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水平：低到什么程度最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中国论文,程度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当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时，您可能立即会想到题目后面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是越低越好。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度”的问题，“物极必反”表现出的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它似乎是人们经常用来告诫极端主义者的一句格言。在回答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到底低到什么程度最好这样一个问题之前，很多人首先会问：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到底有多高？1982年国家计生委组织进行的38万人抽样调查经专家的论证、并确认，最后向社会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为1.7。时间不长甚至连某些专家也开始怀疑和否定这一数据的准确性。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0，国外某些机构（如PRB）估计中国为1.8，国家统计局直接调查得到的数据显得更低。虽然现在说不出一个准确的值，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的生育率水平自90年代以来在迅速下降，甚至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是无论现实的生育率是高还是低，这并不妨碍学者们从学术研究角度来探讨中国“适度”的生育率水平问题。在计划生育方面，我们以往的一些“毛病”是理论常常落后于实践。为此我们不希望看到当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到非要人为地促使其回升的程度，再去讨论生育水平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最好这样一种情形发生。为此本着一种作为学者的责任感，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供有思想者进行讨论。可能几篇短文并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也不可能过早地、一次性地提出人们公认的结论。但我们始终认为：提出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
关于妇女生育水平的讨论 张为民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
8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逐年下降，进入90年代以来下降的速度又在加快，对此国内外学者基本是认同的。但目前的水平到底多低？数据是否可信？确是大家一直瞩目的课题。
1 199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算
1995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直接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为1.46，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是否真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进一步探讨：一是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2.25（国家统计局，1993）；国家计生委1992年进行的三十八万人口抽样调查的1991年总和生育率为1.65，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为2.20（曾毅，1995）。从这两个相互独立的调查数据看，经过短短的五年，总和生育率就从90年代的2.2左右下降到1.46，下降幅度达34%确实令人难以相信。二是利用1.46的总和生育率直接推算全国人口出生率，只能得出14.42‰，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中公布的17.12‰。因此，可以说这次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明显偏低，而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妇女生育数据的漏报所致。妇女生育数据的漏报现象在近几年进行的一些人口抽样调查中已有所显露。
为了准确估计中国90年代中期的生育水平，正确评价1991—199年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成效，我们对1995年总和生育率、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做了修正。这次1%人口抽样调查公布的1995年出生率为17.12‰，是经过抽样误差和调查误差修正的。根据9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水平和计划生育的工作力度，这一出生率水平比较准确地反映了1995年中国的出生状况。根据这一出生率可以估计出1995年总和生育率，经过计算1995年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为1.85。采用这种方法估算总和生育率，其假定条件是估计的总和生育率生育模式与调查的生育模式应该基本相同或类似。
2 关于中国当前妇女生育水平的探讨
对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水平，无论国际、国内都有许多学者对此存有疑义，主要是认为这次数据偏低的原因在于生育数据方面存在漏报和瞒报，其依据有二：一是可以举出多个个案，证明在现在的中国农村超计划生育的现象在一些地区还比较普遍；二是从联合国人口基金公布的1996年世界人口状况数据看，总和生育率低于2的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1200美元以上，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4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均在3以上，世界各国经验还没有一例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在400美元左右，而总和生育率达到1.85的。
从中国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实施力度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情况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85的水平是有可能的。首先，从当前中国城乡普遍实行的计划生育实践看，假如城镇职工生育1个孩子；农村农民生育1.5个孩子，少数民族3个孩子，这样全国合计的总和生育率最高也只有1.6。其次，中国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超计划生育现象，问题是超计划生育的比例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出生人口漏报率有多大？这一点众说纷纭。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计算，根据这次1%调查数据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为1.46，修正后为1.85。如果漏报全部发生在农村地区，则全国农村地区的漏报率估计为百分之三十（粗略估计可用：[（1.85—1.46）÷1.85]÷0.7＝30%计算）。这与国家计生委的几次计划生育工作抽查的出生漏报率是十分吻合的（曾毅，1995）。如果象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目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不应该为1.85，而是应当在2.2的更替水平上下，则全国农村地区的漏报率就要达到50%左右的水平。但是，众所周知，中国1991年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明显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逐渐走向规律化，而且向三为主、三结合方向发展。