描述和铭刻了已经存在于国民思想里的东西。就绝大多数作品而言，美国文学已经在考虑建构“一种新型的白人”。如果说我因文学批评漠视对那种考虑的批判而深感心寒，我的确还可以长期求助于作家自己。 作家属于最敏感的、思想最不受管制的、最富有代表精神的、和最有洞察力的艺术家。作家有能力想象“非我”，也可以化陌生为熟悉，化熟悉为神奇，这能力是对他们实力的检测。作家们使用的语言和这些语言显示的社会与历史背景都直接地和间接地揭示了他们的那种实力及其局限。所以我到他们这些美国文学的创作者那里，去探索并澄清非洲主义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影响。 早些时候，当我还是一名读者时，我以为黑人在美国白人作家的想象中几乎甚至完全没有意义。除了偶尔在描述丛林热疾病时会想到黑人患者之外，除了增加乡土色彩时，或为了使作品显得真实，或是为读者提供所需的道德姿态、幽默，或一点点小伤感而被提到之外，黑人们完全像隐形人一样。我原以为这是因为黑人们对书中人物生活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也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作家的有创造力的想象力的影响有限。然而，把黑人像政府配额那样按比例地安插在字里行间或全书的情节之中，这样构思或创作的做法既荒谬又不诚实。 但是后来，我不再以读者的身份去阅读，而是作为作者去阅读。生活在一个种族主义语言盛行并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度，我不是唯一一名对美国文化和历史中这方面作出反应的人。我开始看到那些我尊敬和憎恶的文学在遇到种族意识形态时是如何表现的。那种相遇情不自禁塑造了美国文学。是的，我想辨认出美国文学在哪些时候成了构建种族主义的共谋。但同样重要的是，我想看到文学何时向这一话题开火，并对它进行破坏。但是，这些考虑都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思索非裔人种的性格、叙事和土语是如何自觉地改变和丰富文本的，还有，我们应该探究这种现象对于作家的想象力作品有什么意义。 当文学语言试图想象出一个非裔他者的时候，它是怎么组织自己的呢？到底设计了什么样的文学策略、意象和密码来使种族主义在作品中存在的呢？作品中所描述的非裔或非裔美国人对于作品起到了什么作用？作为读者的我一直以为他们什么作用都不起——非裔人种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从未因为重要的原因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一旦他们出现了，也不过是陪衬和装点——为了展示那些灵活敏捷的作家与写作技巧。我想，因为作家本人不是黑人，作品中的黑人人物或其故事或语言只能是所谓的“正常的”，没有种族问题的，或是臆想出来的白人世界，小说完全以这种世界为背景。我研究的此类美国文学文本中没有一部作品是为黑人而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并不是为汤姆叔叔而写，而是以他为反衬来表达主题。现在作为作家，阅读时，我渐渐地意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梦的主体是做梦的人。非裔性格塑造是作家自身的反映；是对自身的一种非凡的思考；一种对存在于作家意识之中的恐惧和欲望的有力探寻。它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对渴望、恐惧、困惑、羞耻和崇高行为的揭露。这些事实是很难被漠视的。 这有点像我凝视玻璃鱼缸的情景——金鱼在水中悄悄地滑行，轻拂过水面，绿色的小嘴儿，鱼鳃处倾斜出的一抹白；鱼缸底部的小堡垒，环绕着的鹅卵石和细小盘错的棕榈叶子；平静的水面，鱼食和鱼排泄废物的微粒；缓缓浮现到水面上的鱼吐出的气泡——突然，我发现了鱼缸，它是透明的(让人看不见的)、它让秩序井然的生命栖居其内，以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里。换言之，我开始依赖我自己的知识去看小说如何写成，语言如何达其所指，作家为何以及如何放弃或者坚持他们书中的某些方面的；我开始依赖自己的理解去看作家要如何组织语言，如何实现创作过程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惊喜；美国人选择一些不言而喻的方式来谈论自己，或是通过寓言，或是通过暗喻，有时谈论本身就是寓言或暗喻。