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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企业将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在加入WTO的过渡时期内，从主观愿望和国内市场开发特别是西部发展来说，仍然需要大量外资。但是，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403亿美元，比1998年下降了10.7%，今年1-7月实际投资198.95亿美元，同比下降7.41%，8月当月同比下降11.2%，1-8月外商投资227.92亿美元，下降7.91%，1-9月利用260.8亿美元，下降8.7%，当月下降13.8%。全年估计下降8-10%。
应该说，1999-2000年外资下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它可能表明，中国利用外资可能进入一个新时期，要继续保持和扩大外资规模可能不是单方面的愿望和既有政策所能够解决，需要适应形势变化，积极采取新政策和思路。
导致外商投资下降的六个因素
首先，外资下降是由于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大比重是亚洲地区和国家，但是，由于1997-1998年亚洲货币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投资急剧减少，甚至退回，因此而导致投资下降。特别是香港、韩国、日本等投资下降很明显。1998年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而没有因为亚洲货币危机下跌，实际是因为投资的时间滞后作用。危机国家的经济1999年下半年以来陆续进入复苏，但是，要恢复到货币危机以前的对外投资能力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另外，由于亚洲货币和金融危机，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稳定的怀疑和不信任，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资本进入有限。其次是中国国内市场发展也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时间。
1997年以后，国内市场进入相对饱和状态，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市场需求能力，市场趋向恶性价格竞争，只有大企业和实力强大的跨国资本具有能力参与竞争，中小资本缺乏参与持久性恶性价格竞争的能力，而我国外商投资的主体就是中小项目投资。据报道，目前台商分析大陆投资风险的时候，把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和生产能力过剩作为首要风险因素。跨国公司虽参与恶性价格竞争，但投资却不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市场空间有限，主要是争夺市场份额。再次，由于市场相对饱和和竞争白热化，迫使国内企业进行产品结构和技术升级的自动调整，但是，由于同时伴随消费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缺乏充分的市场需求支持。在这个形势下，国内企业对外资的需求出现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技术含量高，成本低，还要产品价格低，但外资不能满足和适应中国市场的结构调整，甚至滞后于国内企业，投资自然要减少。
再其次，中国市场出现的资金过剩，特别是银行存款远远大于贷款的状况在1997年以后更突出，而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向稳定，也改变了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前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矛盾和困境，企业不再需要纯粹的外资资金，而是需要作为具有新需求、能够启动市场和需求的新技术，以入股、折价作为投资，而外资更希望进行能够控股的投资，能够拿回市场份额的投资，但这实现起来很困难。
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征发生了某些变化。1999-2000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但是，韩国、新加坡却出现大幅度增长，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他们在危机中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允许外资源在于他们的危机中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允许外资购买和控制其银行而没有股份限制，韩国还鼓励外资进入韩国进行资产组合，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毕竟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与他不可相提并论。
最后，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预期也导致外资进行战略性调整。中国加入WTO，外资是选择在本国生产出口到中国还是直接投资中国有了一个比较选择，特别是对产业资本的投资影响很大。其次，外资投资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资本能够自由流动，企业能够上市筹集资金，以适应现代金融经济的需要和企业规模发展的需要。在融资国际化和证券化背景下，外资更趋向利用中国的资本市场、股市来投资和发展，而不是自己已有的利润。原因在于竞争趋向激烈的时候，利润更低，投资企业需要社会来共同承担投资的责任和风险。而金融市场趋向开放以后，外资更趋向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实业资本。而服务业的开放及其高额利润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引导外资更多趋向投入服务业等新经济。而中国目前的外资政策主要是针对产业资本的直接投资来的。
利用外资前景仍然看好明年有望出现恢复性增长
1-9月的实际外商投资虽然下降了，但合同金额达到378.58亿美元，同比增长27.86%，其中1-7月合同金额上升了24.04%，达到276.42亿美元，1-8月合同金额332.53亿美元，增加31.27%，8月当月增加56.11亿美元，同比增长84%，9月合同金额下降大，基本与1-7持平。这说明外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还是很大。1-9月合同金额是实际投资的145%，比1996年以前要低得多，但是比1997-1999要高，这既表明了对中国市场投资的期望态度逐渐真实化，也表明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恢复。因此，对市场的预期和投资将趋向稳定，投资更趋向理性和信任，而不是观望（指非金融投资行为）。考虑合同金额增长和时滞影响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估计在2001年上半年开始，外商投资将进入恢复性增长。
事实上，中国有12-17亿人的现在和未来，市场巨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产品的需求，数量大、时间长，市场稳定，市场空间会迅速扩大。没有一个大的跨国公司会放弃中国市场，他们更多的是跃跃欲试。
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发展或成长阶段，正由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向中等富裕的国家，这个发展过程，只要不被外来和内部的因素突然打断，是比较长的，大体在10-15年或更长，市场的前景非常广阔。
目前的下降，实际是一个投资转折和调整，它迫使外资去进行产业结构、项目规模、国别来源以及企业结构的调整。今后中国市场的外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新经济和对开放服务业的投资面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正在逐渐走向结构分化，利用外资的主体将从中小企业和项目投资，走向精英企业的相对集中投资，城市市场将出现等级分类的细分化市场，外商投资可能趋向国际主流经济的结构和特征。
转变观念，调整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而是环境发生了变化，投资出现了转折，需要根据这个环境变化调整我们利用外资的观点，转变吸引外资的方式和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也很重要，对中国来说，更需要，但是与上市筹集资金比较，以利润和资金乃至设备形式的投资，缺乏比较优势，而如果结合起来，更具有竞争力。在金融全球化和证券化的开放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本或资金将从本土产生、从本土发展”，而不完全是外来资金，关键是我们根据市场成熟条件、监管能力、竞争状况决定外资能够进行金融和投资创新的程度，决定什么时候允许大规模进入资本市场。
没有市场需求，企业不会投资，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我们就需要开发和培值国内市场和需求，利用外资要与此结合起来。不能继续过去的“国内开发、培育了市场的需求，让外资进入来竞争，进行市场分割”的模式，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让外资参与开发和培育国内市场的时候了。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小外资的引导，制定特殊政策，使之向中国中小城市和发达的农村市场投资，大、中和特大城市将主要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精英企业的投资和竞争场所。
西部开放是我们的国策，需要改善长期投资环境和政策，引导长期投资。建议给西部开发（比如，政府每年给予占财政收入一定比例的投资），以给外资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预期。另外，放松股权和时间期限要求，鼓励外资对西部生态、环境、交通进行长期投资。根据国情和需要，确立外资现阶段的投资重点。外资进入市场进行大规模资产组合的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外资企业从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可以试点，但大面积推行不成熟。中国现阶段，还没有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完全开放阶段，即使进入，大国与小国也不同。因此，我们允许、鼓励外资进入金融、保险、电信、分销等服务业领域，但是，不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条件。
区分产业投资与服务业投资的差别，制定差别政策和法规，引导外资做适合中国国情需要、对双方都有利的长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