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关系的博弈和中国的南亚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南亚论文,印度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定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了解对方的政策。我们的印度政策也不例外。
我们不可能为印度制定外交政策。因此，印度要和中国合作或是不合作，那一定是印度认为合作或是不合作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注：这里的“不合作”不意味着两国在所有的问题都不合作或者绝对的对抗。“不合作”只意味着两国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分歧较多。）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合作是否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印度的判断。我们能做的是，影响印度对合作和不合作的判断，促使印度选择与中国合作的政策。
更值得强调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并不是只有在不合作时才要付出代价的，合作也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尽管合作经常会获利，但并非永远如此。
本文试图运用简单的博弈方法，探讨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
中印关系的博弈
我们先假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只分为两种：合作（ cooperation，C）和不合作（defect，D）。这样，中印关系就存在四种状态（我们以第一个字母代表印度的政策）：CC（相互合作），DC（印度不合作，中国合作，中国吃亏），CD（印度合作，中国不合作，印度吃亏），DD（相互不合作）。
一般说来，在外交中，DC比CD要好（在博弈论中，对方不合作而己方仍合作的一方如同被“懵”了，所以被称为“sucker”或“傻冒”），即DC〉CD。同样，DD比CD好（即双方都不合作比自己单独被“懵”好，但相互阻吓是例外），但又不如自己“懵”人好，因此，有DC〉DD〉CD。同理，CC比CD好（CC〉CD）。
上述条件被满足后，共有三种组合：CC〉DC〉DD〉CD；DC〉CC〉DD〉CD；DC〉DD〉CC〉CD。
满足CC〉DC〉DD〉CD的游戏被称为“围猎（Stag hunt ）”（见图A）。应该说，这是最有希望达成合作的一种游戏， 因为合作对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特别是感觉不安全的国家）往往在考虑是否合作时，不仅关心合作的“绝对得失（absolute gain）”，更关心合作的“相对得失（relative gain）”。（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m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ion-Wesley,1979),p.105.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mericanPolitics Science Review Vol.85(December 1991),pp.1303～1320.关于国家是更关心“绝对得失”还是“相对得失”的讨论， 见
JosephGrieco,Robert Powell,& Duncan Sindal,"Research Controversy:TheRelative Gains Problem For Intemational Cooperation,"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March 1993),pp.729～743.本文并不认为国家始终只关心“相对得失”，实质上，Waltz 本人的原话就是：“当国家感到不安全时，它们更关心合作的所得是如何分配的。”（Waltz,p.105））因此，即使合作对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 国家仍会企图降低对方所得。具体地说，在“围猎”游戏中，一方会谋求自己得到3而只让对方得到1。在国际关系中，信任是稀有之物，一个国家无法向对方保证自己肯定会合作。这样一来，尽管双方合作（CC）和双方不合作（DD）同是纳什（NASH）平衡点，双方都会因害怕对方不合作而选择不合作，使游戏走到DD的结局。在“围猎”游戏中，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战略（strictly dominant strategy）”，因此一方的战略要视对方的战略而定，而只有双方都确定另一方会合作时，双方合作才是最后的结果。
图A围猎（Stag hunt）（注：鉴于篇幅，这里不详细讨论每一个游戏。有兴趣者，请参阅：George Downs,David M.Rocke,& RandolphM.Siverson,"Arms Race and Cooperation," in Kenneth Oyeed,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6),pp.118 ～146;
Harris Wagner, "TheTheory of Game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7 (1983),pp. 330 ～346.对博弈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见：James Morrow,Game Theory forPoliticalScientis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cc（4,4） CD（1,3）
dc（3,1） DD（2,2）
