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新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博简《孔子诗论》面世已有三年，海内外学界就其作者、时代、简序排列、文字释读等问题展开热烈的探讨。当这些基础性研究告一段落之后，研究重点便不可避免地要转向对竹书理论内涵的阐释。《孔子诗论》在《诗》学思想上有继承更有创新，像崇德政、讲诚信、重孝道、尊贤才、尚福禄、观乐知政等等，都是竹书对此前《诗》学思想的继承，而在说《诗》方法、解说《风》、《雅》、《颂》几类诗大旨和建立说《诗》学理论模式几方面，则属于竹书的理论创新。
竹书之前的说《诗》方法大体都是断章取义。《孔子诗论》与此前说《诗》方法的最大区别，就是作者从《诗三百》文本出发，直探《诗三百》本身题旨和意义。《孔子诗论》是一部诗学散论，它有多种说诗形式：一是直接概括诗旨并加以发挥，例如第八简：“《十月》善諀言。《雨亡正》、《即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这些简要的诗旨概括已经接近汉代的《诗序》。二是用一个字来概括某一首作品主题，例如第二十六简：“《邶·棰舟》闷，《谷风》背。”三是发表“吾”对作品的看法，例如第二十二简：“《宛丘》曰：‘洵有情，而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变，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义一氏，心如结也’，吾信之。”“吾”所发表的评论可能是儒家辗转相传的孔子言论，也可能是儒家后学借孔子之口说出自己的话。四是评点名句，例如第七简：“‘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裕也，得乎？此命也。’”这是一种感兴式的诗歌评论。五是评论诗作中的一章，如第二十五简：“《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多种形式并存，表明竹书尚未凝固成统一的说《诗》形式。尽管如此，竹书作者就《诗》解《诗》，以《诗》为出发点，最后又回到《诗》的归宿，作品的题旨和意义是固定的，不再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变化，这在方法论上就是一个根本的革新。
《孔子诗论》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概括了《诗经》四类诗主旨。作者认为，《颂》歌颂文、武平成天下之德，它们多出于文、武之后人之手，《颂》的音乐安和、缓慢、简易，思绪深沉悠远，在内容上多写成功者的业绩（见第二简）。《大雅》的主题是歌颂王公大人的“盛德”（见第二简）。《小雅》多歌咏人生苦难，抒发诗人的怨愤情绪，反映王朝政治衰败，叹息为政者少德（见第三简）。《国风》包容了各种事物，从风诗中可以普遍地观察民俗，风诗的语言富有文采，风诗的乐声非常动听（见第三简）。《孔子诗论》对四类诗主题的总结，有助于《诗》学研究走向体系化。先秦两汉时期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诗》教理论，而完整的《诗》教理论有赖于说《诗》的体系化。先秦两汉《诗》学体系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孔子诗论》首次概括四类诗旨，为说《诗》走向体系化奠定基础；汉初《鲁诗》在《孔子诗论》基础上提出“四始说”，以四类诗始篇的主题来提挈四类诗旨，勾勒出我国第一个说《诗》体系，这是《诗》学体系化的第二阶段；《毛诗》在《鲁诗》“四始说”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最后完成了始于《关雎》的说《诗》体系，这是《诗》学体系化的第三阶段。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了，《孔子诗论》概括四类诗旨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孔子诗论》最大的理论创新，是在初步确立《诗》学批评理论模式方面。竹书作者受到当时两股学术思潮的影响：一是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另一是礼学家的礼义学说。竹书通过近60首《诗》作的评论，将子思学派的性情学说和礼学家的礼义思想落实到《诗》学研究之中，作者不仅找到了以性情论《诗》这一最佳切入点，而且坚持了儒家崇尚礼义的原则立场，率先为儒家处理文学创作中情与礼的关系作出了理论探讨。
竹书作者吸收《性情论》崇尚真情性的思想，高扬《诗三百》中性情的价值，伸张诗歌抒写“民性”的合理性。作者在论《诗》时反复指出，这是出于诗人的性情，是“民性固然”。如第十六简：“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第二十简：“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第二十四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在短短29支竹简中，就先后三次出现“民性固然”，这绝不是作者由于疏忽而造成语意重复，而是有意识地张扬诗歌的性情内涵！作者所说的“民性”，就是《性情论》所说的“性自命出，命白天降”的“性”。《葛覃》、《木瓜》、《甘棠》几首诗中所表现的归宁父母、投瓜报玉、思其人必敬其树，都是出自诗人的自然天性。作者所说的“固然”，是说这些性情出自人们生命的本原，它是诗人生命受到感动的真实体现，因而天生就应该是这样！对于《宛丘》、《燕燕》、《小雅·杕杜》所表现的男女之情，《蓼莪》、《清庙》、《烈文》所表达的孝亲之情，竹书作者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诗论》以“民性”论《诗》，高扬诗歌真性情的价值，这表明竹书作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抒发性情本质，已经接触到中国诗歌理论最核心的部分。
《孔子诗论》赞美了诗歌的真情，但千万不能认为作者是唯情主义者，因为作者还有更重要的以礼节情思想。以作者评论《关雎》为例：《孔子诗论》第十简说：“《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简：“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总括这几简的意思，是说《关雎》男主人公从开始“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到后来欲以琴瑟钟鼓之礼迎即淑女，由好色的冲动而悟出不应该非礼，心性从自然的情爱冲动“改”到礼仪之上，这就是将性爱纳入礼义的轨道。又如《周南·汉广》，《孔子诗论》用一个“智”字来评价它，并赞美它“贤于其初”。《汉广》写的是诗人对汉江边上一位“游女”的思念，一开始他就说追求这位女子有很大的难度，但他又实在无法遏止内心强烈的相思之情，以致于他幻想着驾上马车去迎亲。可贵的是诗人没有让激情淹没理性，诗的最后仍然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作结。《汉广》主人公虽然思念美丽的异性，但他“不攻不可能”（第十三简），始终没有任何非礼的行为，只是将这一份美好的感情深藏在心中，最初内心萌动、澎湃的“情”始终被控制在“礼”的范围之内，这就是《汉广》“智”之所在，也就是“贤于其初”的具体内涵，用后来《毛诗序》的话说，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在批评《小雅》时，作者一方面肯定《小雅》抒写人生灾难、怨刺上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深以“上之衰”为耻；另一方面又没有对昏君暴政表现出决绝的态度，而是更多地表现了惋惜、感叹与遗憾之情，体现了怨而不怒的《诗》教品格。《孔子诗论》还揭示了《木瓜》、《鹿鸣》、《大田》等作品中的礼义内涵。作者借评论《大雅》中歌颂文王的作品，赞美文王的“德”和“诚”，试图以文王之性作为人性的一面旗帜，作为人性教化的归宿。
《孔子诗论》这三大理论创新意义深远，不仅影响了汉代的《诗》学，而且关涉到此后儒家诗学理论的大方向。竹书新的说《诗》方法为汉代四家诗开辟了先路，而竹书概括四类诗旨，对于《诗》学研究从零散的说《诗》走向体系化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竹书关于情与礼关系的论述，抓住了诗歌理论的要害，对此后中国儒家诗学思想影响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