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汉文史籍称西夏、夏国；自称大夏、白高国和大白高国，传十主，历时190 年（1038—1227年）。如果从其先祖拓跋思恭于唐末被封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算起，则其政权共历时347年（881—1227年）。一个偏居西北的民族地方政权，立国如此长久，除其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原因外，还与当时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据地分立的形势，以及西夏善于处理和周边民族及政权的关系密切相关。本文对西夏及其建国前的夏州拓跋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进行初步的探索，以求教正。
一
如果我们用粗线条划分，西夏及其建国前的党项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党项羌内徙前后及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建立后与周围民族的关系。
党项羌内徙前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其居地一度处于吐谷浑行国领地之中。〔1〕《旧唐书·党项羌传》曰：“自周氏灭宕昌、 邓至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可见至少在北周时党项羌就开始摆脱吐谷浑的直接控制，和其有了明确的边界，随后活动范围一度深入到南山（今昆仑山）附近，和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保持了一段相当密切的关系。据藏文史籍记载：松赞干布曾在弭药（吐蕃对党项的称谓）热甫岗建造雍佐热甫神殿；在康地建造隆塘准马寺时，是以弭药人为工头的。松赞干布还娶弭药王之女为妻，封为雍茹妃。〔2〕但就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党项羌对外联系和发展的重点不在西部及西南部，而是在东部，魏周至隋唐，其西部边界一直维持在叶护，没有能再前进一步；深入到昆仑山附近的党项羌也没有在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项羌在东部的联系与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北周前后大批党项羌迁居松州，此后旭州、会州、金城等地都有党项羌迁居。〔3〕唐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河曲党项居地设置了60个羁縻州，内附党项达34 万口。〔4〕贞观八年（634年）又在拓跋部居地设置了32个羁縻州，其首领被授以都督、刺史之类的头衔。〔5〕早期党项羌积极向东发展， 归附隋唐王朝，既表明他们向往中原的先进文明生活，又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也为唐代党项羌的大迁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唐初党项羌内附的同时，吐蕃奴隶主政权从西藏高原上崛起，北上灭掉吐谷浑，党项拓跋等部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在唐中央政府的帮助下，由青藏高原东部的松州迁往陇右庆州。“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虚进入河西陇右，“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6〕这样党项羌和吐蕃的居地再度连接在一起，并经常联合起来攻扰唐朝边郡。出于拆散他们联系的目的，唐政府又把党项拓跋等部从庆州迁往平夏地区。
党项拓跋等部的两次大迁徙，都是在唐朝政府的帮助下从发生战乱的地方迁走，尽管经过千里跋涉，他们的牲畜、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比经常处于战争、奴役威胁下，惶惶终日，民不聊生，毕竟得多失少。特别是这些内徙党项聚居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连结处，这里“多马宜稼”，〔7〕盛产青白盐，党项羌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不仅在畜牧业生产上，而且在与外界贸易交换上，都显示出了勃勃生机。从唐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8〕的情况来看，在中唐甚至更早， 党项羌与汉族的贸易业已发生， 到元和中（806—820年）更是“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9〕中唐诗人元稹《估客乐》诗说，“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10〕就是这一盛况的生动写照。同中原地区密切的经济联系、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大大地促进了党项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其最终走上了建立本民族王朝政权的道路。
唐中和元年（881年）， 平夏部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封夏国公，统辖银夏绥宥四州之地，赐夏州节度为“定难军节度”称号，党项李氏成为名符其实的地方藩镇。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建立后，经五代到宋初，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比较友好的臣属关系。
第二阶段从李继迁起兵抗宋开始到崇宗乾顺弃辽附金为止，这一时期主要为西夏建国前夕与周边民族和政权及西夏建国后夏与辽宋三国鼎立关系。
北宋太宗皇帝即位后，江南地区已基本统一，于是便把经略重心向北转移，在出兵北伐契丹的同时，利用夏州拓跋政权内部矛盾，迫使定难军留后李继捧献出世居的银夏绥宥四州之地，试图一举消灭夏州拓跋政权。结果适得其反，继捧族弟继迁利用党项人民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心理，内联豪酋，外倚契丹，屡屡挫败宋朝的围剿，最终于宋至道三年（997年）恢复“故土”，接着向西发展， 夺取宋朝西北重镇灵州。继迁被吐蕃大首领潘罗支射死后，其子德明承袭父志，南和宋朝，北收回鹘锐兵，西掠吐蕃健马，至子元昊嗣位，最终完成了对西凉吐蕃与甘州回鹘的征服。