如果DC〉CC〉DD〉CD，游戏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见图B）。在这一游戏中，不合作是“绝对优势战略”，这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双方都应该选择“绝对优势战略”，即不管对方采取何种战略， 自己总是不合作更好。 双方不合作是惟一的Nash平衡点，是游戏中最可能的结果。
图B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cc（3,3）CD（1,4）
dc（4,1）DD（2,2）
DC〉DD〉CC〉CD代表的游戏是一个死结游戏（“Deadlock”）（见图C）。在这一游戏中，不合作同样是双方的“绝对优势战略”， 这样，双方都应该选择不合作，而双方不合作（DD）则是游戏的惟一平衡点。因为在“死结”游戏中，双方相互合作时的所得，还不如相互不合作时的所得多，因此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图C死结（Deadlock,I）
cc（2,2）CD（1,4）
dc（4,1）DD（3,3）
在不同的游戏中，中印两国达成合作的机会是不同的，双方的战略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确定我们的对印度战略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印度对中印合作的计算，或者说印度判断中印关系是处在哪一个游戏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认为CC〉DD还是DD〉CC。
印度的计算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探讨印度对中印合作的计算。
印度通过与中国合作可能得到的利益有以下几个方面：（1 ）通过和中国合作，可以缓解其对（东北部）安全的担心，从而节约军费开支，以a表示；（2）中国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承认，至少是中国对印度在南亚大国地位的承认，以b表示；（3）中印在贸易、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而带来的利益，以c[,1]表示；（4）中印（俄）在共同对付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以及推进多极化等方面的合作更加紧密而带来的利益，以d[,1]表示。
印度从与中国不合作而维持“非敌非友”的现状可能得到的利益是：（1 ）美国和俄罗斯想利用印度来“平衡”或“围堵”（注：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平衡”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国家行为而形成的“（力量）平衡”格局，另一种是国家的政策本身。本文中的“平衡”指的是国家政策本身。和“围堵”相比，“平衡”更加温和，更多的是预防性的威慑。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说美国或俄罗斯对华政策就只是平衡或围堵，而没有和中国合作的地方。事实上，中俄间有良好的合作，中美间的合作也很广泛，中印间也有许多合作。）中国而给予印度的支持，比如美国和俄罗斯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以f表示；（2）和美国的贸易、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利益，以g表示；（3）印度通过打“西藏牌”所得的利益，以h 表示；（4）中印目前在贸易、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利益，以c[,2]表示；（5 ）中印（俄）目前在共同对付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以及推进多极化等方面的合作利益，以d[,2]表示。 用数学公式表示，即：得到印度对中印合作的计算取决于a+b+c[,1]+d[,1] 和f+g+h+c[,2]+d[,2]间的大小，即：
a+b+c[,1]+d[,1]？f+g+h+c[,2]+d[,2]
a+b+（c[,1]-c[,2]）+（d[,1]-d[,2]）？f+g+h
我们将逐一讨论。
第一，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意味着中印间的“安全困境”远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注：关于“安全困境理论”，见John Herz(1950),"Idealist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Politics,Vol.2(January 1950) ,pp.157 ～180;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January 1978) ,pp.189 ～214; Charles Glaser,"Political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World Politics,Vol.44(July 1992),pp.497 ～538; Charles L. 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Revisited,"World Politics,Vol.50(October 1997),pp.171～201.中国学者对“安全困境”的理解，见：谌取荣：《愿和平更成熟些——关于亚洲的政治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0期，第7 页；阎学通、梅红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因此，印度会认为和中国维持“非敌非友”的关系就足以缓解中印间的“安全困境”。中印80年代末开始的“缓和”已经让印度得以降低同时面对两条战线的负担，中印间再次爆发冲突的机会也因“实际控制线”和“相互信任措施”两项协议的执行而变得几乎是零。