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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3-0068-09 在20世纪的法国诗坛上，蓬热(Francis Ponge)绝对是最具谜样气质的一位。如果说梅洛-庞蒂曾将自己冠以“含混”哲人之名，那么，“含混”诗人之桂冠似乎非蓬热莫属。他不仅在题材方面玩弄含混，跨越诗与散文的边界，甚至将自己的写作戏称为proêmes(“散文”[prose]与“诗”[poème]的合体)；更是在语言和事物的边界之处演绎出终极的含混，进而提出发人深省的l'Objeu(“物”[objet]与“戏言”[jeu de mots])的合体(Greene 576-77)概念。 如何深刻理解蓬热的此种含混性，向来有两种主要的趋势，一是文学的脉络，二是哲学的思辨。从前者来看，蓬热对物的关注绝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基于20世纪初欧陆诗歌变革的时代背景。比如沃尔德鲁普(Rosmarie Waldrop)在《反语言》(Against Language?)第二章中就曾缕析了20世纪初的诗歌革命突破语言边界的三重趋势：精神转向，能量转向，物的转向。而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及蓬热都可以说是物转向的代表性诗人。同样，稍早于蓬热而兴起的所谓“客观主义”(objectivism)运动(代表人物为朱科夫斯基[Louis Zukofsky])也体现出与蓬热的创作之间的呼应和共振。 除了文学史的背景之外，其实哲学的背景同样重要。比如，蓬热与存在主义运动(尤其是加缪和萨特这两位代表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学界熟知。他曾将诗作题献给萨特(比如《黄蜂》[La guêpe])，并曾在访谈中明确强调了加缪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等等，皆为明证。但实际上，他的诗歌的哲学蕴意绝非仅仅局限于存在主义流派，而更是不断衍生出持续的启示力量。德里达就对他的诗歌赞赏有加，并著有《签名-蓬热》(Signéponge)这一本专题研究。不过，大多数研究者都将此作仅仅视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的另一次技巧高超的展示，而没有意识到在其中通过“签名”这一核心主题所辨析的词与物的关系尤其与晚近在海外学界声名鹊起的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潮流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呼应。本文就试图在从萨特到德里达再到思辨实在论的这条哲学脉络之中对蓬热诗歌的深奥哲思进行阐发。 导引：德里达与物的诗学 将萨特与思辨实在论关联在一起还是有充分理据的，因为他毕竟有着对于自在存在及偶然性的本体优先性的明确思索。但至于德里达与思辨实在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可能的联系，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题。 比如，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布莱恩特(Levi R.Bryant)在《物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Objects)之中就明确将德里达与拉康、福柯、齐泽克归在一起，指出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重点关注“经验，文本，话语，能指，符号，表征，意义”(247)，因而全然忽视了“非人类施动者(nonhuman agency)”的根本地位。如此看来，德里达的思想似乎与所谓物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是颇为忤逆的。但精研德里达的物之诗学的马德尔(Michael Marder)却并不认同此种普泛的概括。在其代表作《物的事件：德里达的后解构实在论》(The Event of the Thing：Derrida's Post-Deconstructive Realism)的导言之中，他首先承认，或许“‘事物’是德里达哲学中最不起眼的一个概念”(xv)，但随即话锋一转，强调“不起眼”并非“不重要”。由此他进而结合翔实的文本梳理论证了“物”在德里达哲学中的基本地位。 其实，细究布莱恩特在书中对物的特征的种种描摹(核心界定见Bryant 273)，如独特的时空特征，及其动态的、不确定的开(exo-)/闭(endo-)的样态，在德里达的文本之中都能找到极为真切的呼应。只不过，布莱恩特主要基于“自创生(autopoiesis)”这个概念(源自马图拉纳与瓦雷拉[Maturana & Varela]的生命系统理论及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学说)来展开论证，而德里达则在诗歌文本之中同样找到了深刻灵感：“事物令事件得以潜在地、内在地、诗意地发生”(Marder 3)。若更进一步比较，布莱恩特等思辨实在论者皆强调物的存在的两个基本特性：彼此疏离(withdrawn from one another)，幽闭自身(withdrawn even from themselves; Bryant 281)。而德里达则用他自己创发的一个核心概念“延异”(différance)来描绘此种双重抽离：“延异……它正(是)物本身”(转引自Marder 17)。 一、词语的“幻象”(
