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挥玉斧”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宋挥玉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挥玉斧”作为西南边疆史地及宋史的一个议题，广被学界熟知，已有不少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对宋挥玉斧的有无及其传述、产生的原因都有所涉及。但从学术史而言，已有研究主要是将宋挥玉斧视为一种工具，以引入宋与大理国关系这一问题，认为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并未阻断宋与大理国之间的往来。更有学者将宋挥玉斧指向了宋与安南的关系。②围绕着宋挥玉斧的讨论渐趋模式化，已有的结论也近乎“定论”，可以说是存在问题的。如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首先指向的并非是宋与大理国的关系，而是以宋朝西南极边黎州为中心的宋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又如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之所以在宋徽宗时期被提出，并非前辈学者提出的“北宋末年全国政治形势复杂化”、“疆吏惟恐发生事端”等原因，而是由于此时宋朝在西南边疆的“开边”运动。有些问题则未被关注，如宋太祖被认为是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的缔造者，并强调宋挥玉斧带来的边疆安定，其实宋朝西南边境不时地发生“寇边”事件，尤其在宋挥玉斧大量被传述的南宋时代，这恰恰反映了宋人对边疆的现实需求以及边疆观念，也说明宋人对开国皇帝的一种追述和美化。 宋挥玉斧的工具性被过分强调，而其作为“说法”的一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宋挥玉斧”说的书写与传述过程至今仍未得到系统的梳理，正是宋朝人对该说的书写与传述，才使其内涵逐渐丰富，也使其成为“信史”。由此，追寻该说在宋朝的传布过程，探求介入其中的宋人对西南边疆的观念和认识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拟对该说在宋朝的传布过程进行梳理，从中考察宋人对西南边疆的观念和认识，并针对学界存有争议的该说是否虚构的问题，回归该说本事和相关史实的梳理，得出该说实为虚构的结论。从这两方面入手，本文试图对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进行再认识。 一、“宋挥玉斧”说在宋朝的传布 “宋挥玉斧”是清人孙髯在诗文中提出的，可谓是对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行为的一种概括，并未有明确的定义。回到宋朝情境，宋太祖有无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这一行为已经无从查证。从宋人对这一过程的回溯来看，并未纠结与玉斧的有无，而对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此，宋挥玉斧应该从宋人对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的追述开始进行论述。 “宋挥玉斧”说最早可追溯到政和(1111～1118)末，知黎州宇文常在应对徽宗诏问时指出：“自孟氏入朝，艺祖(按：宋太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③宋太祖、舆地图、画大渡河为界、无西南夷患一连串被耦合在一起，成为“宋挥玉斧”说的重要构件。此后，这些内容进入朝野的视界。 事情的起因是“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黎州又在地理空间上三面临大渡河，④且黎州三面与少数民族相接。⑤于是，才有了诏问和答诏。宇文常首先作了如上陈述。在宇文常的话语中，宋太祖主动行为，包括“取”、“观”、“画”，最终实现了以大渡河界定黎州乃至西南边界，由此带来了长久“无西南夷患”的硕果。可以说，以上构件是缺一不可的。接着他表达了个人意见：“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最终，徽宗听取了宇文常的观点。 政和末、大渡河外置城邑这一组信息，是值得推敲的。当把时间再往前推移几年，便可以发现黎州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开边”的压力。有如是两则史料：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招诱近界诸夷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⑥ (席旦)复知成都。朝廷开西南夷，黎州守诣幕府白事，言云南大理国求入朝献，旦引唐南诏为蜀患，拒却之。⑦ 第一则史料，直接指明政和开边事。常见的是崇宁开边，而实为“崇宁以来”开边，政和自然在此范围之内。具体到政和末，也有开边的记载。