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改革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述
东亚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80年代期间逐步转向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取得了5%以上的年增长率。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保持着9%以上的年增长率，越南和老挝从1989年以来增长率为7%。与此同时，其他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表现却不如此理想，年增长率仅为3%。从90年代初期一直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受了产量方面的严重减少。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东亚从改革中获益甚多？一些人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东亚的改革是渐进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方面，这与在其他地区所采用的“休克疗法”形成鲜明对照。东亚更为有利的初始条件也使改革更成效，并使渐进的改革更为可行。
然而，真实的答案可能更为复杂。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速度。迅速而广泛的改革因为可以更快地带来较大收益而为人们所偏好。但是出于其他的考虑——社会成本、先后次序、边学边干、机械建设、行政管理能力等——渐进的改革更为可行。本文的结论是东亚经验虽然以渐进变化为主，但是很难把它定性为全面渐进主义的改革。在需要迅速行动的领域，迅速行动即被采取。在这方面，从历史的观点来观察中国改革的迅速步伐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也应注意到改革计划的制订和所有权转换的迅速性，尽管它们的实施必须是分阶段进行的。最后，当改革需要对其他领域采取的行动产生限制时（例如，宏观经济不稳定），变化也是迅速的。如果不是这样，改革的成本会很高。
稳定地实施改革和制度建设也十分重要。东亚经验表明，政府的制度建设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自由放任绝非最优选择。在旧的机制倒台之时用市场导向的机制取而代之，对于迅速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建立市场制度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东亚制度变化落后的地方，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在初始条件方面，我们发现东亚经济一般来说比其他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较少出现宏观经济不稳定和市场扭曲。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及早注意到政策问题的后果，尽管有利的初始条件的作用不可否认，然而连续性的政策改革对结果产生了更多的影响。
一、东亚改革的进程
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经济改革像当今席卷全球的社会变革这样产生出巨大的影响。过去的15年，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政策改革。在东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在80年代进行了金融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调整，韩国同期进行了贸易改革，泰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进行了贸易改革并解除政府管制，中国台湾省在1987年之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社会主义中国在1979年开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而加入了改革者的行列，越南和老挝在80年代后期也开始了市场改革。
大多数进行改革的东亚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均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减轻贫困的成就。韩国1980～1992年人均GNP的增长率为8.5%，中国以7.6%的成绩位居第二。越南的经济运行成就也十分显著，1988～1993年经济市场增长率为7.1%，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400%的水平下降到1993年的14.6%，出口年增长率约为30%；农业改革和价格放开使越南从一个主要的稻米进口国转变成为1989年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所有东欧和中亚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产量锐减、通货膨胀和失业加重。几个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波兰）1993年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宏观经济稳定信号，1994年经济强劲复苏。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仍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
东亚和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改革后果的明显差异——东亚能够从改革措施中获得更好的结果。两个经常被提到的原因是改革的速度和初始条件，本文集中探索这两个问题——速度和初始条件及其他影响改革结果的因素。
二、渐进主义还是“大爆炸”（Big Bang）
1、变化速度的历史回顾。
从1921年到1945年，美国平均名义关税从30%上升到59%。经过40年关贸总协定七轮谈判之后，工业化国家平均关税从40%降到“东京回合”的5%。“东京回合”（1974～1979年）之后税又开始回升，一些制成品关税高达30%，有效保护率超过100%。在几乎50年之后，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贸易自由化还未完成。
与工业化国家的以上漫长过程相比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进的速度要快得多，它们只用了5～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贸易自由化。这说明后来者只能通过迅速开放经济才能从赶上市场发展的步伐中获利。中国用了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国家用几十年时间才完成的机制建设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为改革国家加速市场机制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是有效率的改革者比他人学习得更快，所以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在发展市场机制中学习和不落后，不仅取决于其初始条件，也取决于其学习的方式。
2、改革决策及其实施。
当理论和经验展示出有利后果时，改革决策可以在一开始就十分迅速地作出并宣布施行，尽管其实施或许会需要数年时间。在后果不确定及政治上难以接受的领域，即使改革的决策也必须谨慎地作出，这种不确定性是处于转变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因为人们对初始条件和目标往往比如何实现目标了解得更多（表1）
表1 改革决策和实施的速度
表2 初创条件：不同时间不同国家的情况
注：本表仅为说明问题，并非反映所有国家情况。
3、初始条件影响速度。
宏观条件 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和宏观条件的国家通常不会有紧迫的改革需要，所以比起处于政治危机和经济混乱的国家，它们能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中国和大多数东亚国家属于这一类。中国由于国有制占主导地位和工业价格扭曲及经济不开放，比其他东亚国家存在更为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存在严重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能够缓慢地进行改革——它们需要一剂见效迅速的猛药，同时进行改革的政治机会也稍纵即逝。对这些国家来说，大跳跃的方式也许更为合适。属于这一类的国家有1988年的越南、大多数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这些国家比改革前的中国存在更严重的结构扭曲和更高程度的工业集中。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属于这一类。