/phantom)：语言的物化及其三重步骤 以“延异”为特征的物的双重疏离(“物自身是迷狂般的，外在于自身，又[乃至]异于自身”[Marder 18])、尤其是物与自身的疏离首先体现在“幻影”的增殖。就词与物的关系而言，抽身而去的物(the escape of the thing；25)不再与词(“名”[name])之间形成同一性的、表象性的“辨识”关系(these things without a name；29)，而是在幽闭自身之时留存下种种差异的“痕迹”(tracing)。这些痕迹看似仍然构成了物的“重复”，但实际上却只是差异性的幻影：“幽灵般的复像”(spectral doubling；8)。诚如德里达在la Chose和l'Achose之间玩弄的语言游戏(20)。但这些增殖的幻影(the ghostly as the excess of the real；35)恰似散落的碎片一般映射出物的幽暗深处的零星闪烁。正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一重物的转向，即语言自身的物化：“它显露出语言的物质性：作为一物，物体(corps)，广延物(res extensa)”(27)。德里达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语言变成了物自身(le langage devenu la chose même)”(转引自Marder 28)。换言之，语言不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而真正回归其物的本性，或用布莱恩特喜用的说法，真正成为万物的一员(among things)。由此，看似德里达的初衷仍然是瓦解声音/意义、能指/所指之间的原初联结(这也是他自《论文字学》以来的基本任务)，但其对语言物化的深刻阐释却显然与物导向哲学之间产生了明显共鸣。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语言何以能够作为物之事件得以“发-生”(take-place)的“先验条件”(transcendental condition)。那正是因为，在词语碎裂之处，在声音与意义的断裂之处，才真正实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逆转(this primordially "'inverted' structure"；Marder 42)的初始契机。而这个关键的逆转步骤也正是通向万物均齐的最重要的初始阶段。关于这个逆转的基本思路，萨特在阐发蓬热诗学的名作《人与物》(L'homme et chose，完成于1944年末)中说得最为透彻。他首先点明，蓬热诗歌的核心主题正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此种关系因为突破了日常的表象和辨识的窠臼而尤其体现出“不安震荡”(oscillation inquiète)的样态(Sartre 227)。这里，“震荡”揭示出物与词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而“不安”则描摹着此种关系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特征。而词的物化(cette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u langage)当然是初始的步骤，萨特也在哲学的意义上将此种手法称作“使话语自然化”(inquiète la parole；228-29)。简言之，“诗……不再仅是物的复写(copie)，而就是物本身”(245)。对于蓬热来说，语言本身并无任何神秘深奥之处，它就如呼吸、血液循环一般是极为自然而基本的人体功能和行为。借用他的生动比喻，人之发声、言说，正如“软体动物”之分泌物(sècretion)。萨特指出，蓬热的这种极端手法在当时是有着革新意义的，因为它旨在将语言从日常的陈词滥调(usage banal；234)和意识形态的重负(l'ordre social qui s'y reflète；247)之中解放出来，真正令其回归到表达的生命源头。就此而言，蓬热确实有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但他又并未如传统人文主义者那般最终导向人类中心的立场，而是通过独特的词之物化的手法来实现人与物之间的互逆和互通。换言之，他并非仅仅旨在“使词语去人化”(déshumaniser les mots；237)，从而实现“人之降格”(dégrader l'humain；261)，甚至如罗伯-格里耶那般致力于探索一个将人排除于外的世界(Smith 38)；毋宁说，他最终意在敞开人的存在，将其封闭的内部“翻转”，进而纳入到最为广大的宇宙境界之中：“我想要写作一部类似于《物性论》的书……唯一一种宇宙演化论(cosmogonie)”(转引自Sartre 239)。