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与齐泽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齐泽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11-0018-05 后马克思主义除了致力于文化批判、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外，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他们的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维度。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和齐泽克都专门从事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从分析商品入手的，并且在分析商品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侧重分析商品形式。那么，他们从商品形式出发是如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他们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维度又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主张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沿袭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应该“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鲍德里亚为什么要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他看来，今天人们所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日益广泛地作为一种符号或符码在起作用，通过符号的生产和交换，这种差异性的符号成了区分身份、名望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成了阶级逻辑的体现。这种消费社会的符号/交换价值无法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说明，无论是用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都无法进行分析。“因为符号不只具有商品的内涵，也不只是交换价值的符号学补充。这是一个让自己进行结构操控的操作结构，与剩余价值的数量神秘化相比，它显得毫无恶意。符号的超意识形态以及能指的普遍可操作性——今天，它到处被结构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学科所认可——已被作为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代替了旧的政治经济学。”[1]因此，他主张走向与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的第二阶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对消费社会新的价值形式——商品的符号/交换价值——进行批判，“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延伸到对符号以及符号体系的批判”[2]123，力图揭示这种符号拜物教所产生的新的权力关系和统治逻辑。 那么，究竟如何进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呢？鲍德里亚认为，“如果符号政治经济学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途径，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的相同，而不是内容上的相同：符号的形式与商品的形式是相同的。”[2]120也就是说，虽然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有许多内容上的差异，商品和符号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都有许多不同，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能采取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途径，其前提是符号的形式与商品的形式的等同性。进一步分析的话，商品/形式是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部分构成的，符号/形式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之间如何对应？鲍德里亚用一个公式来表明商品形式和符号形式的结构上的相似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比等同于能指与所指之比”[2]121。 这个公式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公式。他力图证明符号的意指逻辑和商品交换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这两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能指对所指的支配就等同于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为了说明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先要说明两个小问题：使用价值的逻辑如何隶属于交换价值的逻辑？所指的逻辑如何隶属于能指的逻辑？ 首先，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看，一般认为交换价值与具体的使用价值相对，交换价值不考虑具体的、多样的内容，只考虑抽象的量化原则和等价原则，交换价值代表的是一种抽象性、体系性的要求，而使用价值和需要则代表了人的自然而然的需求，因此，如果人们面对交换价值的同一性的暴政，还可以用使用价值对抗交换价值。可是，鲍德里亚指出这只是一种幻象，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处在一个体系之中，使用价值也遵循着交换价值的原则。使用价值表面上是不可比的、多样的，但使用价值使所有的物都只从有用性来衡量，所有的物正是在“有用性”这一意义上成为可比较的。因此，鲍德里亚认为“等价的逻辑已经进入到了有用性之中。即便使用价值不能在数量上成为可计算的，它仍然具有等价逻辑。包含了某种有用的价值，所有的物在物之中都已经是可比的了”[2]126。因此，使用价值其实完全屈从于交换价值的等价逻辑，使用价值不过是交换价值的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也成了一种拜物教，“因为这个体系不但与交换价值和商品成为同类，而且还极具深度，并且相当完美地表达了后者。”[2]130 其次，从所指和能指的关系看，鲍德里亚认为意指的逻辑也使用了抽象的方法。正如同交换价值抽掉了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丰富性一样，能指将语义的多样性“稀释”为单一性，并且同样运用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价的逻辑、抽象的逻辑、自由裁决的逻辑以及符号的投射都存在于指涉物与所指之中。”