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历史离我们有多远？——苏联和俄罗斯档案管理制度变迁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俄罗斯论文,有多远论文,离我们论文,管理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9月2日，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就苏联和俄罗斯档案管理与利用问题开办了一期节目，作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6周年的一部分。主持人将几位长期与苏联档案打交道的专家请进直播间，他们分别是俄联邦档案署综合组织与档案管理局局长塔季扬娜·费奥多罗夫娜·帕夫洛娃、伟大卫国战争博物馆高级科学研究员尤里·阿基莫维奇·巴赫内金、“纪念”人权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尼基塔·彼得罗夫和资深档案调研员格奥尔吉·拉马扎什维利。
档案管理与利用政策的松动
这期节目是从苏联档案管理与利用问题谈起的。巴赫内金先说到自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处理过一些二战期间前线官兵的家信，它们都被苏联战时信件检察机关截留下来。这些信件涉及许多对战争的看法和战场形势等内容，带有很强的个人情绪，由于战时检查制度极其严格，所以它们没能送到写信者的家属手里，变成了今天博物馆内的档案。巴赫内金认为，时间已过去很久了，这些信件可以公开了，人们有权了解当时的真相。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信件外，目前还有许多档案被封存在俄国国内各大档案馆内，仅俄军总参谋部档案馆里就有80%的苏军档案仍处于保密状态，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卫国战争的内容，真不知这些档案何时能够重见天日。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逐渐进入新的政治轨道，档案界也发生巨大变化，许多人可以查阅曾经严格保密的文件并肆意公开内容，由于缺少相应法规，局面曾一度非常混乱，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帕夫洛娃认为，正是许多苏联绝密档案被泄露，加剧了人们对苏联乃至其“天然继承人”俄罗斯联邦的不良看法，这对国家名誉是有害的。当然，这一“转轨阵痛”也迫使俄档案界进行改革，逐步向“公开透明、服务于民”的方向迈进。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关于档案管理与利用的政策就有所松动了。1983年，一些没有密级的档案文件开始逐渐公开。1985年，苏联档案部门开始解决档案管理与利用问题。经统计，当时尚有70%的档案文件处于限制查阅状态，除一些国家机密文件外，还包括政府各职能部门产生的卷宗和文件。1988-1989年，苏联国家档案馆将所有关于侨民与宗教事务的档案公开，此前这些文件虽然没有加盖保密印章，但如果未经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允许的话，任何人不得查阅。
当然也有特例，例如著名史学家卡西维诺夫就曾揭开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于1918年被杀的真相，原因在于他本人就是从苏联国家历史档案学院毕业的，并与档案馆长关系密切。此前，关于这方面的文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极其特殊的人员才可以查阅。接下来，又有一位名叫拉德金斯基的人查阅了这方面的资料，并出版了一本关于苏维埃政权枪毙沙皇全家的书。此后直到1991年，再也没有人像他俩那样幸运，因为这种不正当的档案解密方式被彻底杜绝了。
资深档案调研员拉马扎什维利对1991年印象很深，因为这一年正是苏联/俄罗斯档案管理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由于苏联国家解体以及俄国内“自由化”运动达到疯狂的程度，一段时间内，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国家各种档案，其中包括绝密的苏共档案，之前苏联有一个专门的党史管理委员会，它根据特别法规管理党史文件，只有经党政机关允许的人员才可以查阅。事实上，由于法律上的空白，陷入严重混乱的俄档案界连标榜所谓“民主到底”的俄联邦也看不下去了。1992年3月，俄档案事务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出尽快制定防止档案滥用的法规，并特别强调必须限制对国家机密档案与苏共档案的查阅，“否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很快，俄联邦最高委员会发布《档案管理与使用暂行条例》，确定档案解密程序，将普通档案解密期限定为30年，所有党派档案文件必须在生成50年之后才能公开，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个别档案在不满50年的情况下也可以公开，但必须经有关部门严格鉴定，而一些敏感档案也可经审核后延长加密期限。这一条例的出台，是俄档案界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俄联邦宪法法院和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等机构都开始紧张的工作，许多档案专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也参与其中，他们在大量档案资料中寻找可供解密的文件，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档案文件。他们一边审阅，一边解密，同时还将一些有疑问的呈送宪法法院，俄档案事业的新篇章逐渐揭开了。
曾经公开的档案再次被封存
