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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729（2000）02—0001—04
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主义学派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其代表人物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在对科学的本质及其增长的历史分析中得出了科学及其发展是非理性的结论，这无疑是对传统的科学观念的重大冲击，并且引发了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理性和非理性问题的一场具有广泛而深刻意义的论战。科学是否合乎理性以及合理性标准问题已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牵涉到科学基础、科学推理的根据、科学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因素等问题的解决。后科学主义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问题。本文旨在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分析中，具体分析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本性和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期说明科学是这两种因素的有机融合。
一、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及其脆弱性
科学在近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表现在人类认识的众多领域。牛顿力学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不论是天体运行，还是地面上的一切机械运动，都统摄在它的管辖之内，它对海王星的存在和哈雷彗星周期的准确预测，向人们喻示科学有着无限广大的认识能力。生物学、电磁学、热力学、化学等各门学科也相继发展。近代以来的科学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认识成果，增加了人们认识自然的信心。
同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并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科学的长足进步和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使得科学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理想模式。首先，它是一种与客观性相一致的，因而是真理性的知识，它揭示了自然的规律，并对自然现象提供解释和说明。其次，科学应是精确的和具有确定性的认识。科学说明至少是必然性的和定量化的，对任一自然状态和过程都可以做到尽可能精确的描述。再次，各门科学知识构造出严密的演绎系统，这个知识系统既是全面的，又是无矛盾性的。最后，由于科学具有上述特点，因而它已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和社会规范，科学已逐渐地成为理性的代名词。
“理性”一词在哲学史上广泛使用，并被赋予多重含义，本文所指的理性是与非理性对立而不是与经验等对立的概念，而理性主义也是指与非理性主义对立的派别。理性已被理解为：（1 ）知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2）认识过程合乎逻辑的规律性。（3）认识能力的广泛性和不可穷尽性。科学在近代的巨大成就及其所形成的理想模式表明科学是理性的。于是，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逐渐形成，科学成为理性的典范，科学是理性的，而理性也就是科学的，科学和理性达到了统一。
这种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在解释科学合理性时有以下特点，也正是由于下述特点，使它不可能真正解决合理性问题。（1 ）否认有发现的逻辑。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这两者在18世纪以前被认为是统一不可分离的，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与经验观察越来越远的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人们认为假说、理论的提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理性程序，惠威尔和孔德等人均只承认有证明的逻辑或辩护的逻辑而不承认存在着发现的逻辑问题。惠威尔就说过：“科学发现必须依赖某些有运气的思维，我们并不能追溯它的起源，某些智力的荣幸投射是超越一切规则的，不存在必然导向发现的格言。”（注：库恩.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31.）否认发现的逻辑，也就是否认科学发现的合理性，这与它们的科学合理性是相矛盾的。（2）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只注重对元科学术语的分析解释， 这样就完全排斥了形而上学、道德、宗教、心理等因素在科学中的实际作用。例如，它以科学发现没有逻辑为理由，认为科学发现应属于心理学和历史的范围，不属于认识论研究的范围。可见，科学合理性只不过是理性主义传统的预设前提。（3 ）这种预设前提表明科学合理性观点是：科学是从纯粹事实材料中的观察，经由必然的逻辑推理而获得的，这种观察和理论对立的解释，遭到了随后的科学哲学家的普遍反对。现在一般认为，观察渗透理论，观察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和作用下的，因而是中性的。这一观点对传统的科学合理性构成极大的威胁。（4 ）这种传统在对科学的逻辑结构静态分析中，忽视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科学合理性及其标准的完整理解应被置入一个永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因而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可能真正地解释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是理性的这一观念只是作为一种预设而被他们所坚持。
科学在本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理想模式，而且理性及其标准也产生了较大变化，科学合理性问题已不是人们想当然就能解决的，它日渐成为科学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引起了几乎所有科学哲学家的广泛思考，科学合理性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和成熟。
二、历史主义学派中的非理性主义解释
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拒斥科学发现的研究，似乎这样也就排斥了非理性因素（直觉、顿悟等）在科学中的作用，坚持了科学合理性的观点。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合理性，但他的理性主义并没有排斥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作用。波普尔认为科学发现不要求也不接受逻辑的分析，但他明确强调了科学的发现是，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因素作用的过程，他指出“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Bergson 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注：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6.）但波普尔极力倡导的创造性思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同时包含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并达到了一种自觉的结合。而且在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中，由于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以获得一个真的理论、占有真理而满足，因此，评价和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为了使知识成长和进步。而在波普尔看来，知识成长和科学进步的主要机制是批判，这既是经验对理论的批评，又是互相竞争的理论之间的批评，批判是波普尔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于是科学的辩护和选择是合乎理性的过程。批判似乎与理性具有同等的内容，然而，理性在这里已失去了纯粹的意义。批判作为科学发展的主要机制在于否定。否定是建立在科学是可错的观念的基础上的。科学在不断否证的过程中发展。这样，一方面科学活动，至少在科学发现阶段存在着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科学发现在于对科学知识的证伪，因而科学世界的图景原则上是错误的，只能是对真理的逼近，这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图景的认识截然两样。但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真理是科学的目的，科学因被证伪而获得了发展，获得了进步，科学是在向真理进步，科学知识的增长是合乎理性的。因而在波普尔的“批判”的概念中，虽然他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但已见关于科学的非理性主义的端倪。然而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随后的发展中，曾一度出现了影响较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