萨特尤其强调了蓬热的“宇宙演化论”与一般意义上的“宇宙论”(cosmologie)之间的区别：后者旨在“描述”性质，而前者更意在理解乃至推进运动和过程(242-43)。换言之，蓬热最终意在探寻万物之“根”，在那里词与物难解难分地缠结在一起，并由此被纳入到同一个大化流行的宇宙生成运动之中：“在根之层次，物与表达融汇在一起”(转引自Greene 57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词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homologue；Stamelman 689)。或再度借用萨特的精妙之语，蓬热的“诡异的唯物论”(l'étrange matérialisme)可以归结为一个终极命题：“一切皆为表达”(tout est expression；Sartre 267)。 由此萨特重点提及了《采取事物的立场》中的“牡蛎”这一作品，来重点例示此种由内向外的“翻转”所实现的万物相通：“这是一个人类居住、但又无人的宇宙。谁更像牡蛎呢?”(Sartre 258)在《〈采取事物的立场〉中的结构与视像》(“Structure and Vision in Le Parti Pris des Choses”)一文中，史密斯(Stephani Smith)曾重点围绕同一文集中的《记一枚贝壳》及《面包》这两首诗作清晰阐述了蓬热得以切近“物的深度”(épaisseur)的三重基本步骤。而就《牡蛎》此作而言，这一线索似乎表达得更为简洁有力而又蕴涵隽永。第一步自然是“聚焦细节”(focusing in；39)：“牡蛎，大小如中等卵石，表面较为粗糙，颜色不很均匀，闪着白晃晃的光”(蓬热37)。如此客观、冷静而细致的观察性描述遍布于蓬热的文本之中，正是这些描述逐渐开始偏离了人类中心的视角，因为它们不再关注物与人的关系，而是旨在“将物……置于世界的中心”(转引自Smith 39)。维拉德(N.M.Willard)由此将蓬热的诗作与静物画相比拟，指出二者同样都抽离(abstract)了物的实用特征(utilitarian aspects)，转而聚焦于其本身的种种客观属性(315)。 但仅仅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还不充分，尚无法真正将物置于中心。比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一开始也始终要求客观的、中立的立场，但此种描述最终却仍然要为人类的利益和欲望服务。如何避免再度落人类世界的圈套，蓬热在文本中给出了清晰的启示。由此也就进入第二重步骤，即从物的客观属性转入物的幽闭的内部。正是因为有着最终无法被人类触及、因而无法被人类世界同化的核心，物才能真正栖身于世界的中心，在本体论上与人类居于均齐的地位。因而，在客观的描述之后，蓬热随即写道，“这是一个固执紧闭的世界。不过我们可以打开它”。打开物的幽闭的核心，这也正是诗人的终极任务。随后所描述的种种“打开”的尝试(“不太锋利的刀”，“好奇的手指”，“敲打”)看起来都是日常的人类活动，而满足的似乎也仅仅是人类的知识和生存的需要。但下面一段语锋一转，以瞬间的领悟启示我们，到底在诗人的眼中，“打开”的是何种境界：“在牡蛎的内部我们整个供吃供喝的世界：珠质的天穹(firmament)(据其本义)里，上面的天塌到(s'affaissent)下面的天上”。根据法文本编者的注解，firmament从词源上说本有appui，soutien(支撑，支持)之意。当我们打开物的内部，最终发现的自然是支撑着它的整个存在的基础。但更令人回味的是后面半句，它启示我们，这个基础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地基，在其上得以建立起物的存在架构。正相反，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种“折叠”(“塌陷”)的运作，是上与下、内与外、天与地、人与物之间的原初缠结。此种折叠一缠结的样态，在《面包》一诗中得到更为惊心动魄的描述(蓬热40)。从“一览无余”的坚硬的表层，逐渐探入到内里的“软物”(“海绵”“叶片”“花瓣”)，正是在这被层层庇护的幽闭深处，蕴藏着最为巨大的生命动机：“面包放久了，这些花儿就会凋谢、枯萎，一个个相互分开”。看似我们的考察顺序是由外而内，但实际上，词与物的生命源头皆在于万物的那种由内向外的创造性奔涌和表达(“在他看来，每个事物的存在都像是一种……趋向表达的力量”[un effort vers l'expression；Sartre 243])。牡蛎的开合正如天地的缠结，而面包的烘焙也恰似大地的成型(formation)：“一块软弱无形、冒着气泡的面团曾经被送入繁星密布的烤炉，面团渐渐变硬，形成山谷、山脊、山坡、山口……”。诗人俯仰天地，洞察幽微，由此体会到自己的生命与万物的生成之间的呼应和契合：“蓬热只想将他的语言带向所有这些沉陷的、胶着的话语(ces paroles enlisées，engluées)，从大地、从天空、从水中，它们不断自他身边涌现”(Sartre 241-42)。