（注：J.Mohan Malik,"China—IndiaRelations in the Post—Soviet Era:The Continuing Rivalry:"TheChina Quarterly,No.142(June 1995),pp.317～355.）更重要的是，印度发展军力一方面是为了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和巴基斯坦，但其更深远的目的在于成为世界大国。（注： Nerville Maxwell, "China' s'Aggression' in 1962 and India's Nuclear Weapons," Mainstream (New Delhi),Vol.XXXVII,No.22(May 22,1999),pp.23～38.）这就是说，印度在发展军力上付出的代价是反正要付的，并不会因中印和解而有多大改变，或者说印度会认为同中国更加和解在安全问题上不会再有更大的收获，即a并不大。事实上， 印度最近还宣布将大幅（28%）增加其军费开支。
第二，中国尽管意识到印度的崛起是需要面对的事实，中国也愿意承认印度的大国地位，但显然在这一点上，美国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承认远比中国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承认重要。因此，b远小于f。
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有可能成为“围堵”时，印度对美国有牵制甚至抗衡中国的作用。尽管美国目前的政策仍有些摇摆，但美国用此来调印度的胃口是不能怀疑的。俄罗斯也对中俄国力对比的变化有一定的担心，因此也想利用印度来“预防性地”平衡中国。这就意味着印度有可能从美国和俄罗斯那里得到军事技术和其他支持，从而让印度认为从美国和俄罗斯可能得到的远比从中印和解中可能得到的重要得多。从印度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和俄罗斯均有求于它来平衡中国而左右逢源的战略态势对其最有利。这种战略的灵活性与印度早期的“不结盟”战略和其战略文化是一致的。（注：孙士海：《印度的战略文化和核战略》，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10期，第13～19页。）
第三，即便从双边贸易上看，中印间的双边贸易是很低的（1999年大约在20亿美元左右），（注：华碧云：《印度经济形势与中印经济合作前景》，载《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第38页。 ）而美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不在前五名内。（注： TheEconomistIntelligence Unit(EIU),Country Profile,1999～2000,In diaandNepal (1999).）加上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都更需要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和技术。这就是说，g对印度来说是很大的。
由于加强贸易对中印两国都是有利的，因此，只要中印关系维持现状，就不大可能导致中印贸易中断。经济全球化更会迫使国家（特别是中印这样的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从这一点来说，中印两国间的关系是否更加密切，对印度从中印贸易、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获得的利益的大小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c[,1]－c[,2]的值也不会很大。
中印（俄）在共同对付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上的合作利益和经贸合作利益一样，是中印合作比较现实的利益。但和经贸合作利益一样，只要中印关系维持现状，双方就会合作的。中印（俄）共同推进多极化当然也符合印度的利益，但这种利益是长远的利益，政府的决策者往往不看重这样的利益，而其本身是极其难以确定的。更何况，多极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能够被人为地加速的，而更多的是靠经济实力的增长。于是，对印度来说，在这些问题上，和解的净所得，即d[,1]-d[,2]也不会很大。
印度国内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是矛盾的。一些人士意识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活动给改善中印关系带来了许多问题； （注： JohnCherian,"L' affaire Karmapa,"Frontline(New Delhi),Vol.17,No.2(Feb.4,2000),pp.109～110;Anand K.Sahay,"Future of Shangri—La,"The Hindu stan Times,Jan.28,2000.互联网： http :// www2.hindustantimes.com/ht/nonfram/290100/detopi01.htm.）但另一些人士又无法抗拒利用西藏问题、在人权和宗教问题上抓中国的小辫子、在西方舆论造成我国被动局面的诱惑。因此，印度很难在西藏问题上作出选择，h的价值对印度是难以衡量的。
综上所述，因为a并不大，b远小于f，g很大，而（c[,1]－c[,2]）和（d[,1]－d[,2]）都不太大，虽然h的价值不易确定， 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更有可能是：a+b+c[,1]+d[,1]〈f+g+h+c[,2]+d[,2]， 即印度更可能认为从中印和解可能得到的远远低于目前这种“非敌非友”关系的所得。因此，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更像是CC〈DD，即印度将目前的中印关系置于一个“死结”游戏中。