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为了使宋朝承认大夏国的“独立”，取得与其在外交上的平等地位，接连向北宋发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攻势，战争的结果，宋朝以每年25万的岁赐，换取了西夏在名义上“约称臣，奉正朔”。〔11〕但这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是不巩固的，宋朝一直想彻底制服或消灭西夏，不久便展开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进筑横山活动，而西夏为了生存和发展，则发兵拼死抗争。〔12〕故终北宋之世，双方战争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过。
夏宋两国虽在军事上打个不停，但经济联系却相当密切，双方交换的方式主要有榷场、和市以及贡使贸易三种。榷场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大规模贸易场所，北宋为了掌握对西夏榷易的主动权，将榷场设在自己境内，“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 紫胡、苁蓉、红花、翎毛”。〔13〕和市是为了满足羌汉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而设置的市场，它的最大特点不仅在宋朝沿边密密排开，而且在西夏边境也广泛设置，如金汤、白豹“皆‘贼’界和市处也”，〔14〕“为蕃汉交易之市，奸商往来，物皆丛聚”。〔15〕因此在宋朝关闭榷场、断绝宋朝境内和市的年代，设在西夏沿边的和市常常起着交易主渠道的作用。夏宋之间的贡使贸易也相当兴盛，西夏使节每次都要携带大批货物，利用宋朝“规免市征”的优惠待遇，从沿途至汴京大作生意。如夏奲都五年（1061年）毅宗谅祚派出的使节，一次所带货物价值达八万余贯。崇宗乾顺时，使人入京，“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不下二十万缗”。〔16〕
和夏宋相比，夏辽在政治上要友好得多，双方除德明、元昊、谅祚时有过三次短暂的战争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结盟友好，辽朝曾三次将公主远嫁西夏，西夏则“每岁八节贡献”。〔17〕夏辽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对付北宋，一般夏宋关系和好时，夏辽关系就紧张起来，夏宋两国交恶时，夏辽关系也随之密切起来。夏辽宋三维制衡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由于西夏和辽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畜牧经济都在国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双方的交换远不能与夏宋同日而语。但夏辽两国在政治上是盟友，西夏每年按例八节奉献，故两国贡使贸易比较兴盛。另外，辽朝还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椤坡、天德、云内、银瓮口数处，设置贸易市场，同西夏进行畜产品及日用百货交换，“惟铁禁甚严，夏国与鞑靼人不得夹带交易”。〔18〕
在这一时期里，西夏还和宋、辽围绕河湟吐蕃唃厮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元昊、谅祚都曾试图在控制河西走廊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河湟战略要地推进；宋辽两国特别是宋朝则想将河湟吐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唃厮囉来制西夏；而唃厮囉则借助宋辽力量与西夏周旋。〔19〕这种形势直到宋神宗熙丰变法期间才有所变化，当时宋朝用兵熙河，和吐蕃唃厮囉关系急剧恶化，唃厮囉为了顶住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便和西夏结成抗宋军事联盟。既而北宋调整了方略，再加上西夏与河湟吐蕃的社会经济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不可能向其提供丝绸、衣物、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而河湟出产的畜产品西夏也不能购销，唃厮囉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快弃夏附宋。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吐蕃唃厮囉政权始终没有和西夏建立起巩固的抗宋联盟。
第三阶段从西夏弃辽附金到蒙古灭夏，即西夏王国的后期。这一时期西夏又长期和南宋、金鼎足而立，但其外交重点则在占据中原的金朝。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大金帝国的猛烈攻击下，辽朝灭亡在即，一贯善于应变的西夏为了生存和发展，迅速改变外交政策，弃辽附金，和金人达成天会和约，以事辽之礼事金。夏金自“天会议和”后八十余年，基本上是“未尝有兵革之事”。〔20〕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从草原上崛起，开始了漫长的征战，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保持了80年之久的夏金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夏应天四年（1209年）成吉思汗兵围中兴府，金主卫绍王拒绝了西夏的求援，从此两国关系破裂，“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21〕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蒙古帝国乘其弊，前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将夏、金相继吞灭。
西夏和南宋的关系呈现出断断续续的变化，南宋初年在金朝的威胁下，夏金两国出于共同求生存的目的，发生过一些交往，但由于南宋国力远远弱于金朝，西夏只好顺从于金以求生存，没有和南宋达成实质性的抗金协议。〔22〕