⑧第二则史料则直指川蜀开边，⑨将大理求入贡视为朝廷开西南夷的内容，显然黎州守被席旦视为招诱大理国前来朝贡，席旦引用唐南诏为患的历史事实将其拒绝。而此时开边的氛围，使得在广西方向成功引进了大理国入宋朝贡，朝廷将之视为一件不小的功绩，黄璘及其儿子都因此迁官。⑩ 由此，政和末，“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则更容易理解。宇文常搬出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这一“祖宗故事”，对抗当时强劲的开边势头，恰恰说明宇文常并不支持开边。宋挥玉斧正是对开边、扰边的一种有力回击，故而宋人对宋挥玉斧的传布自然也彰显了这一态度及用意，并非无意识的书写行为。至此，缘何宋挥玉斧在这一时期出现？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前辈学者提出的“疆吏惟恐发生事端”、“北宋末年全国政治形势复杂化”、“北方形势吃紧”等原因，(11)似未抓住问题的关键。 绍兴六年(1136)，翰林学士朱震说：“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12)并指出宋高宗在这一年拒绝了大理国入贡请求，“是亦艺祖之意也。”顺着这一思路，朱震考虑到广西买马事宜中可能存在的蛮夷窥伺宋朝虚实乃至入寇行为，故而向高宗建议诏谕广西帅臣在市马问题上谨慎择人、对待蛮夷务必羁縻之。高宗听取了这一建议。 绍兴二十六年(1156)，知黎州唐秬对宋高宗提出：“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患尤甚。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13)随后又指出钟世明治理川蜀颇有作为，乞求高宗皇帝降诏抚谕川民。高宗之前已见到唐秬的奏议谈及此事，处理结果不详。不过该说也被高宗吸收，于当年十二月用以对宰执宣讲，“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然沿边控御兵官，岂可非人？”(14)于是对成都府、夔州、泸州路嘉、敘、黎、雅等州的城寨官重新加以选差。 以上绍兴年间(1131～1162)有关宋挥玉斧的对话，可知该说已不再拘泥于黎州，行用范围得以扩展到川蜀乃至更广。这三则内容，宋高宗或主动或被动都参与了其中，对该说在南宋的传布无疑具有推动的作用。 最迟在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宋挥玉斧”说的最后一个构件“玉斧”也出现了，(15)即邓嘉猷《西南备边录》所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 ”(16)“宋挥玉斧”说在此时才真正成立。绍兴末年，虚恨蛮寇边嘉州事件，朝廷诏命相关诸司防备之。邓嘉猷作为嘉州进士，是书以及该说的编纂，也可能迎合了这一契机，为诸司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淳熙四年(1177)，四川制置使胡元质因之前青羌(吐蕃)大侵黎州致使“取兵于御前，诸军兵车往来，内郡苦之”的局面大发感慨，说：“国家混一区宇，画大渡河，弃夷不用。夷且内属，岁贡名马，求通于中国。中国许之市，以收夷心。边有夷侩，或导之绎骚，守者坐愚或生事，皆非其故也，何至以大兵长技与之较胜负哉!”(17)从中清晰可见封疆大吏胡元质的边疆观念，推崇太祖画河弃夷的做法，对边疆守吏不当处置与外夷关系或主动生事，以及对化外“蛮夷”(不包括仇敌金朝)用兵争胜负表示非议。 淳熙(1174～1189)后期，四川制置使赵汝愚在上奏中谈到：“臣伏见黎州自太祖皇帝玉斧画河之后，二百余年，三陲晏然，一尘不动。”此处“三陲”指黎州三面临边，而“晏然”、“一尘不动”与上述说法实有共通之处。但之后行文转向了当时的时政，即“蠢兹小丑，敢为乱阶，杀略吏民，扰我西鄙，覆亡将士，犯我王略，积十余稔，罪恶贯盈，狡计益深，乍服乍叛，犁庭扫穴，理无可赦。陛下神武不杀，惟务羁縻，圣度有容，屡行恩宥”(18)。乾道九年(1173)，吐蕃寇边黎州，黎州守臣处置不当，使得扰边事惊动了中央，数月后方得以平息。当然这一事实并非赵汝愚奏议的重点，他强调的是孝宗皇帝的圣德以及处置蛮夷方式的得当。 淳熙十六年(1189)前后，广西转运判官朱晞颜上书《论西蜀事宜》：“自我艺祖断自圣谟，画大度(渡)河为守，夷人震慴天威，二百年不犯塞，逮今益以衰弱。”(19)需要说明的是，朱氏此奏的中心是要将四川制置司由成都移至兴元，以有利于川北控扼金朝。自乾道年间开始，大渡河宋朝一侧黎州屡屡受到大渡河外蛮夷势力的侵扰。朱氏不顾这些事实，仍以“逮今益以衰弱”错误认识为观点，试图将川蜀的军事重心由南向北迁移。反映了朱氏对四川北疆与南疆重视程度的迥异。 从淳熙年间的这三则书写来看，胡元质和朱晞颜并未提及“玉斧”，说明玉斧画大渡河仍未被完全接受，或者说在孝宗时，“玉斧”画河对一些宋人而言仍陌生。有一则没有确切时间的资料显示，黎州大渡河边建有“划玉亭”(20)，作为实物已经矗立在大渡河边。该说也从书写、传述转向了实证建设。 光宗绍熙二年(1191)，张谓出任知黎州，其《谢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划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险”(21)。