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背离，还是继承发展——海外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海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是海外邓小平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问题。分析海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科学地把握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海外研究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基本经过
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初步开始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
毛泽东去世后，海外就有人猜测中国要搞“非毛化运动”。1977年7月，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上发表了《毛泽东主义的去向——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吗？》，开始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去向的考察和思考。同年11月，《亚洲概览》杂志组织专题讨论，莫里斯·迈斯纳发表了《毛主义的遗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威丁发表了《毛以后的中国》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海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始。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同时由此也引发了如何对待晚年毛泽东失误的问题。海外一些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也以此为契机，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关系的比较研究。有人继续坚持“非毛化运动论”，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海外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更多地转向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列举了这一时期国外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综合性著作，有的大可和拉尔夫·克拉夫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哈里·哈丁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戴维·兰普顿编的《毛以后中国政策的实施》，伊丽莎白·丁·佩里和克里斯汀·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邹谠的《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费正清等主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M.罗素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基本意识形态》，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日本学者野纯一的《中国的迷惑——邓小平与毛泽东路线》，苏联学者康斯坦丁诺夫的《毛主义和毛的继承人》等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历史研究需要时间的沉淀，由于毛泽东刚刚去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酝酿和起步，处于过渡和交替时期，因此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主观臆测和推论成分较多，有些看法不符合史实。
（二）走向正常化阶段（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作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给予了纠正。海外学者回顾以往的研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对前一阶段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使研究的猜测性、主观性减少，进入了比较正常的阶段。很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正常化。1986年，在毛泽东去世10周年之际，海外学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论著，使这一时期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匈牙利学者巴拉奇·代内什写的传记《邓小平》（中文1988年版），麦克米兰公司1988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张大卫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等，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
（三）曲折反思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也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出现了“六四事件”，中国政府对这次事件采取了坚决平息的态度。海外一些学者由于受不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平息这次事件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和歪曲，对中国政府提出直接的批评，对邓小平和毛泽东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再次进行反思，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这期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比尔·布罗哥和大卫·凯莉合著的《中国后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安德鲁·汤森写的《中国的危机：改革的矛盾与民主的前景》，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L.X.丁写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衰落：合法性危机，1977-1989》，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泰韦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等。
（四）新的热潮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次谈话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93年秋，英国《中国季刊》发表的邓小平研究专辑，实际上是对这次谈话的一个反应，很多海外学者都对这次谈话予以积极评价，这其中也自然包含着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系的比较研究。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迈克尔·英、毛·卡和苏珊·玛什主编的《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的十年》，也在这期间出版。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海外举办了一些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研讨会，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1994年春季的《中国季刊》发表了一些专题论文，有施拉姆的《毛泽东100周年：一位领导者的遗产》，何笛的《最受尊敬的敌人：美国对毛泽东的理解》，等等。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特别显著，海外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也在不断提高，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传记和论著。大卫·古德曼的《邓小平与中国革命》、本杰明·扬的《邓小平的政治传记》，罗伯特·本尼威克和保罗·温格索夫主编的《90年代的中国》，卡普拉·密拉写的《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摩尔·古德曼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后毛时期改革的二难》，诗平·华主编的《中国的政治文化：1989-2000》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海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认识。
二、海外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基本观点
海外学者关于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是截然相反、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的关系，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之为“否定背离论”。第二类观点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坚持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为“继承发展论”。
（一）否定背离论
这类观点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非毛化运动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粉粹“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都是非毛泽东化的表现。1977年5月1日，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写文章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使国家政治上实现稳定和经济再次走上正轨时，对毛的一些政策正在加以修改，甚至是完全的改变。”5月11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一篇在国际上一时颇有影响的《辞职书》。他说：“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批邓已被放弃，要求将生产置于革命之上的呼声甚器尘上。纪律和秩序得到赞扬，人民保留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已不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政策的造反的权利和义务了。”（注：转引自李君如：《毛泽东在海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他并为此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匈牙利民族报》也于1977年8月26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开始非毛泽东化时代”。美国《前卫》周刊1978年3月22日发表文章宣称，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日本学者中屿岭雄在《中国——历史、社会、国际关系》一书中认为：“1981年6月，划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幕。六中全会，最终把华国锋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胡耀邦被选为中共总书记，邓小平被选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了名实俱存的党官僚的独裁体制。同时，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毛泽东政治全面地给予了否定。中国的政治，现在也可以说，决定性地向着非毛泽东化的道路上进一步推进着。”（注：［日］中屿岭雄：《中国——历史、社会、国际关系》，中公新书，1982年，第119页。）费正清在谈及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改革的情形时指出：“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邓小平的改革一路顺畅。这些改革政策，就像秦始皇暴政之后的汉朝和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所采取的改革一样，受到了人民的欢迎。”（注：［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08页。）这种观点无疑是把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上的“暴君”相提并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看成是“除暴安良”，这显然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根本对立起来。
2.“经济决定论”。这种观点把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对意识形态能动作用的否定，把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惟一特征。日本学者小林弘二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作为邓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背景，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毁灭’问题。”“毛泽东去世后，倡导‘解放思想’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不仅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而且据此从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重新取得了领导上的主动权，同时试图谋求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以此取代革命……依照邓小平的说法，‘物质文明带来精神文明’（1984年2月24日）。这同一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注：［日］小林弘二、矢吹晋：《现代中国的历史》，参见冷溶主编《海外邓小平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3.“实用主义论”。这种观点把邓小平的“猫论”、“实事求是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论”与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相等同，把邓小平理论与英美国家流行的“实用主义”相等同。美国学者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提出：“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带来的。”（注：［美］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年，第90页。）显然，这种观点把“猫论”与实用主义只注重结果，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的理论相等同了。俄罗斯学者彼沃娃洛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一文中讲得更为直接。她说：“中国学者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进步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他名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它能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显然，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遵循中国的这一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注：［俄］彼沃娃洛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年8月。）