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绍兴议和”成功，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陕西遂为金有。这样就把和战百余年的夏宋两国隔离开来，此后五十余年间，西夏和南宋几乎断绝关系，只有在“正隆南伐”、“西蕃之乱”、“西辽假道”三次事件中发生过极为短暂的关系。十三世纪初蒙古对夏用兵，给金、夏、南宋三维关系以深刻的影响，夏金关系破裂，西夏先后五次主动约宋攻金，但双方缺乏合作诚意，其中有四次没有结果，仅有的一次夹攻金朝秦、巩，也是无功而还。〔23〕
西夏与蒙古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在前后总共二十二年中，双方战争主要集中在1205～1209年和1224～1227年两个时期，而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即1209～1224年，除蒙古帝国在1217年对西夏进行过一次报复性进攻外，总体上处于休战状态。这种战——和——战阶段性的变化，与蒙古对外战略目标，以及西夏对外政策由附金御蒙到附蒙攻金，再到联金抗蒙的变化相适应。
西夏后期由于宋朝退守江南，对外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入主中原的金朝。自金天会二年（1124年）起，“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大定中（1161—1189年）使者辄市禁物，世宗令于都亭贸易”。〔24〕金章宗即位后，一度下令禁止夏使都亭贸易，但在西夏的激烈反对下，于次年（1191年）又告恢复，只是在时间上限于三天。
和贡使贸易相比，榷场贸易的规模要大一些，金皇统元年（1141年）应西夏之请，金熙宗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椤坡、天德、云内等处置场互市，这些地方曾是夏辽贸易点，金朝占据后，在夏辽榷场的基础上恢复和扩大了贸易。随后金朝又相继在东胜、环、庆、兰、绥德、保安等沿边州军设置了榷场。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对宰相说：“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于是关闭保安、兰州榷场，不久又“罢绥德榷场，止存东胜、环州而已。”后在西夏的恳求下，世宗才同意“绥德建关市以通货财”，而以“地无枲丝”为辞，拒绝开放保安等榷场，直到承安二年（1197年）才“复置兰州、保安榷场”。〔25〕
由此可见，夏金贸易虽不象夏宋贸易那样，经常受到政治、军事的影响，但由于金朝占据中原及整个北中国、国内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可相互补充，对西夏出口的畜产品不是很感兴趣，因而两国的贸易水平远不如夏宋。
二
如何看待西夏与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西夏与中原王朝和民族政权关系的主流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西夏自建国前从夏州拓跋政权起，和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政权进行了大小无数次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很难简单地用正义的自卫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略来概括它的全部内涵，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既要具体分析它的起因和历史背景，又要看到它的结果是阻碍了还是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党项羌人内徙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快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阶段，家长奴隶主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除了对部落成员进行奴役和剥削外，最感兴趣的是对外掠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26〕加之唐朝后期政治腐败，贪官奸商上下齐手，对党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更引起了党项人民的不满与反抗。因此唐朝后期党项的“叛乱”、“寇边”，既带有党项奴隶主贵族对外掠夺的一面，也具有党项人民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一面。唐朝末年藩镇割据，节度一方的夏州拓跋政权也加入了他们之间的混战。
宋朝初年，太宗皇帝抱着“混一海内”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于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迫使夏州节度留后李继捧献出世居的银夏绥宥四州之地，接着对李继迁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围剿。李继迁利用党项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心理，对北宋王朝坚决进行武装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争，是具有蕃部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王朝内部分裂割据的双重性质，并以分裂割据性质为主。然而到李继迁攻占灵州后，对臣属于宋朝的西凉吐蕃与甘州回鹘的战争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就当时的民族斗争形势来看，“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27〕“积弱”之势彻底形成，宋太宗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统治集团内部有变和人民起义上，再也没有“混一海内”的思想。宋淳化二年（991年）8月，他向近臣吐露了这一心声：“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28〕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听信佞言，更是自欺欺人，借大肆封禅来“征服四海，誇示戎狄”。〔29〕统治集团的这种心态，也在灵州弃守问题上表现出来，当时许多大臣干脆主张放弃灵州，“退守环庆”。〔30〕既然北宋没有能力完成对西北地区的统一，那么，从继迁到元昊祖孙三代对西凉吐蕃与甘州回鹘的长期征战，是完成局部地区统一的战争。