由此我们最终达致了第三重的终极步骤。 二、签名的魔法(The “magic” of “signature”) 然而萨特是否道尽了蓬热的全部奥秘呢?不尽然。虽然他敏锐地点出内与外、心与物、个体与宇宙之间贯通交互的关系(échange perpétuels；Sartre 264)这一重要主线，但究竟此种贯通何以能够实现，萨特似乎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或许也是他在文中屡屡用“诡异”(étrange)这个词来形容此种关系的重要原因。单纯依赖移情或交感来说明显然比较苍白(“看看石头，它是活的/看看生命，它正是石头”[Sartre 261])，萨特更意在通过黑格尔式的辩证关系(259)，最终导向他的现象学本体论的结论。在他看来，蓬热的诗歌最终成为现象学“还原”和“悬置”的一个生动例证(266-67)，或者说，成为其意识的虚无化的超越运动的一个鲜明体现(268)。但这样一种哲学式的“解释”或许恰恰是蓬热自己所鲜明反对的：“有时候我对被解释这个想法极为反感(充满戒心)”(转引自Signéponge 31，加黑处为原文的斜体字)，而这正是因为哲学家们总是以普遍性的化身出现，而从来不会以个体的身份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独特的“签名”。 这样一种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抽象解释也就使萨特无法最终回应他自己在文中也明确提出的一个核心难题：在何种意义上，蓬热的诗歌是一种真正的变革而非倒退?换言之，所谓的语言的物化在何种意义上不是一种简单原始的“模仿”(mimesis；copie de la chose；Sartre 245)?很多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核心的棘手难题。比如舍曼(Rachelle Unger Sherman)就非常恰切地将这个问题表述为：蓬热的诗歌难道不就是“将存在机械性地转译为表达”(65)?不过，他随即回应道，蓬热的诗歌其实始终处于“摹仿”(mimesis)和“创制”(poiesis)的张力之中。摹仿始终是从属性的，即最终无非是对先在的物的秩序在语言上进行相应的复制；而创制则不同，在其中体现出语言本身的创造性能量。在摹仿之中，其实词与物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互通，而仅仅是两个分立的存在领域之间的映射关系。只有在创制之中，贯注于物之中的宇宙运动才真正得以转化为词语的内在的生命动力：“他的词句再造着(reproduit-elle)此种创生运动”(Sartre 254)。换言之，始终游刃于“物的立场”与“表达之渴欲”(la rage de l'expression，本为蓬热另一本诗集的名称)之间，这才是蓬热的真正的“含混”之处(Sherman 66)。 在蓬热的诗歌中，明显存在着此种从摹仿向创制的转化运动。结合舍曼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区分出这个转化的三个层次：“形”(graphic)，“声”(phonemic)，“意”(semantic)(Sherman 64-65)。在形与声的层次，摹仿和类比占据主导地位；而从声到意的运动则充分呈现出语言创造的积极能量。当然这三个层次之间亦非彼此孤立，语言的生成力量贯穿始终，在不同层次之间激发共振。最能体现此种共振与互渗的，似乎非《蜘蛛》一诗莫属(Pièces 109-13)。这几乎也是最令评论家着魔的一首作品。这里，首先吸引读者目光的当然是形的类比。尤其是诗歌中段那密布纸面、蔓生至两页篇幅的词语之网。即便对词的发音和含义尚无所了解，但此种纠缠错杂的形态已经足以与“蜘蛛”这个标题形成完美的类比式呼应。梅多斯(Patrick Meadows)提醒我们，texte本来就源自拉丁文的textus(织物)与texere(编织)(630)，而就复杂度和精致感而言，诗人所编织的这张词语的文本之网绝不逊色于蜘蛛之杰作。虽然形的类比无非只是外观的摹仿和机械的复制，但当我们深入这张蛛网，会发现其实声音与意义亦已经展开其错综复杂的关联。声音的共振首先明显体现于词语或诗句之间合乎韵律的重复变奏，如紧随词语蛛网之后的那个全部大写的段落中，词与句之间恰似回声与镜像一般彼此交织辉映，袅袅不绝：sachez，quoi qu'il en soit与sachet，coquille en soie之间的镜像；de ma panse secrète与que ma panse sécrète之间的回声；随后更是衍生出et bien que je ne suis sois qu'un échriveau与et bien que jeune soie qu'un échrivain之间的调变和变奏(630-31)，等等，妙不可言。 但词句之间的此种协奏在传统的诗歌创作中也属于常规的套路，并不能充分彰显蓬热的独到之处。他最为擅长的其实是在词语碎裂化的基础上、在声音的碎片之间编织更为复杂的网络。在《蜘蛛》中段的词语之网中，形之纠缠蔓生其实也与声之交织共鸣关联在一起。但这里共鸣的并非仅仅是词语，而是更为微粒状的词根、词缀、乃至单纯的音素：如ons，ins，res，nes，等等，不胜枚举。