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开事迹与宋初士林的豪横之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豪横论文,之气论文,事迹论文,士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23-08
有宋一代士风，最为后世所称道，无论是当年范仲淹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是现代学界对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现象的评述，①都揭示出宋代士风有超越前后代的某种独特之处，这既包含了士大夫长期主政下自主精神与自豪感的流露，也反映了文教昌盛下士人长期推崇道统与修养风范的群体自觉意识。然而，这种所谓的宋代士风绝非一夜之间凝聚而成，而是在历经变迁演进的过程所逐渐造就。②
宋朝初年，士人虽有意划清与以往乱世的界限，但身心沿袭夹杂唐末五代遗风之处甚多，不少人在行为上还暴露出一些豪横之气。这种豪横之气既包含有豪放敢为的一面，也存在着粗暴越轨的另一面，与日后讲求规矩、儒雅的风尚存在不小的差异。不过，作为宋朝的士林前辈却是后人高歌行进中绕不开的起点。柳开便是被当朝人定性为“性豪横”③的这样一位代表性人物，通过考察其经历事迹，可以为透视宋初士风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④
一、柳开的身世背景
柳开虽出生于五代岁月，但其家世渊源可以追溯更远。柳氏是中古时代的一个显赫姓氏，早在南北朝时期已成高门大姓，活跃于全国许多地区，也出了不少风云人物。唐朝时，士家大族在政治上已经走向下坡，不过在世人心中依旧保持着许多的尊崇地位。河东柳氏便是当时的著姓大族，其中在京师长安地区，柳氏与韦、裴、薛、杨、杜等家并称显赫门第。⑤唐朝时，柳氏还出了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和书法家柳公权。
后晋天福十二年(947)，柳开生于大名府一个大姓家庭。用柳开以后的话说，即所谓“邺中大族我家也”。⑥柳开的父辈虽然政治地位不高，其父柳承乾最终只做到监察御史，而其他成员也没有特别值得夸耀的仕宦成就。不过，柳开的家族在经济上却颇有实力，属于富豪一类。⑦这样的身世环境，对柳开一生，特别是以后的仕途活动和行为特性，都有抹不掉的深远影响。旧家世族与富裕的家境出身背景，使柳开自幼养成明显的优越感，自视甚高，但性格张扬，甚至使气任性，所谓“尚气自任，不顾小节”，瞧不起循规蹈矩的俗儒。⑧同时，世族注重文学修养的传统也在他身上得到继承。柳开“幼颖异”，⑨用心读书，涉猎广泛，志存高远。
宋朝开国之初，承多年战乱之后，百废待兴，文坛也是荒芜已久。年轻的柳开对当时浅陋的文风大为不满，读书作文遂以唐代韩愈、柳宗元为楷模，便起名肩愈，字绍先，大有延续“韩、柳”古文功业的志向。经过潜心学习，他深为儒家人伦义理沦丧所痛心，于是奋笔道：“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⑩即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随之，他改名为“开”，取字“仲涂”，立志再开“圣人之道”，又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并以此署名著述。(11)柳开曾不无炫耀地咏道：“皇唐二百八十年，柳氏家门世有贤。出众文章惟子厚(柳宗元)，不群书札独公权(柳公权)。”(12)字里行间透出的潜台词是，他大有直追先人文坛功业的抱负。这都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他具有突破旧藩篱的新主张。
年轻时的柳开已写出不少名篇，从而博得许多知名学者的青睐，如大名知府王祐和翰林学士卢多逊都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当时的古文家范杲也“尤重(柳)开文”。一时他声名鹊起，与范杲并称“柳、范”。(13)又与梁周翰、高锡、范杲等名士并称“高、梁、柳、范”。(14)对于柳开的文学成就，元人所修《宋史·儒林传》这样评价：“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15)《宋史·穆修传》亦云：“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16)由此足见其在宋代散文史上不可小觑的地位。
柳开生长的外部环境，则是影响其性格行为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大名是河北腹地的一处重镇，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战乱不休。唐朝时，此地属魏州所在地。安史之乱后，魏州又成为祸乱最烈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镇驻节地。五代之时，魏州依旧是战争频发之地，兵火不息，强藩悍将争斗不已。因此，受到地理位置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地民风颇为剽悍，习武从军既是民众的一条重要谋生出路，尚武豪横之风也受到民间百姓的崇拜。
