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发展的目标、结构及其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目标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总体上依然实施着追赶战略，把快速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目标。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GDP从1978年到2009年增长了17.6倍，短短30年间经济总量翻了四番，平均七年半翻番一次①，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若干结构性问题，诸如产业结构、消费与投资结构、内需与进出口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和学界逐步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十一五”规划便提出了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特别是最近几年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愈来愈突出地成为中国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首要课题。在今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突出地上升到经济发展目标的地位，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宏观政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调整的具体体现。本文以此为导论，进而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调整方向，最后以经济发展目标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作为总结。
一、国内生产总值的三面等价原则及其内在联系
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人人皆知，但一提到GDP的构成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它等于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差额的总和。从统计学原理来看这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除此以外国内生产总值还有两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与分配法。所谓生产法是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总和，分配法则是间接税净值、固定资本消耗、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的总和。分配法也称收入法、成本法。以上三种方法从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使用三个不同的角度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三种方法计算出的数额应该是相等的，虽然实际上不同计算方法会出现一些误差，但并不影响总体上相等的结论。这就是三面等价或称三方一致原则②。
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都在探讨国民经济计算的各种方法。战后，联合国在以往各种研究的基础上，于1953年、1968年、1993年分别发表不断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法，多数国家都以此方法计算本国的GDP和其它指标③。我国改革开放后也逐步改进了计算方法，在1992年制定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的基础上，2002年由八个部、委、局联合发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该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表”中，明确规定了国内生产总值表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表、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表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④。此后《中国统计年鉴》也逐步从生产、分配、支出三个方面公布我国的统计数据。
三面等价原则说明了经济总量在生产、分配、支出三个方面的结构和综合平衡关系，我们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关系图
从理论上讲，如图1所示国民经济从生产开始，其各产业的增加值等于各经济主体的收入总额，通过支出将这一收入转化并实现了其使用，从而达到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现实要比理论复杂得多，不但上述三个模块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会在模块之间生相互作用，从而引起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变化。
二、推进以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现代服务业
根据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40 506.9亿元。按照生产法统计第一产业占10.3％，第二产业占46.3％，第三产业占43.4％⑤，这大致相当于1960年日本的产业结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当年日本三大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3％、45％、42％⑥。不仅如此在劳动力就业结构上也比较接近，2009年中国在三大产业的分布为38.1％、27.8％、34.1％⑦，而日本在1960年的相应比重为33％、30％、37％⑧。但是，到了2009年，日本三大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已经变成1％、26％、73％。现在日本产业结构的构成基本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状况，如美国2009年的增加值结构为1％、22％、77％，英国1％、21％、78％⑨。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第一、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这反映了我国经济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工业化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工业化过程正在进行，尚未完成。这意味着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第二产业拉动的，这是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一定阶段曾表现出的共同特点⑩。但是我国的工业化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工业化，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科学技术取得了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后发优势，不必重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可称之为新型工业化。它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尽管如此，我国的工业化原则上依然必须遵从工业化的一般性规律。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了轻工业化的补课，90年代开始了再重工业化过程，直到今天，我国的工业结构依然存在着发展中的特征，诸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相对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多；高科技产业比重还比较少等。对此，早已引起了我国学者和政府的重视，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国务院在2009年2月提出调整和振兴钢铁、汽车、石化、纺织、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产业；在2010年9月又提出要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战略性新型产业。同时，强调自主创新精神，以改变我国现有的工业结构，并使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更加强化了以自主创新带动工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中央改变我国现有工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决策及措施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笔者认为在调整和优化我国工业结构中，特别要强调新能源产业的作用。