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新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尔德论文,伊拉克论文,时期论文,危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3-0035-10 中图分类号：D73.62 文献标识码：A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库尔德人虽多次声称他们要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并非真心愿意留在这个国家之内。在过去80多年中，伊拉克的中央集权政府几乎从未给予过库尔德人起码的宽容。即使伊拉克目前建立了联邦制政府，也没有让库尔德人真正感到放心。对于库尔德人而言，他们最为担心的是伊拉克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并再次剥夺其自治权利。因此，库尔德人在积极推动联邦制的同时，从未放弃他们对独立的要求。库尔德领导人多次警告，如果伊拉克再次出现对库尔德人的暴力、排挤或专制，他们将义无反顾地从伊拉克分离出去。客观地说，导致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不时重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伊拉克社会分裂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排挤和冲突。大量事实表明，战后伊拉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种族性民族主义泛滥且各种宗教和派别间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伊拉克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权力分享的“合作性民主”，但伊拉克国家本身其实并未形成那种把国家联合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因此，并非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导致了伊拉克社会持续不断的冲突，而是这些追求不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被强迫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内的现实，强化了库尔德人追求独立的意愿。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日期不断临近，伊拉克即将进入一个没有美军直接干预的“后重建”时期。与此同时，伊拉克国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和反对联邦制的呼声也日渐强烈。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分离主义的新危机自然难以避免。
一、美国主导“合作性民主”的隐患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推动伊拉克政治重建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合作性民主”的政府。为此，美军占领当局于2003年7月为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制订了一项权力分享计划，并组成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Iraqi Governing Council)来加以实施。该委员会由13名阿拉伯什叶派成员、5名库尔德成员、5名逊尼派成员、1名基督徒成员和1名土库曼成员组成。[1]根据这种比例安排，2006年5月20日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代表建立了国家联合政府。政府内阁由21名什叶派、8名逊尼派阿拉伯人、7名库尔德人和1名基督徒组成。[2]其中，总统、总理和议会发言人的职位，分别由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代表担任。同时，伊拉克临时和长期宪法也确立了这种合作原则，并称其为“国家团结运动”(National Unity Program)。[3]同时，联合国安理会1546号决议也认可了这个权力分享政府。[4]这样，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就在美国占领军的安排下，建立了一个以权力分享模式为特征的“合作性民主”政府。
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异质的社会中，合作性民主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合作性民主的性质，专门研究民主类型的美国学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却明确指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多数人的统治并非是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和民众之间的斗争。”同时，他还指出，为了维护这种民主，“这些社会必须强调统一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斥，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数，也就是追求某种在形式上达成一致的民主。”[5]23很明显，这种民主存在着实质上的重大缺陷，因为这仅仅是一种为了形成多数而做出的妥协，而并非公民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为了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虽然在权力分享方面达成了多项协议以形成美国政府所设想的合作性民主，但依然有大量问题导致这种民主在伊拉克无法成为一种现实有效的途径，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合作性民主不能真正消除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目标分歧。这正如政治学家西沃(Brenda M.Seave)所言：“权力分享策略无法防止不同派别之间长期不断的冲突，也无法导致和平与稳定的民主。”[6]254在当今世界上的合作性民主实例中，由于各种基本矛盾无法解决，塞浦路斯的合作性民主仅仅维持了3年（1960～1963年），尼日利亚维持了9年（1967～1976年），马来西亚的合作性民主也在1969年的骚乱中崩溃。[6]248另外，黎巴嫩的合作性民主体制，还导致这个国家陷入20多年的内战。[7]
