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历史学家论文,责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家无论自己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都担负着一份社会责任。这是因为历史学家是社会的精神生产者，总要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也就是他的历史著述。他提供的精神产品像其他一切精神产品一样，总要对人们的思想、精神产生影响；可能有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有消极的影响。这样，历史学家就有责任使自己的著述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避免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回避不了的社会责任。
那么，什么是历史著述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呢？概而言之，若能激励读者增长鉴往知来的科学认识，从而积极奋进去创造新的生活的作用，就是产生了积极影响；反之，就是产生了消极影响。
怎样才能激励读者增长鉴往知来的科学认识呢？那就必须是真正揭示了历史真相，从而多少揭示了历史规律的著述，才能在不同程度上激励读者增长鉴往知来的科学认识。因为要鉴往知来，就必须对历史上人物作为的成败原因或国家民族的兴衰原因做出一定的阐释，这样才能启迪后来人从先辈成败兴衰的前车之鉴中吸取真正的经验和教训，在创造新的历史过程中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但要真正揭示历史真相，从而多少揭示一些历史规律，就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就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向读者提供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纯实事的历史陈述”或“纯客观的历史真相”。根本用不着以什么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
历史著述中只有仅仅对史事的真伪正误进行考证，而不涉及任何因果解释的著述，可以看作是“纯实事的历史陈述”。可是那样的学问属于史料学，不属于历史学。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学著述，总要对各种历史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做出一定的判断，总要对历史人物作为的成败原因或国家民族的兴衰原因做出一定的阐释；而那些判断和阐释，就总是内涵着一定的历史观。而且，那历史观可能是合乎真理的，也可能是背离真理的。
所谓历史的真理就是对历史真相及其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常言道，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那杆“秤”就是他判断万事万物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及其因果关系的价值观。
判断现实社会万事万物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及其因果关系的价值观，投射到历史认识上，就成了判断历史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及其因果关系的历史观。因为现实本是历史的延伸，而历史就是现实的前身。
人们判断现实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及其因果关系的价值观，来源于现实生活体验的积淀。人们对现实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越大，他的价值观与实际的生活真理的吻合度越大；反之，吻合度就越小。也就是说，他心中那杆衡量是非善恶之“秤”的准确度的大小，取决于他经历的现实生活对他那杆“秤”的误差校正程度的大小。例如，凭着有限的生活体验，有的人相信人性善，有的人相信人性恶，显然都只看到了实际生活中的真相或真理的一个侧面。只有经历了更加深广、更加全面的生活体验，才会认识到人的品性的善或恶取决于他经历了什么样的实际生活历练，并随着实际生活历练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他在判断人性善恶方面的价值观就接近于真理了。也就是说，他心中衡量是非善恶那杆“秤”的准确度就比较大了。
人们的历史观也是这样。每个历史学家心中都有一杆衡量历史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及其因果关系的“秤”。这也就是历史学家的价值标准。那价值标准也是来源于他的现实生活体验，但已投射到历史的视野之中，成了衡量历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及其因果关系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与历史真相及其中的真理的吻合度的大小，取决于他对现实社会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的大小以及在此基础上投射的历史视野的深度和广度的大小。与历史真相及其中的真理相吻合的历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真相及其中的真理相背离的历史观，是非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是我们迄今所知的最具科学性的历史观。不幸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唯物史观曾经被粗暴地曲解和滥用，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认真清除对唯物史观的曲解，还它以科学的本来面目，让它的科学理性的光芒重新照亮幽深无比而又雾霭重重的历史深谷。
无数事实证明，一旦离开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指引，涉入那个幽深无比而又雾霭重重的历史深谷，就会陷入“找不到北”的困境。而且由此产出的历史作品很难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例如，在“文明史”的研究和撰述中，人们常常见到“海洋文明”、“大陆文明”这样一些用语，而且强调“海洋文明”大都具有“民主”特征，“大陆文明”大都具有“专制”特征。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地理环境来说，古希腊罗马位于地中海北岸，算是“海洋文明”，那生息于同一个地中海的东岸和南岸的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的文明以及中世纪阿拉伯人的文明，为什么就大大不同于希腊、罗马那样的“海洋文明”呢？西欧、西北欧因海洋环绕被称为“海洋文明”，那么南亚、东南亚、南部非洲、马达加斯加、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加勒比群岛和中南美洲，都是海洋环绕的，那些地方的本土文明为什么也大大不同于西欧、西北欧那种所谓的“海洋文明”呢？再说“民主”，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书文谈论它，但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外，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什么是“民主”，大都仅仅以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大会制度和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作为“民主”样板，视之为西方文明特有的“基因”，有的论者甚至把它称为西方文明特有的“魂”。令人费解的是，此类论者既强调它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基因”或“魂”，却又强调它具有“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别的民族面对着它似乎只有“行之者昌，拒之者亡”的命运。这样的论断，从历史和逻辑上显然都是说不通的。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同国家权力是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此做过精辟阐述。马克思指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他还指出：“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282页)。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民主”的本质及其在“国家制度”或“国家形式”中的表现严格区分开来的。从本质上说，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因为“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为了共同生活而“创造”出来的，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本质上应该是人民委托他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公仆”，但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而引起的脑体劳动的分工，使得脱离生产劳动专职履行公共职能的官员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人民的“公仆”就这样变成了主宰人民命运的“主人”。不过，“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2、523页)。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在牟取特权私利的同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充当“公仆”角色，去执行一些社会公共职能。那“公仆”角色就多少有几分“民主”实质的体现，只是在阶级社会里那点体现是很有限的。因此马克思说：“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也正因为此，马克思说：“在北美，财产等等，即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所以，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国家的内容都处在国家制度的这些形式的界限以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说使我们认识到，“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它在包括共和制和君主制在内的“一切国家形式”里都会有所体现，只是体现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这里的共同规律是“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页)，人们在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生存，就“创造”出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或国家形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在国家制度中发展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人民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总的趋势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也就是说，随着体力和脑力劳动大众物质和精神生产能力的增长，走上历史前台主宰历史命运的群众队伍必将越来越大。这就是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其真正的“普适价值”所在。