[2]149所指或指涉物与能指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能指背后并没有所指或指涉物，人们以为能够给能指提供内容的所指或指涉物只是一个幻影。所以，所指或指涉物不是能指的现实基础，而恰恰是通过能指的差异的体系生产出来的。意指的逻辑就变成了能指的漂浮、能指链的形成和展开。 第三，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比等同于能指与所指之比。经过以上两点的分析，鲍德里亚认为，正因为在商品和符号的结构化运作中，交换价值和能指同处于支配地位，他们通过体系化、合理化和抽象化的原则构造出整个体系，处于附属地位和从属地位的使用价值和所指则成了他们的化身。在这种主导—附属关系中，“意指关系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之间的同构性开始显现出来。后者将需要作为它的指涉物，将使用价值视为具有人类学的本质，然而却将需要和使用价值都排除在实际的可能性的与可操作的结构之外。同样，指涉物仍然被滞留在符号理解之外：符号暗示着它的存在，但符号的内在结构却将它排除在外。实际上很显然，需要的体系与使用价值的体系暗含在作为一种完整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同样对于指涉物来说，这个‘现实性的实体’整个地被束缚于符号的逻辑之中。”[2]149因此，在符号和商品的结构化运作中，使用价值和所指都是为这个体系所需要的并暗含在这个体系之中，但体系的运作似乎给人一种幻觉，它们都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不受这个体系的支配。这种幻觉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恰恰是这种意识形态保证了商品和符号体系的正常运作。因此，如同政治经济学批判要批判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要批判能指对所指的支配。 那么，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走向解放？面对意指体系的逻辑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的同构性，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摆脱这种价值体系。但是，如果只是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将所指从能指中解放出来，只会在这个体系内改变两者的等级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这种体系，也不能走向真正的解放。因此，要想真正超越政治经济学体系，超越生产性话语，就必须超越这种价值体系。鲍德里亚认为这就必须着眼于被商品和符号的抽象原则、等价逻辑和排他原则所稀释、所放逐、所消解的丰富性、多元性和交互性的对象，而这种丰富性、多元性和交互性的最好体现就是鲍德里亚念念不忘的“象征交换”。所以，在他看来，只有象征交换才能实现对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才能实现解放。 二、齐泽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心理分析维度 在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齐泽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延伸和扩展。同鲍德里亚一样，齐泽克也是从商品的形式入手进行分析的，不过他不是从商品形式和符号形式的同构性出发，而是从商品形式和梦形式的同构性出发进行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梦的分析。这是如何可能的？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3]15不论是商品还是梦，它们的秘密就存在于形式之中。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3]15因此，在梦的解析中，我们不是要去追问潜在的梦内容，而是要问为什么潜在的梦内容和无意识欲望是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梦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是如何工作的？通过这样的追问来揭示梦的运作机制即压缩和替代。对商品的分析也是如此，齐泽克结合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说明这种分析与梦的分析的相似性。如果从内容上看，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秘密。正是对形式分析的缺失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死攸关的脆弱性”。商品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个谜。所以，齐泽克认为我们必须分析商品形式本身，考察为什么被隐藏起来的内容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 通过对商品形式的分析，齐泽克认为马克思揭示了“拜物教的倒置”。而这种颠倒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在商品形式中已经包含了某种价值抽象。具体说来，商品交换行为包含了双重的抽象：“其一是来自商品的可变品性的抽象，它发生在商品交换的行为中；其二是来自商品具体的、经验的、感性的、特殊的品性。在交换行为中，对商品发挥特殊的、具体的、质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商品被化约为抽象的实体，不论它的特殊本性及其‘使用价值’如何，该实体与它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价值’。”[3]23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不管它的具体属性如何，只要它的价值能够进行量化的计算即可，其中起作用的是商品的价值抽象。 如何来理解这种商品抽象呢？齐泽克引用了佐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中的相关分析。首先，他认为这种商品抽象不是单纯的思维抽象，恰恰相反，从这种价值抽象出发，可以解释抽象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的形成。商品的价值抽象是现代自然科学抽象的前提，为自然科学的抽象提供了现实基础。“由科学程序(这里当然指的是牛顿自然科学中的程序)所预先假定、暗示出来的范畴装置，科学把握自然所需要借助的概念网络，已经呈现在社会有效性之中，已经运转于商品交换的行为之中。在思想达到纯粹的抽象以前，抽象就已经开始在市场的社会效率中开始运作了。”[3]22-23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商品和货币的“真正抽象”与制造它的材料无关，也就是与现实的、客体的层面没有任何关系，与它的使用价值无关。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商品并不因为它的具体属性而包含价值，商品的本性和价值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所暗示出来的。