其次，大量证据表明，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并非真心情愿接受合作性民主，而是迫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美国政府为寻求在伊拉克政治重建中的成功，迫使伊拉克所有政治团体在国家和政府重建中进行合作。而实际上，在美军占领初期，伊拉克各派势力并不愿建立一个联合国家，只是在14万美国领导的联军的压力之下，才被迫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方案。在此过程中，美军不仅在政府机关之间发挥了相互制衡作用，而且还充当了阻止不同派别间武力冲突的安全阀门。另外，美国还扮演了各派系间仲裁者的角色，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并促使什叶派、库尔德人以及逊尼派之间进行谈判和达成妥协。
再次，在权力分享问题上，各派之间也完全缺乏共识。由于人数上占据优势，伊拉克什叶派联盟(UIA)热衷于简单的多数统治，并希望以此来抵制合作性民主体制的权力分享。逊尼派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权利分享安排，他们不仅抵制了2005年的第一次全国大选，而且还全体投票反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支持的宪法，要求修改宪法中的多项条款。他们反对的条款包括联邦主义、伊拉克国家性质、石油收入分配以及基尔库克等问题。另外，无论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强烈要求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在什叶派看来，美军的占领妨碍了他们对伊拉克的全面统治，而逊尼派则认为，美军的入侵导致他们失去了权力。因此，双方都认为，美军撤退后自己派别的势力将占据上风，并将单方面控制整个国家。所以，美军一旦撤退，势必意味着权利分享的结束。
最后，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他们不仅对权力分享机制的长期有效性深表怀疑，而且还明确提出必须在美军撤退之前彻底解决基尔库克问题。库尔德政府总理巴尔扎尼(Nichervan Barzani)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趁着伊拉克中央政府目前还软弱无能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担心，将来中央政府一旦强大，就会拒绝处理这一问题。”[8]正是由于这种怀疑，库尔德人始终拒绝在库尔德设立任何伊拉克政府机构，更不同意部署伊拉克军队。很明显，基尔库克问题一旦最终解决，无论其是否归属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都不会再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进程。
这一系列问题表明，伊拉克当前建立的形式上的“合作性民主”制度，不过是美军占领当局的强行安排。因此，这种与美军占领密切联系的权力分享机制，在美军撤退之后恐将难以为继。因为建立权利分享机制主要是为了实现美国政府在政治上重建伊拉克的目标，而不是出于伊拉克人自己的共同愿望。对此，政治学家李帕特指出：“只有建立起共同一致的原则，才能让各方在广泛联盟的框架内分享行政权力。”[5]23这就是说，合作性民主必须是一种妥协与融合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各团体之间必须首先达成共识，而并不仅仅根据他们的人口数量来享有政府和内阁中的职位比例。然而，在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中，显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这主要是因为伊拉克社会是一个由种族性民族主义主导的非同质社区，其中充斥着身份的冲突、利益的矛盾和相互排斥的见解。因此，随着美国占领军的撤离，合作组建的政权很可能陷于崩溃。什叶派可能会凭借其人口多数而试图控制整个国家，逊尼派则将竭尽全力夺取他们失去的政治主导权，而库尔德的分离也可能难以避免。
二、伊拉克国内的种族性民族主义矛盾
在伊拉克国内，导致库尔德分离主义情绪难以平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之间的种族性民族主义矛盾。根据民族学家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分析，在种族关系中，任何团体的种族性民族主义特性就是“这个团体声称自己不同于其他团体的依据，也是他们和其他团体结盟或冲突的根源，并且体现为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9]216根据这种解释，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显然具有种族性民族主义的性质。
伊拉克国内的阿拉伯种族性民族主义，主要就所谓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关于泛民族主义的内涵，史密斯解释说：“泛民族主义宣称的实体要远大于现存的政治单元”，而且“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或是把国家扩大到和种族的范围相一致。”[9]223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伊拉克历年颁布的宪法中，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泛民族主义的特性，尤其是1958年临时宪法第二条、1964年临时宪法第一条、1968年临时宪法第一条以及1990年临时宪法第五条，都明确提出伊拉克是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伊拉克1964和1968年宪法相关条款还规定，伊拉克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政府有责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在伊拉克这些前后相继的宪法条款中，主要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浓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第一，2003年之前逊尼派统治伊拉克时期，相关宪法条款都明确强调这些宪法本身就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性质；第二，宪法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调，表明推行阿拉伯国家统一已经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策；第三，在逊尼派政府的多年统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伊拉克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伊拉克国家及其政府机构则变成了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第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伊拉克曾多次尝试与广大的阿拉伯世界进行联合。