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就论文,谢国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谢国桢先生，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江苏常州，河南安阳人。1901年（农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时，父亲宦游在外，吃喝玩乐，全然不问家计，后来另娶侧室，更是不顾子女教育。而旧式大家庭中矛盾丛集，因此先生备受排挤，不仅生活较为清苦，并且无法进入正式学校接受教育，由祖母朱夫人抚养，仅读过几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书能文，是位爱好文史的家庭妇女，她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长恨歌》等，并给孙儿讲《史记》、《西游记》、《聊斋志异》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至可喜可谔之事”，先生“听之入神，虽更深人静，两目迷矇，催之再三，犹不肯入睡，必强要祖母明日再讲而后已。”（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可以说朱夫人是对先生童年时代影响最大的启蒙教师。
先生的祖父谢愃，嗜书成癖，插架甚丰。先生少年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等书供其翻阅。耳濡目染，先生遂对文史产生兴趣。
18岁时，先生离开安阳到天津南开中学求学，尔后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五四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并成为爱国团体“敬业乐群会”的会员。由于不谙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不久他转入北京汇文学校预科学习，毕业后连续三次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皆名落孙山。当时求学无门，又添妻小之累，家境拮据，先生颇有“望红楼而兴叹，临歧路而蹉跎”的伤感，（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忧愁悲恻，几至成疾，但先生并没有潦倒，在逆境中他不气馁，不自弃，好学之心挫而弥坚，一边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一边从桐城吴北江（闿生）先生学习诗古文辞，经过数年刻苦地努力，终于在1925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
（二）
考取清华研究院是先生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清华研究院人才荟萃，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饱学之士，皆执教其中，尽管衣食学费无着，先生仍以极大的毅力边读书，边教私馆，过着清苦的勤工俭学生活。由于长年的工作学习，先生已具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进入清华研究院后，先生追随诸导师，更是如鱼得水，勤奋学习，知识猛进。他受学术大师梁启超先生教诲尤多，得以钻研明清史事，并在读书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明季奴变考》。
《明季奴变考》是先生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而写的论文，他敏锐地指出：“奴变一事，是在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明季奴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统的事，这显然含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在内。”肯定了“奴变”是明季阶级斗争的一环。先生在文章中还分析了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认为除受元代蒙古族奴隶制度的影响外，还与经济发展有关，他说：“我以为社会上发生了奇异的状况，于社会经济的背境，有必要的关系。”文章最后还呼吁道：“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我们细心去研究，可以得到不少的收获。所以古代的风俗和社会的情状，常常在极小的地方可以发见，吾盼吾国的历史家在‘高文典册’的地方，固可以注意；但是社会上琐屑的地方何妨拿一点比较，和整理的方法，研究一下呢！”（注：谢国桢：《明季奴变考》，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82年中华书局版， 第234页。）文章草成后，曾请孟森先生斧正，但孟先生却认为此文接受外来思想，侈谈阶级斗争，颇不以为然。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先生在此文中所坚持的研究方法与观点，都是具有科学性的。后人在评论中指出，先生“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做了一个初步科学的规定。这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他是“国内较早”用阶级斗争眼光“去观察和研究被压迫阶级斗争历史的学者之一”；“这篇著作对后来的学者是有影响的。我们不太费力就可以找到后来的学者在研究同一历史问题时受谢老启发的痕迹”。（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 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
1926年，先生从清华研究院结业后，到天津“饮冰室”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继续研习文史，并兼任梁先生子女思达、思懿的家庭教师。
梁先生毫无大学问者的架子，和易近人，待学生如子侄，又好谈古论今，慷慨淋漓，汪洋恣肆。先生不仅每天与梁先生同桌用餐，而且茶余饭后，听梁任公纵谈治学经验和明末清初遗事，兴味盎然。师生问答，热烈融洽，每至夜阑更深，几忘疲倦。在梁先生的薰陶下，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和明清史愈来愈爱好，从此走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梁先生的教诲，使先生一直铭感在心，晚年他在回首往事时写道：“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注：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5期。）“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 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注：谢国桢：《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后记》，见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9页。）
（三）
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半年后，又由梁先生推荐，到北京图书馆供职，最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目录，后来就在梁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从事明清史研究。
北京图书馆藏书富甲海内，又依临琼岛北海，太液池畔，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雅；尤为难得的是，馆长徐森玉富有远见卓识，力排异议，延揽了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孙楷弟、谭其骧、张秀民等人才，放手让他们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在较自由的学术气氛中，各人恣阅群书，埋首研究，很快做出成绩。