黎州凭借不可替代的地理优势，参与并推动了该说在徽、高、孝宗时期的传布。该说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政治遗产，对黎州影响最为深远，甚至成为了黎州的一种标签。于是，“玉斧所划之方”无可争议的指代黎州。 宁宗开禧三年(1207)，道士写道：“真人幸启偃兵息民，执玉斧而划弃大渡之外，越巂遂沦。”(22)而张神君“旧生越巂间”，故而“当以黎雅为乡也。黎之邛崃关有灵应洞，乃吾之变化所”。此处宋太祖被用以道教称呼“真人”，面对玉斧画河带来的疆界变动这一现实，纵有变化之术的“神道”也无能为力，只能顺从并改变，以博得民众的信仰。 楼钥创作的《送王粹中教授入蜀》长诗大致也成于这一时期。(23)其中便有“艺祖按图挥玉斧，大渡河外等弃之。本朝独无南诏患，一语决定无敢违”。楼钥在诗中提及自己未尝入蜀，而在私人诗文往来中提到该说，说明该说作为知识通过书写、传述已经传播开来。谈到诗，仍有三首诗提到“宋挥玉斧”，因未注明时间，一并附于此处。项安世(1129～1208)《送胡黎州》：“邛崃阪曲臣车直，大渡河深帝斧明。”洪咨夔(1176～1236)《同孙子直和李参政东园韵》(其八)：“大渡画河余玉斧，祁山破贼只纶巾。”黄文雷(理宗淳祐十年进士)《西域图》：“煌煌烈祖鉴古作，玉斧画地分华夷。”(24) 宋理宗时期，该说广泛见于记载。祝穆《方舆胜览》作为本朝地理书，在“黎州”、“嘉定府”下凡四次提及该说。其中有一种说法屡被后人引用，即“大渡河”条“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因兵威复越嶲，艺祖皇帝以玉斧画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25)这一书写相较以前提供了新的信息，包括明确的时间(建隆三年)、参与者(王全斌)、图像的来源(平蜀后，以图来上)。信息要素的增加，使得“宋挥玉斧”说内容更加饱满。排除史实的正确与否问题，这种书写行为可以视作对该说的又一次完善。祝穆的书写行为使得该说得以基本定型。就史实层面，建隆三年(962)并未平蜀，而是乾德三年(965)平蜀。(26)即便存在这样明显的错误，后世包括元、明诸人多加以传抄而未加纠谬。(27) 除了这一书写，祝穆还给出了另外三种书写。同为“大渡河”条，在嘉定府下，书写为“艺祖得天下，以所持玉斧画舆地图，自大渡为界，此外吾不有也。故二百年无外患，远虑如此”(28)。又有作“持玉斧画河，实存深意”。并提供了黎州《本朝太守题名记》的记载：“太祖以玉斧画大渡河外”。(29) 郭允蹈编纂《蜀鉴》，在结尾处如是行文：“惟我艺祖，远法三代，玉斧画河，不贪其土，而蜀于是鲜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谨固封圻壹是，皆以砥砺廉隅为安边之本，孰谓其不行于蛮貊哉!虽百世而无南夷之忧可也。”(30)是书最后记录到宋平后蜀，此段文字既是对当时的总结，也是郭氏关照现实后借该说书写的理想蓝图，正所谓“蜀鉴”。 南宋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专门列有“以斧画地”条，载：“太祖得天下，以所持玉斧画舆地图曰：‘自大渡为界，此外吾不有也。’故二百年无外患，远虑如此。”(31)此书的类书性质，极易吸引时人眼球。正如书中所称“昨刊《古今备要》四集盛行于世，但门目未备，再刊外集，补其未备”。而此条所属别集，即四集之一，可以想见该说随着该书的畅销更加广为人知。 金履祥显然参考了《方舆胜览》，在该说中加入了错误的建隆三年，但又有所改动，作如是书写：“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图来上，太祖皇帝见大渡之南城寨劳远，以玉斧画河为界，曰：‘此外吾不有也。’”(32)此处也提供了新的信息，太祖皇帝玉斧画河的原因更加明确，是由于大渡河南城寨劳远。 李曾伯和马廷鸾各自在文章中几次提到该说，分别为“我祖玉斧之经营”、“慨思玉斧之经营”(33)，“余尝感今怀古，恭惟艺祖皇帝玉斧画河”、“国家玉斧画河”、“真人玉斧画我疆”。(34)两人都经历了宋蒙战争，尤其是蒙古侵宋，残破以及占领川蜀州郡，使得两人遥想起太祖玉斧之经营、玉斧画河之功业。 当视线集中于光、宁、理宗时，可以发现该说与淳熙时有所不同，“玉斧”已经被接受为该说不可缺少的构件。从地域上，该说可以说走出黎州，更多的跟川蜀联系在一起，也即“由黎入蜀”。 综上所述，该说从出现到广为时人所知，并未受到过质疑，而是作为信史被接受。这显然归功于两点，一是该说被视为太祖功业，毋庸置疑。二是该说最核心的构件以大渡河为界是事实而不是虚构的。该说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资源并未被官方垄断，也未被官方界定，于是有了不同的书写。从宇文常到祝穆、金履祥的书写之间，从宋人的不同书写之间，可以看到宋挥玉斧说在宋朝的传承与变化。有些书写则是对该说的再塑造，使得该说更加丰富和细致。这些传承、变化与再塑造都是伴随着该说的传布而出现的。 该说除了作为资源和知识在书籍、文本中出现外，还作为一种实用的边疆策略，在黎州及川蜀边疆问题上得到实践。以宋太祖的名义构建的该说，无疑也为该说披上了祖宗之法的光环。作为该说构件之一的“无西南夷患”，或称二百年安定，并不符合史实。宋朝的西南边境不时地发生“寇边”事件，尤其在该说大量被传述的南宋时代，该说非但没有因质疑而消失，反而却在此时传布开来。