1958年，伊拉克曾试图与约旦联合。此后，1963年又出现过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联合，当时这个试图联合的国家被命名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目的中，显然也包含着把两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在一起意图。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逊尼派虽然失去了话语主导权，但他们对伊拉克国家应具备的阿拉伯民族身份依然表现出决不妥协的立场，而且也是逊尼派2005年以后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从这种信念出发，逊尼派人士坚决反对让库尔德人在外交事务上代表伊拉克以及担任总统职位，并坚持应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来担任这些职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体现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性质。此外，他们还要求伊拉克政府建立一个处理阿拉伯事务的部门，并坚持要求外交部应由阿拉伯人来管理。
与之相比，伊拉克库尔德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强调也毫不逊色，值得注意的是，库尔德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的内容。根据史密斯的观点，分离主义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的异质性。另一位库尔德问题专家奥法拉·本戈欧(Ofra Bengio)也指出：“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他们的语言、种族和共同历史，都不同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10]149-169因此，作为存在于这个更大政治单元内的异质群体，库尔德人不仅构成了伊拉克内部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而且还一直在追求独立，这种追求独立的行动表明库尔德人并不满意当前伊拉克的领土结构。自从1926年土耳其被迫把库尔德斯坦南部地区划给伊拉克以后，库尔德人始终都在寻求从中分离出去。除分离主义外，库尔德种族性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民族统一主义。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强调，历史上被分割的库尔德民族应重新统一起来。史密斯认为，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这个群体既相互联系，但又被分裂于不同的压迫者之下。”[9]218从地理位置来看，伊拉克库尔德人处于大库尔德斯坦的中心地区，与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相互毗邻。在这个地区中，库尔德人相互联系的纽带主要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共同遭遇的歧视以及这四国之间“泛库尔德人”情绪的蔓延。对此，库尔德民主党领袖巴尔扎尼(Masud Barzani)强调，这些国家的库尔德人本来就同属一个民族，因此“库尔德人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是他们的合法权利”[11]。
在这种观念和情绪的影响下，库尔德人自己的国旗现在已经成为库尔德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的重要象征。进入后萨达姆时代之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就拒绝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悬挂伊拉克国旗，其拒绝的理由是，伊拉克国旗上的三颗星代表着20世纪六十年代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联盟。与此同时，库尔德的旗帜则飘扬在库尔德斯坦各地的正式场所，而且这面旗帜也得到了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库尔德人的认可。不仅如此，库尔德人还有自己的“国歌”，目前大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各种政治组织，大多使用库尔德自己的国歌。
此外，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还体现为一种“跨国民族主义”。根据纳塔利(Denise Natali)的解释：“自从国家建立进程开始以来，跨国界网络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动员活动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纳塔利还解释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跨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这就是卡齐·穆罕默德(Qazi Mohammed)领导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DP)以及埃尔司(Said Elci')领导的土耳其库尔德民主党(KDP)，都从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那里得到了大量支持。与此同时，塔拉巴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也对其土耳其盟友以及伊朗的城市化左翼同盟提供了重要的跨国界网络支持。另外，20世纪四十年代期间，伊拉克库尔德人还积极参与过伊朗库尔德斯坦地区马哈巴德共和国(Republic of Mahabad)的建立。