受到当地风气熏染，柳开自幼也喜好操练武艺，“善射，喜弈棋”，具有明显的尚武倾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从小胆气过人，所谓“有胆勇”。据《宋史》本传记载：后周末年，柳开之父任南乐县令。某日夜间，突然有强盗闯入宅院，家人都惊恐不已，年方13岁的柳开抽剑就冲了过去。强人只得翻墙逃跑，结果被他挥剑劈掉两个脚趾。(17)由此可见，柳开从小就养成了强悍的性格与豪气，遇事敢做敢为，不计后果。故宋人称其自幼“警悟豪勇”。(18)
有关柳开年轻时为人豪爽的轶闻，见诸宋人笔记小说。如有记载称：日后贵为参知政事的赵昌言还是一介布衣时，出游河北途中听说柳仲涂好周济朋友，便前去拜访。柳开热情接待并为新友向主持家事的叔父索钱。遭到拒绝后，柳开当晚竟在家中放了一把火，其叔父最终拗不过他的蛮横，只得拿出三百缗钱息事宁人。从此，柳开恣意施舍钱财，再无人敢拦。(19)此事或有演绎成分，但另一条记载却当属实：某日，柳开与朋友在酒肆畅饮，得知邻座一位来自京师的士人无钱安葬父母，因为此人“辞貌稍异”，便主动馈赠白银百余两、钱数万。“公(柳开)虽大族，然以重义好施，颇耗其家”。(20)由此可见柳开喜交豪杰，甘为朋友倾囊解难，由此名声在外。
过人的文采、率直的性情，加上不甘人后的心态，造就了柳开特别强烈的功名心，“为人慷慨，喜功名急义”。(21)他不满足于仅仅扬名文坛，遂投身科举考试。开宝六年(973)，他一举中第，时年26岁，是当时被录取的二十几名进士中的一位，可称得上科场得意。当年的柳开意气风发，自负文章无人可比。不过百年之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却揶揄他不少。其事梗概是：柳开应举考试时，相当狂傲，将自己的千轴作品载于独轮车上，径直投于考官帘前，想以此惊世骇俗。另一位叫张景的考生，仅携文章一篇拜见考官。结果张景的名次居于柳开之上。因此当时人慨叹道：“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22)此事真伪难辨，因为张景乃柳开门生，并在柳开死后为其整理文集。但有关类似的轶闻不少，只能说柳开张扬的性格不大为以后的士人所欣赏。
又据元人笔记称，柳开在当年赴京赶考途中曾干过一件骇人之事：柳开在一个驿舍听到有女子哀婉啼哭，询问得知女子的父亲曾是一位县令，在任时经常贪污，经手人则是家内一个仆人。如今离任途中，仆人竟挟持主人将女儿嫁给自己，县令无奈只得同意。柳开听罢勃然大怒，便出手打抱不平。当晚，他用匕首杀死恶仆，随之煮成一锅肉与那位贪官共同享用。(23)这段故事的真实性颇令人怀疑，但类似的传说，也反映柳开在后世心目中强烈的侠义与豪横的印象。
二、柳开的仕宦经历
柳开的仕宦经历，可谓颇为曲折沉浮。他入仕初期，官运一度顺畅，但随后便跌宕起伏，最终因困顿并终老于地方衙署，而抱恨终身。
柳开科举及第后，先在宋州做了五年多的司寇参军等幕职官。当时还是五代纷乱结束不久，文教复兴刚刚起步，故官员素质普遍低下，各级衙门充斥着庸官俗吏。因此，柳开稍显才能就崭露头角，尤其是“以治狱称职”。(24)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大军征讨北汉，柳开奉命督运淮南粮草供应。第一次北伐辽朝行动以失败告终后，他升任知常州，不久又调任知润州，同时获得监察御史的官阶。在常州期间，其最突出的政绩是恩威并施，干练地剿灭了当地的盗贼。几年后，再改任河北贝州的长吏，迁官殿中侍御史。(25)由此看来，柳开到三十七八岁时，已经做过三任州级长官，与同辈文臣相比，毫不逊色。
柳开少年得志，加之多年养成率直放纵的习性，不免大胆行事，最终为此付出代价。雍熙二年(985)，在贝州任上不知何故，柳开与当地驻军的监军发生了冲突，因此被贬为上蔡县令。(26)要说这次遭贬的原因，想必与他桀骜不驯的性情有关，很有可能是他违规干预军务，且态度粗暴。遭遇贬官处分后，自恃才高的柳开自然不甘心，遂寻求翻身之道。雍熙三年(986)三月，宋廷再次策划了三路北伐辽朝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柳开曾随东路大军押运军粮。在即将抵达涿州时，大将米信遭到万余敌骑的阻击。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辽军派人前来请降。喜好兵略的柳开主动向米信献言：“此兵法所谓无约而请和者也，彼将有谋”。他分析对方在使缓兵之计，因此建议立即大举进攻。但米信犹豫不决，两天后辽军果然再度发起猛攻，给宋军造成重大打击。(27)