“商品的本性都是它‘好像’具有的性质：在交换行为中，人们买卖商品，好像商品并不从属于物理性和物质性的交换；好像它被排除在了诞生与腐坏的循环之外；尽管在其‘意识’层面上，他们‘很清楚’情形并非如此。”[3]24尽管人们明明知道商品都有其物质形体，但在社会交换中，人们却好像不知道这一点似的，商品仿佛是由特殊的材料组成的，不可毁坏、免于腐烂。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代表就是货币，货币并不因它自身的磨损而影响它在社会上的正常流通和使用。因此，这种商品抽象只是和商品交换的有效性相关联，它是一种源于人与人的交换行为所产生的“交换抽象”。 分析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之后，齐泽克从佐恩—雷特尔的分析跳跃到对商品和无意识的分析，他认为“商品抽象”的本体地位和无意识的本体地位具有同宗同源的关系。“无意识的本体地位是持续于‘另一场景’的意指链，这是令人吃惊的：‘真正抽象’是先验主体的无意识，是客观—普遍的科学知识的支撑物。”[3]24正如商品交换中的价值抽象是科学抽象的潜在的基础一样，梦中的无意识是我们的思想和有意识的行为得以进行的不自觉的前提，所以，商品抽象和无意识才具有同宗同源性。 从这两者的相似性出发，齐泽克进一步得出结论，商品的“真正抽象”具有无意识性，它的价值抽象和交换抽象都是不被人注意的，但又是保证交换行为顺利进行的前提。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都是“实用的唯我主义者”，他们只关注商品的实际效用，意识不到这一交换的社会性，把商品交换仅仅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在市场中的偶然相遇。因此，当交换行为发生时，它的抽象性和社会性并不为人所注意，人们并不关注抽象的人类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他们只关注这个商品的实用性。因此，齐泽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无意识就相当于“不注意”，如果人们知晓了商品正常运作的机制，交换行为就会停止，一切就会土崩瓦解。所以，这就是无意识的“狡计”。 从这种运作机制我们也可以看出商品分析与梦的分析的一致性，做梦者如果知道他们在做梦，那么，他们就会从梦中醒来；而参与商品交换过程的人如果知晓了商品交换的机制，不再作为“实用的唯我主义者”关注商品的效用，那么商品交换很难进行。因此，齐泽克认为商品和梦的机制、根源都是一样的，都是以人们对它的“非知”为前提的。对梦的形式的“非知”使人们惊讶于梦的显现，对商品形式和商品抽象的“非知”使人们不自觉地产生对“商品”的崇拜，陷入“拜物教”之中。因此，如同对梦的分析要揭示梦的无意识的运作过程一样，要批判“拜物教”，就必须揭示商品抽象的无意识本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新理解商品拜物教的性质。齐泽克认为“商品拜物教的基本特色并不在于以物代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相反，在于这样的误认，它关切结构网络与其构成因素之间关系：真正的结构效果，即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效果，表现为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一因素”[3]32。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对商品、货币的崇拜，是因为人们脱离了这个结构网络来理解它，把它在结构中所具有的特性理解为它自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形成了对商品、货币的崇拜。这是一种拜物教的“误认”，而且这种误认不是体现在观念中，它主要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人们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不自觉地把货币看成是社会财富的象征，把货币的社会属性看成它的自然属性，从而产生对货币的崇拜。因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主要是出现在人们行为中的一种“拜物教误认”，要想批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就必须揭示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抽象和交换抽象，揭示这种商品抽象的无意识性，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心理分析。 三、总结与批判 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和齐泽克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侧重点有所不同，鲍德里亚侧重于从商品形式和符号形式的相似性出发；齐泽克侧重于从商品形式和梦形式的相似性出发，并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种不同维度。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两种不同纬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四个共同点。 第一，鲍德里亚和齐泽克都是从商品形式入手展开分析的，他们都摆脱了商品的具体内容，集中于商品形式的探讨，并以对商品形式的探讨为例分析了交换价值的抽象化和体系化。他们探讨商品形式时，都是将其放在一个结构化的体系中来进行分析，鲍德里亚将商品/形式和符号/形式进行比较，揭示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和意指的逻辑是同一个逻辑，而齐泽克则将商品/形式和梦/形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商品交换的无意识性。 第二，他们都特别关注价值抽象的问题。鲍德里亚关注的是价值抽象过程中更深层的抽象，也就是使用价值抽象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进一步还原为可交换的符号价值。这种更深层的抽象使得商品—符号进一步脱离具体的使用价值，脱离具体的指涉物，同时也使得它能够不受具体内容和时空的限制，在更深入和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其威力。齐泽克也关注价值抽象的问题，他接受了佐恩—雷特尔的观点，认为商品抽象不是发生在思维中，而是发生在行为中。因此他更关注交换抽象的运作过程以及这种运作的无意识，力图揭示这种无意识对人的交换行为的影响。 第三，通过对商品形式和价值抽象的研究，他们都力图以此进一步深化对拜物教理论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而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权力关系和统治逻辑的批判。齐泽克把拜物教的发展演变概括为从人与人之间的拜物教到商品拜物教再到今天的“幽灵拜物教”，随着网络的盛行，虚拟的电子产品和货币产品类似于没有躯体的幽灵，对人们的生活施加着更深的控制，人们无处可逃。鲍德里亚则通过对使用价值的批判和符号/形式的批判，力图揭示更深层的、看起来更自然的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主体所受到的新的控制和支配。鲍德里亚指出，“拜物教，其实是对于形式(商品或者交换价值体系的逻辑)的一种(模糊的)迷恋，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在一种限制性的抽象的逻辑体系中的攫取。”