这种情况下出生漏报是否能到50%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认识中国当前妇女生育水平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情况。从1991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每年召开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使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形成了一种党政领导齐抓共管的局面，这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力度最强的时期。Family Planning一词在西方学者的理解上，实际上是一种有着很大指导性的生育计划，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准确地讲是“政策生育”。从80年代初开展计划生育至今，按照政府提倡的生育政策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观念已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这一点对中国90年代前五年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生育率往何处去 林富德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
我们首先要估算一下当前的生育率水平，比较可信的资料是四普得出的1989年的2.35（总和生育率），后来公布过的估算资料是90、91、92分别为2.31、2.20、2.00[①a]1995年我们利用1%人口抽样资料，可以间接估计，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但严格地说还不能认为我们的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因为我们还没有用终生生育率来检验一对夫妇的生育水平，当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是假设一代人的生育水平，它受特定年份的婚姻模式、生育间隔的影响，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四普资料看，1989年35岁组的妇女，她们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的70年代中，才进入旺盛生育期，她们的平均累计生育率高达2.3，她们还有14年育龄期，还不能说终生生育水平不再提高，所以比较稳妥说法是：我国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就是说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们已经可望抑制住人口增长的势头，可望达到人口零增长。这是我国人口史上一个转折点，但往后的生育率走向如何！它将继续下降，还是在低水平上起伏波动，这对于进一步发展人口转变的学说具有理论价值，再说，终生生育率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通过在人口的规模、速度、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制约作用，因此，研究生育率走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中具有现实意义。
在探讨本题时，应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不能忘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其次，要遵循而不是逆转人口发展的规律，第三，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既要考虑生育的走向在实现我国经济战略目标和维护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亦不能忽视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过程，虽说这体制在人口流动、人口素质、人们所参予的行业、职业的选择、以至劳动报酬等方面正起着越来越明显的调节作用。但它对生育观念的影响，还只在“优育”方面初见端倪，至于少生优生才能国富民强的道理，还没有被部分群众、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所认识。所以当前还不能对‘生育’或者说对‘人口数量’进行市场调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阶段，‘计划生育’仍然是国家为协调人口、环境、经济关系，而进行宏观调节的重要方面。
现行生育政策从1988年起已经稳定了九年[②a]，它使生育率水平持续而稳步下降，以至1992年接近更替水平之后，还保持了继续下降的势头，那末，这个势头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根据当前生育率转变的趋势，能不能实现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服务的人口目标，这就涉及对当前政策规定的终身生育率，应该收（紧）还是效（松）的问题。
实践证明，城镇家庭已经普遍能做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它为提高下一代的素质、为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为人口城镇化留下的空间、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以无需考虑收、放问题，至于个别城市已经出现负增长，完全可以通过‘迁移’调节，不至于影响城市发展的全局，关键还在农村，按当前绝大多数省区在农村进行的独女户再生一个的条例，事实上并未完全做到，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资料估算得出的各省总和生育率和各省按条件估算的生育率对比，大体计算结果，只有六个省，占全国人口33%的地区实现了政策要求的生育率，就是说稳定现行政策，生育率下降尚有回旋余地，如果再往紧处收，就难以承受，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要求农家普遍生一个，是不切实际的。有不少学者，从群众对生育意愿的回答，以及未来人口面临急剧老化的趋势，主张把生育率回到70年代的晚稀少时期，就是说应该‘放’，但历史经验不应忘记，首先，在‘放’开的初期，一定会对‘再生一个’起诱导作用，在众多生育意愿的调查中，不少妇女认为：“我现在领了独生子女证，也接受生育一个，如果政策放到生两个，我就想再生一个”，这种“补偿”性生育，将不可避免地掀起一次生育高潮，80年最低婚龄的变动、84年政策的调整，使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又回归到相对高水平上波动长达八年之久，这对于往后的人口与发展将起消极的久远的影响，如果骤然放宽生育限制，历史重演就难以避免。其次，即使重返70年代的“晚、稀、少”，普遍生两个，仍然无法避免在农村家庭里，出现四分之一的女儿户，而当前推行开放女儿户的地区，从概率上看亦只有1／4的有女无儿户，所以“放”仍不能解决这部分农家的生育愿望，而正是这部分家庭，才是‘多育’的源渊。第三，‘放’决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用增加少儿比重间接压缩老年人比例，需要经历很长时期，与此期间，业已存在的‘顶部老化’问题不能解决，相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青年一代将遇到‘两头沉’的负担，扶养系数急剧上升，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如此看来，‘放’的结果，‘弊’大于‘利’。
在考虑生育率走向时，不能忘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的国情；不能忘记全面完成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中，包含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不能忘记“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b]，当前，我国人口领域的主要矛盾，还是“人口过多”，近二十多年，社会发展及卓有成效地推行的人口政策，只是缓和了矛盾，还没有转化、更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内，仍应稳定政策，可以局部完善，无须全面调整。
