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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04;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1)03-0021-05
自从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在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冲突，就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由于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为西方文化带来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优势，所以，西方能够征服和掠夺东方。东方的中国为了摆脱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命运，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但是，西方现代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欧洲文化的价值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却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
科学技术是在人们和自己生活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的，从而从属于人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制约着科技发展，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文化生活价值观念实现的手段，特定文化的科学技术必然体现着这种文化的价值观。由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具有排斥其他文化价值观的特点，不同文化的科技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结构体系。在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之下，西方现代文化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称之为普遍的科学，而其他文化的科技观念则受到限制，成为特殊的科技体系。特殊的科学或者是普遍科学的准备，或者是西方科学的拙劣的模仿[1]。这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在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是真知和洞见而是狂妄和自大。在西方科技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对普遍科学的偏见产生怀疑。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奋斗中，中国人一直在探索着自己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没有探索到自己的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科技创新之路，还时时受到西方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控制。
本文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科学技术时遇到的两难选择，来自西方文化对自己科学技术普遍性的错误判断；中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科技摆脱西方控制的过程，其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形成适合自己民族特点的科学技术观念。只有在中国人自己的科学技术观念指导之下，中国科技才能获得创造力，才能把西方科学技术当作借鉴和材料，才能克服西方科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全面危机，才能使科技进步成为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的保障。
一、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内在矛盾是现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根源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获得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之后，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希腊科学思想如何转化为基督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消除其异己的观念，就成为基督教神职知识分子的重大课题。这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回应。希腊科学虽然有种种流派，但是占据主流的是自然目的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亚里士多德的表述为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事物的变化和运动都是这些形式因和目的因决定的。这种自然观与基督教关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观点是矛盾的。基督教认为作为被动的创造物，不能自己成为自己变化和运动的原因，因此希腊科学的目的因和形式因与上帝的全能相违背。回应希腊科学挑战的工作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基督教神学内部产生的，其结果就是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在文艺复兴后期形成的机械动力学[2]。经院哲学在把希腊科学纳入神学体系的同时，使得信仰的启示神学从属于理性的论证，导致了上帝万能论的困难。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机械论动力学观念开创了新的解决途径，认为世界万物作为被动的创造物只能是纯粹的惯性和惰性，而世界的一切运动都是来自事物外部的机械推动力的作用的结果。这就是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完成的工作。这一工作把上帝万能的基督教观念贯穿到了自然观，也把中世纪神学赶出了历史舞台，从而为现代欧洲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文明开辟了新的纪元。
机械动力学的诞生，推翻了经院哲学的神学宇宙观，开始了以认识和征服自然为主旨的现代欧洲文明的进程。人与自然的对立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就已经形成，在福音书中耶稣基督要自己的门徒打破自己的血缘关系成为信仰上帝的个人。现代文明把这种对立——个人与自己的自然血缘本性的对立，扩张到对人的内在和外在自然的认识与征服。个人在割断了现实的和自然的种种关联以后，便成为了原子式的个人。原子式的个人就成了现代欧洲文明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成为种种人文学科表达的主体。但是原子式个人这一抽象的观念和人们的现实存在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按照这一观念推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必然使人不成为真实的人，这就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根源。自然界在剥夺了变化和运动的内在根据之后，必然成为质点一般的纯粹惰性——因此，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在还原主义原则下，寻找自然万物的不可分且只有惰性的最终构成原子的任务就是它的根本任务。但是物理学在打碎了分子、原子、原子核之后，发现基本粒子并非不能变化的纯粹惰性。自然科学关于自然界的还原主义和它的机械动力学自然观不仅在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因为它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征服和破坏自然的巨大力量，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危机。现代文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突出的人与自然的危机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全面危机，而这一危机根源于现代文明从基督教文化母体中脱胎出来的整个知识体系的理论错误。