此种声音碎片的手段也为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如史密斯就注意到，《采取事物的立场》中的《木条箱》一诗的起首句就点出标题的“木条箱”(cageot)处于“鸟笼”(cage)与“囚室”(cachot)的“中途”(mi-chemin)。这里，三个词通过“形”之相似、“意”之相近与“声”之相合而形成了极为精妙的呼应。尤其是，声在这里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只不过，共振的并非单纯是词之发音，而更是声音碎片之间的鸣响：如-geot之声回响着-ge与-ot的余音(Smith 43)。如此的手法在蓬热的另一首代表作《牧场》(“Le pré”)中达致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格林(Robert W.Greene)极为细致地分析了这部作品之中的形一声一意的复杂网络。他尤其指出，此作之所以值得花费如此的功夫，正是因为它最能体现蓬热诗歌语言的创造性的、生成性的能量：“艺术家的中心就在于诞生与创造：形自湮没之空的背景之上的宣明”(Greene 578)。从标题中的词语碎片pre开始，衍生出声与形的系列(pré，près，prêt……)，又交织着意的变幻蔓延(prè，par，parer，paé……)(586)，恰似爆裂的种子，喷薄的火山，辉映着从微观至宏观的宇宙成型的浩瀚历程。 然而，这一番文本分析所描述的仍然是语言本身的创生过程，而并未真正触及词与物的关系，以及词语的物化何以能够通达物的幽闭深处这一根本难题。比如，在对《蜘蛛》一诗的和声织体进行细致阐释之后，梅多斯最终也只是得出“词是物的类比”这一初浅的结论。同样，在对蓬热诗歌中的形一声一意的三重衍生进行描绘之后，舍曼也只是提出了不同层次间理应“全面融合”(totally fused)这一空洞的原理(72)。就此而言，似乎还是萨特给出了相当深刻的启示。他指出，蓬热的诗歌语言是连续与间断(continu/discontinu)的合体：“蓬热的词句悬停于间隙(vide)之处，它们之间的联络被微妙地分解”(Sartre 253)。换言之，贯穿其语言生成运动的并非始终是连续的过程，相反，不连续、断裂、间隙同样开启着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许这本来就是更为根本性的维度，因为萨特已经暗示，正是这个语言内部的间隙指向着物的隐蔽深处。这在蓬热的文本之中也有着明确的提示。比如，他曾坦承法国音乐家、音乐理论家拉莫(J.-Ph.Rameau)是他最为心仪的艺术大师(Meadows 627)，正是从他那里蓬热领悟了“和声”(harmony)的奥妙。和声与旋律不同，后者是水平的、线性的，而前者则为音乐运动提供了一个纵深的、共时的维度。正是在这里，语言的音乐性“深度”与物的存在的深度产生了深刻共鸣：“正如大地是其他元素的基础，低音部同样也支撑、确立、增强着其他部分”(转引自Meadows 627)。 不过，即便我们可以在蓬热的文本之中处处洞察、体会到这个贯穿形一声一意不同层次的和声运动，但至于这个语言的深度何以能够真正与物的深度交织在一起，无论是萨特，还是现有的研究文献，似乎都未给出足够有力的指示。正是在这一要点上，我们须转向德里达的深奥文本《签名一蓬热》来探寻进一步的导引。德里达在此作中以“签名”这一概念为核心展开思辨，看似偏颇，但确有其深刻的学理上的背景。一方面，从德里达的思想发展来看，签名及其所涉及的事件的重复结构确实是其解构策略的重要案例之一。实际上，他在1971年的一篇重要演讲《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 Event Context”)中就针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签名的权威性和独特性无需回溯至主观性的源头(“意向”[intention])，相反，其可能性的前提正是那种“可重复的形式”(Margins of Philosophy 328)。换言之，它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事件，恰恰因为它能够且必须在开放的、无法限定边界的可能“语境”(context)中进行不断的延异性“重复”。 而签名作为“产物/效应”而非“本源/在场”(卡勒111)，这一极为重要的启示亦直接将我们引向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背景。阿甘本在重要论文《签名理论》(“Theory of Signatures”)中对此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梳理。最为关键的是，他一开始就将签名回溯至其古老的源头，将其与符号的问题紧密关联在一起：“万物皆拥有那种呈现又遮蔽其不可见属性的符号”(33)。由此，首先，签名绝非人—主体的特权，相反，它指向天地万物的幽闭的存在内核；其次，签名也绝非单纯是主观意向的在场性呈现，相反，它最终指向万物之间的复杂交互的作用网络。虽然伴随着索绪尔的符号概念的提出，我们越来越疏离了符号的这个生命源头，但阿甘本通过翔实的史料梳理(尤其是符号与魔法、巫术、圣礼等的关联)明确提示我们，签名始终指向着一种更为深层次的“操作”(operation)，即激发符号的“效力”(efficacy)。