如果印度对中印关系的判断是处于“死结”游戏中的话，我们目前对印度的首要任务就不应是合作本身。这是因为在改变印度对合作得失的判断前，要改善处在“死结”游戏下的中印关系而达成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改善中印关系，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印度对中印合作或不合作的利害关系的判断。
中国的计算：安全政策的系统性
从中国的角度看，和印度达成战略和解不仅会获得一些利益，也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问题的关键同样是得失的相对大小问题。
首先，中国能从中印和解中得到的利益大体上有四：（1 ）印度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比如反对单极世界，不和美国一起围堵中国；（2）印度放弃“西藏牌”，中国的西部更加稳定；（3）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合作利益；（4 ）中印（俄）在共同对付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上，以及推动多极化等方面的合作利益。
中国有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中印和解可能导致巴基斯坦不满，从而有可能损害中国在穆斯林国家中的良好形象，引起更多穆斯林极端分子支持我国西部地区的分裂主义。
由于中巴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中国和印度改善关系的同时也一定会考虑到巴基斯坦的利益，因此，中国可以将付出的代价降低到很小，这意味着理论上，对中国来说，同印度达成和解的所得会比可能失去的要大。但不幸的是，因为印度对中印和解的判断是负面的，所以中国很难从印度得到些什么。（注：这一点好像逻辑循环，但国际关系确实必须揣摩对方的意图然后才能决定自己的判断和策略。）比如，尽管印度不大可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对付中国，但利用美国想利用印度的心理来获取一些好处却是自然的。此外，印度也不大可能放弃“西藏牌”，因为印度要驱逐达赖喇嘛的所谓“流亡政府”不仅会引起印度国内的反对，更会在国际舆论面前失去支持“民主”的光环。再说，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同样也缓和了中国的安全困境，而中国西部的稳定更多地要靠内部的发展（比如西部大开发的成功）。总之，中国能从印度得到的恐怕只有中印间的经济合作效益和联手打击恐怖活动和国际犯罪。但正如前面所说，获得这两种利益只要中印关系维持现状就足够了。至于印度对多极化的支持，因为多极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能够被人为地加速的，而更多的是靠经济实力的增长，因此中国在这方面能从中印合作中所得也是难以把握的。
其次，国际关系的系统性决定了印度对中印合作的计算并不完全由中国的行为决定，它至少受到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行为的影响。
比如许多人都认为，当我国和美国的关系不好时，就应该和印度这样的周边大国改善关系。但这一逻辑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当中美关系不佳而印度知道我们急于想改善关系时，印度对改善中印关系的要价会很高，反而使改善关系更加困难。 （注：比如， Rakshat
Puri,"Exchanges with China,"The Hindustan Times,May 12,1999.互联网：http://www2.hindustantimes.com/ht/nonfram/120599/detopi02.htm.）因此， 我们和印度改善关系的最佳时机不是中美关系坏的时候，而是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当然，那时我们也应采取灵活的态度）。中印关系的历史也证明：印度对改善中印关系最迫切的时候是在冷战结束时印度面临孤立的国际环境之时。（注：Ross H.Munro,"The Loser:India in the Nineties,"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93,pp.62～69.）
如果我们以印度认为中印和解是有益的假设为出发点而制定对印政策，不仅不能达成中印和解，反而会陷入被动。具体地说，如果我们以CC〉DD时的战略去和印度打交道，而印度却是以DD〉CC的战略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印关系的游戏就会演变成下面两个游戏中的一个：
中国
合作
对抗
合作(2,3) (1,4)
对抗(4,1) (3,2)
中国
合作
对抗
合作(2,4) (1,3)
对抗(4,1) (3,2)
显而易见，印度在两个游戏中都有一个“绝对优势战略”，那就是不合作。而如果中国采取和解的战略，其所得将是最糟的结果。由此可见，想当然地认为印度同我们一样认为和解是有利的，并非良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影响印度的得失判断
在现实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重复性的游戏。重复游戏中的双方不仅仅需要考虑一个回合的得失，更要考虑在其可预见的许多回合的得失。重复游戏的这一性质使得国家能够用一个回合中的行为来影响对方的计算，给双方更多的机会来谋求合作。
在关于国际合作的多回合博弈理论中，谋求合作的最著名的战略就是TAT（tit—for—tat），即“一还一”战略。（注：Robert Axelord,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N.Y.:Basic Books,1984).）TAT战略简单地说就是自己先选择合作， 然后使自己的行动对应对方的行动，即对方合作，我们就合作，对方不合作，我们也不合作。TAT 战略实质上是将每一个回合都当成是重新回到合作上的机会的战略：只要对方这一回合合作，那我方下一回合就会合作；但如果对方不合作，那我方下一回就采取报复措施。TAT不仅向对方表达己方的合作意图， 更以实际行动向对方表明如果对方不合作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些行动表明己方不仅愿意承担不合作的代价，同时又给对方“改过自新”的机会，使不合作的关系有可能再回到合作上来。