这种悖论和反差其实有着内在的合理性，边疆安定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统治的一种政治任务。宋太祖被认为是挥玉斧画大渡河为界的缔造者，并强调以之带来的边疆安定，这恰恰说明宋人对开国皇帝的一种追述和美化，也反映了宋人的边疆观念(寻求安定)以及现实诉求(维持统治、寻求政绩等)。 该说作为宋朝史的内容，并未随着宋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被元、明、清朝人继续书写和传述。他们如何传布宋挥玉斧这一宋朝事件的，又有怎样的变化？也是该说传布史的重要内容。仅择其要者而言，在这一长时段内，有关该说的传布主要是因袭宋人的写法，尤其是祝穆建隆三年那段书写，该说的信息方面并没有多少增创之处。(35)但有两处变化值得特别关注，一为王全斌取代了“议者”，成为“既平蜀，欲乘胜取云南”的建议者。(36)一为“复越巂”被替换成“取云南”、“取滇”，(37)使得该说的“云南”视角被凸显出来。(38)该说也由宋朝时的“由黎入蜀”转而成为“出蜀入滇”，关注的重心由大渡河内侧转而大渡河外侧，这体现了宋元明清由于疆域变化带来的地域知识和兴趣的转变。“云南”视角的凸显也影响了现今对该说的关注。 二、“宋挥玉斧”说系虚构考实 从“宋挥玉斧”说在宋朝的传布来看，该说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但围绕着该说是否虚构，却存在着争议。(39)虚构说的依据多为北宋史籍或史实中并没有记载，肯定说依据的则是宋代文献中多次出现，而且在廷对和朝议中被大臣援引。不过，这两种说法的依据仍缺乏对该说相关事件和史实的关照，从而使得结论过于依赖推论甚至猜测。从该说的本事和史实的梳理中，本文得出该说确系虚构的结论。 乾德二年(964)十一月，王全斌等被委以讨伐后蜀。在辞行宴上，太祖将川蜀图授予王全斌等将领。该图是在后蜀人孙遇、杨蠲提供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信息后，命画工绘制的，并重点标出险要之处。(40)太祖与征蜀将领进行了对话，太祖问：“西川可取否？”王全斌等回答说：“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克日可定也。”而史延德的回答特别新颖：“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41)这段对话实为太祖进行的征蜀动员。太祖还对征蜀将领指出：“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可见太祖对征蜀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即“西川”土地，将后蜀纳入宋朝版图。后蜀“西川”土地并不包括大渡河以外，(42)宋太祖对此是了解的。故征蜀既定战略目标是明确的，有边界的束缚，而非无限定的或者按照征蜀将领的意图对外讨伐。 此次征蜀的过程已有研究成果可资参考。(43)从该说的关联视角看，有几点仍未被重视。 后蜀孟昶具降表、备亡国礼，意味着后蜀政权的灭亡。孟昶的降宋行为也将后蜀土地、人民一并置于宋朝治下。宋朝接纳降表，诏答孟昶，宣谕后蜀将吏、百姓，大赦后蜀管内，宋朝已然取代后蜀，成为川蜀的统治者。以上这些都发生于乾德三年(965)正月。正如史料中所云：“自全斌等发京师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44)由此，王全斌至成都，蜀主备亡国之礼，并未见征蜀军队继续南下讨伐。黎州也未经兵戈便进入宋人“得州四十六”之列。宋朝以大渡河为边界也在此时便已成立。 宋军由军事讨伐到统治川蜀的过渡顺利完成，但以王全斌为首的将领过于满足私欲以及军队扰民行为时有发生，并没有得到后蜀民心。在处理败军入京的问题上，太祖指示王全斌要给予蜀军充足的起发差遣钱，王全斌非但没有听从，反而加以克扣，并纵容部下对蜀军的侵扰。由此引发了蜀军的叛乱。王全斌对待蜀军叛乱，非但不安抚，而是将已在掌控中的蜀兵二万七千人残酷的杀害，激起了更大程度的反抗。“自是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45)，宋军又开始了对川蜀的二次收复。黎州虽不在上述17州，但从曹光实的经历来看，黎州也被蜀军占有。宋军在曹氏提供情报和向导作用下攻克了雅州。曹光实被王全斌任命为义军都指挥使，以所部兵力收复了黎州。(46)乾德四年(966)闰八月，黎州收复时，宋军并未参与，而是讨伐别处，蜀军叛乱局面依然没有平息。宋朝第二次以大渡河为边界也在此时发生。 至此，“宋挥玉斧”说的本事得到梳理，宋太祖、王全斌、黎州、征蜀战争的关联史实也已明晰。大渡河为界并不是征蜀战后出现讨论的议题，而是在战前宋太祖战略目标中已经明确的事实。王全斌征蜀战事也是以此目标来开展的，故而有着收复黎州和两次以大渡河为界的史实。在平蜀战后，宋太祖完全没有必要将玉斧挥向舆地图中的大渡河，并以此举措来确立“以大渡河为界”，因为大渡河早已成为现实边界。从史实上看，该说出于虚构。 比对“宋挥玉斧”的诸种书写，可以发现诸说围绕着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这一主题，各说各话，没有定说，在时间、画河工具、参与者等方面存在不同，以时间为例，有孟氏入朝、太祖即位之初、平蜀后、建隆三年(乾德三年)等不同书写，可见宋人对“宋挥玉斧”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以说明己说确切，旁说错误。