武断地把一些西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家形式或民主形式说成是具有“普适价值”的样板，从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而且，如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的那样，不顾国情的不同，生搬硬套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酿成多么悲惨的灾难。
再例如，人们力图从历史上寻求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立意可嘉。但是，如果缺乏科学的历史观指导，同样会陷入茫茫然而“找不到北”的困境。例如，某甲会说，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最早实行多党竞争、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由此兴盛起来。因此要兴盛就必须效法西方实行民主、法制。某乙起而反驳道，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如果国民素质不高，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法治，一搞就乱；只有抓好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才是兴盛之道。而某丙又会反驳说，如果没有经济支撑，哪里有钱发展教育，因此发展经济才是根本。某丁又会反驳说，如果科学技术不发达，经济怎能发展，所以发展科学技术才是根本。此时某甲又会反驳说，如果只是发展科学技术，不推进民主，就只会造成专家治国主义统治，本质上也是专制统治……诸如此类的论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力图从历史上找到某个“成功者”——而且几乎全都是西方的“成功者”——作为“典型”或“样板”，似乎效法那些“样板”就能成功。这令人想起邯郸学步的故事。好比一个穷人家，渴求脱贫致富之道，自以为是的智者就告诉他，只需效法富豪人家的做法就行了。可是历史和现实中都没有这样的成功事例。于是，最后就会出来一个某戊，以总结者的姿态说，诸位说的都对，但也都不全对。说对，因为民主、教育、经济、科技……都是好东西，都应该向人家学；说都不全对，是因为能否兴盛，不可能由某个单一的因素来决定，那是多种因素随机促成的。最后大家似乎都只能对此高论表示首肯。可是这样一来，还有没有一个决定国家民族兴衰的根本动因和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呢？如果没有那样的根本动因和规律，又怎能从历史中找到使人们得以鉴往知来的真理呢？那个戊先生就会毫不迟疑地说：什么根本动因啦，因果必然性规律啦，鉴往知来的真理啦，本来都是没有的。大家都只能跟着感觉走，至于结果如何，就只有碰运气了。
试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只能生产出甲、乙、丙、丁、戊的高论那样的精神产品，能够产生什么积极影响呢？
怎样才能摆脱迷雾的困境呢？唯有求助于唯物史观的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些困惑问题的答案早有提示。他们把人类发展的历史最终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归结为人们“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而唯物史观，说到底，本是一个“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第4卷，第258页)。这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程度最终取决于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发展程度。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广大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发展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最终决定着国家或文明的兴盛还是衰落。
可是，影响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自然条件的、环境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等等，都会对广大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或消极的阻碍作用，这里是不是就没有规律可循了呢？不是的。唯物史观讲的规律既不是机械论式的“定律”，也不是命定论式的“定数”，而是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如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得不到克服，促进生产发展的因素得不到增进，生产力就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反之，就必然能够顺利发展。这就是因果必然性规律。由此形成科学的观测标准，用以判断中外历史上的人物作为或典章制度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用以考察历史和现实中的文明或国家兴衰的原因，多半都不会错。例如，古希腊罗马国家由兴盛到衰落的轨迹，是随着自由农民经济由普遍繁荣到普遍破产而转化的——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后来，自由农民经济普遍破产，奴隶制盛行起来以后，希腊和罗马社会都陷入了冲突和动荡不已的深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后一个时期，劳动阶级的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发展生产力、创造新生活的积极性有一定的增长，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以后劳动阶级处境日益恶化，到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冲突，引爆了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争得的权利日渐增多，促进了马克思说的那种资本主义“自我扬弃”因素的增长，从而推动了生产力在新的条件下有所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并未就此消除，劳动阶级并未得到根本的解放，由此决定了那里的发展始终是步履维艰、蹒跚而行的。再看中国，在上古中古大多数时候，特别是汉唐盛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那也是农民阶级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时期。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大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他的一部名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他精心求得的历史统计资料，绘制了一幅图表，展示了公元400年至1998年中国与西欧人均GDP增长变化的轨迹。它鲜明地显示出，中国人均GDP直到13世纪末以前都高于西欧，由领先到落后于西欧的转折点发生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也就是宋元之际。从那时起，中国的人均GDP明显地从有所上升转向了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停滞，最后陷入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大幅度下降，陷入落后的深渊，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开始扭转乾坤，明显地走上了高速回升的历程(见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0页)。其中的根本原因，显然是“革命解放生产力”这个因果必然性规律起了作用。
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从历史上揭示了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和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就必定能够启迪人们增长鉴往知来的科学认识，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标准，去判断我们本国和外国的历史遗产和现行的典章制度中，哪些应该继承、吸取或借鉴，哪些应该摒弃、抵制或改造，这就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汇聚成巨大的合力，去创造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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