稳定现行政策，包含着生育率自行调整的因素，因为一些地区规定双方独生子女结婚时可以生两个。我们应该在各种社会经济政策中，考虑到人口控制问题，其中与生育率去向关系最密切的，一是在受教育、就业方面，给女性平等机会；一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在农村。历次人口普查与关于生育率的调查资料，都表明受教育程度是降低生育率的关系最密切的因素之一，随着科教共同战略的实施，新一代育龄群将会有越来越高的受教育程度，她们由此而孕育起来的婚育观念，要比上一代更进步、更现代化，她们是实现我国生育率在低水平上稳步发展的希望所在，此外，还可以采取对女儿户倾斜的社会政策，如在奖励升学、招工、农转非、婚姻迁移、脱贫等方面，给女儿户优惠，这种倾斜，在当前还存在男女事实上不平等的情况下，亦是合情合理而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的，这应属于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内容之一。
另一个应解决的是老龄化的挑战。按现行政策发展，下世纪将出现人口急剧老化的态势，但必须认清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特别是急剧下降的必然后果；是人口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在‘发展’中产生，亦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而迄今为止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为老年人提供物质生活条件，还不能解决老年人因脱离社会交往、或与子女异地生活而产生的精神生活需要，我们应提倡青老年为老老年服务，社区为老人提供帮助，尽可能吸引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组织青年志愿人员为生活困难的老人提供经常服务，将孝敬父母、帮助老人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这样，我们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来势迅猛的老龄化问题。与此同时，亦能逐步消除‘养儿防老’的情结，转变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生育观念使我国人口能在持续的低生育率下，趋向静止。
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如前所述，生育率下降还会有潜力，如果说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细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教育，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已经接近生育率的更替水平，那末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下世纪前半期，在计划生育下培育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进入育龄后，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定能达到当前世界发达地区的生育水平。如90年代中期，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1.6、欧洲平均1.5。
据我们预测，若稳定现行政策，从1990年起，按我国生育率发展规律，以减速递减方式，使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95年起达到更替水平，下世纪继续缓慢下降到1.8（相当于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这是一个既严格控制，又留有余地的设想。预测结果表明，本世纪末总人口为12.9亿，2010年为13.9亿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33年，总人口为15.2亿[①c]，届时人口将第一次实现零增长，如果考虑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将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部署，教育水平将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市场机制将对劳动力素质起选择性影响，那末控制生育，提高自身及下一代的素质，将成为人们自觉的选择，因此，对新世纪的生育率来说，将是政策影响与发展影响交替过程，是“政策影响”渐渐淡出，而“发展影响”日益强化的过程。新一代育龄群将把少生优生，计划生育变为自觉行动，届时严格意义上的生育政策将会消失，而鼓励少生、优生的社会、经济政策仍将存在，而为之作准备的工作现在就应开始，所以说，人口问题要综合治理、这亦是我对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的理解。
中国继续降低生育率的前景和限度 杨书章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1 降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仍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方向
迄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忽视人口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尽管“人多是不是发展的障碍”仍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控制人口增长，加快发展速度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中国从整体发展战略考虑，从本国人口现实出发，把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在从7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5.7以上降低于现在的2.0左右，二十多年中少生两亿多人。这无疑是中国人口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的状况离控制人口规模和调整人口结构的目的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大家都知道，理想的人口应当是具有适当人口规模（人口总数）的稳态人口或近于稳态人口。更替生育率是人口发展前景增减的分界线。无限长地维持低于更替生育率水平，人口发展趋向减少直至灭绝；无限长地维持高于更替生育率水平，人口发展趋向无限增加。在某确定的时期，要把人口规模从大调整到小并达到稳定，必须要把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然后还需要保持几十年或百年以上的时间。
目前，虽然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2.0左右，但总人口仍以每年净增千万人以上的速度增长。据测算，在生育率继续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到下个世纪30年代以后，总人口达到16亿左右的峰值后将开始逐渐减少。到下个世纪下半叶以后可以逐渐接近我们期望的人口规模。要使年龄结构过渡到接近稳态，需要的时间还要长。所有这一时期，都需要保持低生育率水平。
人口的巨大惯性已经在中国人口控制中显示出来。即使现在把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我们并不能立即阻止总人口的持续增长，但却决定着未来人口发展的峰值。所以控制人口规模必须高瞻远瞩，早做安排。
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保持相当长时期（一代人以上）是缩减人口规模的必要条件。因此就当今中国人口而言，必须把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别无选择余地。
2 正确认识降低生育率的代价和效果
为了减轻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最终调整人口规模 和结构，中国在全国范围推行了计划生育，以降低生育率。
事实证明，降低生育率对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成绩已为人们普遍认可。计划生育工作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动摇我们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的决心和信心。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分析代价和效益是有益的。