诸种书写的差异也佐证该说出于虚构。 从该说的最早书写来看，“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息。”蜀地图在征蜀前宋太祖便已有之，且孟氏入朝时，黎州已为叛军占有，并不是画大渡河为界的契机，表明该说系宇文常虚构的而非史实的存在。 由此而言，该说无疑出于虚构。该说主题为宋太祖画定以大渡河为界，相较征蜀战争与川蜀对外边界而言，这种明确指向的看法变得具有针对性。宇文常恰恰需要以这种针对性的祖宗行为来对抗开边策。他对该说的虚构是高明的，为宋人创造了一个较为生动的宋太祖画大渡河为界的行为，广为被后人传述和再塑造。但该说并非没有任何依据，如宋太祖、以大渡河为界是否定不了的。由没有宋挥玉斧这一说法，到宋人对该说深信不疑，这种观念的变化，以及该说的传布带来的边疆认识和实践也是不容否定的。 三、余论 “宋挥玉斧”虽然是出于虚构，但同样向我们传递了宋人的边疆观念以及对待外部世界的看法。宋朝人对大渡河外的国家、民族、地理并不十分关心，(47)相关认识也未必准确，(48)许多信息是从“蛮夷”转述中得知，(49)这是客观事实。与之相对的是，“宋挥玉斧”及大渡河内侧作为宋朝国事则受到了宋人的关注。该说在宋朝的传布中，“由黎入蜀”表明该说由边地推广到内地，也显示了边疆意识在南宋的扩展。在边界内外之间，国家意义得到彰显。 “宋挥玉斧”的传布被明确指向了宋与云南的关系后，也引导了宋与大理国关系的思考。但就“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的指向而言，首先并非是宋与大理国的关系，而是以黎州为中心的宋与西南民族(卭部川蛮、两林蛮、保塞蛮、吐蕃)的关系。(50)宋与大理国的关系主要在广西方面发生，而大渡河边界黎州方面所占比重甚少。“以大渡河为界”明确晃定了宋朝的西南边疆，在内向与外向的视角下，大渡河并未隔绝宋朝与外部的联系，在大渡河内侧黎州城内“蕃蛮日有四五百人”(51)便是明证，外交、市马也在大渡河边界发生。 注释： ①如宁超：《“宋挥玉斧”辨》，《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刘复生：《从“宋挥玉斧”说起——略谈宋代与大理国的关系》，《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册，第79～82页。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1、612页。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16页。刘永生：《两宋中央与大理政权关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29、30页。许振兴：《北宋君主的边疆思想——“宋挥玉斧”说的启示》，“10～13世纪中国南部边疆和对外关系问题(以南疆问题为重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广州，2010年11月。黄明：《宋挥玉斧——从划外之邦到宋大理国》，《军事史林》2012年第1期。 ②许振兴：《北宋君主的边疆思想——“宋挥玉斧”说的启示》，第6页。 ③《宋史》卷353《宇文常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49页。 ④[宋]王存等编，魏嵩山、王文楚点校：《元丰九域志》卷7《黎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6页。大渡河流经宋朝雅州、黎州、嘉州([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77《雅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2页；[宋]祝穆撰，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52《嘉定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39页)。从宋朝有关大渡河的叙事来看，黎州成为大渡河宋朝一侧的代表，而雅州、嘉州较少提及。 ⑤[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53：“黎州三面与蕃蛮接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793页。《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90给出了黎州外边的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即：“黎州边面，近则有曰邛部川，曰河南蛮，曰女儿城蛮，曰青羌，曰吐蕃，曰五部落，远则有大、小云南，州之三边，大抵诸蕃环列。”第3500页。 ⑥[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116《苏元老传》，《二十五别史》本，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016页。 ⑦《宋史》卷347《席旦传》，第11016页。 ⑧如《宋史》卷388《李焘传》(第11918页)载：“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募人开边，范世雄等附会扰民，建炎罢之。” ⑨《宋史》席旦本传给出了更详细的记载，如威州守臣欲招纳保、霸二州，因川蜀开边带来的席旦的徙官、辞官事。在崇宁开边之前，神宗时期熙宁开边也屡屡见于记载。然而熙宁开边主要是在西北、广西、荆湖南北路展开，并未波及川蜀边疆。崇宁开边与熙宁开边相对比，前者在范围上更广、时间上更长、政府的重视程度更高、开边成果电更显著。故该说未见于熙宁开边时期，而出现在政和末。 ⑩《宋史》卷488《大理国传》，第14072、14073页。 (1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611、612页。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癸巳，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13页。 (13)《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正月辛未，第2811页。 (14)《宋会要辑稿》方域19之25，第7638页。 (15)按[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所载可知，《西南备边录》在乾道年间成书，由于邓嘉猷“取秦、汉以来迄于本朝，凡史传所载蛮事，皆著于篇”，使得“玉斧”事的时间并不确定，但最迟也在乾道年间。 (16)《西南备边录》一书已散佚，今见[宋]周煇：《清波别志》卷1，《知不足斋丛书》本。 (17)[宋]崔渊：《雄边堂芝草记》，[宋]袁说友：《成都文类》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崔渊的这篇记文是作为彰显胡氏政绩存在的，显然引文中的文字在崔渊看来是值得书写的。在宋人诸多边疆观念中，胡氏见解中规中矩，并且代表了一种官方理念，屡屡被用于边疆实践。 (18)[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49《夷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6页。按《宋史》卷35《孝宗纪三》(第684页)、卷392《赵汝愚传》(第11983页)，赵汝愚从淳熙十二年(1185)任四川制置使，光宗即位才离任。 (19)[宋]谈钥：《宋故通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休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宣奉大夫朱公行状》，[明]程敏政编，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82，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97页。按《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第4469页)淳熙十六年“诏孟明、朱晞颜与提举广南盐事王光祖从长措置经久利便”，行状中亦载此事，朱晞颜时任广南转运判官，而文中奏议恰发生在此时。 (20)《清波别志》卷1，《知不足斋丛书》本。按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自序作于绍熙壬子……目为《清波杂志》。越三年，又裒《别志》三卷”。([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1页)知《清波别志》成书于庆元元年(1195)，杨寅在庆元二年(1196)跋文中也提及《清波别志》(《清波杂志校注》，第532页)，可知莫氏结论允当。《清波别志》中“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在成书庆元元年时称“旧”，表明建立划玉亭已有时日，且被周煇列在绍熙二年(1191)前，故本文疑划玉亭建于孝宗时期。 (21)《清波别志》卷1，《知不足斋丛书》本。 (22)[宋]佚名：《紫府飞霞洞记》，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页。 (23)[宋]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3《送王粹中教授入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诗中记有“向来陕西五路兵，退守诸关疆地促。计臣权宜重增赋，民力尚宽随所欲。尔来因仍七十年”，依据“七十年”推断。 (24)分载《全宋诗》卷2373、卷2891、卷344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95、34498、41083页。 (25)《方舆胜览》卷56《黎州》，第1001页。 (26)此处的史实错误，恰恰说明祝穆有关该说信息的增加是出于创作。即便是祝穆，也没有确凿的关于宋太祖画大渡河的一手史料。北宋宰相王曾便有这样的错误，《王文正公笔录》(《全宋笔记》第1编第3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建隆中，兴师伐蜀”。 (27)[元]李京：《云南志略》，[元明]陶宗仪：《说郛》卷36，涵芬楼1927年刻本。[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校注》卷4，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明]谢肇淛：《滇略》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章潢：《图书编》卷66《大渡河》，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第15册，第37页上。 (28)从引文“二百年”，而此时距该说本事的发生显然不止二百年，及祝穆转抄《本朝太守题名记》，可知此处或许也是转抄自他处。下文《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中“二百年”也是这种情形。 (29)《方舆胜览》卷52《嘉定府》，第939页；卷56《黎州》，第1000、1002页。 (30)[宋]郭允蹈：《蜀鉴》卷10，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93页。 (31)[宋]虞载：《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3，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32)[宋]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1《谢抚谕四川官吏军民》、《谢资政殿学士四川宣抚使》，《宋集珍本丛刊》第8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28页。 (34)[宋]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7《梓潼帝君祠记》、卷18《总领秘撰费君(伯恭)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87册，第220、230、232页。 (35)由宋入元的刘壎对该说提供了一点新的信息，“按玉斧事，乃宋太祖开基时，阅舆地图，偶持玉斧，因以柄画其分界”，即对玉斧画界有了更细致的描述。[宋元]刘壎：《隐居通议》卷10《赵信国桃符句》，《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2页。 (36)该说由此成为军事统帅王全斌和宋太祖两人的参与，排除了具有模糊性的“议者”，攻取“云南”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之际，在逻辑上更为缜密。据笔者所见，元覆大德本《翰墨大全》最早刊载了这一变化，“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欲因兵复越巂，艺祖以玉斧画此河。”而“越巂”尚未改成“云南”。[元]刘应李编，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37)“越巂”(巂州)与“云南”(详下注)在宋朝均有着明确的地域指向，两者并不可相互替代。宋朝并不与云南接壤，而大渡河外与越巂相邻。对比唐朝曾开道越巂并领有这一区域，故而宋人有了“复越巂”、“弃越巂”的书写。“复”与“弃”都真实反映了宋人的边疆观念。此处后世的这种替换显然并不符合宋朝情境。 (38)需要说明的是“云南”也见于宋朝的典籍，且有大、小云南国之别，大云南国指大理国(《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二月甲子，第3080页)，小云南国指姚州(段玉明先生认为小云南是建昌府别称，《大理国史》，第295页。本文则依据宋人吴昌裔史料得出姚州的结论)，与元、明、清行政区划中的云南是有很大区别的。自元朝开始，云南再次进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虽没有确切提到该说，但仍引用了该说的前半部分，将云南置于宋朝欲攻取的目标。明朝时也有这种替换，如杨慎：《滇载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炎徼纪闻校注》卷4，第97页。清朝时这种替换更为普遍，如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冯甦：《滇考》卷上《段氏大理国始末》，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80页。这些替换的云南已经是元明清人熟知的政区意义的云南，由此带来了“云南”视角的凸显。从云南地方史沿革中观察该说并加以改造，或者从云南一侧观察该说的发生及影响，已经成为该说传布的重要动力。 (39)方国瑜、宁超、尤中诸先生均认为该说为虚构，刘复生先生也认为该说不足为信。刘永生、马强则坚信该说是事实。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80页。宁超：《“宋挥玉斧”辨》，《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尤中：《“宋挥玉斧”新解》，《思想战线》1985年第6期。