“杂谈巷议昔人事，森森林影照莓苔。蛛网尘封虚岁月，重翻如见故人来。”（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先生笃于明清之际野史笔记的搜采与研究，浏览了馆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对这些尚不被社会利用的冷僻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乐此不疲。
先生还好与各地学者、藏书家相往还，砥砺学问，求学不倦。他认为学者跼居一隅，或互相不通信息，不与社会接触，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此，除阅读北图藏书外，先生还奔波于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图书馆，并且南至江浙，北至沈阳，甚至渡海赴日本寻访晚明史籍，仆仆风尘，奔走几及万里；“凡藏书之地，无不亟往求之。”（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6页。）数年间先生披阅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张元济、马廉等的藏书，又得见南京博物院、上海涵芬楼、杭州文澜阁、吴兴嘉业堂、平湖传朴堂、辽宁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等处所蓄晚明稗乘笔记、小说传奇、诗话宫词，他对公私庋藏详加考辨，剖析版本源流，论述史料价值，简介作者生平，辑成提要，附录序文、凡例，陆续写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终于完成了八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
明清之际的史料汗牛充栋，不下千家，但因许多书中记载满族发祥史、清兵入关后的残暴行径、南明抗清义举等，而触犯清廷的忌讳，被列为禁书，横加摧残破坏。清末文网渐开，虽然断简残篇时有披露，一些复壁深藏的缥缃奇秘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这些劫后幸存的史料散处海内外，难以纠集；或标目纷杂，令人莫测深浅，治明清史者于此不免有望而生畏之感。《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正好为学术界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难题。
这部煌煌巨制著录有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文献一千一百四十余种，未见书目六百二十余种，蔚为大观。“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知识。”（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中华书局版， 第1～9页。）故尔它一问世，就蜚声学林。朱希祖先生认为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页。）柳亚子先生则称诩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注：柳亚子：《怀旧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页。）
固然这部书难免有若干提要不够精确，个别书作者的生平，方志已有记载，而书中仍付阙如等疏漏，但是“如果没有谢老这部大书，治明末清初史者，面对茫茫书海，很可能将不知从何处下手，查找稗官野史中的史料，即使化了很大功夫，恐怕难免要挂一漏万，大走弯路的”。（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以后此书增补修订，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诚如王春瑜先生所说：“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的向导，然后才逐渐步入堂奥的；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捡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注：王春瑜：《秋夜话谢老》，见《学林漫录》第10辑，1985年中华书局版，第7页。）
《晚明史籍考》已经成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注：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年）》“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它的出版，是先生对明清史、目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样，书中所表现出先生朴实的学风，亦为他在研究明清史、目录学领域内的地位奠下了牢固的基础。
（四）
翌年，先生由胡适介绍赴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授课之余，他整辑旧稿，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一直是个纷纭复杂的问题。人言言殊，褒贬不一，但大多因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议论流于简单化。先生利用编撰《晚明史籍考》时所积累的大量感性认识，深刻地指出“党”是“士大夫阶级活动的运动”，“社”是“一般读书人活动的运动”；进而分析了社集由万历初以文会友的萌芽时代，一直发展到南明以后成为抗清的政治革命，从而高度赞扬一般读书人社集活动的进步意义，指出“明亡虽然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这样不仅澄清了把党、社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对明清之际一些正直的读书人、老百姓反对封建黑暗势力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品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书中钩玄发微，把明末清初社会腐败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即出现竞争和社集、存在着相对的言论自由，看成是“政治的进步”，这样就较全面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关系。
先生这部十五万言的专著，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仅“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还在于希图“唤起民族之精神”。（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页。）故尔全书非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 并且笔端充满着情感，文采飞扬。当叙述到儒雅之士变而为抗清豪杰时，字里行间洋溢着壮烈、激越之情；在分析社集名流惨遭镇压、失败亡命时，作者则为这些狷介之士的坎坷命运低徊三叹，不胜惆怅。因此有人以为此书文笔深受梁任公影响，富有感染力，无怪乎它一问世就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盛赞此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注：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题未定草（六至九）》，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434页。）并发出一番议论，来表达他对明清之际为正义而献身的“书呆子”、老百姓的无限同情。如果说《晚明史籍考》是先生研究明清史料学的代表作，那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则是先生研究明清政治史的代表作，这两部书都对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先生还对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史进行探索。他从研究文化名人着手，先后撰成《顾宁人先生学谱》、《黄黎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等，在这些书中，先生又从考察谱主的家庭、生平、师长、交游、弟子、著述等方面着手，进而分析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成就。这种把人物放到当时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既避免了无的放矢的泛泛空谈，又使研究更为深化，因此先生笔下的谱主给人以栩栩如生的立体感。
