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毁了大宋帝国？——《月沉西子湖——大宋帝国的衰亡》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大宋论文,毁了论文,西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赵益先生继《大唐帝国的衰亡》之后又推出的另一部力作——《大宋帝国的衰亡》。直到此书面世，我才以旁观者而非责任编辑的眼光更加清楚地发现它的魅力所在：它是由一位具有思想和睿智的学者完成的。作者详述大宋衰亡的病因，以此启迪广大读者的历史意识和智慧，发人深思。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王朝像大宋帝国那样，从一开始就弥漫着衰败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和失望，很难让人形成振奋激越的感觉。这也许是学人甚少治宋史的原因之一。
此书首先从几个比较浅显的方面展示了大宋王朝衰亡的外在病因。
第一是定都的地理位置。帝国的京都东京汴梁虽然物华繁盛，但却是无险可恃之地。一旦有虞，銮舆播迁，就会政令不行，从而动摇宗庙社稷。
第二是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都是些不加训练、充当劳役的厢兵。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但作者一针见血地认为：太祖收兵权的初衷并非以天下的安危为目标，而为了巩固赵氏一家的天下。
第三是宋朝庞大复杂、缺乏实效的政治结构。作者由表及里，触摸到了比地势、军事更重要的政治因素。宋朝建国之初就吸收唐亡教训，重文治，讲究仁德怀远，由此而来的是重文臣，限武将，削弱藩镇。但养士需要优厚的俸禄和政治上的特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大批的冗官。在这种制度下，官署机构叠床架屋，庸碌无事之徒如过江之鲫，沉重的政治结构难以承担起帝国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责任。
但作者的分析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粗浅水平上，而是用了大约一大半的篇幅从宋人的心底里，挖掘出大宋帝国衰亡的内在病因，向世人展示了宋人的无奈、无能、无聊乃至无所事事的心态轨迹：军事上从战而不利到丧失信心到一味求和；政治上从锐意改革到不思进取到意气用事，最终堕落到党同伐异，私欲横行；心态上从宽厚仁爱到自甘平庸到寡廉鲜耻。但其核心是对政治上内哄争斗不断高涨的热情和对军事上抗击外侮不断增长的怯懦。这种内战内行的快意恩仇和外战外行的媚外苟且，构成了大宋衰亡的心史。作者曾对我说他写的是一部大宋人的心史，我想大概首先应出于此。
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之辈，也非藩镇割据，实乃牛李党争。这种悲剧不幸也在大宋重演。作者首先展示了由范仲淹和吕夷简开启的党争，然后又着重展示了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后引起的更为残酷，同时又更为纷繁复杂的宫廷派系争斗。这种争斗并非简单地发生于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保守派和改革派内部。在这里，作者表现出非常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对世态人情的把握：改革派中有宵小，保守派中也有正人君子；操守正者也有致命弱点，如王安石的固执褊狭，操守劣者也不乏成熟的政治手腕，如善于审时度势的吕惠卿。没有哪一派是清一色的，没有哪一个人拥有绝对而单纯的善恶。这种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人情的复杂性，作者不是用一般的理念来说明的，而是从一件件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同时，作者常常穿插一些对历史事件的深刻点评以及对历史人物深层动机的洞察，从而使本书更具历史的凝重感，从而使读者时时感到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作者认为明显的党争可以仁宗朝为开端，以吕夷简和范仲淹两派的争斗为核心。但结果是前者晚年不惜补过，后者磊磊自咎，以和解告终。这表明当时“帝国的政治尚未腐朽昏聩，朝臣的心态尚未变异，为臣之道尚未丢尽”。
二度党争以仁宗朝庆历四年为始，以反对范仲淹改革为目标。作者对纷繁杂陈的派系的分类颇有独到之处：第一是保守派，这派人士习惯于端庄持重，甘于自守，坐而论道，不务实事，“借批评他人以表明自我没有推御责任。这些人平时自诩正色不阿，鄙斥浮名，可一旦有人奋发突进，他们就无法泰然处之，群起而攻之”。他们或出于守陈求稳，或出于难以排遣的嫉妒。但表面上都不失操守和做人为臣之道。这种分析不能不说是鞭辟入里。另一派则是德行等而下之的人，他们也打着正人君子的幌子，借着保守的势力，趁机干着争名夺利、诬谄攻讦的下流之事。改革派内部亦复如此。由于对改革内容、方法、手段的认识和实施有差异，彼此也免不了闹意见，加上一些人借改革谋取私利，追逐权力，最终也发展到内部权力倾轧，反目为仇。加之各类政系、学派穿梭其间，党争变得更加令人捉摸不定，难以琢磨。不过作者的这种分类以及详尽的叙述却使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坛纷争明晰可见。