TAT战略的合理性还可以用简单的逻辑推理来理解。试想， 印度国内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有两派：强硬派和温和派。如果印度的政策是强硬的，我方也强硬的话，那印度的强硬派就可以说：“你看，中国本来就是不怀好意的。”温和派尽管可以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迫使中国如此”，但两者的推理都有可能，无法说服彼此。如果印度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我们却采取温和的政策的话，印度强硬派可以说：“你看，我们的强硬政策有效吧，中国不敢和我们对抗。”印度的温和派可以说：“不，这恰恰证明中国是善意的。”双方同样无法分出谁对谁错。
TAT战略则能够不论印度采取强硬还是温和的中国政策， 都能加强印度对华温和派意见的说服力（图一）。
图一：中国政策及其对印度国内政治的影响（注： MatthewEvangelista, "Intem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on
GrandStrategy:the Soviet Case,"in Richard Rosecrane and AuthorSteir ed.,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154～178.）
中国政策\影响印度政策强硬印度政策温和
强硬 不确定 对强硬派有利
温和 不确定 对温和派有利
TAT(一还一) 对温和派有利对温和派有利
事实上，我们回顾中印关系历史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从建国后就是以TAT战略和印度打交道的。 将这段历史写成以下的动态“游戏树（dynamic game tree）”（图二），就更清楚了。
这里对动态“游戏树”稍加解释。当中印因边界争议起纠纷时，中国的政策是和平解决，因此，中国先选择了合作。这时，如果印度接受，游戏便将以相互合作结束。但印度选择了“前进”政策，这时，如果中国接受，游戏将以印度获胜而结束。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反击，游戏结果变成了相互对抗。（注：中印两国对这一问题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请参阅相对中立（第三国）学者的看法： NevilleMaxwell,India's China War,London:Jonathan Cape,1970);AllenS.Whiting,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这一结局大体上一直持续到冷战快结束时。当时印度的国际环境可以说是它建国后最坏的时候，因为苏联无暇自顾，而美印关系也很糟，因此想改善中印关系。（注：用Munro的话说， 印度真的成了 “不结盟的” 国家。Ross H.Munro,"The Loser:India in the Nineties," op.cit.）中国也同样想改善关系，因此，中印关系向相互合作迈进了一步。这一改善一直持续到印度以“中国威胁论”进行核试验为止。当印度核试验时，它便又选择了不合作。
总之，中印关系的“TAT ”交往历史证明了中印间的合作并非不可能。但中印关系的“TAT ”交往历史也证明要想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需要中国的政策能使印度选择不合作时，付出不合作的代价；而当印度合作时，获得合作的利益。
由此而来，我国的对印政策面临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我们能否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二是我们是否值得去为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付出代价。对于第一个问题，上面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战略环境下，单凭我们的行动不足以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即是否值得我们去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
要想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首先需要中国的政策能使印度在选择不合作时付出不合作的代价，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要付出代价来向印度表明我们的决心。然而，现实地看，中印两国都不认为改善关系那么迫切，因此不值得我们为此付出代价。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使中印间的“安全困境”远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印巴核试验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南亚安全环境本身，其对我国的安全环境影响更多的是心理上的。 毕竟， 中印、 印巴之间在核试验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实际意义（defacto）上的相互核威慑。更何况， 领土纠纷的存在使得中印两国改善关系的空间极其有限。
其次，我们似乎也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显示我们的决心。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目前不值得我们付出要让印度改变对中印合作的判断的代价。而且光靠我们的行动不足以改变印度对中印合作的判断。
结论：为和解做准备——中国的南亚战略
综上所述，在目前的状况下，维持中印间“非敌非友”的现状恐怕是最佳的。