不论什么表达方式，都是用来抹杀非洲主义的存在的代表。 我已经在此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有意识的批评肓视。如果没有这种盲视，我们正常的文学遗产中会有更深的洞察力。习惯、风俗、政治因素等等都阻碍了这种批评的洞察力。薇拉·凯瑟的《莎菲拉和女奴》就是一个例子，批评界一致地把它踢出了美国文学主流作品行列。 研究凯瑟这部小说的学者们在文章中大多采取了辩解式的、鄙视的腔调，他们甚至在简短的文献资料里对小说的瑕疵极力挖苦讽刺。批评家们很少对这些瑕疵的根源进行研究，也很少对此书提出和代表的概念问题作探讨。仅仅是把小说归咎于凯瑟才华的缺失、智力的枯竭，或者视野的局限逃避了仔细探寻小说失败的根本原因的责任——如果“失败”这个词是用来描述此类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明智的词。(好像在文学与现实中间横亘着一条界线，如果文学停留在界线之内就有机会赢得读者；如果跨越界线则毫无疑问地变成“败笔”。) 我怀疑《莎菲拉和女奴》的“问题”不在于一种狭隘的视角或是作者心智低下。问题是试图从批评或艺术的角度来触及这部小说的核心：一位白人女奴隶主对她的女奴们能行使的权力问题。这一主题如何被其他意义遮掩了呢？本来是一位白人主人的故事怎么就转向为充斥着种族与暴力的故事了的呢？ 如果《莎菲拉和女奴》既不令人愉悦也不发人深省，那么探究一下它为什么会这样就有启示意义了。好像凯瑟的这部最后的作品——她视为非常重要的小说——却为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并且被悄悄地打入冷宫。这部小说不仅仅讲述的是一个逃犯的故事，并且小说本身就是对作者文学遗产的一种逃离。此书也描述和刻画了它的故事对它自己的逃离。 我们关于这种逃离的第一个线索就在题目之中——《莎菲拉和女奴》。这里提到的女奴叫作南希，如果将此书命名为“莎菲拉和南希”，这无形中就将凯瑟引入了一个危险的陷阱。尽管小说通篇以诚实的笔调陈述故事，但这个命题明确地展示了作者的意图，并且马上引起了读者注意小说中的隐含意义：对白人身份的奉承。简而言之，小说叙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莎菲拉·考尔贝特身有残疾，生活依赖轮椅和奴隶们的悉心照料。她认为她的丈夫在与南希私通或渴望与她私通，南希是莎菲拉最忠心耿耿的女奴的女儿，正处在青春期。很明显地，从一开始女主人莎菲拉就判断错了：南希是个心地纯净到了无生趣地步的女孩；考尔贝特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雄心勃勃而又富于想象的男主人。 莎菲拉的怀疑滋生于她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以这种想象为乐，这又使她的怀疑之火越燃越旺，最后这种无中生有达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她做了一个计划。她将邀请她的外甥——好色之徒马丁来拜访她，然后让他发挥他的“本性”来勾引南希。尽管书中没有明示，但她安排她外甥强奸女奴的目的是为了让她重新赢得丈夫对自己的关注。 然而这个计划遭到了莎菲拉女儿瑞秋的干预，她主要是因为支持废奴运动和妈妈疏远，而且，作者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印象，也是因为莎菲拉不容忍任何人反对她。最终瑞秋帮助南希逃跑到北方，获得了自由，她的爸爸即胆怯的考尔贝特先生也帮助了南希。当瑞秋因为白喉病失去一个孩子而另一个孩子幸免于难时，小说中所有白人人物关系得到了和解。书中两个主要黑人人物的大团圆结局则出现在小说的续篇之中，它讲述了多年以后南希回来看望她年迈的妈妈，向作者详细叙述她逃亡后的成年生活，而作者当时则是一个目睹了南希的归来，见证了她的幸福的孩子。全书以此情景告终。小说发表于一九四○年，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作者很早就写出了或经历了这个故事。 