宋军兵败班师后，柳开向朝廷上书，声言愿效死北疆。显然，他对米信不听其言耿耿于怀，也深刻体会到行伍出身将帅有勇无谋的弱点，于是对军旅生涯充满期待。宋太宗对他遭贬的事表示同情，下令官复其原职，不过对他的要求则未予满足。翌年五月间，柳开奉命出使河北。经历激烈战事之后，再巡查到前线的边防形势，他尚武的本性焕发出来，便不甘心继续从事地方文官的案牍琐事。回朝后，他再次上书朝廷：“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28)当时，正是第二次北伐失败不久，朝野上下笼罩在一派悲观情绪之下，此时竟有文官自愿上前线任职，宋廷自然需要予以鼓励。宋太宗遂下诏：凡文臣有懂武略、善兵器者，愿改换武职，一律予以批准。于是，还有三位文官也表示愿意“投笔从戎”。宋廷便将四位文臣改换为武官，其中柳开由殿中侍御史转为崇仪使，出任知宁边军。(29)宁边军虽属河北边境设置的地方机构，不过防务职责重于民事。在此需要说明，这时政坛的文武分工仍然相当严格，文臣可以转换为武官身份，但通常并不直接指挥作战。文官承担统军将帅角色的事，还是到宋真宗朝以后才真正出现。(30)
据记载，柳开到河北前线就职后，能镇定应对边防敌情，如：雍熙四年(987)九月，临近数州风传辽军即将来犯，都匆忙动手准备，以至于宋太宗也打算商议亲征，唯独柳开却不相信，并给主帅郭守文写信陈说防守诸事。事后果然得知属误传情报所致。他还发挥懂兵略的特长，向辽境展开分化瓦解工作。经察访，获悉一名汉人白万德已做了契丹将官，领有七百余帐军兵。柳开遂利用其亲属联络，以裂地封侯的条件要求白氏作内应，以配合进攻幽州。然而，当白某在同年年底派人来约定出兵日期时，柳开却已被调往南方的全州任职，这一计划遂告寝。(31)
全州地处荆湖南路西南端，属不发达的汉蛮杂居之地。当时有粟姓部落数百人经常抄掠，前任一直无力解决。柳开既然无法在北疆战场驰骋，在此正可牛刀小试。他恩威并施，很快就招抚了边民，因此获得30万钱奖赏。(32)但在全州期间，柳开强悍粗暴的作风又暴露出来。一名军卒因不服处罚，对其提起控诉，结果被他下令痛打一顿，又随意被刺字押送开封。正当柳开准备接任桂州知州时，军卒的冤情反映上来。当此之时，宋廷正大力整顿五代遗留下来的弊政陋习，禁止官员滥施刑罚。因此他受到查处，被连削两官，贬为复州团练副使。(33)
以后，柳开官复原职，继续以武职身份先后到陕西、河北数地任知州。在环州期间，针对边境贸易中存在的欺压少数部族的问题，他平衡物价，打击欺诈者，“部族然向化”。在赴任知邠州之初，环州农民被重复征调，数千人因无力承担繁重的负担，遂向他反映。柳开便给转运司去文要求停罢，他在文中向上司威胁要亲赴京师奏报，才取消了这一苛政。(34)宋真宗登基后，柳开按例获得升迁，由崇仪使转为如京使，改知代州。这一年，他已51岁。在回朝述职期间，柳开曾向新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希望天子励精图治、宰执大臣恪守原则、边关武备不可松懈、地方衙门务汰冗员、官场浮躁尤当戒除等等。(35)遗憾的是，宋真宗对其洋洋洒洒的献言并未答复。不久，他改知忻州，面对辽军的不断南犯，又上疏议论御辽边事，并希望皇帝亲征河北。(36)由此可见，柳开在政治上始终满怀抱负，一直关心边防，期望有所建树，同时为政大胆，敢于革除弊端，无所畏惧。
还值得一提的是，柳开性格豪爽，对晚辈热诚提携。如宋真宗、仁宗两朝的宰相李迪在出道前，曾携带自己的文章拜见过柳开，就得到他的指点与赏识。(37)名儒高弁年轻时，也曾随柳开学习古文。(38)还有以后的翰林学士胥偃曾得到过柳开的奖掖。(39)
从雍熙四年到咸平四年的十几年间，柳开在不文不武的岗位中忙碌，岁月不知不觉蹉跎过去，他便陷入了失意的困顿之中。蓦然回首，能引以为荣的武事活动，不过是曾联络过辽朝叛将、招抚过骚扰地方的边民之类几件事，而这与他转武的抱负与志向实在是相距甚远。于是，不平之气在他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来，“……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刓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跼脱潜去。身投西佛学东鲁，尘视诸徒飚远举。狂呼饱醉贱今古，公室侯庭迎走户。如攀乔柯腰俯偻，搜经抉诰将完补。声号大荒铿簨簴，笔诟斯冰卑尔汝。戟枝曳阵孰御侮，二十游秦老还楚……”(40)这些诗句道出了他豪放不羁又心存不甘的郁闷心境。咸平四年(1001)，柳开死于调任沧州途中，时年54岁。柳开因生前官至于如京使，故后世称之为柳如京。
三、有关柳开不利的传闻及仕途受挫的原因
自古宦海无常，起伏本是免不了的现象，就个体而言却也总有内在的特殊原因可寻。柳开坎坷的仕途生涯及其结局，便与其自身行事风格的影响有关，与此同时也与宋初的朝政路线背景脱不了关系。而有关柳开的各种不利的传闻或真或假，流传甚广，成为进一步了解其人遭际的重要依据。
有关柳开的传闻在宋代很多，大都是关于其为人豪横的方面，《宋史》及其弟子写的《行状》虽颇有隐讳，但在宋人其他资料记载中却相当多见。如笔记小说有这样两条：其一，柳开与潘阆为莫逆之交，柳开某次途径扬州，潘氏与他相聚。驿站中有间房大门紧锁，据说以往客人凡住宿于此无不惊吓，柳开得知后便对众人说：“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随之破门而入。晚间，潘阆爬进屋内梁上，装神弄鬼，柳开竟被唬住，一再告饶。(41)其二，主管漕运的江淮发运使胡旦自命不凡，好以文章动天下。胡旦自比孔子，作《汉春秋》。书成之日，邀柳开赴金山上欣赏。柳开一看就拔剑怒骂：“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夫子者……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篇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言罢，他拔剑追赶对方，胡旦吓得落荒而逃。(42)这两条记载，便意在嘲讽柳开的胆大张狂。
