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世纪中西美学对话的总体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美学论文,中西论文,框架论文,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5-0076-03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内，中西美学各自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彼此在相互交流与借鉴上出现了很大落差。这就是中国学者向西方美学借鉴的多，而西方学者向中国美学借鉴的少；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美学经典大都十分熟悉，而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的典籍大多十分陌生，甚或一无所知。为了美学在新世纪的繁荣，中西美学家应该携手改变这一局面。为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共同寻找和建构中西美学的总体性对话框架。
那么，这一总体对话框架是什么呢？我认为它至少应由下列三部分来组成。
一、在审美意识母结构层面上的对话
我在《中华美学史》中曾经指出一个有趣而且成为鲜明对比的事实：中华人在其生命形态和文化形态早期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太极说”，西方人在其生命形态和文化形态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伊甸说”。“太极说”即“易”创世说，它用哲学语言高度概括了宇宙人类的生成与发展，即”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阴阳之最生男女；“伊甸说”即“上帝”创世说，它用艺术的语言描述了人类的由来与命运，即上帝造亚当，亚当用自己的一根肋骨生夏娃。我们认为，正是“太极说”与“伊甸说”分别构成了中西文化和审美意识的“母结构”，即源头性总体构架。”太极说”实乃哲学层面上的天、地、人互动互生的动力构架，“伊甸说”则是神学层面上的上帝设定的众生框架。前者是一个哲学的“合命题”，即天、地、人互生互大；后者是一个神学、也是一个哲学的“反命题”，即上帝单向度创造宇宙人类与人类单向度被创生，同时人又为万物的主宰，人类是宇宙万物中惟一的一个中心“主体”。不仅如此，“伊甸说”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即上帝规定同生命树长在一起的那棵知识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上帝的意志和反上帝的意志是两个反命题。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了“知识”禁果以后，就开始了也注定西方整个文明包括哲学与美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要走一连串“反命题”的历程，也决定其一直要走一种单向度的知识理性主义的路线，直到后现代派想力挽狂澜，从根本上变革其偏颇的哲学构架，然而却又单向度地举起反理性主义的单色旗，始终未能将“知识”与“生命”统一于一个合命题的哲学构架之中。
具体来说，在思维方式上，中华人重整合，又重悟性；西方人重分析，又重实证。在对自然的认识上，西方民族重万物的物性，中华人重万物的灵性。在对人自身的态度上，西方人重人的肉体与灵魂的相悖性，中华人重人的身与心的协调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性，中华人强调人对自然的亲和性。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人强调人的个性张扬，中华人强调人的人格修养。在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西方人是纯宗教的，中华人是宗教式的。由于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上的这些主要差异，中西方就各自生成和发展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形态和不同范畴体系的美学思想。
俗话说：“有其源才有其流。”中西双方通过上述层面上的对话，大家就会一方面看到人类审美意识的同根性，这就是中西方都重视生命的超越性与回归性，即既超越于生命的“三位一体”性，又回归于生命的“三位一体”性；另一方面又看到彼此间的差异性，这就是各自对“三位一体”的诠释与态度不同，即中华先人强调个体与天、地、人“三才”之间的互动共生性，西方先人强调个体与圣父、圣子、圣灵“三圣”之间的分离罪性。有了这种比较，就容易从根基上和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西美学各自的特质，而不至于陷入范畴隔膜，不得要领。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古代希腊民族是一个“天真的儿童”，古代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这种“天真”与“早熟”的特征，恰好体现在两大民族审美意识的“母结构”上。无论是一种“天真”的审美母结构，还是一种“早熟”的审美母结构，都是人类先人智慧和情思的宝贵结晶，从而共同拉开了人类审美活动和美学思想的丰富多彩的动人序幕。
二、在自我或人格三元结构层面上的对话
我们知道，“自我问题框架”一直是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第一问题框架”。最早表述这一框架的是柏拉图关于人类自我的理性、欲望和精神三元结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与犹太基督文化相交汇，进而明确为人类自我或人格的理性、激情和意志三元结构。从西方哲学“母体”角度来说，这种三元结构仍然不是一种合命题，而是由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激情、激情与意志相对立而构成的“反命题”。这一反命题哲学框架，不仅困扰了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们，也困惑着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艺术家们，例如大文豪歌德的《浮士德》，就典型地描写了人的灵魂与肉体的苦苦纠缠。直到今天，如何整合现代人的自我分裂和建构日常生活中健全的人格，仍是西方当代美学和文化艺术亟需集中解决的“第一框架”问题。
对于人类自我或曰人格问题框架，在古代中国孔子最先给予了明确的表述。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中“知之”、“好之”和“乐之”三元结构，相当于西方自我即人格论中的“理性”、“激情”和“意志”三元结构，但它分明不是一种”反命题”，而是一种“合命题”。在孔子看来，知之的求真活动、好之的求善活动和乐之的求美活动，三者是一种辩证递进的关系，只有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使人的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进入理想的境界。庄子也这样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名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番话，几乎将理性（成理）、情感（大美）和意志（明法）三元结构进行了完美的统一。又如孟子所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渭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里说的是一个理想的人格应该具备的六个层面上的品格：其一“善”，其二“信”，此二者为实用和道德伦理上的要求；其三“美”，其四“大”，此二者为心灵美和行为美层面上的要求；其五“圣”，其六“神”，此二者标志着已脱离一般的知识、理性、技术等层面而进入了一种出神入化的美学境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华美学中的自我人格三元结构“合命题”思想，源于伏羲“易”创世说。