帕夫洛娃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后，以“街头革命”起家的俄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莽撞地下令将大量国家档案解密，向世人公布所谓“历史真相”，以昭显其“民主精神”，结果却在社会上造成更为不良的影响，人们在怀疑苏联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导致整个社会迷失发展方向。因此，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陆续出台一些法规，对档案解密进行限制，于是一些已经公开的档案再次封存。例如，苏共中央一部分绝密文件在1993年之前是公开的，而此后又被确定为保密档案，原因在于经过专家鉴定，这些档案确实是国家的绝密文件，特别是原苏共中央高级机关制定的一些文件，它们的公开和流传会对现在的国家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改变档案公开程序过于草率的问题，俄国家档案局成立专门的鉴定委员会，所有档案文件只有经该委员会鉴定后才可公开。
由于许多需要查阅这些档案的人曾轻易地接触到它们，而突然受到限制后难免会产生不满，于是他们向俄联邦档案部门提出质疑。帕夫洛娃就有过这样的麻烦，毕竟档案一旦被封存后，研究者们再想看到它就非常不易了。她指出，档案解密前需要专家鉴定，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作，拿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来说，那里关于卫国战争的档案就有1000万份，而每一份又有数十页甚至上百页，这些文件在未鉴定前是不可能公开的。不过也有例外，不久前，契卡洛夫[1]的女儿写了一本关于她父亲的书，请求档案馆向其公开与他父亲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超远距离飞行和驾驶技术方面的内容，工作人员经申请汇报后满足了她的要求。另外，国家档案馆根据谢尔盖·科罗廖夫[2]女儿的要求也提供了全部档案，其中包括关于科罗廖夫去世和埋葬的细节内容。
但急于查阅档案的拉马扎什维利却不认同帕夫洛娃的看法，他认为是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愿公开那些对其不利的秘密，从而总是能找出各种借口，例如法制尚不完善、经费紧张、鉴定过程漫长和保护个人隐私等。拉马扎什维利认为，俄政府在档案管理与使用问题上干涉过多，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他曾给政府部门写过公开信，抗议政府的行为，同时还向一些法院提起过诉讼，要求政府取消一些他认为不合理的法规。拉马扎什维利说：“多数学者选择了沉默和忍受，他们不愿与政府发生冲突，这就纵容了政府对档案管理问题的过分干涉，影响了档案本应该发挥的作用。”他还举例称，美国有一个专门从事档案管理与使用的组织曾要求国会公开一份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电话通话录音，涉及美苏外交领域的一些秘密。对此，基辛格提出了抗议，然而美国国会经讨论后认为基辛格的抗议无效，最终公开了全部材料，基辛格随后只得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对解密材料不发表任何评论。
档案设密与解密
许多人都以为苏联和俄罗斯档案的设密与解密工作是由国家档案管理人员负责的，其实是不正确的。帕夫洛娃解释说，档案的设密级与解密过程完全由档案生成单位(或权利继承者)负责，谁在档案上加盖了保密章，谁就负责去除它，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俄联邦各大档案馆只负责管理与维护，无权干涉上述过程。如果档案生成单位消失了，则由其继承者负责，比如以前由苏联国防部制定的文件，如今就由俄国防部负责，对于像苏共中央这样没有权利继承者的单位，俄联邦总统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多个政府部门代表组成的国家保密委员会，并从2000年开始工作。该委员会共负责3个档案馆的档案解密工作，分别是俄联邦总统档案馆、国家新历史档案馆(原苏共中央秘书处档案馆)和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除了上述保密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5名档案专家被招募进来参加鉴定。但由于苏联保留下来的档案文件实在太多，一些档案在生成30年后还没有来得及鉴定，所以只好推迟解密。
1995年，叶利钦总统签发“第1203号总统令”，其中包括一个表单，确定设密与解密负责单位和设密档案范围等，后来该表单被不断进行补充和修改。理论上，表单中列出的非设密范围的档案可以公开，但并非绝对必须公开，因为其中部分文件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与个人隐私，只有经鉴定委员会鉴定后方可解密。同时，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个子表单，是总统令表单的分支与细化，由制定部门负责管理与公布，这些表单必须每隔5年重新审查一次。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档案管理人员，他们必须拿着这份表单到国家或部门档案馆，审查自己应该负责的档案，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负责。
拉马扎什维利曾前往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5年的资料，目的是想出一本关于自己表叔克列巴诺夫生平的书。克列巴诺夫是一名飞行员，也是苏联著名小说《船长与大尉》[3]主人公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夫的原型之一。为了接触到所有关于克列巴诺夫的档案资料，他不得不想办法与国防部官员与档案馆人员搞好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人开始怀疑他的动机，并为他的查阅工作制造障碍，无奈之下，拉马扎什维只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他首先找到俄联邦档案局，向其投诉国防部中央档案馆通过内部规定阻挠其查阅，俄联邦档案局称这些内部规定无效。随后，拉马扎什维利又前往俄联邦司法部，询问是否收到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内部规定，答案是否定的。最终，拉马扎什维利如愿以偿地看到他想要的档案文件。
根据俄联邦宪法，政府部门制定的法规，凡是直接涉及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必须经司法部的审查、注册和公布后才能生效。不仅政府部门制定的法规受宪法的约束，连总统的命令也不例外。俄联邦成立以来有一件在司法界非常著名的事件，即俄联邦宪法法院曾要求叶利钦总统将1994年前所有涉及车臣战争的秘密命令全部公开，最初叶利钦否认存在这样的密令，后迫于宪法法院的压力还是公开了。因此，如果档案调研员或文件使用者对政府某个部门的保密约束不满的话，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方式要求其公开相关档案。