[2]79也就是拜物教拜的不是“特定的物”，而是交换价值的抽象的、合理化的体系和逻辑。今天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领域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日益被体系化，“这些领域被体系化的突飞猛进(甚至是十分野蛮地)所吞没，也就是说，这些领域都在整个交换价值体系统治的框架下被还原为一些可交换的符号/价值。”[2]79这个交换价值的体系因此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力量，人们对它的迷恋也越来越强烈。 第四，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力图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反对将两者简单割裂开来的做法。鲍德里亚曾经这样来概括两者的分割，“意识形态如同一朵文化的浪花拍打着经济的滩头岸边。”[2]139为了反对这种割裂的观点，鲍德里亚指出“符号/交换价值的生产与物质商品以及经济交换价值的生产都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并在同一过程之中。由此，对于符号生产以及文化生产的分析不能作为与物质生产相对的、外在的、隐蔽的‘上层建筑’；这将成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符号政治经济学全面入侵了理论与实践的领域。”[2]103因此，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是对全面入侵现实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将改变经济与文化的教条式的二分法，将文化、符号的问题都整合进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批判。这种整合将极大地扩展政治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和批判力度。因此，鲍德里亚才认为“这将成为一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在大致相同的意义上，齐泽克也主张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返回”[4]，因此，他们都力图扩展和延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边界，并将对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分析都整合进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在当今的消费社会，在商品符号化和符号商品化的双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抛开了文化的研究、抛开了意识形态的研究，势必会压缩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空间和效力。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和齐泽克的研究深化了对商品的形式、价值抽象、拜物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后期资本主义商品的运作机制和意义产生机制，揭示了资本的触角和交换价值的逻辑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从宏观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和无意识领域的无限延伸。他们对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源自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观点，比如，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商品的神秘性不是来自于使用价值，而是来自于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通过商品交换所形成的颠倒和替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替换成物与物的关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替代为商品本身的自然属性。所以，马克思不是不重视内容，而是要揭示内容为什么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其实是要透过商品形式揭示它背后的社会劳动内涵，将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出来。鲍德里亚和齐泽克也特别重视这种拜物教的颠倒和替换，但是他们没有像马克思那样通过进一步考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揭示拜物教的社会历史根源，而是将物质生产进一步替换为商品—符号生产和心理分析下个人主体的生成。所以，当他们从符号分析的维度和心理分析的维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了新的研究时，却遗失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大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他们只是从商品“形式”展开研究，夸大了商品形式的自足性。鲍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可以摆脱一切具体的指涉物而达到完全的自主和自治，符号通过相互的差异和替换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符号的王国；齐泽克的商品形式的无意识使得他更注重商品交换的无意识运作和拜物教的误认，将拜物教的分析进一步内化到人的无意识。所以，从最终理论指向上看，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符号批判和文化批判，并将解放的希望倒退回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而齐泽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完全走向了心理分析。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客观机制进行深入的考察，也无法揭示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可能方向，因此，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很难说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这可能就是鲍德里亚和齐泽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局限所在。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鲍德里亚论文; 齐泽克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拜物教论文; 逻辑符号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