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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最恐慌的4月底，法国总理拉法兰访问了北京。在中国政府与外界的交流大多已经取消的背景下，拉法兰的访问，让人产生意外和非同寻常的感觉。舆论在当时的看法是，这次访问，主要是法国同中国协调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签订若干经济合作协议。这是法国寻求突破外交孤立的一次战术行动。
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有一项对双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显然被忽视了，那就是法国邀请中国参加由法国做东道主的八国集团(G-8)首脑峰会。5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了这个消息。
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下个月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峰会，是大国讨论经济政治议程的场合，自然，峰会反映着世界上最发达、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对目前世界上主要问题的看法。这八个国家，预测中2003年的GDP总量，达到33万亿美元。在政治上，八国之中，有四个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和国际议程的规定者。在军事上，八个国家包含了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军事实力无与伦比。
近年来，国际上存在着要求中国参加八国峰会的强烈要求。最近几年，每年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后，总会引起一阵讨论，就是中国应不应当参加八国峰会，东道主也总被问到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事实上，也总是有一些国家，表示希望中国能够与会。而中国的态度也总是一贯地予以拒绝。
因此，中国今年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峰会的有关活动，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阻碍中国参加G-8的理由趋于消失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就成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逻辑进程中一项难以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参与八国集团有关会议的逻辑愈发清晰。原因十分明显：中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大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不确定性的力量。正如中国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人均一再强调的，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组织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对于追求代表性的八国集团而言，这句话也一样适用。
但是，中国一再拒绝参加八国集团有关活动，主要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原来的七国集团(G-7)和后来的八国集团，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确定和讨论世界议程的组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议程。其二是：中国希望在联合国的体制下，讨论国际问题，制定世界议程，而不是由某些国家集团代替联合国，当然也不会同意由几个发达国家决定世界事务。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的演变，尤其在“9·11事件”之后，伴随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发轫，上面的两个理由，都面临着调整的必要。
第一个问题，在新的国际体系背景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加入全球化进程？我们知道，近年来，八国集团峰会的后面，总是有一批“尾随者”，即全球化的抗议者。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应当像那些“尾随者”一样持一种抗议的姿态呢？是否像他们那样成为会场外面的叫喊者呢？当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其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巨大提升的情况下，“门外的抗议者”与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2003年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创造的增长相当于2002年全球GDP总增长的17.5%，其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增长占全球同范畴增长的29%。罗奇认为，今天的中国正为全球疲弱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高度不合比例的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PP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将取代日本成为亚军。
也许有人对这些数字会提出质疑，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则是没有疑问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中国的，而如何“看”往往决定着如何“待”，别的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同以往了。与此相应，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方式也需要转变，“待”他们的方式也应当转变。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联合国要不要改革，中国如何看待它的改革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中国对此改革应当支持。
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它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也就是维持和平。但是，冷战结束以来，战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区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成为主要的威胁等，都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架构。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改革联合国体制，确实势在必行。
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和否决权问题。这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结构来看，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显然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现状。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而法国只有6000多万人口，但是后者却能够否决掉任何自己不喜欢的决议。就否决权本身来看，这种权力是否合理呢？有学者认为，否决权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
再比如联合国的执行能力的问题。联合国决议的执行，要委托给具体的主权国家。而人们总是担心，受托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国家，会悄悄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但是，还是有舆论认为，美英等盟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战的。对于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国家，往往徒唤奈何，制裁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制裁无法把政府同人民区别开来，受制裁伤害最重的，是那些本来就遭受国内制度伤害的人民。中国是联合国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受益者，那么中国对于改革联合国究竟应持什么态度呢？总的来说，支持联合国改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这个组织继续拥有合法性的条件。因为，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中国是联合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重建联合国的合法性，更需要中国的参与。
相对于“二战”后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时，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已经极大地提升了，无论从绝对方面看还是从相对力量看，都是这样。当时的一流强国，苏联、英国，目前都衰落了，法国作为欧洲的代表，在当时是一个弱国，现在仍然是二流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应当尊重这巨量人群的权利。鉴于此，我们应当积极推进联合国的改革，把建立民主的国际体系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目标，以使联合国适应新的权力现实。
再者，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孤立状态。中国融入国际组织的进程，与国内的改革保持了同步，前者有时甚至是国内改革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际上的形象和承诺往往成为国内改革进程的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动力。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中国已批准或加入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这些承诺，也是国内经济、政治民主改革的方向。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根本所在。推动联合国的民主改革和联合国宪章民主精神的普及，也就是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
由此可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上述两项阻碍中国参与八国集团峰会以及最终参与该组织使之演变成九国组织(G-90)的理由，已经趋于消失。
SARS强化了对中国的焦虑
如果说中国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八国集团峰会的有关活动，是近年来客观形势使然的话，那么，恰恰是今年参加，则与中国以及世界正面临的SARS挑战有关。
SARS以中国最为严重。对中国来讲，这首先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但是，在全球化的结构中，这一外部冲击，首先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群体心理中引起了强烈振荡，因此而内化为一个内部事件。然后，又引发了全球规模的振荡，构成了国际社会的内部事件。现在，观察家们很少有人把这一冲击再简单地看成是外部冲击了。
人们已经就SARS的影响作出了分析。在它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中，我认为，最长久和最严重的恐怕是中国的自我认知方面。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包含着对本国体制、实力、目标及形象的一系列描述。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对自我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一般是由政府主动建立起来并进行系统维护的。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时期中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不必是精确的，相反是轮廓性的，相对模糊的。而这样的自我体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外交形象中，体现在一个国家希望向世界表明的意图、目标，以及通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这些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由国际形象、外交形象等确立的自我认知，又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之根本。
美国《外交》杂志前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不同的国家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部世界的意图、目标和倾向就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利益“与国家目标、倾向和意图可以互换”，“利益指的是国家的目标或倾向”。
国际上追求着各自利益的国家，同时也就是追求着自己的自我体认或形象。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才是全面的和准确的。
近年来，我国的自我认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上是“一枝独秀”，是最好的投资东道国。第二，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是“负责任的大国”。第三，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样的自我形象，一直以来，也不断遭到质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缩论”等等一直响彻国际舆论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未来前景感到难以把握，对于中国，国际上存在着普遍的焦虑。而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如何对待国际组织的问题，存在着对自我定义的焦虑。
SARS造成的影响几乎涉及到以上几个方面的自我认知，应当承认，它加剧了国际上的焦虑，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形成了严重的损害。截止到5月11日，国际上有114个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了程度不一的外交措施，这是前所未有的。SARS同时也加剧着中国国内的焦虑。
SARS强化了与西方的联系
虽然上百个国家对中国采取了隔离措施，但是，不能把这些措施理解为歧视。因为在中国国内也同样采取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只是昭示了：中国因素、中国问题确实是一个国际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将共同分享重大的问题。所谓的隔离中国，只是证明了中国与全球的一体。
《欧洲时报》援引法国主流报章的评论：“这次危机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卫生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卫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不再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非典’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换言之，我们都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这句“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无动于衷。这句话触动了笔者的心弦。在这一刻，我们知道了，人类实际上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虽然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分歧，可是，分歧并不总是敌对。
中国参加八国集团峰会“南北方领导人对话会议”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决定。它有助于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焦虑。由于随着中国积极参与八国集团机制，中国强调的联合国体制也将获得改革的动力。假如八国集团朝着"8+1"的方向转变，那么，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尽数在其中了，这样的机制，对于提高全球管理的效率，有积极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国的埃维昂是中国重建自我体认的场所，是作出重大承诺的场所。SARS因此而成为沟通的触媒，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又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