外国档案的处理问题
其实，俄联邦不仅有大量苏联档案，还藏有大量因各种原因流入俄罗斯的外国档案。像位于莫斯科郊外波多利斯克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就保存着苏军在二战结束时从纳粹德国缴获的大批文件，它们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外人需经总参档案局允许才可查阅，因此普通学者很难接触到。相比之下，那些军队内部研究人员或军旅作家却可以打着“研究国家军事战略”的幌子毫不费力地查阅，就像去自家菜园摘菜一样容易，随后他们就开始出书、发表论文。这些由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资料怎么能成为某些部门和机构的私产呢？它们应该公布于众、服务于民！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史学家和档案调研员们非常有意见。
另外，俄国家军事档案馆(原为苏联特别档案馆)还保存有一批法国共济会的档案，共济会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宣扬博爱和慈善思想，世界上众多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其中不乏华盛顿、爱因斯坦和丘吉尔等名流。法国共济会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瓦解天主教会和反对教皇权威的急先锋，它在军队中也有极大影响力，拿破仑军队中的许多将军就是共济会成员，该组织在法国大革命与二战期间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帕夫洛娃称，苏联时期就已将法国共济会的全部档案公开过，同时该档案馆内还保存有大量其他国家的档案，涉及德国盖世太保、欧洲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如今俄国家军事档案馆已将它们全部解密，此举成为俄罗斯在档案领域傲视全球同行的一项“绝技”。
当然，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档案合作，俄罗斯还将部分外来档案返还给原属国，不过在返还前会将部分重要文件制作复印件，由于复制过程非常复杂而昂贵，俄档案馆会对一些不感兴趣的档案文件放弃备份。这种情况曾引起过一次风波，1992年一位名叫埃拉·马克索夫娜·马克西莫娃的记者在《消息报》上发表题为《在特别档案馆的五天》的文章，披露长年被作为高级机密保存的纳粹德国档案突然被馆方白白送给原属国德国，却不做任何备份，令举国震惊。
个人隐私的保护原则
在这次谈话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4位俄档案领域的专家也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有些档案即使解密，也不能让所有人查阅，即使有人被允许查阅了，也不一定被允许查阅到所有内容，原因在于里面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如个人的家庭生活、财产关系和健康状况等，所以只有隐私涉及者本人或他们的继承人才能查阅这些档案。不过，从档案管理与利用的角度来说，档案员与调研员并不赞成将个人隐私全部设为秘密，因为国家与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动也就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了。所以，专家们在鉴定过程中会适当放宽尺度，比如某人在中学考试时某学科只得了3分(苏联学校考试实行5分制)，这并不会对本人造成较大影响，也就没有当做秘密的必要，即便是子女领养的情况在档案法中也没有划入个人隐私范畴。
但目前在一个问题上还存有争议，即有损个人名誉的黑材料，特别是当年苏共监察委员会留下的档案中存在很多这样的材料，由于该委员会是苏共的一个纪检组织，所以在某些人员的操纵下经常会制造一些黑材料乃至冤假错案。对此，俄档案员在对待这些材料时秉承以下原则：如果查档人员查阅的题目是关于苏共监察委员会的，则可以向其提供全部档案资料，因为他对个人的黑材料并不感兴趣，同时他也需要对自己的查阅行为负责，确保不会泄露档案中涉及的个人隐私；如果查档人员查阅的内容是针对某个人的，则只提供不包含黑材料的档案，还有一些档案馆会附加一个信封，里面放入反驳黑材料的证据(如平反文件等)，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俄档案馆工作者在对待不同的档案利用者时也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有些查档人员来查阅某个人的信息，其目的只是为了编写词典或百科全书，档案管理人员则可以只提供该人的生平履历；如果查档者是专门为了研究某个人的历史而来的，则可以适当向其多提供一些相关档案。档案馆领导曾向工作人员指出，在提供档案期间不要有太多顾虑，不要担心因查档人员泄露个人隐私而影响到自己，因为每个档案利用者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也有义务保护别人的隐私。另外，当查档人员索要档案复印件时，黑材料是不允许复印带走的，只提供查阅。
注释：
①苏联早期著名飞行员和试飞员，试飞过70多种不同型号的飞机，创造和推广了上升螺旋和慢滚等高难度特技飞行动作，以飞行技术高超和献身精神著称，1938年12月15日因飞机失事遇难。
②苏联著名火箭和航天系统总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载人航天的开创者，正是由他改进的火箭将加加林送上了太空。1966年1月，科罗廖夫在癌症手术过程中去世。
③原文直译为《两个船长》，作者是温尼阿明·卡维林，该书在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版本超过100个，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是全世界儿童和成人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后苏联根据该小说拍出两部同名电影和一部名为《北方十月》的音乐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