在种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伊拉克国家普遍缺乏感情，而且在他们身上也几乎体现不出伊拉克的国民性。库尔德人这种伊拉克国民性的缺失，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信念，即1992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宪法以及库尔德地区宪法草案都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库尔德斯坦是被迫并入伊拉克。因此，库尔德人从未承认过伊拉克国家的最高地位，而且库尔德人大多不承认自己是伊拉克人。很明显，库尔德人反抗伊拉克并不是为了获得公平的代表权，而是为了让库尔德脱离伊拉克。这意味着，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种族性民族主义矛盾所导致的身份认同以及忠诚对象等一系列冲突的总和。
三、伊拉克民族宗派势力核心利益的相互排斥
伊拉克战后重建以来，各派之间的重重矛盾主要表现为核心利益的相互排斥。具体来说，伊拉克逊尼派的核心利益，是恢复他们对伊拉克国家权力的控制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构成伊拉克人口1/5的库尔德人，则深感自己被剥夺了民族自决和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的核心利益就是维护自身的高度自治，甚至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对于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来说，他们的核心利益是实行作为多数来管理国家的权力。由此可见，伊拉克各种族和宗派团体之间的核心利益不但直接冲突，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无法协调的矛盾。
核心利益的相互排斥，首先导致了各派政治势力对国家重大问题看法的相互冲突。在如何看待伊斯兰宗教在伊拉克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上，什叶派和逊尼派可以暂时避开教派差异，共同强调伊斯兰应该成为伊拉克国家的根本特征。但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就像马拉士(Al-Marashi)所指出的：“一个伊斯兰化的国家，必然会把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掩盖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13]156因此，库尔德人深切地感到，建立伊斯兰国家必然和他们的利益相矛盾。库尔德政治领导人塔拉巴尼则明确宣称：“库尔德人决不会遵循伊斯兰的秩序”[14]。巴尔扎尼也公开表示，库尔德人“不会接受把伊斯兰特性强加于伊拉克。”[15]一项有关调查也表明，只有3%的库尔德人愿意按照伊拉克宪法的规定，让伊斯兰宗教成为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16]很明显，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把整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第二，核心利益的冲突还导致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民主体制完全不同的理解。伊拉克什叶派认为，民主体制为他们提供了权力来管理伊拉克，并体现出他们对于伊斯兰国家的观点。与此相反，库尔德人则强调，库尔德问题并不是一个在民主体制下通过其代表来解决的公民身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民族问题。为此，库尔德人还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组织了两次非正式公民投票，以明确表达他们追求独立的愿望，这意味着库尔德人对民主的理解就是民族自决，并通过民主权利来建立自己的国家。相比之下，伊拉克逊尼派大多强烈仇恨民主体制，他们认为民主体制不但篡夺了他们作为伊拉克统治者的权力，而且还教唆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分裂出去，尤其各方之间对于民主体制的争执，甚至可能成为暴力和对抗的根源。
第三，核心利益冲突还导致联邦制在伊拉克难以实行。对此，政治学家依拉塞(Daniel J.Elazar)解释说：“种族性民族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对联邦主义的最强势力”，“当社会各个方面的立场都难以妥协的时候，联邦主义虽然并非绝不可能，但也会极其困难。”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种族之间的联合尤其难以长期存在，因为那些以种族性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具有制宪权的单元，通常都不愿意融入一个内部结构紧密的单元，而这正是联邦主义所必须的条件。”[17]194
第四，核心利益的差异还使得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不同取向。作为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明确表示他们反对与以色列往来。但在库尔德人方面，却频频传出与以色列私下达成各种协议的消息。[18]42另外，在伊拉克与邻国关系的问题上，什叶派和逊尼派也相互指责。特别是在对伊朗关系上，什叶派把伊朗视为“朋友、信奉同一宗教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什叶派国家的典范”，而逊尼派则把伊朗看做是“自古以来的夙敌，现在依然威胁着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属性。”[19]173
第五，尤其严重的是，核心利益矛盾还使得象征伊拉克国家统一的议会、宪法和军队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目前，伊拉克虽然已经有自己的议会、宪法和国家军队，但对于追求不同核心利益的政治势力来说，这不但不能成为国家统一与和谐的象征，而且还更加促使他们去维护自己在其中的利益。在他们看来，这三个机构反映的不仅是身份认同与利益追求的矛盾，而且还反映出国家内部的冲突。在伊拉克国家议会中，体现的主要是对立政治势力之间的分裂与紧张关系。什叶派投票支持的仅仅是什叶派的宗教党派，库尔德人支持的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而逊尼派支持的只有逊尼派宗教政党和前阿拉伯复兴党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伊拉克国家宪法虽然得到了库尔德人和多数什叶派的支持，但却遭到大多数逊尼派的坚决反对。逊尼派把维护自身利益的首要任务确定为修改宪法，但这必然会遭到其他政治势力反对，甚至可能成为进一步分裂的根源。另外，伊拉克国家军队并不是一支建立在民族和宗派和谐基础上的军队，而且还几乎被那些缺乏国家忠诚的民兵全面渗透。实际上，伊拉克国家军队分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派别。据统计，伊拉克军队共有115个营。其中60个属于什叶派，驻守在伊拉克南部；45个属于逊尼派，驻扎在逊尼派控制的区域；还有9个是称为“自由斗士”(Peshmerga)的库尔德民兵，驻守在库尔德斯坦。这种情况表明，当前伊拉克的国家机构主要是一种名义而非实体上的存在。随着美军的撤离，这个脆弱的实体有可能陷入瓦解。