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据说，柳开在润州任内还做过一件出格的事：当地有位钱姓供奉官，是归顺朝廷的吴越王的近亲。某日，柳开到钱家见到一幅美人图，得知画中人是钱某之妹，他便不顾钱某的反对，竟强行将钱家小姐娶到家里。事后钱父向皇帝控诉，不料宋仁宗竟安慰道：柳开“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只得罢休。(43)此事显然有误，因为柳开早于宋真宗朝死去。但无论是否有夸张演绎的成分，却都从侧面反映出柳开在人们印象中的强横形象。
如果柳开的弱点仅此还不算过分，而他嗜食人肝的传闻则更令人发指。据说：在全州期间，柳开常传令将抓获的造反蛮人押到宴席前，竟当着下属的面命令士卒剥取俘虏的肝脏，然后用佩刀将人肝切成小块抹上食盐饱餐一顿。以后，他调任荆州，仍然喜食人肝，每听说邻州有罪犯被斩，立即派健卒跑去挖取肝脏。(44)据记载，宋太宗得知在陕西任职的柳开“喜生脍人肝，且多不法，谓尚仍五季乱习，怒甚”，特派郑文宝前往惩治。(45)这种事在唐末五代乱世时并不稀见，当年许多人都相信生吃人肝，可以增添胆气的说法，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后汉时的藩镇赵思绾所为。史称赵思绾喜食人肝，常就着酒水吞食，他还宣称：“吞此至一千，即胆气无敌矣！”(46)还有正面的记载也与此有关：一个叫张藏英的人，幼年时父亲遭到惨杀，他长大后立志报仇，不仅手刃仇人祭奠亡父，而且挖出其心肝生吃下去，因此博得“报仇张孝子”的美名。(47)
想当年，生灵涂炭，法纪荡然无存，生命在强者眼里已失去了宝贵的价值。一些军阀还以杀人来解决短缺的军粮，甚至出现儿子杀死母亲的人伦悲剧。对于前代战乱下出现的父子相残的极端现象，宋代理学家深叹“天理灭绝”、“三纲沦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则评论道：
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48)
这样看来，有关柳开吃过人肝的事，确有可能发生，大约秉承前世遗风，不过是否如此嗜食，却不免令人生疑。然而，姑且不计嗜食人肝的行为是否一直延续，柳开作风一贯豪横的事实却进一步得到印证。
根据以上仕宦经历与传闻，不难发现柳开仕途受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柳开作为文臣，在仕途上大致顺畅，并不逊于他人，转换武职后却多年徘徊，升迁缓慢，而这与大的时代背景自然有关。柳开脱离文职后，志在北伐与军功，以此为奋斗目标，但恰恰是无法实现的结果。当时，宋朝国家路线及价值趋向已经发生转型，即放弃主动北伐战略，转而以维护内部统治与建设为发展方向，如此一来，再怀抱军功梦想来博取远大前程，就自然不合时宜了。(49)柳开身后，朝野议论燕云议题时，他的名字偶尔还会被提及。直到南宋后期，柳开收复燕云的志向依然得到民间的认可，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对联：“在兵间而熟西事者尹洙也；请精骑而复燕云者柳开也。”(50)
另一方面，柳开性格鲜明，其他狂傲不羁的作风与勇气固然可以在文学上产生创新成就，但通常在官场上却显得有些另类，很容易遭人忌恨，特别是豪横粗暴的行为习气更会惹来非议和麻烦。但他我行我素，遇事使气任性，不惧怕他人观感，随意鞭笞部属，以至于时有过激的举动发生，从而被视为争议性的人物。于是，这便成为影响其仕途的重要障碍，注定其倒运。
四、柳开与宋初士林的豪横之气
柳开事迹及遭遇是宋代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在当时已引起许多的议论，在以后也是研究宋代政治史及士大夫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个案。更值得关注的是，柳开之能保持自己的个性与从政风格，既在于本性使然，也是多年风气习惯熏染的结果。由此，在解析柳开个案的基础上，进而可观察到宋初士人中存在的豪横习气与士风演化的端倪。