这个简单概述根本不可能充分涵盖到小说的复杂性和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凯瑟叙事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她在努力地揭开一个几乎被尘封的主题：一名白人女性为了追求自身完整性需要理顺在权力、种族、和性欲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小说运用的是典型的逃亡奴隶叙事模式：充满刺激的逃离，奔向自由。但我们并没有在书中读到南希逃亡路上经历的磨难，因为这本书的重点是讲述她在逃亡前在主人家中的被困状态。事实上，小说强调真正的逃难者是奴隶的女主人。另外，小说的情节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当小说真正意义上的逃亡逐渐清晰，情节注定会指向从白人身份的角度祛除种族偏见的绝望境况。 逃亡是南希在考尔贝特农场上存在的中心问题。南希一出场就被迫要求隐藏她的情感、她的想法，最终隐藏她的身体来逃避盯上她的人们。没有办法取悦主人莎菲拉——一个嫉恨黑奴的女人，南希也不能从她妈妈提尔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教导和安慰。这种情况只可盛行于奴隶社会，在那里，女主人确信(作者相信读者不会反对)女奴的妈妈会同意并且会与她合谋来让诱惑和强奸自己女儿的行径得逞。因为对于提尔最重要的是对主子忠心耿耿，有求必应，所以莎菲拉从来没有想过也无须去想她对提尔独生女儿的计划会震惊或伤害提尔。这种假设是建立在另一种观点的基础上的——女奴隶不是母亲；她们生来就无母性；她们没有义务来养育子女或赡养父母。 这种违背伦理的观点让现代的读者感到震惊，也致使他们觉得提尔这个人物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一点怜悯心都没有。这个问题似乎对于凯瑟本人也很棘手。在第十章她插入了一段提尔和瑞秋之间偷偷摸摸的对话，既承认又了断了这对母女的关系，她们的关系之前完全没有被阐述： “提尔用一种低低的、小心翼翼地咕哝声问道：‘你什么也没听说吗，瑞秋小姐？’” “还没有。一听说了我就告诉你。我看见她落在了好人的手里了，提尔。我确信她现在一定是在加拿大了，与说英语的人们在一起。” “谢谢你，夫人，瑞秋小姐。我什么也不说了。我不想他们那些黑鬼看见我哭。如果她与说英语的人在一起，她就可能活下去。” 这段文字仿佛横空出世，因为在小说大约前一百来页没有对这种母爱进行一点点的铺垫。“你什么也没听说吗？”提尔问瑞秋，就这么八个字——意思是：南希还好吗？她安全到达了吗？她还活着吗？有没有人追她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包含在她鼓起勇气问的这个问题里。 围绕着这个对话的是四百年来的缄默。它从小说没有任何铺垫的文字中而来，也从奴隶的亲子关系和他们的痛苦的空白历史记述中横空出世。当代的读者会感到欣慰，因为提尔终于找到了机会和话语问起女儿的命运。但是这个情节没有进一步展开。为什么提尔这么久才问这个问题？以及又为什么没有得到回答？作者后来向读者解释道：那是因为提尔更为关心她在干农活的黑皮肤奴隶中的影响问题。很明显地，凯瑟有意去创造出这段对话并不是为了迎合我们现代读者对提尔的理解，而是从某种程度上讲，那种缄默已经成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暴力，即使在一部充满了暴力和逃避的小说中，这种缄默暴力也凸显了出来。想想表达这个主题的种种压力吧：一是需要刻画忠心耿耿的奴隶；二是对一个女人可能对另一个女人身体具有绝对支配力进行探索的巨大吸引力；三是要对抗一种无人争议的认为黑人女性身体和性可以随意被利用的观点；四是要写出莎菲拉完全依赖的这位黑奴会毫无底线地奉献和投入。说到底，这个黑奴的身体，属于她，她自己残疾的身体倒反而不是如此。小说所面对的这种压力打破了一切叙述的连贯性。于是，南希自己无法策划出逃跑一事，而要靠别人的鼓励才去冒险，这就不足为奇了。 南希面对充满敌意的其他奴隶伙伴和自己的母亲时不得不隐藏她的所思所想。南希和她同伴们之间缺乏友情表现了一种恋肤色癖——肤色浅的南希享受了别人没有的特权，因此令人妒忌。母爱的缺失，是凯瑟小说一贯关注的主题，这与黑人先天就和家庭隔离的观点是有联系的。这些对现实奇怪和令人不安的扭曲通常静悄悄地隐藏在包含黑人人物的小说中，但凯瑟不想在她的小说中完全地压制他们。