四、库尔德地缘政治环境的有利变化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地缘政治关系构成了库尔德人独立的根本障碍。该观点强调，在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伊拉克库尔德人必须面对一批充满敌意的周边国家。因为库尔德斯坦的独立，将会激发周围国家库尔德人提高自己的政治要求。为此，土耳其政府曾发出警告，伊拉克库尔德人如果宣告独立，就可能成为土耳其宣战的原因。另外，从地区权力结构来说，如果出现一个新的库尔德人国家，也会造成权力结构不平衡。而“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和骚乱，不仅对这个地区有害，而且对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利。”[20]108通常情况下，“国际体系的性质并不欢迎分裂现存国家，从而导致骚乱和暴力，出现像南斯拉夫的那种情况。”[21]109尤其是美国在目前情况下，也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因为伊拉克的统一，是防止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这些邻国对其蚕食或是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基本前提。特别是，库尔德斯坦如果独立，还会成为一个内陆国家。这种内陆国家的局面，会让他们处境艰难，并受到禁运和封锁的威胁。库尔德斯坦如果不能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那就只能依靠美国提供支援和保护，或是和某个邻国建立特殊关系。美国如果帮助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无论阿拉伯世界或是土耳其都不会合作。因此，“美国在面对数百万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情况下，并不愿意成为库尔德独立的保护者。”[22]127这样一来，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将在这个地区被孤立，在经济上也难以生存。
然而，近年来的大量证据表明，上述地缘政治关系分析可能过分强调了库尔德人的被动和脆弱。如果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未来库尔德斯坦可能独立的潜在影响，那么同样也应注意到周围邻国的弱点。实际上，周围邻国对于库尔德独立问题的态度极其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这些国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制约，其中土耳其有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叙利亚有阿拉伯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伊朗有霍梅尼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这些国家始终感到自己处于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之下。其次，这些国家对库尔德人的长期压制，因而存在某种负疚感。在土耳其，库尔德人被界定为“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从而剥夺了他们原有的民族身份；在伊朗，库尔德人受到种族和宗派的双重压迫；在叙利亚，政府自从1962年以来，已拒绝给予10万多本土出生的库尔德人公民身份。最后，由于对库尔德人的长期压制，这些国家同样也受到库尔德问题的困扰。实际上，早在1991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建立之前，这些国家就存在着广泛的库尔德问题。尤其是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一直被看做是“对这个国家本身以及对以土耳其人为基础的种族性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一种威胁”[23]872。
除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同样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的脆弱性：第一，全球化、新的世界秩序、电讯革命等因素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权事务关注的增加，都激发了库尔德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意味着，分隔库尔德人的国家边界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有效；第二，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库尔德人获得的高度自治，同样也打开了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激发了他们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愿望；第三，伊拉克库尔德人身份地位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中取得的大量权利，包括库尔德人的否决权、议会中的库尔德人集团、官方使用的库尔德语言，都在有力地推动整个地区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伊拉克重建以来的事实还证明，联邦主义制度下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已经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国家。库尔德人在联邦制度下实现的自治，对相邻国家的影响已不亚于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而这种示范的作用，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库尔德人效法的榜样。2004年，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卡米什利(Qamishli)和大马士革发动过起义，2005年他们还和国家安全部队在阿勒颇(Aleppo)以及卡米什利进行过冲突。与此同时，伊朗迈里温(Meriwan)地区和萨南达(Sanandaj)地区的库尔德人也举行过示威，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建立联邦体制，甚至要求独立。另外，土耳其库尔德人也开始寻求“有利于他们的区域条件改善”。2004年6月，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分支宣布放弃1999年开始实行的停火，并恢复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敌对行动。