刘复生：《从“宋挥玉斧”说起——略谈宋代与大理国的关系》，《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刘永生：《两宋中央与大理政权关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30页。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227、228页。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4页。[宋]李攸：《宋朝事实》卷17《削平》，《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60，261页。 (41)《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一月乙亥，第135页。 (42)刘复生先生指出唐末以来大渡河便已成为边界。刘复生：《“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但刘文史料仅止于前蜀永平五年(915)。今补充二则史料([宋]王溥：《五代会要》卷30，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6页)，后唐天成二年(927)，“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牋诗一卷，递至阙下。(原注：初郭崇韬平蜀之后，得王衍昔获俘数千。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上，唯国信与蛮俘得往)”说明此时大渡河为边界。另一处史料则提出天成元年(926)“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与宋朝时期“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主”有渊源关系，而中间仍隔着后蜀，可以推知大渡河为界在后蜀也成立。 (43)Peter Lorge,From Warlord to Emperor:Song Taizu's Change of Heart During The Conquest of Shu,T'oung Pao,91.4～5,2006. (44)《长编》卷6，乾德三年正月丁酉，第146页。 (45)《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第151页。 (46)《长编》卷7，乾德四年闰八月甲子，第177页。 (47)宋朝将这一区域视为“化外之地”，对其有限的关注也是出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宋朝后期因与蒙古战事的需要，尤其是蒙古占领大理之后，对这一区域的关注才有所增加，此前因马政、边防、大理入贡而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则是零散的。见于宋人笔端的《至道云南录》、《云南买马记》、《政和大理入贡录》等若干记录并不足以支撑宋朝对大渡河外及“云南”地理、民族等十分关切这一结论。 (48)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焘有关大理国、建昌城牒、卭部川蛮、诺驱及《续锦里耆旧传》、《至道云南录》诸疑问(《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六月，第228、229页)。不过宋人李焘的诸疑问，至今仍未解答，而有些学者拿来其中的“疑问”当作宋与大理国关系的关键史料来加以引用的做法恐不可取。 (49)如卭部川蛮向川蜀传达了“侬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的信息，引起了川蜀的惊扰。最后得知“邛部川之译人始为此谋”。《长编》卷178，至和二年正月丁亥，第4306页。 (50)一些学者将“宋挥玉斧”直接指向宋与大理国关系，其实是将邛部川蛮等介于宋与大理之间的民族部落纳入了大理国的统治范围，是有问题的。结合李焘的疑问，卭部川蛮等并不隶属大理国，宋人张方平在至和年间说：“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长编》卷178，至和二年正月丁亥，第4306页)绍兴三十年(1160)，大理国需遣使馈送邛部川蛮衣甲、金器、鞍马，以让邛部川蛮传递大理国欲入宋买卖的信息，最终这一信息被虚恨蛮传递给黎州(《要录》卷184，绍兴三十年二月甲子，第3080页)，直接说明并不统属。直到嘉定九年(1216)邛部川方才归附大理(《宋史》卷496《邛部川蛮》，第14235页)。邛部川蛮首领诺驱也显然不会受到宋朝“云南大理国主”、“忠顺王”的封号。 (51)[宋]李石：《方舟集》卷10《上蒋丞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标签：宋朝论文; 宋朝文化论文; 宋会要辑稿论文; 宋史论文; 王全斌论文; 思想战线论文; 大渡河论文; 方舆胜览论文; 大理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