专业化程度和劳动市场条件 具有较大的自给自足农业部门、专业化程度较低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放慢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步伐，首先允许非国有部门大量成长并同时改进两个部门的生产力。中国和越南属于这种情况。生产力的增长首先出现在农村地区。国内市场竞争性的增强而不是在一开始就实行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化——迫使国有企业为了生存而改进效率。
大多数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剩余劳动力较少而且在工人之间已实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重新构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严重的工人失业和产量锐减。
表３ 初始条件：专业化和劳动市场
三、东亚的成功：初始条件还是政策？
1.争议。
用什么来解释东亚改革的显著成果？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市场偏好观点强调政府在下述四个领域中的作用：人力投资，为私人企业提供一个竞争性环境，向国际贸易开放本国经济和维持一个稳定经济。东亚国家中的“先行者”与“后来者”选择不同类型的政策。《东亚的奇迹》（世界银行，1994年）把公共政策分成基本政策和选择性干预政策两大类。一般来说，基本性政策对东亚国家的成功是关键性的。它们包括宏观经济稳定、人力投资、稳定和安全的金融体系、受约束的价格扭曲和引入外国技术。“出口导向型的策略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基本政策和选择性干预政策组合”。据观察，其他两种选择性干预政策——产业改进和信贷指导不发生作用或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在持不同观点的人当中，一些人强调初始条件，另一些人强调产业政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D·罗瑞克（Dani Rodrik，1994年）认为初始条件，特别是教育和收入平等是东亚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他利用从41个国家经验数据分析中得出的系数估算初始条件能够解释被选择的东亚国家74～107%的增长率。他还对世界银行“出口拜物教”和其他产业政策的效果提出疑问。
2.初始条件既非充分也非自发产生。
除了某些自然赋予条件，大多数初始条件并不是现在的，而常常是政府早期政策的产物和发展过程的结果。例如，196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收入平等的良好出发点实际上是50年代成功土地改革的结果，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也是政府改进公营和私营教育与健康服务的结果。东亚国家显著的宏观经济稳定亦是政府及早发现宏观经济问题并迅速解决的结果。1985～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银行危机的反应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但是，仅有良好的初始条件并不能保证发展的顺利进行。在改革之前，许多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也具有良好的初始条件：低的婴儿死亡率、较高的平均寿命、较高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入学率和较低的收入不平等。然而，这些国家大都处于社会主义世界的外围，其价格、利率和刺激是严重扭曲的。因而，它们的经济既存在通货膨胀又存在停滞问题。这一经验表明，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初始条件是重要的，但它们不足以推动一个国家走上迅速的增长的道路。
罗瑞克（1994年）关于政府贸易和投资政策对增长重要性的怀疑似乎难以成立。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的回归分析除了GDP中的投资份额之外没有包含其他政策变量，如果他在回归分析中加入一个贸易政策的变量并且表明贸易变量不重要，他对于“出口拜物教”的怀疑就会更为可信。
为深入了解初始条件、公共政策和增长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87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包括转轨经济）建立了一个外生增长模型。数据系列包括经济运行变量（人均GDP、初等和中等教育入学率、婴儿死亡率及总人口出生率）和宏观经济稳定及公共政策变量（贸易、投资、政府消费和通货膨胀率）。在这些变量中对外贸易由一个指示性变量表示，即贸易份额的偏差。
首先，我们进行一个类似罗瑞克（1994年）的回归分析，即仅包含初始条件或地区虚拟变量。其次，我们进行了我们自己的主要回归分析，它包括初始条件、政策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我们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
·仅包含初始条件而忽略地区变量和其他对增长有影响的潜在重要因素是增长模型的一个不正确的表述。
·当把贸易、投资、政府消费和稳定性变量与初始条件和地区性变量一起加入增长方程时，以上模型得到改进。投资与贸易机会开放的影响是积极而显著的，政府消费的影响是消极而显著的，F检验也表明我们加入政策变量的充分模型优于缺乏政策变量的模型。
换言之，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初始条件对一个国家从经济增长的道路上起飞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正确的政策组合，特别是国际贸易和私人投资的政策对发展和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
四、结论
东亚成功的改革者用渐增方式实现结构变革(made structural changesincrementa-lly)。但是，它们的经验，并不支持渐进主义而是赞成采取及时的行动以避免出现对休克疗法的需要。
仍有许多人认为应该在所有的领域及早宣布改革措施并在许多领域中迅速实施。然而，社会政治现实通常使实际速度远远慢于最优速度。无论如何，社会和政治稳定被证明是与经济稳定同等重要的改革成功因素。只要不存在宏观经济不稳定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样的紧急状况，一个国家就可以依据其结构方面的特征，决定施行转轨措施的速度，以便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此外，一国的劳动分工越是专业化，它在改革中经历的产量减少和工人失业就会越为严重。所以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比其他进行改革的低收入国家经历更长时间的萧条。
初始条件影响对改革速度的要求，但不决定后果。它们也不足以保证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增进投资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增长更为重要。外国直接投资和开放贸易机会比保护主义会带来更大的收益。
东亚经验还表明，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自由放任绝非最优。政府在处理外部性和进行公共投资以便保证市场运转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表明改革失败的原因不是市场自由化过程太快，而是支持性的和制度上的改革进行得太慢。
迅速的市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市场取向的机构（例如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市场专业人才（受过管理中央银行训练的专家）。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由于上述两者的缺乏，阻碍了自由化的有效性。这些国家需要建立市场制度基础和相应的人才以便使改革得以进行并取得成果。中国的做法是在边际上进行改革，即在逐步减少旧的计划机构的作用的同时逐步建立各种市场制度。这种策略在中国起作用，对其他低收入转轨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如同日本的产业政策经验一样，在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这种策略也许适用也许不适用。
* 托马斯是经济发展研究院(EIO)主任，Y·王是世界银行(EAPVP)经济学家。本文是两位作者提交给1995年7月5日～6日在北京召开的“转轨经济比较国际讨论会”的论文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