降低生育率需要付出代价。所付出的代价大小取决于降低生育率的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说的代价指为降低生育水平，实行计划生育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还包括对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以及社会安定的影响。
一般地说，生育率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生育意愿等从客观上决定着降低生育率的难易。然而在确定的客观条件下，政策以及工作水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起点生育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降低生育率越容易，所需付出的代价越少。生育意愿低于实际生育水平时，降低生育率最容易，且代价小。要把生育率降低到意愿生育率以下，因其难度的急剧增加而使代价急剧增长。还要注意，降低生育率是有限度的，超出大多数人生育意愿的过低生育率要求难被社会接受，人口和生育控制可能走向反面。
人们不会忘记，70年代在“晚、稀、少”政策指导下，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短短十年时间之内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71下降到1980年的2.28。相对来说当时的投入是较少的，所付出的代价也较小。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生育率大幅度急剧下降，其原因固然有起点高的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得当。“晚、稀、少”的政策以极大的适应性符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需要，赢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欢迎。降低生育率好似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进入80年代后，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水平要进一步降低，潜力减少，难度增加。本该以更扎实细致的工作来为保持生育率稳步下降创造条件，开创局面。然而实际则不然，急进的思潮影响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紧缩和一些不切实际的人口控制目标，导致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被动局面。巨大的投入并没有使生育率下降，反而出现反弹；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计划生育工作形象。为此党和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转迹上下波动徘徊，并没有随政策的收紧和投入的成倍增长而继续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
实践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降低生育率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不能单凭主观意志要降到多低就多低，要降到多快就多快。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既体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又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政策，以扎实的工作创造生育率降低的条件和群众基础，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最好的人口控制效果。
3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适当的低生育率下实现中国人口的转变
当前中国人口转变正处在关键的阶段。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势头，然而也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到底要把生育率降到多低？这要看看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要求要降到多少。
按现行的生育政策，以1990年的人口城乡分布和各地计划生育法规计算的全国政策生育率远低于更替生育水平。除西藏、新疆等极少数地区的少数民族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政策规定的终身生育率也都低于更替水平。按理推断，这就是降低生育率的目标。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加大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却从来没有哪一年达到政策要求的这一指标。这显然说明现行政策是从严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要切实实现政策目标，还有待时日。对当前计划生育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寻求有效的方针和对策十分重要。
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困难主要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农村，生育政策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存在差距，在更替水平以下继续降低生育率遇到了阻力。
部分地方干部或因指标过紧难于达到，谎报数字；或因盲目攀比添加‘水分’以致使近几年人口数据难以摆脱统计‘水分’的困扰。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给决策和指导工作带来困难。
当今之计，在落后政策中急需强调实事求是，提倡因地制宜。要克服‘一刀切’和简单生硬的做法，以扎实的工作创造降低生育率的客观环境和群众基础。把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逐步建立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把握时机，因势利导，采取综合措施实现人口转变是今后的方向。
预计中国将在长期为达到政策生育率的努力过程中，以社会所能承受的低生育率实现人口转变。
如何看待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袁建华 姜涛 许屹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710研究所）
生育水平是高还是低，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确定标准。可持续发展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及人口素质都有要求，当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及人口素质影响到可持续发展时，就要通过改变生育水平（当然还包括其他措施），来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及提高人口素质。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生育水平是越低越好，还是越高越好。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在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被重新拓广和界定了的。但这种思想，我国早已在解决人口发展问题中采用。邓小平同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把人口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考虑和处理，明确提出，“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在他提出的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设想中，既有经济指标的要求，也有人口总数的要求。