宋朝开国的背景，无疑是影响宋初士风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唐末战乱不已，“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尚武，不暇向学”。(51)因此，文臣仰承武夫悍将鼻息，自保心理明显，如冯道之类典型人物的行为，同时也有许多士人学子转向习武，崇尚军功。如“后唐庄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效军门”。(52)历仕三朝节镇的焦继勋早年喜好读书，但以后却弃文从武，如其所言：“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53)这就难怪当时的士风深受影响，士人既无法坚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从一而终，其行为也沾染了不少乱世兵伍陋习，行事多不守规矩。如果说当时暴政乱刑肆虐，所谓“淫刑之兴，近闻数等，盖缘外地不守通规，或以长钉贯人手足，或以短刀脔人肌肤”，(54)其间也不乏许多文官的参与。而成长于五代岁月的文臣士人，入宋以后也必然或多或少将这种风气延续下来。
在宋初政坛，有许多士人身上流露出类似柳开的某些特点：敢做敢为，又不免过分率性，包括当时一些颇有名望的文臣。如生于五代末年的张詠，性情与柳开相近，自幼学习剑术，“少任气，不拘小节”，“慷慨好大言，乐为奇节”，曾仗义斩杀过挟持某士人的恶仆。科举入仕后，他以强干出名，所谓“刚方自任，为治尚严猛”。在知益州期间，曾屡次擅自杀死逃兵与奸吏。(55)王嗣宗在宋太祖朝应举，殿试成绩与赵昌言不相上下，仅因皇帝一句搏斗胜者可得之的戏言，就在殿前大胆出手，终以拳脚博取状元桂冠。宋太宗朝，他出知横州，赵光义派武德军卒赴岭南暗中查访，他竟将到本地的这些天子耳目抓起来杖打，然后“械送阙下”，引得宋太宗暴怒不已。(56)至于宋太宗朝宰相张齐贤，“倜傥落拓”，青少年时代便胆识过人，曾主动踏入群盗聚餐的店铺讨要酒食，并称兄道弟。宋太祖出巡洛阳期间，他曾献策于马前，还在宋太祖“柱斧”的敲打下边吃边说，“略无惧色”。(57)当雍熙北伐大败之余，他在代州敢于冒险用兵，击退了辽军的进犯。(58)但在退居地方官后，“傥荡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59)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宰执名臣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60)“少年富贵，性豪侈”，为政作风一贯强硬，遇事不仅无忌同僚的感受，甚至敢于当面顶撞皇帝。(61)宋太宗朝的执政大臣赵昌言，性格豪放，“强力尚气概，当官无所顾避，所至以威断立名，虽屡经摒斥，未尝少自抑损”。曾在任枢密副使期间，经常在家中彻夜与胡旦等四位官员聚会筹划，无所顾忌。(62)还有著述丰硕的许洞，“性疏隽，幼时习弓矢击剑之伎”。咸平中，他以进士身份为州郡推官，某次赴州衙时，见有军卒“踞坐不起”，便当即动手杖打，并行文责备知州马知节，其“狂狷不逊”的举动惹怒了武将马知节，最终遭到除名。(63)这些都说明宋初许多士人身上散发着豪横之气。
而一些才学超群的文士，不仅举止乖张，而且行为多有粗暴、放纵之处，颇乏传统规范约束。如宋初著名的词臣梁周翰，曾出任过翰林学士一职，写得一手好文章，其《五凤楼赋》曾传颂一时。但此人脾性暴戾，“临事过于严暴”，在地方官任内，动辄体罚下属，并因杖杀人命遭到贬官处分。以后，他在任绫锦院监官期间，又对手下工匠滥施杖罚，结果又被控诉到朝廷。宋太祖闻听其屡教不改，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其抓来，震怒之下几乎也要教训梁某饱尝棍棒的滋味。(64)后周时的翰林学士王著，在宋太祖朝得以留任，并主持过两次科举考试，可称得上士林俊杰。但他值宿禁中时，好放纵饮酒，曾在醉酒“发倒垂被面”之后，竟敢深夜叩打宫门求见，结果被恼怒的宋太祖一并追究其醉宿娼妓家诸事，加以贬官。(65)后周时进士出身的郭昱，“好为古文，狭中诡僻”，入宋后行为依旧狂傲放荡，在随大将潘美出征南唐期间，“中夜被酒号叫，军中皆惊”。(66)宋太宗朝科举状元出身的胡旦，辞藻名噪一时，却更是行为张狂，在任升州通判时，曾一次勒令将还俗的大批僧人黥为兵卒，引发不小震动。又在出知海州期间，“沉湎于酒，恣行鞭扑”，还肆意侵盗官钱。连宋太宗也指责他“年少气锐，所为不法”，“历试外任，所至无善状”。(67)晚年时，他还“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68)再如潘阆，号逍遥子，与柳开都属大名同乡，能诗善歌，但性格疏狂，非安分之辈，曾因“所为狂妄”的缘故被宋太宗剥夺了进士身份，两次坐事亡命，直到宋真宗朝才赦免其罪。(69)潘阆曾有诗云：“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可谓放荡无忌，因此为时论所不齿。(70)通过这些例证，可进一步反映宋初许多文坛翘楚还染有五代乱世的习气。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一些著名士人积习已久，加之社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因此对过分的举止并不以为怪，他们甚至互为欣赏，又相互影响。如梁周翰、潘阆与胡旦等人都与柳开颇有交情，都以豪杰自居，好大言凌物，虽几遭贬责却不知收敛，可谓“物以类聚”。梁、潘及胡氏三位不必多说，此外还有宋初宰相范质之侄范杲其人，以擅长古文名扬一时，然而为人颇受争议，却与柳开关系密切，互为赏识，所谓“性虚诞，与人交好面誉背非，惟与柳开善，更相引重，始终无间”。(71)