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能源革命的始发期，它的影响有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蒸汽机革命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这次新能源革命必然会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11)。新能源革命不仅首先会改变能源产业结构，而且会进一步改变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整个产业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方式，同时也会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最近几年，为了应付自然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等，各国的政要和学者纷纷倡导低碳经济，提出迎接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新能源革命正是实现低碳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鉴于此，如果我们积极稳妥、正确有效地抓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就会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抢占先机，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可以更好、更快地完成我国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的现代化。
我国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大，除表明我国的工业化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外，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待提速。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6.59％，农村人口占53.41％(12)。前述我国2009年的三大产业就业结构大体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状况，而1960年日本城乡的人口比例为62∶38(13)，远比我国城镇人口比重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业化速度快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的经济结构特点。城市化滞后，农村人口多，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据估计，本世纪初，农村有1亿多劳动力剩余(14)。为此，中央提出了加速城镇化建设的决策，这就意味着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它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还应把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结合起来，推动基于城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15)；同时也要重视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推进城市化进程，用新能源革命带动城市化进程。
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小，说明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不仅比发达国家小得多，而且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权重大。如2009年印度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5％，巴西为69％，墨西哥为61％(16)。这些国家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比较大。在2006年，印度的GDP增长率为9.4％，其中6个百分点是由第三产业贡献的(17)。因此我国也应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发展、完善现代化金融体系、现代化物流体系、现代化研发体系、现代化教育和培训体系、现代化医疗卫生体系、现代化老龄化社会服务体系等等。这有利于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工业结构提升；有利于第一产业现代化进程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和二元结构的转型；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还应注意现代产业潮流的变化，特别强调发展一些重点产业，如信息产业和教育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外国学者将其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称其为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边缘产业和交叉产业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有的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第1.5产业和第2.5产业的概念，它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部分融合趋势的概括(18)。这些提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它意味着我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建立一套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体系。为此，我国应该用新能源革命统帅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新产业革命的要求。
三、扩大内需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
如图1所示，从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角度来看，生产法表示总供给，而支出法则意味着总需求，从理论上讲总供给与总需求应该是均衡的，二者应该相等，但在实践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长期动态均衡过程。在我国2009年GDP的支出结构中，消费占到48％（其中居民消费为35.1％、政府消费为12.86％）；资本形成占到47.7％（其中固定资本形成为45.41％、存货增加为2.25％）；净出口占到4.36％，而2008年净出口的比重甚至高达7.86％(19)。2009年，印度的相应数字为消费69％（民间消费57％、政府消费12％）、资本形成35％（固定资本形成34％、存货增加1％）、净出口－4％(20)。我们将中国与印度的支出结构相比较就可发现，我国的资本形成占主导地位、净出口占重要地位；而印度却是消费占主导地位，净出口呈负数。
我国的这一支出结构与生产结构中第二产业为主导密切相关，正是高固定资本形成比例促成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正是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国际贸易中的净出口由负变正，进而增加到一个相当可观的水平。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不能只看净出口水平，因为净出口水平只表明进出口额之差，而不能体现进出口本身量的大小。因此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到进出口数量本身。我国2010年出口额为15 779.3亿美元，占GDP比重的26.84％，进口额占GDP的23.73％，进出口总额占GDP的50.57％(21)。而印度同年的出口额为2544.02亿美元，占GDP的15.97％(22)，比我国小得多。由上述数字看出，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
关于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讨论与制定决定了我国现在GDP中对外贸易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出现了采取进口替代型贸易战略还是采取出口替代、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大讨论(23)，最后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占据了优势。“国际大循环”、“大进大出”是当时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主张的典型概括。这一主张与当时国际上的学术主流相吻合，也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吻合。1987年世界银行推出的发展报告专门讨论了外向型政策的作用，颂扬外向型战略的积极成效。报告将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分为坚定的和一般的两种，世界银行特别说明了采取坚定出口导向战略的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成绩更佳(24)。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其实不仅仅只对贸易产生影响，它会使整个经济走上外向型的道路，特别是采取坚定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经济体，可能出现超适度外向型经济的格局。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充分表明我国的实体经济是一种超适度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类型必然过分依赖外需，而使内需地位下降，其结果是一旦国际市场发生震荡，便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便是明证。