1934年，先生辞去教职到家乡河南编纂《河南通志》。不久，仍返回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除继续研究明清史外，他还留意两汉碑刻、石画拓片的收采与整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对清初东北满族的兴起日益发生兴趣。并溯源探流，寻求契丹、金源，以至汉代乌桓、鲜卑的事迹，撰成《记辽陵石刻及其关于时论辽陵之文字》、《东北史稿跋》等文，他还着手准备撰写一部《东北史略》，以寄托对沦陷于日寇铁蹄下东北河山的怀念情感，但是时局动荡，风云变幻，1937年爆发了“泸沟桥事变”，华北平原竟难以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先生的计划顿成泡影，他不禁有“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的感叹。后来先生亡命南下长沙，服务于西南联大图书馆。第二年北返，典守北京图书馆文献。以后一度应邀执教于北京大学。
（五）
1946年，经周扬同志介绍，先生通过解放区返乡省亲。一路上他观看儿童表演秧歌，听老乡介绍八路军抗日壮举，深为解放区的革命气氛所感动。在邯郸，先生又见到范文澜、杨秀峰等同志，更受到殷勤接待。范老虽与先生萍水相逢，却以赤诚相见，请先生为解放区教育事业献计献策，还为先生治好疾病，使他终生难忘。受范老委托，先生到上海为北方大学购置图书，后转交伍云甫同志运回解放区。以后先生滞留上海，给大中银行司笔札，间或为开明书店编写文稿，藉以谋生。他常与郑振铎、冯贞群等研讨学问，见到许多被爱国人士从日寇炮火中抢救出来的碑刻拓片与明清文献，尔后伏处小楼，撰成《汉代绘画考》、《清初东北流人考》，以对十年前未完成的研究工作做些弥补。
《清初东北流人考》是先生继《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后又一部较有影响的专著，也是先生信奉古人“读书有间”格言而结下的一个硕果。清初东北的流人，一直是湮没不彰而被忽视的问题。先生阅读大量的方志、诗文、发潜彰幽，对清初谪戍东北的文士张缙彦、吴兆骞、陈梦雷等的活动作了详尽的考察，撰成《清初东北流人考》。书中一方面揭露了清初统治者实行残酷思想统治的事实，另方面颂扬了流人们为开发东北学术文化、促进各族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全书史料翔实、文笔酣畅，言之有物，持之成理，从而填补了清史研究中关于东北流人问题的空白，使这渗透着深深的痛苦和悲哀、蓄蕴着壮烈而不屈的一幕历史不被忘却。
先生这种勇于开拓新领域的研究精神，和善于从被人们忽视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新问题的研究方法，受到范文澜先生的赞扬。范老读了《清初东北流人考》后，把这部书视作史学佳作的典范，并说：“这本小册子，能说明清初统治者所施行统治人民思想的政策，大兴文字狱的一个侧面。”（注：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清初东北流人考》，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1页。）
1948年，应云南大学之聘，先生赴昆明执教。不久，欣闻北平解放，他乃由昆明绕道北上，于1949年2月从镇江潜渡长江， 毅然投奔解放区，经范老介绍，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
（六）
“天安门上彩云飘，灿烂红旗气象饶。正是人民初建国，群呼万岁震云霄。”（注：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先生在华北大学学习时，适逢新中国成立，他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游行，心潮起伏，发笔吟咏，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这一年冬天，先生学习结业后，即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贡献力量。
先生是个大半生在旧社会中度过的知识分子，所受旧学影响较深，但他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学者。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先生力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去进行历史教学与研究。授课余暇，他对农民起义作了专门的研究，改变了过去把农民起义当作“流寇”、“土匪”的看法，先后写出《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与张献忠》等论文，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先生一向主张治史必须要掌握翔实的史料，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为了追随时代的前进潮流，他还从一些罕见的野史笔记中搜集资料，去粗取精，编辑成《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供同行们参考。
南明史的研究是先生课余的又一项科研题目。清末民初以来，文化人对南明史的研究曾是个热门，但很多研究是出于影射时局的政治目的，因而有失之偏颇或先入之见的弊端。并且随着时局的改观，人们对南明史研究的兴趣亦遽然淡漠，这种即兴而发的研究，往往是各取所需，缺乏学术的严肃性和科学的完整性，时过境迁，影响亦随之消失，所以虽然南明史的研究曾几度起落，却始终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关于南明史的学术专著问世。
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就从事南明史资料的搜采与研究，解放后安宁的社会环境给他带来了有利的著述条件，乃锐意写出一部能反映客观历史的南明史学术专著。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先生于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这部书主要论述和评介了南明弘光、鲁王、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的兴亡变迁，兼及荆襄巴东的农民起义、韩王政权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是一部较完整的明清变革政治史。书中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列主义原则，尽可能利用明清之际的文集、笔记、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向读者提供这段鼎革时期的客观历史，全书“简单平实，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东西，把棼如乱丝的抗清斗争历史，整理得有条不紊，做出完整的介绍”，（注：何龄修：《悼念谢国桢先生》，见《清史论丛》第5辑，1984 年中华书局版，第1～9页。）因而它“直至今天仍是研究南明史的值得称道的专著”。（注：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年）》“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