由此看来，宋初士人中染有五代遗风者不少，诚如朱熹所评说：“国初人才，是五代时已生得了。”(72)由此显现的当时士风可谓依旧粗糙，还缺乏足够的自省修养和彬彬有礼的风范。但随着乱世的结束，宋统治者也开始着手整顿秩序，树规立距，加强法纪建设。宋太祖称帝后，一方面收兵权，对骄兵悍将逞强的恶习厉行打压；另一方面则提倡儒家道德伦理，力图扭转以往的社会风气，以重振纲纪。宋太宗登基初即宣示：“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73)进一步加强统治秩序的建设。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宋统治者将施政的重点转向内部，“因循”、“防弊”成为重要信条，同时推行崇文路线，打压尚武意识。用朱熹批评的话说就是：太宗一朝“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74)宋真宗即位伊始，也公开宣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意。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75)继续深化既有方针。在此形势发展下，政治氛围与五代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官员们顺应专制集权的要求，大多数人在意识与行为上便不断加以注意，逐渐放弃大胆率直的从政风格。因此，宋初的上层官僚大都趋向因循保守，以谨慎为居官要务。如在宋太祖朝“为政颇专”的元勋赵普，在宋太宗朝复相后就稍改昔日强硬的作风，晚年还做出“手不释卷”的姿态；(76)更典型者如沈义伦，“然十年相位但龌龊固宠，不能有所建明”；(77)李昉“循谨自守，无赫赫称”；(78)吕蒙正“质厚宽简”，惟一味稳重；(79)贾黄中更是“专务循默，无所发明”，以至于连宋太宗也觉得过分；(80)李沆则“居位缜密，不求声誉，动遵条制”，号“无口匏”。(81)元人修史时即评说道：“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82)而那些举止夹杂豪横之气、不知收敛的臣僚，即使仅仅是停留在从政风格与生活细节的层面，绝无犯上之乱之嫌，通常都会受到压制，如寇准即因过分张扬屡遭贬责，张詠资历再多，终难进入执政行列，赵昌言虽政绩不俗，却因好出风头而难以久居庙堂。(83)
在政治气候变化之下，士人在身心上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变，而世风亦紧随其后。可以说，从宋太宗朝后期以降，主流的士风已日渐远离了五代风气，于是，柳开特立独行的风格与仕宦经历，使他远离了大多数文臣，过于豪爽甚至暴戾的脾性，也受到不少的疑问和指责。特别是到北宋中叶，随着社会理性的回归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士人不仅高扬重振儒学的大旗，而且愈益讲求行为修养，谁若再有豪横越轨的举动自然难容公议。确如元代史家所观察到的：“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84)又如苏辙在宋仁宗朝制科试卷中所说：“今陛下公卿满朝，进趋揖让，文学言语，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远过于近世者”云云。(85)因此，已故多年的柳开便成为“性凶恶”的怪人，文人士大夫对其多持讥讽态度，各种版本的传言遂流散开来，以至于真假难辨。
总之，柳开虽然在文学上富有创新，但在行为上却拖着过多旧时代的习气。南宋人即指出：“本朝为古文，自(柳)开始，然其体艰涩，为人慷慨，喜功名急义，史亦称其傲狠强愎云。”(86)最终，他留给后世的遗产，不是微不足道的军功事迹，而在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品。
①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拙作《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②参见拙作《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
③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
④目前，柳开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受到古代文学界的关注，但史学界却尚无专文论述。
⑤欧阳修：《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引柳芳所言，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8页。
⑥柳开：《河东集》卷14《宋故昭义军节度推官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影印四库全书本(该书版本以下相同)。