正如《系辞传》所阐释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中的“观天“、“观地”、“观人”，不仅是伏羲八卦的由来，而且本身就是一种通观天地人的全方位的、立体的大审美观。这种大审美观，实现了审美本体论与审美方法论的高度辩证统一，成为一种大观照、大智慧、大运作的精神实践活动。反观整个西方哲学包括美学，虽经数世纪的苦苦探索，至今仍未能真正走出理性何以规定经验、经验何以掌握整体的两难境地，而且面临着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严重冲突。而《易经》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美学的角度看，都是既有“体”而又无定体、既有”方”而有无定方，恰好为解决当代西方哲学、美学难题提供了一个上乘的答案。众所周知，近现代西方美学关于审美的著名见解是“无功利说”、“直觉说”、“移情说”种种，多局限于从单一的心理层面上界定或规范审美活动。审美观念上的知情意三者关系的割裂，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本体论与方法论上的二元主张，正反映了也加剧了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科技与艺术、理性与情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与日俱增的矛盾。这也给中华通观天地人的大审美观的更新与拓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例如中华美学体系中的道与技、技与艺等问题，在新形势下就应该受到格外的重视。人们会高兴地发现，在《易》之”结构思考”和美学思维中，在天地人的大观照、大运作中，天地人之道与高科技、高科技与艺术审美，是可以求得动态协和的。
三、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美学走向亲和层面上的对话
进入新世纪，中西美学在这个层面上的对话最为重要。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在一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改写着人类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范式上将重塑人类自我。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中西美学对话的意义，就远不止于双方的交流与融通，更在于顺应和迎接扑面而来的人类文明的大变革。事实上，新旧千年之交，世界美学正在走向综合与亲和。
首先，当今世界美学走向综合与亲和，根植于当代人类文明正在走向综合与亲和。回首人类文明发展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程，大体可将公元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海上新航线的开辟作为分水岭。此前，各地人类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某种科技的、文艺的和哲学的变革，推动着本地区、本民族、本社群的自我发展和文明发展。此后，由于全球性地学观念的产生与世界性市场开始出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和自我成长的科技、艺术和哲学三大动力革命都先后进入了空前活跃和相互激荡的阶段，相应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整体而论驶入了全球化发展的快车道。由于种种历史的条件和机缘，欧洲率先发生了文艺、科技和哲学等方面的变革，从而创造了辉煌的西方现代文明。但这一文明模式的最大特征，是物质产品总体上的空前丰富和人们精神上的空前迷茫。于是，自上世纪20年代起，西方学者对此种文明模式开始进行全面反思，包括哲学和美学的反思。特别是到了上世纪末，历史的终结（福山）、人的终结（福柯）、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和哲学终结（德里达）等终结论同时出场。虽然这些话语各自诉说的语境并不相同，但在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范式、寻找人类文明新范式的意向上都是一致的。
其次，当今世界美学走向综合与亲和，更是美学自身解惑与发展的逻辑与需要。我曾在《中国当代美学》一书中指出：当代美学的困惑实质乃是当代人类的困惑，两者的困惑都只有通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综合与亲和才能解决。这种综合，包括美学自身的综合、人类自身的综合和“美学——人类”统一的综合。作为这种综合的结果，在理论上，就宏观而言，将是人类生态学美学或战略美学的诞生；就微观而言，将是人类人格学美学或主体性美学的诞生。而在实践上，将是新人或新的人类的诞生。
所谓美学自身的综合，包涵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传统美学与现当代美学、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价值论与生存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基础理论美学与应用美学等的综合。所谓人类自身的综合，就是人类带着历史的积淀和全部的丰富性，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性的复归和重建。而要实现美学自身的综合，就必须根植于人类自身的综合；要实现人类自身的综合，就必须借助于美学自身的综合。人类自身的综合是美学自身综合的现实依据，美学自身的综合是人类自身综合的理论基础，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动力的。
我们认为，世界美学与人类自我、人类文明一同走向综合与亲和，其“第一问题框架”就是实现美学自身范式的大转型，其核心是实现人类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识的变革，即实现人类从“适者生存”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识向“美者优存”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但以“适”求“生”，只是人类的低层次生物特性，是人与动物的共性；而真正驱动人类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规律，则是基于“适者生存”的“美者优存”。因为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劳作、起居、饮食、生育、交往、言语、衣饰、环境等等，总是始于求其“适”，进而求其“美”；总是低则求“生存”，高则求“优存”。这就是说，人类的生命形态在本性上趋向寻找某种文化的形态和审美的形态，而且只有当它取得某种文化的形态和审美形态的时候，人之为人的生命活动才真正开始。因此，“适者生存，美者优存”——这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才是人类生命活动及其形态包括审美实践活动不断演化递升的根本规律。
据此，走向综合、亲和的世界美学，将着重考察和揭示美的规律包括审美结构、审美机制、审美选择等在人类自我与人类文明整个生成优化过程中所起的全局性作用，将深入研究审美思维、审美操作、审美疏导、审美决策等重大理论问题，以指导和提升人类的各项审美实践活动，从而促进人类生存质量与生命境界的全面提高。
收稿日期：20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