元昊称帝建国初期，为了取得与宋朝“平等”的外交地位以及达到“上下俱丰”〔31〕的目的，向宋朝陕西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其掠夺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元昊以后情况则有所变化，两国围绕横山地区的争战大多数都是宋朝发动的，到徽宗时宋朝虽全部夺取了西夏横山之地，但它不仅和此后不久从金人手中赎回燕京一样，没有任何统一的意义，而且还带有明显的“杀人掠地”性质。
夏金战争是在蒙古铁骑进攻下出现的，两国统治阶级的短见，“以致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32〕在蒙古灭夏战争中，蒙古贵族对西夏进行了残酷的征服与掠夺，造成了白骨蔽野、赤地千里的悲惨景象，西夏人民近二百年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无论从成吉思汗先攻夏，后取金，最后灭南宋的战略部署上看，抑或从这场战争的客观效果上看，蒙古灭夏战争是结束中国大地上民族政权林立，完成中国重新统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这场战争的掠夺性，又要看到它的统一性。
上述可见，数百年来夏州拓跋政权及后来的西夏王国与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政权的战争，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主观愿望与客观形势不同，有的属民族自卫性质，有的属分裂割据性质，有的属局部统一性质，有的纯属统治阶级之间的混战。对于这些不同性质的战争，不加分析地说成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或者说是西夏一贯好战，是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都是不切合历史实际的。
西夏与周边民族政权进行了大小无数次战争，是不是其对外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战争呢？回答是否定的。所谓民族关系的主流，我的理解是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或本质上的方向，是走向统一还是走向分裂，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战争固然是西夏对外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内容，但它并没有阻挡住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各民族之间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发生战争期间，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使西夏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逐渐和内地接近，另一方面形成了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多元的基础上逐渐走向统一，这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可以说没有宋辽金夏时期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就没有元明清时期空前的大统一。
三
在宋辽金夏诸国中，西夏的国力最为弱小，因此，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周旋于他们中间以求生存和发展，便成为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李继迁起兵后，虽偶获小胜，但屡遭重创，自感势单力簿，当时宋辽战争打得正为激烈，李继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投附辽朝，被辽圣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自结好辽朝，如虎添翼，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斗争，最终迫使宋朝归还“故土”，恢复了党项李氏在平夏地区的统治。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中流矢身亡，其子德明遵嘱和宋朝进行谈判，但为了加重谈判的法码，取得更多的优惠条件，德明遣使契丹，得到辽朝的支持与答应册封；再度用兵西凉府，诱杀附宋的河西吐蕃大首领潘罗支，直到次年六月，他才认为与宋朝讲和的时机成熟，“谋之张浦曰：‘先王遗命，应即表闻，缘降之太易，彼将轻我，今兵复西凉，国威已震，请之，此其时也’”。〔33〕接着辽、宋相继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此后德明为图自身发展，巧妙利用宋辽固有的矛盾，谨慎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使宋辽两国都不敢轻视他，而且还竞相拉笼，或授以高官厚爵，或结为姻亲。
元昊称帝建国后，摸准了辽朝虽不愿西夏过于强大，但也有意利用西夏向宋朝讹诈的心态，遂向宋朝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并经常将伐宋所获献给辽朝，辽兴宗则毫不犹豫地收下。在夏宋交涉过程中，也常常打着辽朝的旗号来讹宋，如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给宋朝的“嫚书”就说：“元昊与契丹联亲、通使，积有岁年，炎宋亦与契丹玉帛交驰，倘契丹闻‘中国’违信示赏，妄乱蕃族，谅为不可”。〔34〕在元昊强大的外交攻势下，整个夏宋陕西之战期间，宋朝一直担心元昊潜结契丹，互为犄角，使“一身二疾，不可并治”。〔35〕夏宋“庆历议和”期间，双方为了名号、岁赐等问题长期争执不下，但当时夏辽矛盾很快激化到爆发战争的地步，元昊为了避免两面受敌，立即遣使向宋朝上誓表，给一年多议而不决的“庆历议和”划上了句号。元昊以后，西夏国力衰弱，在宋朝进筑横山、步步为营战略的威胁下，西夏遣往辽朝求援使节不绝于道，正是依靠辽朝的支持，才顶住了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由此可见，西夏的发展、壮大乃至立国，与其善于利用宋辽矛盾，周旋于他们中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与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政权相比，西夏同中原北宋王朝的战争次数多而规模小，是其对外关系又一特点。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百余年间，基本上保持着“以戈矛为耒耜，以剽虏为商贾”，〔36〕“人户安居，商旅不绝”〔37〕的友好局面；宋金自“绍兴议和”后，除中间有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外，也基本上和平相处，而西夏同中原宋朝的战争几乎断断续续断没有停止过。