⑦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中华书局，1985年，第63页。
⑧张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使司空知沧州军州事兵马钤辖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柳公行状》，《河东集》卷16。
⑨脱脱：《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23页。
⑩《河东集》卷5《上王学士第三书》。
(11)(13)《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4页。
(12)《河东集》卷14《宋故柳先生墓志铭》。
(14)《宋史》卷439《文苑一·梁周翰传》，第13003页。
(15)《宋史》卷439《文苑传》序，第12997页。
(16)《宋史》442《文苑四·穆修传》，第13070页。
(17)《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3-13024页。并见张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使司空知沧州军州事兵马钤辖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柳公行状》，《河东集》卷16。
(18)王称：《东都事略》卷38《柳开传》，影印四库全书本。
(19)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第63-64页。
(20)《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8页。并见张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使司空知沧州军州事兵马钤辖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河东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柳公行状》，《河东集》卷16。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33《经籍考六十·柳仲涂集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0页。
(22)沈括：《梦溪笔谈》卷9，岳麓书社,2002年，第75-76页。
(23)有关此事，最早见于元人虞裕《谈撰》，后收入陶宗仪：《说郛》卷35下。另雍正《山西通志》卷230《杂志三》在记载相同史实后也注明来源为《虞裕谈撰》，影印四库全书本。
(24)《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4页。
(25)《东都事略》卷38《柳开传》，影印四库全书本；《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4页。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乙丑，中华书局,2004年，第637页。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四月乙卯，第613页。
(28)(33)《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4、13025页。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乙丑，第637页；《宋史》卷440《文苑二·柳开传》，第13024-13025页。
(30)参见拙作：《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九月辛巳，第642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十二月庚寅,第642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第776页。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二月，第923-925页。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月癸酉，第967页。
(37)《宋史》卷300《李迪传》。曾巩：《李文定公迪》则称李迪追随柳开学古文，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3，影印四库全书本。并见邵博温：《邵氏闻见录》卷7，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38)《宋史》卷432《儒林二·高弁传》，第12832页。
(39)《宋史》卷294《胥偃传》，第9817页。