对于我国过分依赖外需还要作进一步深入分析。2008年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一般贸易出口占46.33％、加工贸易出口占47.19％、其它贸易出口占6.48％，加工贸易出口将近出口总额的一半；同年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2981.3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顺差为907.69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为2917.37亿美元、其它贸易逆差为893.75亿美元(25)，可看出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大致和加工贸易顺差数额相当，也即我国的贸易项目盈余几乎完全来自于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异常发达和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6年起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位于世界前列，1996年为417.26亿美元、2002年达527.43亿美元、2008年达923.95亿美元(26)。而外商直接投资相当大的比重投到制造业中，如2000年为63.5％、2005年为68.1％(27)，从而构建了坚实的加工贸易基础。
庞大的加工贸易体系意味着“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实际上构成了我国实体经济中的体外循环部分，我国只起着加工基地的作用。我国的出口导向和日本的出口导向不同点就在于此，我国出口产品将近一半是加工贸易产品，而日本出口产品基本上是一般贸易产品。加工贸易生产和国际产业转移有着密切联系，其特点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技术含量低，有的甚至伴有高耗能、高污染生产。
出口导向型经济为我国高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增加了劳动就业渠道和数量，提升了人均GDP的水平，同时还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但我们也应看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需要审慎地对其进行评估和调整。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一般来说大国和小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就大国而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式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我们把一国的出口额同GDP之比称为出口依存度，表示一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出口导向型的中、小经济体出口依存度很高，如新加坡；参与紧密经济共同体或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如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出口依存度也很高；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国的出口依存度都很高(28)。它们的上述贸易格局是难以改变的。而我国不同，作为一个大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齐全而且各自规模都很大，经济总量又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出口依存度不宜过高。我国2009年的出口额占到世界总出口额的9.88％，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29)。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短短30年时间使对外贸易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地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对于一个高出口依存度的贸易大国来说，贸易结构上的不合理需要及时调整。第一，增加一般贸易的比重，减少加工贸易的比重。这和制造业结构相联系意味着提高我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比重；第二，在加工贸易中增加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减少依靠简单劳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第三，在出口产品中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绿色产品比重，减少质量欠佳的产品比重；第四，随着调整产业结构使进出口的比例基本达到平衡，减少贸易盈余，控制外汇储备数量，从而为减少贸易争端、减少汇率升值压力创造条件。
调整贸易结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降低出口依存度。实际上对于一个大国来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依存度是会变化的。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在战后以贸易立国为目标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在1973年前，除1971年外，各年的出口依存度都在10％以下，呈个位数；在1974年至1986年的12年间有10年出口依存度都达到两位数，1984年最高为13.2％；1987年至2001年的14年间出口依存度又降到了一位数，1994年为8.06％，是这一阶段的最低点；2002年至今出口依存度又上升到两位数，2007年最高为15.46％(30)。可看出随着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形成了出口依存度变化的四个阶段，分析其具体原因不属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即这一过程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同时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提出了迫切性和恰逢其时的机遇。
降低出口依存度意味着在经济发展中更加重视扩大内需的作用，最近几年我国政府和学界几乎一致提出调整内需和外需比例并开始注意解决这一问题。调整内需、外需的比例不意味着减少外需的绝对量，而是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外需的相对量，也是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将国内经济循环这块蛋糕做大，使国际经济循环部分从属于国内经济的大循环。扩大内需包括GDP中的投资和消费。我国的投资比重一直很高，今后需要适当地降低投资比重和调整投资结构，使其有利于以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扩大内需中最主要的是增加消费部分，让消费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前述我国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比重过低，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也远远不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支出结构中，居民消费与出口在GDP中的比重相差无几，2008年居民消费只比出口多2.61个百分点。如果将居民消费分解，城镇居民消费占到74.4％，占了大部分，而人口占半数以上的农村居民消费只占25.1％(31)，可见城乡消费结构也存在着很大问题。这和前述我国面临着降低第一产业比重，增加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密切相关。这一任务的完成有助于改变城乡消费比例非均衡发展的状况。
降低出口依存度，增加消费比重必将改变总需求的结构，这又和总供给的结构密不可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扩大内需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大力提倡扩大内需，但20年过去了日本人依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日本是发达国家，它的居民消费比重已经达到了58％－59％左右，再难有提高的空间，投资也缺乏推动变化的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提高居民消费的空间很大，因此有望扩大内需从理论变为现实。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一个经济体一旦具备了某种经济结构，便构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系统，这一系统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四、增加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