党项羌崛起建国及其当时西夏所处的地位，是造成对宋战争次数多的重要原因。夏州拓跋政权本属宋朝地方节度政权，它要想摆脱宋朝的控制，取得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必须付诸于战争手段。而从元昊起建立的大夏国始终没有取得所谓的“独立”，它对宋、辽以及后来的金朝，一直处于臣属的地位。因此在宋朝的眼中，西夏始终是西北地区的“偏霸”，不能与兄弟之国的辽朝同日而语，一直想方设法将其彻底制服或消灭掉。故近人戴锡章以“叛服不常”〔38〕四个字来评论西夏对宋关系，从宋仁宗就开始的长达百年之久的进筑横山，也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西夏建国后党项羌封建化的程度一直不是很彻底，氏族社会后期的军事民主制，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军事首领的世袭制以及尚武好战的习俗都保存了下来，这样就使得党项羌人很容易被穷兵黩武的统治集团所利用，守旧势力没藏氏及梁氏专权时，主动对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者辽朝的推波助澜作用也不容忽视，西夏前期一直利用宋辽矛盾，周旋于他们中间，辽朝则利用夏宋矛盾，插手夏宋关系，不仅帮助西夏顶住了宋朝的军事压力，而且纵容和支持了西夏对宋战争。西夏后期，一方面金朝要联夏对付主要敌人辽宋；另一方面西夏慑于金朝的威力，不敢要求取得与其“平等”的地位，加之南宋在中间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夏金得以长期保持和平友好局面。
由于西夏国力及其附属于辽、宋等方面的原因，对宋朝用兵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抄掠和争取所谓的“独立”，并没有想入管宋朝之关陕，表现在元昊对宋战争上的一张一驰，进入宋境虽攻城掠地，但大肆抄掠一番就急忙退回。而宋朝对西夏用兵也主要是出于制服的目的，这样就形成了夏宋战争在规模上比较小，没有出现象宋辽澶州之战、宋金富平之战那样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正因为夏宋之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以决定生死存亡，双方之间的地位也就一直稳定不下来，战争也自然不会中止。
除上述两方面的特点外，夏辽两国都在经济上迫切需要同中原宋朝进行交流，但西夏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更大，这就形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少有的特殊现象，即在军事战争上打个不停，而在经济联系上却从未间断。
西夏地域狭小，社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生产没有宋、辽发达，是造成其对宋经济依赖的根本原因。
辽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许多手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合炼成则钢”。〔39〕这种杂生熟以炼钢的技术与北宋统治地区完全一样。 重熙元年（1032年），辽于兴中府建造铁塔，既说明国内铁产量之多，也说明了冶铁技术与工艺的进步。辽朝不仅冶铁业发达，金银铜冶、铜钱铸造以及金银铜器的制造也有显著的发展，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丝织业有了空前的发展，法库叶茂台出土的辽代丝织品“包括绢、罗、绫、锦和刻丝，共六类，九十多个品种规格”。〔40〕西夏立国后手工业虽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因原料和技术方面的缘故，大多数都规模小而产量低，象茶山铁冶产量很低，生铁主要仰于从境外输入。丝织品的生产也很有限，1975年在西夏陵区108号陪葬墓出土的素罗、纹罗、工字绫、 异向绫等丝织品，就是从宋朝输入的。〔41〕
辽、夏社会生产水平的不同，使得两国对中原经济的依赖程度也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辽朝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产品的自给，而西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进口，我们从两国对宋货物榷易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宋辽榷场上，宋朝起初“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市”，〔42〕后又“增缯帛、漆器、秔糯，所入者有银钱、 布、羊马、骆驼”。〔43〕宋熙宁八年（1075年）“市易司假奉宸库象犀、珠直总二十万缗，于榷场贸易”。〔44〕显然辽朝大量进口的有犀象、珠宝之类奢侈品，不完全是生活必需品，出口的不仅有畜产品，而且还有银钱、布等手工业产品。至于西夏，宋朝在榷场上“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苁蓉、红化、翎毛”。〔45〕出口的主要是畜产品和土特产品，进口的主要是丝织品及其他生活日用品。
辽朝手工业虽说有很大的发展，但只是基本上实现了产品自给，没有更多的产品用于出口，尤其是在西部与西夏交界的鞑靼地区，还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不但没有手工业品可资出口，而且根本不需要西夏的畜产品。吐蕃与回鹘的经济也和西夏属同一类型，这样西夏对外经济交流只能仰于宋朝。宋人司马光曾明确指出：“夏国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它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故‘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綵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46〕