因为没有现成的语言来澄清或指出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的来源，所以她刻画的这个角色既是囚禁在家中的逃犯，同时也是文学想象力匮乏的标志。 有趣的是，引发南希最终逃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却是完全可信的：她在面对女主人外甥性侵时应该可能是束手无策的；只有她自己才能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我们并不质疑她的脆弱。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对贞洁邪恶的追求中——在使得女主人公变成了美国版的“克拉丽莎”(Clarissa)的过程中——是种族主义的阴影在起作用。奴隶主的外甥甚至不需要跟南希约会调情。从樱桃树后伸手去够南希但失手以后，他就打算而且也能去到南希睡觉的地方。因为莎菲拉命令南希睡在客厅里的简陋小床上，南希不得不在黑暗中溜走，去她猜测可能安全但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地方。除了瑞秋这个支持废奴主义者，南希没有人可以去抱怨，去倾诉，去提出反对的理由，或去寻求庇护。我们必须完全理解为什么她缺乏行动力，因为她根本无处可去。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赖——除了引起瑞秋好奇心的忧郁表情。 也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帮助她。如果外甥强奸成功，这件事也会不了了之。如果她因此而怀孕，孩子将成为主人财产的额外收入，而不是为其财产带来损失。没有父亲，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继父”为南希说句话，因为替南希说话意味着这个男人的颜面尽失。他是一只“阉鸡”，读者们读到，他被赐给提尔，为的是不让她再生孩子，这样她可以全心全意的伺候女主人莎菲拉。 南希被描述成一个无声的，一个“零”价品，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形象，这样的描述冒着失去读者兴趣的风险。令人好奇的是，莎菲拉的计划，就像凯瑟的计划一样，没有涉及其他人物。它只是为了女奴隶主的自我满足而设。当我们设想如果强奸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就会觉得显而易见的。按照小说里说的，没有根据判定莎菲拉认为南希会遭受到传统意义上的“毁灭”。因为南希不可能嫁给马丁、考尔贝特或是任何人。那么，同理，为什么这次强奸还可以转移她丈夫对这个奴隶女孩的注意力呢？也许计划并不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而是增加注意力。如果考尔贝特先生受了贞女南希的诱惑，那么蓄奴制中有没有会让考尔贝特鄙视失贞的南希的东西呢？ 这种逻辑与情节安排方面的断裂暗示了种族问题对叙事的强大影响——也是对叙事策略的强大影响。南希不仅仅是莎菲拉邪恶的、心血来潮计划的受害者，她还成为凯瑟的不经询问就占用了的领地，通过这种领地，作者探寻了对于她来说至关重要的主题：一个白人女性从可以完全利用、可以提供任何服务的黑人他者身上获取肆无忌惮并丝毫不会减弱的力量，并从中寻找自我。它也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可以来探讨极其重要的道德问题。 这本小说并不是关于一个坏心眼、爱报复的女主人的故事；而是一个身心绝望的人的故事。女主人是一位心灵受到困扰，对生活极其失望的妇女，她身体残疾陷入自身血肉之躯的囹圄之中，她的社会地位建立在强大却落后的种族制度之上；除了肤色没有他物可以凸显她的性别特权；在更强烈的自尊需求面前，没有一声呜咽，她的道德轰然倒塌了，尽管这种自尊只不过是一种虚妄而已。莎菲拉也是小说中的囚徒，她也一心想逃离：从培养自己成人性情的可能性中逃离；从她的女性气质中逃离；从她的母性特质中逃离；从她的女人圈中逃离，从她自己的身体里逃离。 她把逃离自己身体的需求建立在年轻、健康、性感的南希身上。她把对自己的照料放在别人手中。这样她就可以逃避开疾病、衰败、囚禁、默默无闻和身体意义上的虚弱无力。换言之，她有闲暇时间和手段塑造自我；但她塑造的自我必须是——只可能是——白人。