与上述支出结构居民消费比重小相对应的是我国GDP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我国过去长期缺乏GDP的收入法统计，近年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开始增加这方面的数据，但是仅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数据，缺乏全国的总收入统计。从理论上讲，31个省、市、自治区的加总数应该等于生产法和支出法的全国GDP总额。然而，根据笔者的计算，2007年二者相差达18 319.02亿元（生产法为257 305.6亿元，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加总为275 624.62亿元）(32)，尽管各国统计和不同机构统计在三面等价计算中均有误差和疏漏，从而造成三者之间不完全吻合，可是如此大的差额确实说明我国统计体制和方法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不在于二者是否大致吻合，而是收入法的结构。在2007年的31个地区收入法生产总值加总之中，劳动者报酬占39.74％、生产税净额占14.81％、固定资产折旧占14.16％、营业盈余占31.29％(33)。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报酬比重过低，而营业盈余过高。
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将“个体经济”的所有收入都纳入了劳动者报酬，其中包含了营业盈余，这就夸大了“个体经济”的劳动者报酬，使其在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增大。也就是说，2007年劳动者报酬的实际比重比39.7％还要低。农民自然属于“个体经济”范围，占我国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研究收入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1990－2008年的18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45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4.94倍；2008年二者之比为3.31∶1(34)。尽管二者的统计口径不完全相同，但也说明了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亟待提高。
另一方面，从营业盈余来看，统计只涵盖“常住单位”，与劳动者报酬统计相对应，自然它不包括“个体经济”的营利，从而减少了营业盈余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如此，其比重依然高达31.29％。这不仅说明了农民收入低下，同时也说明了职工工资偏低。在1985－2008年的23年间中国的人均名义产出（即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26.45倍，而按当年价格计算的职工平均工资只增长了24.46倍(35)，二者相差将近2倍，产出与工资增长比例为1.08∶1，如果考虑到第一产业的产出特别是就业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只计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出与工资比这一比值更大，即工资的增加远远赶不上营业盈余的上升。从实际情况看，在工人中，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过低。因此我国应该随着人均产出比的提高，逐步提高职工工资。
劳动者报酬比重相对较低营业盈余比重相对较高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上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职工工资偏低的事例还只是一般分析，很多经济学者从更深的层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李实、罗楚亮根据2007年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收入做了分组研究。他们把全国居民收入的样本数据分为十个组，收入最高的10％均值为30 731元，占全部33.67％的份额；收入最低的10％均值为1252元，只占全部收入的1.37％，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24.5倍。经过他们数据修正处理后的计算，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32.8倍，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分别变为40.34％和1.23％。他们还计算出全国基尼系数为0.485，并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当前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36)，其他学者的研究也都证明了我国存在着相当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这一贫富差距警戒线。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对我国的基尼系数计算，1995年便达到了0.415(37)。
本文在开头的图解中已经示意出收入结构在国内生产总值三面等价中的地位。以生产表示的总供给和以支出表示的总需求，二者并不能直接实现其供求关系，它们必须经过分配环节的媒介才能得以实现。这中间显示出三者的密切关系，例如劳动者报酬比重低下，一方面反映了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偏高，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过多，另一方面直接导致了支出结构中居民消费比重不高等等。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必然使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无力消费，而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又低，这不仅制约着支出结构中居民消费比重的提高，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扩大内需的实现。因此，为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比重，就必须着手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表明在三面等价统计中，不同序列的因素之间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联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三种统计方法序列中的因素之间也会出现相互关联的变化。
上述GDP收入结构统计恰好说明了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其实某些发达国家的收入结构也不是瞬间就达到了合理状态的。例如后起的发达国家日本在战后收入结构也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1968年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为41.8％，营业盈余为37.3％；1974年前者上升至51％，而后者降至30.2％；1981年二者比重变为55％和24.9％(38)。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收入结构必然会显现出类似的趋势。这一发展过程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的，在我国相当程度上又是政府主导的。因此加速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缩小地区收入差别，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分配成为当前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一环，自然成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五、发展目标多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上述诸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安排，涉及经济发展思路的深化，涉及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关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经济学家杨叔进根据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将主要发展目标概括为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公平分配和满足基本需要四项，而这些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和不同的选择。他总结道：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赞成发展中国家应以高速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管理负责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发现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改善预期的收入分配，从而引起了社会和政治问题，这就促使学者和政府重新确定发展目标(39)。这一理论概括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多年来都把经济增长放在突出位置，对于公平分配等重视不够，其结果是GDP总量和人均GDP虽有惊人的增长，但相当多的人收入增长却缓慢。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发展目标应多元化，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特别要重视改善GDP中的收入结构等问题。中央提出的惠民政策便包含了杨叔进提出的增加就业、公平分配、满足基本需求的内容，而且已经把它上升到发展目标的高度。
