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历史考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三大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理论论文,三大论文,十一届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改革理论的指导下逐步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总结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顺利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破除恐“商”症
粉碎“四人帮”以后，《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潮的束缚，从而推动了党在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但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恐“商”症的巨大困扰。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主义的认识是扭曲的，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陷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断的抽象、教条的理解中，这种观念已是根深蒂固。我们从建国以后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简单地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就要求在理论上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分清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承认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巨大飞跃，人们逐步从谈“商”色变的极左思潮中摆脱出来。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要论断是党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发展，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强调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内容，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陪衬。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理论上对恐“商”症的破除，带来了实践中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非公有经济中的个体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但比重不大。1984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率达13.6%，非公有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2%。 1984年后，我国的非公有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到1991年底，各种非公有工业企业达63975个，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1.36%，社会商品零售额中，非公有经济占到20%。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余额119.77亿美元。
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破除恐“市”症
在破除了恐“商”症的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上，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而且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根据这种“内在统一体制”的要求，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明确了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轴心作用。
但是人们此时又面临着恐“市”症的巨大困惑，经济改革理论的探索在实践中也受到了极“左”僵化思潮的阻碍。长期以来，人们就一直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标志。因此1988年后，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下，市场取向的改革遭到了很多非议，甚至有人认为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市场取向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改变我国经济制度的性质”。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针对恐“市”症的一些论调，鲜明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就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确立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用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
党的十四大对恐“市”症的破除带动了经济的大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后，我国经济改革的步子加快，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民收入增长率达15.4%，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发展，私营经济发展较快，1992年到1993年形成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高潮，1992年私营企业户数达到139633户，比1991年增加29.4%；1993年则增至237919户，比1992年增加70.39%。
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破除恐“私”症
党的十四大以后，理论上对恐“市”症的破除，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快了经济发展。
但是，随着公有经济实现形式的探索和非公有经济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又遇到了恐“私”症的巨大困扰。长期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应该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性质，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优越，集体所有制比非公有经济性质的个体、私营经济更为优越。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公有制实现形式与社会制度属性联系起来。尤其是在非公制经济的认识上陷入了极大的误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面，谈“私”色变，主张对其加以限制甚至取缔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对所有制理论作了深入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实现了新的突破。在总结了历史上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使人们摆脱了恐“私”症的困扰。
关于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的认识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公有制经济的内涵，特别是提出要努力探索公有制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明确指明股份制“只是资本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作为一种融公私于一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区分其“公”“私”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破除了对股份制姓“公”姓“私”的质疑。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认识上，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从而消除了人们对“主体”、“主导”的种种不准确的理解，促进了体制创新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问题，十五大报告提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肯定了集体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纳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大家庭，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走出了非公有经济“拾遗补缺论”和“对立论”的认识框框，破除了长期以来因发展非公有经济而困扰人们的恐“私”症。
三次理论突破的基本启示
反思我国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经济改革理论也是渐进呈波浪式向前不断推进的，而三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则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质的飞跃，回顾这段经济改革理论的探索史，也带给我们许多极为有益的启示。
第一、每一次理论突破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是防止“左”。我们要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必须要使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体制有深刻与坚定的认识，认清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就需要不断在实践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上的新突破，特别是要牢记邓小平同志“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切实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稳妥而又积极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
第二、每一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突破，都带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都经受了实践的检验。1978年以来，通过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引入了市场机制，使经济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2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45倍，平均年增长9.8%，处于世界前列。 而每次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突破，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国民经济发展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呈现出波浪状的发展态势。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理论上的突破也不是一劳永逸。每次理论上的突破都解决了一定阶段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所有问题。要顺利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探索，大胆创新，克服极“左”思潮的束缚和制约，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断突破旧的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框框，摆脱错误的恐“资”症的影响，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顺利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