西夏对宋的经济依赖还由于夏辽沿边与夏宋沿边的经济类型大不相同。
辽朝在河北平原上与北宋对峙，这里民物富庶，生产发达，“蔬蓏果实稻梁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47〕它可以不依赖于中原农耕经济而独立存在。而夏宋交界的横山、天都山地区，虽“多马宜稼”，〔48〕盛产青白盐，但生活日用品和农产品不能自给，亟需同外界进行交换。尤其是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沙漠地区，“无耕农之业，无蚕织之功。”〔49〕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党项人民“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50〕完全依靠同沿边汉族交换而生活。
正因为西夏对外在经济上的依赖，决定了它和宋朝的交换不可或缺，在和平年代两国“门市不讥，商贩如织”，〔51〕爆发战争或冷战期间，榷场、和市贸易虽被禁止，而“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52〕至于宋朝严禁的青白盐交易，也由于“自来缘边属户与西界蕃部交通为常，大率以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殊少，边臣多务宽其禁以图安辑”，〔53〕因此，从来就没有禁绝过。
注释：
〔1〕《魏书》卷101；《隋书》卷83《吐谷浑传》。
〔2〕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 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隋书》卷83《党项传》。
〔4〕《唐会要》卷98《党项羌》。
〔5〕《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6〕《资治通鉴》卷233代宗广德元年。
〔7〕《宋史》卷335《种谔传》。
〔8〕《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
〔9〕《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
〔10〕《元氏长庆集》卷23。
〔1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12〕《西夏纪事本末》卷31《横山进筑》。
〔13〕《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篇》）卷134 庆历元年十月乙巳条。
〔15〕《长编》卷135庆历二年正月条。
〔16〕《长编》卷405元祐二年九月丁巳条。
〔17〕《西夏纪》卷1。
〔18〕《西夏纪》卷24。
〔19〕参见祝启源《宋代西北地区吐蕃与西夏关系述略》，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3—4期。
〔20〕《金史》卷134《西夏传》。
〔21〕《金史》卷134《西夏传》。
〔2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23〕见《宋史》卷40《宁宗纪四》、卷402《安丙传》、卷486《夏国传下》。
〔24〕《西夏书事》卷38。
〔25〕《金史》卷134《西夏传》。
〔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2页，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7〕《宋史》卷8《真宗纪·赞》。
〔28〕《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条。
〔29〕《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条。
〔30〕《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条载杨亿奏语。
〔31〕《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丁巳条。
〔32〕《金史》卷134《西夏传》。
〔33〕《西夏书事》卷8。
〔34〕《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二月壬子条。
〔35〕《长编》卷125宝元二年十二月闰壬子条。
〔36〕《宋史》卷300《王沿传》。
〔37〕《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甲午条。
〔38〕《西夏纪》卷28跋文。
〔39〕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
〔40〕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86 页，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1〕《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出土的丝织品》，载《文物》1978年第8期。
〔42〕《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
〔43〕〔44〕〔45〕《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4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0《论西夏札子》。
〔47〕《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转引自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
〔48〕《宋史》卷335《种谔传》。
〔49〕《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条。
〔50〕《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51〕《长编》卷124宝元元年地九月丁已条。
〔52〕《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壬戌条。
〔53〕《长编》卷146庆历四年二月庚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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