（七）
《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先生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先生对明清史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他认为要将明清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必须扩大研究领域，除政治、文化外，还应对明清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先生又认为，官修的正史有许多隐讳不可靠的地方，要广泛地考究明代社会经济情况，同样不能不注意野史笔记、私人诗文集、地方志乘，以及各项档案资料。调入历史所后先生在继续从事明清野史笔记研究的同时，开始搜辑野史笔记中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他先后发表专著《明清笔记谈丛》，和《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有关郑成功史乘辑录》等文，介绍各地稀见的明清史料，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并且完成六十五万字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的编辑工作。这部资料选编是从五百余种史籍中“披沙捡金”而得，它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工艺美木、科技发明、商品经济、工商业政策、阶级分化等方面，洋洋大观，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一部有用的参考书。在当时“假、大、空”学风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先生坚持从事艰辛的资料研究和整理工作，为同行提供资料线索，这种不求闻达、甘作“铺路石”的献身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以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在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出版。
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使许多文史工作者产生如临薄冰之感。先生倾力于史料研究，“述而不作”，也含有避免是非的因素。然而他对“假、大、空”学风不是不无忧虑的，他坚持认为：
研究历史事实，必须明了当时社会的背景，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融汇贯通于胸中，取得事物的内在联系，对于每一事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来，才能够“言之有效，持之成理”。不然的话，但凭个人的意见，不顾客观的事实，随心所欲地找几条材料来作佐证和充实自己的意见，那就会对某一个事实见首而不见尾，光见事物的片面或表面，而不见事物的本质和根源，那就好象见人而不见物，光见树木而不见树林了。（注：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自序》，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根深而叶茂，本固而枝荣。1963年先生在四川大学讲学时发表的论文《明末清初的学风》，就是反映先生治学旨趣的又一篇代表作。在这篇三万余言的论文中，先生以深厚的功力，旁征博引，纵横辩析，解剖了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社会背景，揭示了当时学者们在这场痛苦变革中复杂的思想情感，阐述各种学术形成的原因，指出学者们由空谈心性转而探索经世致用；由专习孔孟转而博通群经，旁及诸子百家；由藻饰诗文以争奇斗富，转而为潜心写史以总结沉痛的教训。这些深刻的转变，形成了一种风格豪迈、气节坚贞、博大精深和务实的学风，不仅在思想界、文学艺术与科技领域内得以表现，人才辈出，思想活跃，而且对海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先生还指出，明末清初的学风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东汉乡评清议、魏晋清谈、宋明理学相埒，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朵放出异彩的奇葩。
全文摆事实，讲道理，生动淋漓，朴实有力，与“假、大、空”者大相径庭，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先生暮年在选编自己的论文集时，因而录此文居首篇，并且亦以《明末清初的学风》作为论文集的书名。
（八）
“文革”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受尽凌辱，一度被发配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改造”，老伴亦含冤病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先生献身史学研究的决心，尽管当时先生所喜爱的明清史料大多被查封，但他别辟蹊径，利用《史记》、前后《汉书》、《文物》、《考古》等未被查封的书籍，继续从事学习与研究。受鲁迅先生关于利用汉画拓片来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编撰计划之启发，先生遂努力搜采汉代史料、考古新发现，结合自己过去对汉碑、汉画研究的心得，辛勤笔耕。
汉代与明清时期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先生对汉代的研究自然不如研究明清史得心应手，但他并不畏难，更不肯虚掷光阴。先生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总是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致于徒说空话”。（注：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言》，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从事的汉代社会生活研究充满了自信，坚韧不拔，从1972年开始， 经过两个冬春， 于1974年完成了十余万言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这部专著尽可能利用考古新成果、新史料，从城市、交通、居民成份、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科技、社会习俗、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多方面、广泛地概述了两汉社会生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写法和内容上具体而微，图文并茂。“文革”后先生又对此书修改增补，有考有述，更为翔实，出版后评论家称此书是从“新角度”研究秦汉史的专著，“由于具体而微，图文并茂，因此全书具体、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两汉社会，令人读了既有知识和历史感受，又有艺术感受”，该书“对两汉史和古代民俗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它为秦汉史领域如何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注：罗俊义：《具体而微，图文并茂》，见1986年7月7日《文汇报》，第3版。）
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一些“四人帮”的亲信企图利用先生的声望为他们的影射史学服务，遭到先生的拒绝，他决不做这种违心俯就的事。对于群众对他的保护，先生十分感动。种种共同的患难，使他与所内的同志关系更为融洽。他相信党，相信群众，不气馁，不悲观，忘情生死，对胜利充满了乐观，最后终于盼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庆日子，盼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心情舒畅的大好形势。