我们看一个文明就像看一个人，不仅要看它是怎么说的，还要看它是怎么做的。西方文明的观念体系曾经被看作关于世界的绝对真理，而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文化生活方式。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造成了种种人类生活中的灾难。这为当前流行的相对主义文化观念所揭示。这种相对主义风潮，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征，深刻地揭示了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知识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但是相对主义只是发现了问题，却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把西方文明的知识观念与它的具体实践相对照，我们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批判，与只在它的知识观念体系中寻找逻辑矛盾的，从概念到概念的后现代相对主义批判相区别。道德主义的批判不是抽象的批判，而是具体的批判，不是思辩的和想象的批判而是实践的批判。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自己的立场和方法，而摆脱了西方文化观念的控制，从而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
科学和文化史的研究表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等都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下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浸透着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把这种价值观念的具体表现叫做文化人格，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现代文明。
这种文化人格主张人与自己（灵魂和肉体）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它是不能获得自己的思考与行动一致的，由此产生人格的异化——异化为神或异化为资本。这种人格的统一性只能是形式的表面的统一性，换句话说就是逻辑的一致。在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中，这种逻辑的或语言的一致是从神的权能中获得的，落实到现实生活就是政治经济的法律——马克思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指出，这种逻辑上的一致也是形式上的一致，现代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秩序只是形式上的虚假的秩序，实质上则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就像希腊语theoria的字面意思所说的，理论思维theory就是神的启示。逻辑思维的概念假说以及推理形式是现代文明的文化人格的基本生活行式，这种基本生活形式构成了现代文明在其知识体系中的独特个性。正如哥德尔关于形式系统不完备的结论所认识到的，这种文化人格既然不能获得思考和行动的统一性，它也不能真正获得形式上的或逻辑上的统一性。因此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不仅和人们的生活实际相矛盾，在其内部也充满着种种悖谬。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它们位于其中的整个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起点，即认为现代文明既是欧洲中心主义也是逻辑中心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它只在思辩中而不是在实践中进行批判，从而陷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实践的水平上完成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知行合一或者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二、中国传统科技体系和它的合理内核
在以往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不能摆脱西方现代科学逻辑主义偏见，他们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普遍的和绝对的科学，把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当作不成熟的和走上歧途的科学技术。这样中国科学技术体系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中国科学技术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之下形成的独特的个性，都被看作迷信和错误，从而不加考察地被打倒了。诚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技术体系作为实现这一文化的理想的手段，受到了历史的和认识上的局限，有许多迷信和错误的成分。但是它曾经取得的辉煌的科学技术成果，绝不是迷信和错误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考察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使我们获得了新的和正确的认识。
我们在上面提出了文化人格的观念，认识到一种文化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每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和整体一样表现着这一文化的基本人格特征。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开始获得深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天人合一，而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详细一点，天人合一就是，个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合一，人与人之间的合一，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合一。我们在这里认为，中国文化的人格特征是知与行的合一，换句话说，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古代先贤认为，思想言论和实际行为的一致就是道德人格的基本标准。因此，我们在前面把这种考察叫做道德主义的，以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逻辑主义。道德主义观念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中都获得了表现，不仅在传统社会如此，西方汉学在研究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和实际时，也十分强调这种特征。
中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在道德主义原则下取得的，在实践上表现为科学理论探索和技术创新的密切结合上。这种结合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没有形成从假说出发的逻辑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点，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早已指出过。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误导，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者据此认为，中国传统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3]。这种指责不仅落在古代科学家的身上，也落在当代科学家的身上。比方说近几年一些人对科学工作者下海的经济行为提出了批评，认为科学家应当为科学而科学，不能奉行功利主义，这种科学哲学批判，其基本立场就来自逻辑主义科学观。道德主义的原则不是眼界狭小的功利主义，而是胸襟广大的功利主义，即济世救人和爱国主义，这是我国古今一切伟大科学家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力。道德主义原则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立场和动力，也规定了科学研究的形式和手段。我国核物理之父王淦昌1941年关于中微子存在的探索，不是从抽象观念到抽象观念的逻辑上的存在论证，而是在理论上也叙述为寻找中微子的技术操作，王淦昌的科学研究在形式和手段上都遵从道德主义原则——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并且使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统一起来。