黑人身体成了她手脚的替代品，成了她对性高潮和与丈夫亲密行为的幻觉，而且也在非一般的程度上成了她爱的唯一源泉。 如果我们把黑人人物和他们的情形从《莎菲拉和女奴》这部小说中移走，我们就不会看到遭囚禁的或是死于火灾的哈维沙姆小姐。我们什么也不会看到：看不到为了疯狂的塑造自我把别人的默许当作理所当然的变态之心；也看不到不加限制的权力能作出多么戏剧性的事情。莎菲拉可以比南希更成功的隐藏自己。她可以，她也的确存在于人们对成年妇女正常行为的理解之外，因为有可以任她随意处置的婴儿般的黑奴。 凯瑟这部小说最后的囚徒是小说本身。情节上安排这个受到威胁的奴隶女孩逃跑并获得自由(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她的母亲和奴隶同伴们对她都没有明显兴趣)，这种设计是为了其他目的的。它是作者思考的表现：关于自由的白人女性和被奴役的黑人女性的道德制衡的问题。事实上，这一比对被设计成这一对母女关系。通过这类关系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凯瑟渴望并反复渴望修复她本人和她自己母亲的关系问题。 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策略充其量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技巧，在这个情况下则变成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种不可能逼得凯瑟允许自己把小说的一部分写成了非小说。她决意强行实施这一对等关系，因此牺牲了叙事的真实性，因为这个对等关系必须在叙事之外发生的。 《莎菲拉和女奴》最后变成了一种类似回忆录的东西。作者对于自己儿时的回想见证了在难以存在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的回归、和解和一种强加的“没问题”。小说中无语的、默认一切发生的黑人人物在后记里并没有被给予更多的话语权。大团圆——它的戏剧性，就像它的叙事功能一样——与其说是奴隶人物的团聚不如说是奴隶生活的团聚。这次团圆是作者为自己有意安排的，她在后记中变成了一个孩子。提尔同意一直在门口等小薇拉出现，然后才让自己见一眼她二十五年没见过的女儿。 只有在涉及黑人角色的时候，人们才能想象出这种安排：一个(白人)小孩迟来的喜悦。当拥抱过后，薇拉这个白人小孩陪着这对黑人母女聊天，她听她们的讲话但总是打断她们。她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她的，而不是她们自己的。就像莎菲拉为无风险的满足自己的权欲而利用这些替代品的、可为她服务的黑人一样，作者也因自己的欲望来利用她们在迷失、爱、混乱和公正之中找到一个安全的创作。 但小说偏离了轨道。像通常发生的一样，借助人物表达自己观点的做法使得小说真实性超越了作者的意志。正如瑞秋的介入挫败了莎菲拉的计划一样，凯瑟迫切需要了解并懂得这对母女而使她们成了作品的中心人物。儿时的凯瑟倾听着提尔的故事，而这位在小说中缄口无语的奴隶，在后记中有了最终的独白。 但是，即便在这里，或也尤其在这里，在小说的结尾处，凯瑟感觉到有义务向奴隶制表达同情的姿态。提尔这个角色唤醒了奴隶制越来越多的慈悲和美德。这位直到小说最后都还忠心耿耿地为奴隶主提供服务的黑人角色，被允许在后记里说上几句话，只是为了衬托奴隶主的意志，尽管事实上这种安排颠覆了小说的整个初衷。提尔自觉自愿的奴颜婢膝既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又让人充满怀疑。 在写作生涯快结束之际，凯瑟安排自己回到孩童时期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事实上私密的经历中。在她这本最后的小说中，她探讨并致力于女性背叛的含义，与此同时，这种背叛迎来了种族主义的崩溃。她也许像南希一样没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但值得称赞的是，她确实踏上了危险的征途。 注释： ①Toni 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本文选自托尼·莫里森《在黑暗中弹奏》第一章：黑人问题，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