（九）
“文革”后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他雄心犹在，不辞劳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孟德这句千古名言成为先生晚年的座右铭。他不顾年迈体弱，一面亲自带研究生们奔走大江南北考察，为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洒下辛勤的汗水；一面抓紧时间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夕阳无限好，短短的几年内，先生发表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略论明代农民起义》、《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顾炎武与惊隐诗社》等数十篇论文与读史笔记。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一文中，先生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就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其特点是自发性，其弱点是所积累的财富不能用于再生产。因为在“抑商”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下，商人往往隐富不露，把金银窑藏起来以传代；或者炫耀挥霍，将财富用于建筑私家园林、购买文物图籍、畜养声伎等，附庸风雅，借以结交文人出身的官僚阶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挤入仕宦行列。所以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迟缓、曲折的，然而有些积累的财富，却对明代的文化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先生这些新观点，引起史学界的注目与首肯。
先生博览群书，熟谙版本，流传多寡，如数家珍。他还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到各地鉴定古籍，每见善本佳椠，辄随作笔记，叙述版本情况、史料价值，包括作者生平、有关佚闻，以及先生对此书的感受等，文字短小精悍，优美隽永，后来辑成二十万言的《江浙访书记》、《锦城访书记》等付梓。
先生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师大等处讲授史料学和明清史。后来又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多年访求史书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史料学的研究心得，整理成《史料学概论》，从供青年文史工作者参考。
先生博学多才，工诗，风格明快；擅长散文，情辞并茂。诗文收入《明港记事诗》、《瓜蒂集》。他兼善行楷，以潇洒秀丽见长。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到先生寓所求学问业、交流学术和借阅资料者络绎不绝，除国内同行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先生总是热情相待，毫无保留地满足对方的需要。他还计划去敦煌考察中西艺术交流的结晶，应邀准备赴美讲学，但因积劳成疾，无法如愿。
1982年夏，先生住院治疗。在首都医院病房里，他仍读书不辍，甚至还强支病体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当亲戚萧璋先生劝他静心养病时，先生沉思片刻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注：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文汇月刊》1983年第4期。 ）他恪遵先师的遗训，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9月4日，先生终因病情恶化，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二岁。
（十）
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达五十余年，他勤奋好学，锲而不舍，为后人留下十多部学术专著，数百篇论文、札记，以及数百万字的史料汇辑。其中不少成果，如《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等，都是有开创性的。
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明清之际阶级关系研究；二、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三、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四、南明史的研究；五、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六、汉碑、汉画和汉代社会生活的研究。
综观先生的治学成就，可以用“博”、“约”两字来概括他对明清史的研究，“博”就是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约”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明末清初，详细和全面地占有史料，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相与规律。先生说过：“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注：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5期。 ）这番话亦是先生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先生一生爱读书，也爱聚书，他的女儿谢纪青曾回忆道：“父亲一生衣着俭朴，非常随便，常自称为‘寒士布衣’。我作为他的独生女，从幼年到我十八岁离开家参加革命，父亲只为我做过三件比较讲究的新衣，还是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才做的。但是，买起书来，他又是无比慷慨，几十元、上百元也在所不惜，甚至为了买一本好书可以变卖衣物，包括母亲的首饰，实在如他自己所说，‘爱书成癖’。喜爱访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尚能走动的时候。”（注：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文汇月刊》1983年第4期。）
先生尤其嗜好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和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他取书斋名“瓜蒂庵”，并风趣地解释道：“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缣的东西，好比买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叫‘瓜蒂庵’，名副其实而已。”（注：谢国桢：《〈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见《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积数十年所得，先生所藏明清野史笔记、汉魏碑拓达数万册，其中不乏孤本、稿本，内容十分丰富。但他聚书不是为了聚财，而是为祖国文化事业服务。先生生前就决定将这些珍贵的文献捐献给国家，后来他的家属遵照先生的遗愿，把这些书悉数献给历史研究所，三万元奖金也捐给历史所作为明清史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