我们说要发扬优秀的传统，并不是不要批判传统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中的迷信和错误。相反，只有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国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才能获得摆脱迷信和错误的出发点。在我国古代的科学发展中形成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重技术操作和实际测量的科学技术体系，这种体系明显地和西方以《几何原本》为中心的科技体系相区别。但是在中国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以后的明末清初，由于中国科学技术陷入了迷信和错误的泥坑，就轻易地被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欧中世纪科技知识体系打败了。从此中国文化失去了自己实现自己文化理想的科技创新的动力，终于成为西方文明侵略和征服的对象。这样中国科学技术混合着迷信和错误的知识体系和它存在于其中的传统社会，就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崩溃了。这种迷信和错误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最终窒息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作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这一灾难正好促成中国人民觉醒，从别人带来的灾难中，也从自己的迷信和错误中觉醒。
三、在建设中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建设先进的科学技术观念体系
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形成的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的科技体系，体现着中华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念，而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念所追求的精神与肉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目标，正是人类幸福的保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认识到西方文化危机的知识分子（包括西方的知识分子），都朦胧地意识到中国文化对治西方文化危机的作用。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众多学者中的一位，他认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出路，只能从中国文化的观念中去寻找。六、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改革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中兴，但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危机关系却更加突出了，于是兴起了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西方文明兴起之初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批判——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批判。
这样，人们便开始了对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和历史的起点的深入考察。其中科学技术史的考察表明，牛顿机械动力学观念和牛顿本人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密切相关[4]。那个时代造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曾经被称为自然界的绝对的客观规律，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却已经证明了这一观念的破产，于是在尼采“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的呐喊中，欧洲现代文明开始了对自己知识体系的修正。这一知识体系的危机和欧洲社会的危机同时到来，但是这一次危机还不是欧洲文化的终结。正如在社会政治经济中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的变革，自然科学中也出现了非欧几何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对牛顿绝对主义的修正。但是这种修正不能根本改造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体系的内在错误，只是表明了他自我调整的能力还没有丧失而已。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密切的相互联系。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推动了科技进步，但是也产生了西方文明的内在焦虑。韦伯把这种焦虑称之为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其内容就是，在科学理论促进技术进步的进程中，科学理论所标榜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神圣品格在现实资本的功利主义面前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就是西方科学的逻辑主义的荒谬之处。这种内在的矛盾也在西方科学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危机面前充分暴露了出来，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成了西方文明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复兴，也正是这一发展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纪末的恐慌和疯狂。这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就成为人类科技进步的阻碍力量，就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表明，科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只有在理论和技术密切结合的时候，科学技术才能获得发展。欧洲现代文明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从中国传入欧洲的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只能沉浸在希腊科学的抽象思辩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成了空话。但是，由于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人类道德的丧失，使得人们不能自觉到事实的真相——科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从而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有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且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制造了人类生存的危机。
因此我们只有反对逻辑主义的价值观念，彻底改造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体系中的错误，才能继承它的具体的科技成果。摆脱了西方文明逻辑主义知识体系支配的具体的科技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在不道德文化的支配下能够给人类带来危害，但是在道德的文化中却是人类摆脱西方文明危机的有用的工具。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必须复兴，这是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唯一出路。这也是我们探索科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批判西方文明把科学与技术对立起来的理论成功的根本保证。
中国传统知识观的开拓和发扬，是知行合一的人格修养之路，是人与自然感应互动的伟大交响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科学在思维方式上摆脱了从假说到结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走向了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创新之路，逻各斯中心主义从假说出发，只能把自己的努力致力于语言的表面的逻辑一致性，但是由于脱离了生动的事物，最终陷入不能自拔的二难悖论。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则因为密切关注着生动的事物，能够灵活地处理各种关系而在协调中达到自己的目标。
其次，中国科学在贯彻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赋予了科学和技术在创新和应用中丰富的价值和意义。个人主义及其危害避免了，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摆脱了虚假的价值中立，达到了造福人类的目的。
再次，现代科学进入中国的立场化和价值化，还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从此找到了克服的道路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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