王安石变法最初受到的抨击还能让人接受。它一方面反映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以礼义治国优于以贫富之术治国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阶层大部分人害怕生事、唯恐世变的惰性以及只会呜呼哀哉、杞人忧天的心态。作者的这种评析可谓入木三分。当时改革派王安石和保守派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保持着君子风度。反而是改革派内部为争夺实权祸起萧墙，王安石和改革派二号人物吕惠卿翻了脸，首先断送了改革的大业。到了神宗去世，哲宗登基，宣仁太皇太后这位“女中尧舜”元祐年间垂帘听政之际，对变法的否定就显得变态起来。其代表人物司马光一反过去持正谨慎的面目，变得狂狷冲动，峻急严厉，从此帝国的党争拉开了血腥的一幕，士风也从此真正颓败不振。
与党争之烈相比，帝国的对外争斗就显得无力可怜了。太宗两次与辽开战，但都以优势而落败，表现了大宋心理的不成熟和纪律的松弛，但这一切都和大宋的政治懈怠一样，得到了天子的宽宥。太祖、太宗也希望能像大唐那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威屈人。但大宋并不具有以威屈人的实力。它与北方民族的和解是一种无奈和苟且。真宗朝著名的“澶渊之盟”表面上看是中国的仁厚大度的表现，实际上大宋君臣的心里早已形成排遣不掉的恐北情结，只要与北方讨个“和”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最初的“和”字还蕴含着强咽的痛楚，但到后来只剩下麻木不仁和寡廉鲜耻了。
至于整个南宋的历史，一开始就被不惜一切苟且偷安的高宗和不惜一切逢迎圣上的秦桧定下了基调。作者在叙述南宋整段历史中涉及到两件事，读后令人颇为感慨。第一件是1139年金人南下，为了求和，枉杀岳飞。作者认为这出丑剧并非秦桧一人能导演，如果没有天子的默许，群臣的默然，秦桧要杀掉这位朝廷重臣绝非易事。那么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呢？前者看来一目了然，怕功高盖主，危及皇位，而后者的动机就微妙得多。士大夫可以为天子的无端受辱而不顾性命，为自己的忠而不察而抗言直疏，却没有一个为精忠报国的岳飞说句公道话。在这种官员互为嫉妒的悲哀心态下，大宋怎能不亡？这里对士大夫阶层心态的刻画非常人所能及。
第二件是宋廷南移后，南方愈发富庶，形成了国势弱而生活晏然的情境。荒谬的历史似乎形成了一种正面效应。作者认为不然：“高宗和秦桧把天下的正气销蚀殆尽，朝间风气日渐轻薄，士大夫们随事俯仰，共乐晏然。忠诚之士贬逐一尽，所存者均是些沽名钓誉之辈、柔佞奸巧之徒。”政坛之风颓靡至此，这种悲哀绝非可用国家一时的富庶来抵销。加之美丽温柔的临安城以她温暖的怀抱，融化了无数伤心人的痛苦，销了壮士的剑锋，雌了猛士的阳气。偏安求和带来了南方的繁荣，但“世事的合理与否绝不可用一时结果来下判断，更不能用它来代替是非标准”。作者在这里的感概是多么的深切、沉重！对价值、理念的信仰又是多么的执著！称斤论两的实利已经取代了惩恶扬善的信念，这就是宋人衰败无救的心态。确实，一旦物质替代了精神，人们不再需要精神，甚至鄙视精神的时候，最大的历史悲剧——“哀大莫于心死”也就上演了。重义轻利固然迂腐，但轻义重利，甚至只求蝇头之利只能亡国。就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与秦桧相类的奸臣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之流恣意妄为、浑浑噩噩地把持朝政数十年，大宋的岁月不知不觉地蹉跎而去。
本书不能不让人深切地感到：比宋朝被外族侵侮、掠夺的历史更令人痛心的，乃是君臣灵魂日趋对外胆怯，不惜一切求安；对内日趋凶残，不惜一切求利的历史。在这一心史中，同仇敌忾之气愈发淡漠，兄弟阋墙之争愈发炽烈。以致奸臣韩侂胄的头颅也为了讨个“和字”被另一奸臣史弥远砍下献于金人，至此大宋的所有正义感和原则力量被践踏一尽。国未亡，宋人之心早已消亡。
《大宋帝国的衰亡》一书可以说是把这个大帝国数百年的心史再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了作者对历史整体把握的水平；同时，对历史事件的评判和对人情毫末的把握，又体现了作者不失思想家的深度；最后，本书的语言也十分优美，长句子在一般人的手里往往会弄巧成拙，但作者却能将它转化成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语言，意味绵绵，充满诗意和美感，显示出丰厚的语言功力。作者在历史真实事件的花岗岩上融入了深邃的智慧、分明的道德评判和激荡的诗情，使宋史这一段不太引人注目的历史，显露在人类理性审视的光线之下，使这块历史的花岗岩更具坚硬的力度和晶莹的光泽。我个人认为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国人传统的心态以及我们这个泱泱礼仪之邦的所有缺陷，宋史不能回避，此书不可不读。
（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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