4.“后社会主义论”。美国学者德里克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后社会主义”，认为后社会主义“已不再从原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汲取动力”，“不能再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继资本主义之后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将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付之东流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所起的作用，不是作为固有的理想，进一步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而是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卫士，防止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德里克还认为：“说中国是一个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用理论套话为一种已把社会主义扭曲得难以辨认的社会打掩护。”（注：［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关心亚洲学者报》1989年第1期，第43、40、35页。）德里克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不言而喻地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固有理想”，“社会主义已经被扭曲得难以辨认”，这明显地是肯定毛泽东而否定邓小平。
（二）继承发展论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坚持“继承发展论”。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全盘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正如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波尔加科夫指出的：“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预言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做教条’。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毛泽东说：‘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落后。’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毛泽东说：‘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本世纪末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后，我们还要前进……再花五十年时间的奋斗，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最后，两位领袖都试图尽快克服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可能所有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注：［俄］B.H.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继承发展论”既看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共同性，也看到了他们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共同性突出表现在：
1.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理论创立者，他们之间具有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大卫·古德曼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70年代邓小平能够再次复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早已形成的信任。他指出：“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个时候”，“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邓小平继承于毛泽东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决不是对毛泽东模式的照搬照抄”。“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注：［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与中国革命》，伦敦，1994年，第18～20、3页。）张大卫也指出，邓小平像周恩来一样，“亦非常忠于毛泽东，但是，他常常就政策和党内事务问题无所畏惧地与毛泽东争论，尽管他似乎从来也没有不服从他的领导。”（注：［美］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第7页。）日本学者内藤雄三指出，尽管邓小平因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而受到毛泽东的不满，“但是毛依然把邓看作是自己人”（注：［日］内藤雄三：《毛与邓的分歧》，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2.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惟一的选择。俄罗斯学者季塔连柯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构想都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梏，建立现代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这方面，毛和邓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的构想中共同鼓舞人心的思想。”（注：［俄］季塔连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张大卫指出：“从根本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与邓小平主义者之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差别。”（注：［美］张大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与邓小平》，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在内政方面，邓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了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
3.邓小平理论实质上是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季塔连柯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本身，实质上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回到新民主主义思想上。这两种构想的共同点是力求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条件，实行建立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长期共存、保持和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调节作用的方针。”（注：［俄］季塔连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大卫·古德曼也指出：“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西，正如邓在1980年1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作法来恢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邓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就是他长期以来拥护的三个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在80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注：［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与中国革命》，第124页。）
4.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实现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施拉姆指出：“许多事情表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注：［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4页。）日本学者天儿慧也指出，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推行“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具体开始实施是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注：［日］天儿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参见冷溶主编《海外邓小平研究》，第21页。）张大卫指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一个坚定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目标，他们都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实际上，当邓小平于1975年为执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而受命于危难之际时，毛泽东是坚决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当‘四人帮’指责邓小平贯彻三个重要文件，并把这三个文件称做‘三株大毒草’的时候，毛泽东很快出面保护邓小平，斥责‘四人帮’，并直接了当地谴责他们有政治野心。”（注：［美］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第137、138页。）
海外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以下不同点：
1.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同点。苏珊·奥格登指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而现代化仅仅是想象中的达到共产主义之后的副效应。”而在邓小平看来，光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抵挡不住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把社会主义当做教条是不能解决发展问题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意味着，凡能够促使中国现代化的东西，均属社会主义。”（注：［美］苏珊·奥格登：《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53、57页。）美国夏普公司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化》的书认为，中国现在的许多改革显然扭转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政策。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的必要性，而邓小平则号召进行经济和技术改革；毛泽东信奉阶级斗争，而邓小平却大谈各阶级的团结；毛泽东要求经济自力更生，而邓小平要使中国向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开放。