笔者认为，杨叔进提出的四项发展目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项发展目标也非常重要，这就是合理的经济结构。当把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目标时，并不直接包涵上述种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一定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可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演进，但从长期来看后者又会成为前者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迫使人们不得不调整经济结构以保证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项长期任务。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发展目标，而且更重要的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这本身就是一个结构调整问题。在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改变经济活动部门的结构，城市化是改变产业活动的区域结构(40)。即使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也是长期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发产业结构进而其它经济结构的演进。现在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量变快速积累时期，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更应注重其时代特征，实现当今科技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现代化。为此必须使我们的发展目标多元化，把经济结构调整也置于重要的位置之上。因此，中央提出的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是更科学、更符合我国国情、更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
收稿日期：2011-06-12
注释：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数据计算，http://www.stats.gov.cn/tjdt/gwjjhs。
② 苏国荫：《世界经济统计学新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19－127页。
③ 苏国荫：《世界经济统计学新论》，第113－115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dt/gmjjhs。
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2－1、表2－2。
⑥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附表3。
⑦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4－3。
⑧ Wor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附表19。
⑨ 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世界统计2011》，http//www.stat.go.jp/data/sekai。
⑩ ［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0、155页。
(11) 卢英伟：《新能源和新产业革命》，《浙江经济》2009年第15期；章根：《中国新能源革命启程》，《中国经贸》2010年第3期。
(1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3－1。
(13)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0，附表20。
(14) 张雷声：《经济建设和全面小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
(15) 刘志彪：《推动基于城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0日。
(16) 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世界经济2011》，http://www.stat.go.jp/data/sekai。
(17) 根据印度中央银行网页数据计算，转引自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2007）》，东京：大藏省印版局，2007年，第一章第四节。
(18) 薛敬孝：《国际经济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序言）》，见李坤望：《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2－18、表1－2。
(20) 转引自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世界经济2011》，http://www.stat.go.jp/data/sekai。
(21)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附录（二）计算。
(22) 资料出自Government of India，转引自http://www.jetro.go.jp/world/asia/ju。
(23) 杨圣明：《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创新》，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09－112页。
(24) 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78－94页。
(25)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表17－3、表17－4计算。
(26)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17－4计算。
(27)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28) 根据JETRO数据库计算得出的结论，http://www.jetro.go.jp/jtile/search。
(29) 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June 2010。
(30) 根据日本内阁府2010年《年度经济财政报告》统计附录计算，http://www5.cao.go.jp/j-j/wp。
(31)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2－18计算。
(32)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2－16、表2－1计算。
(33)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2－16计算。
(34)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9－2计算。
(35)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2－1、表4－22计算。
(36) 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37)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38) 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以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东京：日本银行，1982年，第33页；1984年，第35页。
(39) 杨叔进：《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39页。
(40) M.赛尔昆：《经济结构变化的格局》，转引自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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