借用阿甘本在尾声部分的深刻总结：必须令签名回归其本体论的本原(65)。 正是这个思想史的深远背景使我们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签名一蓬热》中的签名问题。看似德里达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讨“Francis Ponge”这个签名，但实际上，作为入口它敞开的是词与物这个根本问题。他一开始提出的“再命名”(la renommée)这个概念就已经逾越了词的物化这个初始阶段，指向了签名的本体论向度：“事物本身已然标示出自身”(6-7)。简言之，任何命名作为符号都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指涉、表象、乃至摹仿对象；但另一方面，它同时还指回自身，它确证的是自身作为一“物”的存在(2-3)。命名，亦同时是自身的签名。从命名的外部指向来看，需探讨的是各种(主观的、客观的)普适法则(the law of the thing；10-11)，如指涉的法则，表征的框架，乃至意向性的结构，等等。但从另二个、也是更为根本的本体层次来看，“事物并非仅仅与法则相符……事物就是他者，全然的他者”(le tout autre；12-13)。“全然的他者”可被视作全书中对物的终结界定(82-83)。但这里的“autre”(他，异)指涉的并非与主体相对的另一极，而恰恰确证的是物自身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物的主体性将会打开一个再度拥有(réappropriation)的介质，一种物与自身互动的关联。物将会与自身互通(s'échangerait)”(16-17)。亦即，物不再始终是人的从属或附庸，相反，如今是人对这个自我签名之物负有“无限的债务”(une dette infinie；14-15)。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然领略了词与物在根源处的彼此纠缠，以及由此探入物的深处的几重基本步骤。而在这里，情势显然发生了转折。当德里达最终将物界定为“全然他者”之时，物之疏离、幽闭的运动成为了关注的重心。物如何挣脱与词之间的“契约”关系，如何不断抹去自身的痕迹、无声息地逃逸，成为阐释的要点：“那个与我无所关联的他者……这种不对称性”(136-37)。由此，物之签名同时也就包含着反—签名(contresignature)的向度，德里达用“毛巾—海绵”(serviette-éponge)来形容此种双重运动：在书写签名的同时抹去痕迹(inscription/effacement；108-09)。这，或许才是签名的真正魔力。此种魔力，在德里达屡次引证的《含羞草》(“Mimosa”)一诗中展现得尤为明显。在《签名一蓬热》的起始段落，德里达就已经提及此作，并将其置于与mimesis的戏拟关系之中。而细读这篇诗歌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蓬热已然考证了mimosa，mimeux与mimus之间在词源上的相近(La rage de l'expression 85)：Mimosa源自mimeux，即一种被触碰后会紧缩的植物，而这个词又源自mimus，显然因为缩紧的植物酷似“哑剧演员的鬼脸”(les grimaces d'un mime)。仅从这番词源学的考证来说，似乎mimosa理应与mimesis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含羞”不正是一种绘声绘色的“摹仿”形象?但若基于签名一反签名的双重运动，问题又远非如此简单。含羞草虽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外观形象，但这种痕迹/效应的背后正是紧缩于自身的运作。诚如哑剧演员的鬼脸也并非其自身的真实形象，而仅仅是以一种扭曲的形态指向隐藏在面具背后的人格。由是观之，mlmosa又显然是反摹仿的，因为它所指向的恰恰是那个不断抹去痕迹、隐蔽自身的“空洞”(trou)或“深渊”(
)(Signéponge 140-41)：“它正是无(复数形式)之签名”(Elle est signature de riens[au pluriel]；118-19)。我们看到，德里达这番关于签名的思辨既与前文所提及的萨特的“间隙”(vide)概念及蓬热的“低音部”(bass)手法形成了完美的呼应和共振，又进一步在物本体论的方向之上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推进。而《含羞草》中的这句经典之语也恍若思辨实在论的诗意宣言：“‘含羞草与我。’然而，现在理应回归含羞草自身——曼妙之幻象！抑或，回归无我的含羞草(mimosa sans moi)……”(La rage de l'expression 77) “真即此”(转引自Willard 319)。这或许正是蓬热之含混诗意所展现出的终极的物之“魅惑”(charm；Harman 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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