2.思维风格的不同点。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带有诗人气质，而邓小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位讲求实效的实干家。张大卫指出：“像刘少奇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真诚地赞成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革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注：参见［美］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第105页。）阚哈叶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完全相反……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沉迷于诗行的空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注：［美］阚哈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纽约档案有限公司，1991年，第10页。）俄罗斯学者杰柳辛也认为，邓小平的思想不是来源于书本，他蔑视书本中的说教。邓小平认为，“用现实主义来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俄］杰柳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3.工作重心的不同点。邓小平把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转变为“经济挂帅”。施拉姆指出：“用比较直截了当的话来说，中国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差别，在于毛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法，而邓小平则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法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注：［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54页。）石池雨认为，邓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是为了阻止激进分子搬毛泽东思想来阻挠他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他积极提倡补充新鲜血液。“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就经济来看，他并没有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到1986年，说邓小平是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几乎已没有什么疑问。（注：［美］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1990年，第90～92页。）摩尔·古德曼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也都持同样的观点（注：［英］摩尔·古德曼、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中国后毛时期改革的二难》，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领导方式的不同点。毛泽东特别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而邓小平则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在1979年和1980年出现的对毛泽东主义的官方批评中，虽然很少人指名毛泽东，可是“对于‘个人迷信’这一词在当时的中国像在苏联非斯大林化时期一样起了同样委婉的作用。人们强调，医治‘个人迷信’弊病的良方是坚持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尽管这些公开宣布的原则几乎一点也不妨碍权力集中于邓小平的手中。不过，‘集体领导’的确在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上表现出来；‘毛泽东思想’中比较激进的概念和思想不断地被清除，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中共的集体智慧而不是某一个人单独创造出来的。”（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4页。）施拉姆1986年在日本演讲时也指出：“邓小平想渐进而彻底地改革中国经济。为了这个改革，他坚信需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需要加强民主与法制。”（注：［美］斯图尔特·施拉姆：《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齐欣等编译《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5.建设方式的不同点。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运用的是急进的“大跃进”的方式，而邓小平时代走的却是渐进的“和平革命”的方式。所谓渐进的“和平革命”，就是通过逐步的改革达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解为连续不断的革命改造过程，社会矛盾的斗争是这一革命过程中的推动力量；而毛的接班人所预期的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社会发展过程，其特点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在相对和平、协调的气氛中进行。”（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33～234页。）天儿慧指出：“如果说，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失败’之一是无视自然的因素，采取划一主义的、‘暴动’主义式的发动群众方式，那么邓小平正是吸取了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注：［日］天儿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参见冷溶主编《海外邓小平研究》，第23页。）
6.对外政策的不同点。日本学者国分良成指出：“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外国的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体系。”（注：［日］国分良成：《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第90页。）巴拉奇·代内什认为，从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起，毛泽东的极端革命的、拒绝和平共处的特殊路线开始萌芽，争论全面展开和谋求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地位。“这段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公布的）关于‘不要怕’新的世界大战的观点：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0几亿人口剩9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注：参见［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58～259页。）而最近几年中国的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可以避免的，宣称其努力维护和平，希望参与国际体系。海外学者认为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这种不同的对外政策来自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时代的不同判断。毛泽东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邓小平则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三、对“否定背离论”的几点分析
在海外研究的两类观点中，“继承发展论”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他们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是值得我们借鉴参考的。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时显得比较粗糙。“否定背离论”是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不能全面看待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是邓小平的重大创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反复强调：
1.科学地对待毛泽东的功过，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
2.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必须把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放在第一位。“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
3.毛泽东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
4.正确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复杂的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身上。
5.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领导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最大的错误是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然而，海外某些学者由于只看到邓小平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方面，而没有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予以肯定的方面，于是得出邓小平否定背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结论，这是片面的、不够科学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了。
（二）不能客观地看待晚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认为，晚年毛泽东主要犯了“左”的错误，必须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对晚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其错误主要表现为：
1.背离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片面强调精神的力量，出现了唯心主义化的思想倾向。在建设方式上错误地搞了“大跃进”；在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问题上，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做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来抓，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2.放弃了他在建国初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固守苏联的僵化模式，不顾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体制，忘记了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经常不断地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
3.片面地把精神鼓励作为社会主义的惟一价值，把人们正常的物质生活视为“物质刺激”，把发展生产力斥之为“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把与商品经济、市场关系、按劳分配、物质利益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限制，从根本上割裂了义利关系，更割裂了社会主义与物质利益的血肉联系。
4.随着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的抬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左”的逆转，认为当代世界仍然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因而在工作的轻重缓急上立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然而，海外某些学者依然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上，在他们的头脑里，毛泽东晚年所搞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毛泽东错了，而是邓小平错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海外学者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不能正确地看待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邓小平不仅纠正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而且从多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突出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在世界观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并且倡导全党同志要调查研究，而他晚年又犯了背离实事求是的错误。这说明，即使有了理论上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在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唯物主义。邓小平由此深刻地认识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在价值观问题上，邓小平对晚年毛泽东的价值观重新进行反思，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强调价值选择要以这个基本国情为基础，把“三个有利于”作为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价值追求的基本目标，坚定地走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体系化了。
3.在社会主义观问题上，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实现了社会主义观的新飞跃。
4.在时代观问题上，邓小平重新审视当代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对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都作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革命和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20世纪后半期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中国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争取世界和平，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这种认识是毛泽东晚年没有达到的。
然而，海外某些学者把前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成了社会主义的范本，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如果改变了这种模式，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这是他们不能正确评价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原因之三。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