无论伊拉克库尔德人是否牵涉到周围国家的这些骚乱，但这些事件表明库尔德人已成为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同时，这些骚乱还表明，伊拉克库尔德人如果认为周围国家威胁到他们利益的话，他们完全有能力在这些国家制造政治不稳定。这就是说，尽管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没有正式成为一个国家，但它已经形成了某些独立国家所具备的功能，并已成为区域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焦点，甚至构成了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付外来威胁的力量。因此，周围周围邻国如果施加压力迫使伊拉克库尔德人放弃独立建国的要求，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唤醒其自身国内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此情况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也会支持邻国同胞起来反对压迫者。实际上，如今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已经成为跨国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聚集的中心。
面对这种情况，周围国家虽然宣称它们反对建立任何库尔德政治实体，但自从1991年伊拉克半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建立以来，周围国家都在设法与之合作。周围国家政府以各种方式对库尔德区域政府的认可，表明他们已经接受这种现实。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种合作可以阻止伊拉克库尔德人支持自己国内库尔德同胞的叛乱，或者支持范围仅限于那些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库尔德温和派。同样，伊拉克库尔德人看到周围国家对他们的独立不那么敌视会有一种安全感，因而也不会去支持邻国同胞中那些坚持强硬路线的民族主义者。在这种默契的基础上，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半独立国家与相邻国家就可以专心关注各自的相关利益发展。体现这种默契的典型例证主要有，1992年10月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都明确支持土耳其军方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击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基层组织及其成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萨达姆政权“曾对土耳其发出威胁，并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提供了支持”。而伊拉克库尔德人则明确意识到，“土耳其政府为库尔德人巩固他们在伊拉克北方地区的自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为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提供过外交护照。”[24]23同时，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当局建立了实际上的工作协议，以维持边界安全”[21]113。特别是，土耳其政府“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前，已经实际上承认了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政府间关系”[23]115。
此外，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与伊朗政府之间也有过合作。根据盖尔布拉什(Peter W.Galbraith)的说法，“伊朗在历史上就一直支持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分离。”[19]218作为回报，伊拉克库尔德人自从1991年取得区域自治权之后，就禁止那些驻扎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从他们的武装营地进入伊朗。对于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政治领导人也多次劝阻那里的库尔德人在其国内展开斗争。为此，叙利亚政府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以及库尔德民主党始终保持着联系。事实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组织，最初就是在大马士革建立的。
为维护与周围国家的关系，伊拉克库尔德人目前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周围国家库尔德人中的温和派，并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问题。为此，巴尔扎尼宣称：“我们号召库尔德斯坦各个部分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库尔德问题。”[11]同时，库尔德地区政府还收容了成千上万来自周围国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其中大约有11000名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难民，其中大多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另外还有大约7000名伊朗库尔德人。为了避免和周边邻国发生冲突，库尔德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要求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朗库尔德人组织，不要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领土上对土耳其和伊朗发动攻击。对于周围国家来说，库尔德人这种政策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阻止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来自外部的攻击；另一方面，库尔德地区政府为那些坚持强硬路线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庇护所，从而避免了这些人对自身国内库尔德人的直接影响。