但我们说维持现状在目前是好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中印两国一直如此下去。我们希望中印两国能和睦相处。印度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一样，是我们和世界必须面对的趋势。我们无法否认印度从来就是南亚次大陆的地区性超级大国，而且即便现在不是，但在未来肯定会是一个大国。我们的目的不是试图阻止印度力量的上升，而是谋求一个强大的印度不会因为其民族主义而对中国采取敌意的态度。要塑造新世纪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构筑一个尽可能友好的中印关系和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南亚地区。
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不是要遏制印度，而是要保证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不威胁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南亚战略应该是一种类似当年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战略：即若远若近的平衡。（注：这一战略是英国在19世纪对欧洲大陆的政策。Christopher Layne 认为美国在冷战后也应该实行此战略，但他的观点在美国不是主流的战略。相比之下，这种战略比较适合中国这样不是超级大国的大国达到有限的地区平衡。
ChristopherLayne,"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 sFuture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 1(Summer 1997),pp.86～124.相类似的观点见：Charles A. Kupchan,"After Pax-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Fall 1998),pp.40～79.）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战略也是如此。（注：因此张文木关于美国会解除印度的核武力量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参见《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108页）。他似乎忘记了核威慑中最基本的事实：一旦一个国家拥有核威慑，就没有国家会冒被报复的风险而去解除它的核武力量。而美国即使能解除印度的核力量，也不会去做，因为毕竟印度的核力量更多的是针对中国的。）我们和美国战略的区别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一方面（包括利用中国）平衡印度，另一方面又以印度平衡中国可能的力量延伸。
印度许多战略专家都认为“平衡”就是和印度对抗，这其实是他们对“安全困境”理论缺乏理解的后果。一个在南亚拥有霸权的印度势必对那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从而迫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并寻求外部力量来共同平衡印度。因此，如果印度以追求地区霸权为目标，它只能回到被平衡的结局中，这是“力量平衡”或“威胁平衡”的必然。（注：“威胁平衡”是Stephen M.Walt（他是Waltz 的学生）在“力量平衡”上发展出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并不一定非要平衡最强大的国家，而是平衡最有威胁性的国家。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最有威胁性的国家。见： Stephen
Walt, The Origin
ofAllianc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只有当印度不再谋求南亚地区的霸权，而更多地成为地区的稳定力量时，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才会更加愿意接受印度的大国地位，（注：印度的“古吉拉尔精神（Gujarat Doctrine）”也许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中国也就无需担心印度在南亚的地位。
更进一步地说，平衡印度的战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印度意识到和中国对抗从长远来看只能是两者都不受益的游戏，从而让印度认识到印中合作的好处。不幸的是，目前这样的战略环境还不存在。（注：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尽管使人们又讨论起俄中印轴心，但恐怕是美国的过度反应。Taylor Marshall,Los Angeles Times,1999.9.27.）
首先，以“实力至上”的粗糙的现实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关系不仅是印度执政党的政策，也是绝大多数印度中产阶级的观念。（注：孙士海：《印度的战略文化和核战略》，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10期，第17页。）其次，印度许多人士因战争失败而对中国的怨恨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消除。而印度对中国南亚战略乃至中国的整体战略的误解更使得印度总是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对印度的政策。 （注： BrahamChellaney,"Reapprochement gone sour," The Hindustan