(40)《河东集》卷13《赠梦英诗》。
(41)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74-75页。
(42)释文莹：《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第29-30页。
(43)彭乘：《墨客挥犀》卷4，中华书局,2002年，第320页。
(4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86页。
(45)《铁围山丛谈》卷3，第46页。
(46)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09《赵思绾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442页。
(47)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第40页。
(48)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1《范延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81页。
(49)参阅拙作：《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武力战争观及其实践》，《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50)《群书会元截江纲》卷21《儒将》，影印四库全书本。
(51)范祖禹：《帝学》卷3，影印四库全书本。
(52)《宋史》卷263《张昭传》，第9086页。
(53)《宋史》卷261，《焦继勋传》，第9042页。
(54)《宋史》卷263《窦仪传附窦俨》，第9095页。
(55)《宋史》卷293《张詠传》，第9800-9803页。
(56)《涑水记闻》卷3，第47页。
(57)《涑水记闻》卷7，第132-133页；《邵氏闻见录》卷7，第67页。
(58)《宋史》卷265《张齐贤传》，第9153-9154页。
(59)(60)《涑水记闻》卷7，第139、131页
(61)《宋史》卷281《寇准传》，第9534页。
(62)《宋史》卷267《赵昌言传》，第9195、9198页。
(63)《宋史》卷441《文苑三·许洞传》，第13044页。
(64)《宋史》卷439《文苑一·梁周翰传》，第13003-13005页。
(65)《宋史》卷269《王著传》，第9241页。
(66)《宋史》卷439《文苑一·郭昱传》，第13011页。
(67)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27，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22页。
(68)《宋史》卷432《儒林二·胡旦传》，第12828页。
(6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四月丙申，第812页；卷41，至道三年五月甲戌，第866页。《湘山野录》卷下，第54-55页。
(70)《梦溪笔谈》卷25，第185页。《墨客挥犀》卷1记载诗句略异，第288页。
(71)《宋史》卷249《范质传附兄子杲》，第8799页。
(7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中华书局，1994年，第3085页。
(7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冬十月乙卯，第382页。
(74)《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太宗真宗朝》，第3044页。
(75)李攸：《宋朝事实》卷3《圣学》，影印四库全书本。
(76)《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32-8940页。
(77)《太宗皇帝实录》卷42，第117页。
(78)《宋史》卷265《李昉传》，第9138页；《太宗皇帝实录》卷76，第161页。
(79)《宋史》卷265《吕蒙正传》，第9146页。
(80)《宋史》卷265《贾黄中传》，第9160-9162页。
(81)《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40、9541页。
(82)《宋史》卷265“论曰”，第9163页。
(83)见《宋史》卷281《寇准传》、293《张詠传》、卷267《赵昌言传》，第9527-9534、9801-9803、9195-9198页。
(84)《宋史》卷439《文苑一》序，第12997页。
(85)苏辙：《栾城应诏集》卷12《御试制策》，《苏辙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1358页。
(86)《文献通考》卷233《经籍考六十·柳仲涂集一卷》，第1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