1983年国家计生委就开始研究和实践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工作了，当时称为人口区划，是指要充分考虑自然资源，从耕地、森林、草原、矿藏和淡水及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按照有多少粮，多少钱，能养多少“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的原则，从全局出发，进行综合平衡，确定到本世纪末各县、各省、市、和全国“七五”、“八五”、“九五”期间的人口规划。目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一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社会系统和地球表层系统要相互协调平衡发展。地球表层系统并不能无限度地为社会系统提供物质和能量，无限度地承受和吸收人类社会排放的废弃物。就是说，为使人们能在享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条件下生活，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受地理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是存在最大人口规模的。这个最大规模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最大，也可以说成是在不降低该国家或地区在将来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总量。在实际计算最大人口总量时，人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在我国首先讨论人口最大规模的是地理学家孙本文教授，他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资料，基于当时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人数，于1957年，提出中国人口总数应限制在8亿以内。宋健等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家，从经济发展、粮食和食物生产、能源生产、人民生活、劳动就业和生态平衡等方面出发，提出我国人口数量应控制在10亿以下，最好在7亿以下。目前这方面研究仍在不断进行之中。一旦人口最大规模确定之后，人口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应尽快进入零增长，进入了零增长，就会有一个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且相应进入零增长而稳定下来的人口数量，应在人口最大规模之下。在这个意义下，再谈论妇女生育水平是应该高还是低，就有了判断依据。
当妇女生育水平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总数还要继续增长50年左右，然后才进入稳定零增长状态，但开始达到更替水平的时间会影响到未来零增长的人口数。先来看一看未来我国人口发展几种假设方案。人口控制论中有一指标叫妇女临界生育率（相当于人口统计学中的妇女更替水平），相应这个指标有一个结论：当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小于妇女临界生育率时，人口将渐近发展到消亡；当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妇女临界生育率时，人口将渐近发展到一个稳定的零增长状态（现阶段妇女临界生育率为2.1左右）。比如说，1995年底中国人口总数为12.1121亿，如果从1996年开始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妇女临界生育率上不变，由于人口惯性，人口总数不会保持在12.1121亿上不变，仍将会不断增加，等渡过完惯性期后，人口总数将达到峰值并进入零增长。这里设计四种人口发展方案来描述生育水平变化与人口总数变化的关系：
1）假设1992年到21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3，那么1995—2032年中国人口将一直增加，2032年达到峰值14.63亿，然后下降进入负增长，2100年人口下降为10.81亿；
2）假设1992年到199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3，2000年到2100年为2.1，中国人口将在2044年进入零增长，零增长人口规模为15.96亿；
3）假设妇女总和生育率1992年到2019年为1.83，2020年到2100年为2.1，中国人口将在2038年达到峰值15亿，然后在2077年左右进入零增长，零增长人口规模为14.29亿左右；
4）假设妇女总和生育率1992年到2039年为1.83，2040年到2100年为2.1，中国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峰值14.63亿，然后不断下降，到达2100年为12.86亿，2100年后才能进入零增长，零增长人口数为12.7亿左右。
从上述方案可以看出，未来我国人口发展轨迹很可能是一条单峰曲线；从目前不断增加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逐渐稳定，最后进入零增长状态（常值）。如果最后稳定的零增长值，小于或等于我国最大人口规模，那么可以说我国顺利完成了人口过渡期；如果要大于我国最大人口规模，那么我国人口压力将过渡给后人。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1992年开始连续5年我国妇女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83左右。如果这种生育水平长期保持下去，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使人口进入零增长。但近期改变现行生育政策，使人口进入零增长的时机还不成熟，计划生育政策必须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目前计划外生育仍然很高，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完全得到接受。从1992年国家计生委38万生育率抽样调查来看，1992年仍有30%多计划外生育，其中2胎和多胎计划外生育分别高达60%和80%，这说明现行政策仍然是比较严格的，与多数人的生育意愿还有差距。在计划生育比例不是很高的条件下，政策的变动，很可能会导致人口失控，我国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二，2000年以后人口控制工作很可能要面临一次新的考验。1979年后出生的大批城镇独生子女，2000年后开始陆续进入婚育期。这一代人的生育观念，与上一代相比有多大区别？在现行生育政策下，上一代不能生育2孩，但他们是可以的。而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那时的社会环境，或许让他们感到，生育2个孩子更好。如果大多数这部分人生育了2孩，是否会影响到目前生育水平已很低的农村地区？是否会再波及到目前生育水平还很高的地区。2000年后生育水平有回升的可能性，全国的生育水平也可能会高于更替水平。第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近20年来，我国经济达到了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20年来少生人口2亿多。社会经济和人口控制取得的成绩是发展经济和计划生育两者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结果。但还必须承认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与近似我国生育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未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继续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是平稳人口环境的保证。第四，对近期妇女生育行为分析还不够，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还缺少足够数据支持分析妇女胎次结构及胎次生育行为变化情况，人们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及漏报大小等等问题。
收稿日期：1997-02
注释：
[①a]姚新武等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②a]《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①b]《我们共同的未来》.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9
[①c]林富德、瞿振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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