Times,Dec.30,1998.www2.hindustant imes.com/ ht/ nonfram / 301298 /detopi01.htm。有的印度学者注意到了印度这种错觉（ misperception）带来的不良后果，见：GiriDeshinghar,"A defensive strategy,"Frontline (New Delhi ),Vol..16,No.21(October 09～22,1999).互联网:http://www.the-hindu.com/fline/fl1621/16210190.htm.）印度始终认为，中国是想“围堵”印度，而不仅仅是平衡印度在南亚可能的霸权。因此，中国一些旨在改善中印关系的举动都未被印度的精英们重视。比如在1999年夏天的印巴冲突中，中国采取的中立立场并没有让印度的分析家认为中国是想促使印巴改善关系，从而促进中印关系的发展。印度的精英们虽然注意到中国对印巴冲突的立场有所改变，但仍认为中国采取中立立场更多是因为科索沃战争后中国感到的不安，而不是真心希望印巴以非暴力的手段解决它们间的争端。有的印度分析家甚至认为中国几乎是毫无选择地选择了中立。（注：Srikanth Kondapalli,"China's Response to the Kargil Incident,"Strategic Analysis (New Delhi),Vol.23,No.6(September 1999),pp.1039～1044.比较正面的观点，见：Swaran Singh,"The Kargil Conflict:Why and How ofChina's Neutrality,"Strategic Analysis( New Delhi),Vol.23,No.7(October 1999),pp.1083～1094.）事实上， 中国对印巴冲突的态度不仅确实体现了中国希望有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南亚的意愿，也同样基于中国对“实际控制线”的一贯态度：即“实际控制线”虽然不是两国的确定边界，但遵守“实际控制线”至少能避免战争。
另外，印度的决策阶层还未意识到或不能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对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印度要求国际社会像对待中国一样对待印度（也包括中国平等对待印度），那印度为什么不可以像中国重视巴基斯坦那样去重视巴基斯坦呢？印度这种轻视巴基斯坦的心态不仅不利于改善印巴关系，（注：George Perkovich,quoted in "A Bomb isBorn,"Newsweek International,January 24, 2000, 互联网， www.newsweek.com.）更不利于改善中印关系，因为中国几乎不可能牺牲中巴关系而去换取中印关系的不确定的所得。印度这种要求中国要么选择巴基斯坦，要么选择印度的态度（注：B.M.Chengappa,"India- ChinaRelations:issues and implic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NewDelhi),Vol.16,No.1(April 1993),p.39.）不仅没能考虑到中国外交的道义感，也没有考虑到中国面对的现实问题。事实上，中国希望和印巴都发展友好关系，而印度却基本上认为中印巴的三角关系必定是“零和游戏”。
最后，印度和中国都必须看到，三角关系内的动态相互作用使得如果中印都想利用美国来“围堵”对方，就恰恰会给美国造就利用中印矛盾的机会。（注：这当然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对三角关系内的动态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见：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1～191.有的印度人士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见：Bhabani Sen Gupta,"Vaipayee's
ForeignPolicy:who to engage and who not to,"Mainstream (New Delhi),Vol.XXXVII,No.47(Nov.13,1999),p.9.）中印两国都必须认识到两国想利用美国来对抗彼此的战略最终将损害中印的利益。
因此，从目前印度国内的战略思想看，离具备中印和解的战略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改变印度对中印和解的得失判断大体上需要四个条件：（1）印度发现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有限的；（2）印度和中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敌意能基本消除，而彼此都能更加理性地面对过去的历史；（3）中印间的共同利益， 比如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以至于目前中印间的政治关系无法满足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4 ）印度必须认识到谋求南亚霸权只能招来南亚各国联合对抗印度。
总之，国际关系的系统性意味着中印达成战略和解的战略环境并不是中印两国所完全能左右的。中印达成战略和解不仅需要中印改变对彼此的态度（包括中国平等地对待印度），也需要印度改善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还需要印度意识到企图和美国来“围堵”中国只能是得不偿失的。而在目前中印和解的战略环境还不具备的状态下，我们对印度和南亚地区的现实战略不应是寻求中印的迅速和解，而是要在保证目前的中印关系不再恶化的情况下，谋求长远的和解。简单地说，我们目前对印度和南亚的战略应该是“静观时机，以待其变”。但是，如果印度确有改善关系的行动，（注：Swaran Singh,"Sino- India Ties:Need forBold Initiatives,"Strategic Analysis(New Delhi),Vol.XXII,No.11(Feb.,1999),pp.1729～1742.）我们就应该作出回应。毕竟，中印和解必须要双方一起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