除了库尔德问题本身外，周围国家在安全方面也更愿意接受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相比之下，伊拉克8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充满了战争、无政府状态和叛乱。自从1932年以来，伊拉克和它的六个邻国几乎都发生过冲突，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和伊朗的八年战争。另外，在伊拉克历史上，军队至少有10次干预或改变过政府。其中包括实际政变、威胁性政变以及政治压力等。[25]随着美军撤退日期的临近，土耳其对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尤为担忧。在土耳其看来，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也许能够为邻国提供更多的安全和稳定。尤其是，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将会在安全上为土耳其提供一种缓冲。根据豪斯(Chatham House)的说法，“土耳其更愿意接受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而不是一个由伊斯兰政府领导的伊拉克国家。”[24]4盖尔布拉什甚至认为，“由于崇尚世俗化和亲西方，土耳其甚至可能把库尔德人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同时，库尔德人也可以在土耳其与南部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一道缓冲来减少冲突”[19]117。
在关注安全的同时，土耳其政府也非常关注地缘政治冲突给地缘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害。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前的国际禁运，导致土耳其关闭了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据估计，土耳其为此受到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斯坦的稳定局势不但使得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库尔德斯坦近年来和土耳其还建立了良好的经济联系。目前，库尔德斯坦已有大量土耳其公司，它们在各地展开经营，涉及各个经济部门。仅2006年年初，土耳其公司就和库尔德斯坦签署了价值25亿美元项目的合同。[26]9-13不仅如此，土耳其人还涉足库尔德斯坦经济核心的石油工业，双方达成了共同开采油田的协议。从客观上说，这种发展已经建立了双方经济相互依赖的新平衡。如今，土耳其如果因为库尔德人宣布独立而关闭边界的话，土耳其东南地区的民众将会挨饿。考虑到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的问题，比兰德(Mehmet Ali Birand)建议：“库尔德斯坦和土耳其应当建立一种互补关系。”[27]同时，国际危机团体也指出：“土耳其需要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稳定，而不是其具体身份。土耳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密切合作，来促进这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28]16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美军入侵伊拉克后，库尔德斯坦周围地区的权力结构已经出现重大变化。土耳其政府明显感到，自己已被美国其他战略伙伴所取代，逐渐失去了地缘政治优势。为弥补这种损失，土耳其也势必要和伊拉克新兴的库尔德势力加强联系。从库尔德斯坦和土耳其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争取独立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并非人们原来设想的那么严重。在库尔德斯坦与土耳其的关系改善之后，甚至还会出现更多有利于这一发展的因素。
五、结语
随着美国军队2011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的期限日益临近，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政治前景已经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一个在伊拉克国内长期受到阿拉伯民族势力和伊斯兰宗教势力挤压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虽然通过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伊拉克战后重建时期美国人主导的合作性民主体制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利益，但随着美军的撤离，这种权利分享体制恐将难以为继。不过，库尔德人通过重建时期建立的联邦制度，也为自己的自治奠定了牢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同时，库尔德人还和与之毗邻的土耳其建立了安全上的互信和经济上的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缘政治关系对其争取独立的限制。可以设想，在美军撤离和伊拉克进入“后重建时代”之后，伊拉克国内强调中央集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必将兴起，库尔德人维护自治地位的联邦体制也会受到威胁。特别是，伊拉克国内民族和宗教派别之间，长期存在的核心利益差异也可能导致各方之间的冲突加剧。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完全可能在已经取得的自治基础上，走向更具实质性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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