作为库恩的科学史解释的基础是他的“范式”概念。“范式”一词包括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其中有或以某种方式含有定律、理论、模式、标准、（理论的和工具的）方法、模糊的直觉、明显的或暗含的形而上学信念（或偏见）等。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库恩曾明确地表明“（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我不相信还能找到其它的答案。”“无论科学进步是什么，我们都必须通过考察科学团体的性质来说明它。看这个团体重视什么，容忍什么，鄙弃什么。这种立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72.）科学共同体认为是合理的、科学的，就是合理的、科学的， 除此之外没有答案可寻。因而，就是出现了偏见，这些偏见也是与科学不可分割的，并且实际上还是主要的方面。可见库恩的观点是一种否认科学合理性的观点。
费耶阿本德则更为强烈地表述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观点。他从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进而反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他认为在实际的科学史上没有一条认识论或方法论规则是不曾被违反的，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有道理，多么有根据，因而他的结论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切环境和一切阶段能够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在他看来，科学方法论的标准从古到今都在不断改变着，这种科学标准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科学的，而是服从研究实践的，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标准。由此，费耶阿本德由科学标准的历史观点走向相对主义。
从相对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很容易的。费耶阿本德一方面把科学说成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又鼓吹非理性的东西，而且他喊出了“克服科学沙文主义”的口号，要求科学与宗教一样同政府分离，要求巫术、神话、宗教在学校中获得与科学一样平等的地位。他说，科学比方法论所设想的更“无条件”、更“非理性”。企图使科学更“理性”、更精确，就会排除科学。“无条件”、“混乱”或“机会主义”对科学理论发展所起的作用比方法论规律更重要。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正因为有偏见、怪想、激情这些东西，形成今日科学基础的东西才能存在。
三、新历史主义学派中的理性主义解释
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从本世纪70年代始，在科学哲学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于是科学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以瓦托夫斯基和劳丹为代表坚持科学合理性的科学哲学家，形成了新历史主义学派中的理性主义思潮。
瓦托夫斯基坚持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并持有非实证主义的理性观念，即认为理性是历史地可变的，要求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形成较深刻的理解，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理性，理性按其本性是非纯粹的。他分析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理性模型的形成和演变。17世纪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模型，即认为自然界本身具有数学结构，而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发现这种数学结构而实现的，逐渐地这种方式就变成了科学的理性模型，当它被进一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时，数学的理性形式终于成为普适的理性形式。
瓦托夫斯基指出：这种科学理性的变化不仅是在科学内和科学思想史内的一种变化，而且也是跟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一种变化。同时理性形式虽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在理性的历史中有着被保存的以及不断增加着的核心因素，否则会陷入相对主义。另外，他提出用科学判断的概念来代替以往惯用的科学说明的概念，从理性的历史演变，即通过适当地修改传统的理性标准，获得对科学发现的理性作出启发性的说明。这种科学能使人们理解创造性思维，克服了科学说明概念在面对科学发现存在一些非推理的直觉和想象的因素时，解释合理性问题的困难。于是，用新的理性标准，先前认为科学发现“没有理论”的理论是假的，是错误的。（注：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217—225.）
劳丹提出了一种解决科学理性的新战略，即建立新的科学理性模型。他认为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进步性密切相关，科学并不是因为合理性才表现出进步性，而是因为具有进步性才体现出合理性。科学的理性就在于他的进步性，就在于作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注：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76.）而科学的进步性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增加。因而，科学合理性实际上是与解决问题的效力密切相关，而科学的目的和实际情况就在于解决问题，在于获得具有较高的解决问题的效力的理论。所以，劳丹坚持和发展了科学合理性的观点，并把历史主义学派中的理性主义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四、科学：作为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创造性的理性活动，理性化是它的根本特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科学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3.）瓦托夫斯基也说“我们可以最广义的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科学作为一项人类活动已经贡献出了一个理性的和自由活动的模型，并且是把它作为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而加以显现。”（注：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549—551.）坚持理性主义观点的科学哲学家为了说明科学合理性，仔细研究了合理性及其标准，劳丹用科学进步作为合理性标准，瓦托夫斯基用科学判断作为合理性标准，并从科学史的事实出发，坚持认为科学是合理性的。然而理性主义者的一个误区在于理性标准的预设主义前提，这种前提就是科学应该是理性的。为了辩护科学的合理性观点，设置一种科学所能满足的理性标准，以作为科学合理性的根据。然而这种标准的预设，多少又带有情感的成份，即人们对科学的感情，科学导致如此大的社会进步、人类发展和认识能力的提高，那么人们就应该相信科学是理性的，如劳丹用科学进步观说明科学合理性。
反过来历史主义学派中的非理性主义，却从科学史的考证中，得出科学是非理性的结论，且其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不能视而不见。库恩就说过：“全部的真相是痛苦的。科学不再是人类进步的完全具有启发作用的同盟军了，虽然它一度曾似乎是这样的同盟军，具有人性的人会警惕地注视着科学的理性的社会秩序的任何一种模式，注视着过分严格地专注于事实，过分把智力资源集中于能够使人类的生活和文化机械化的各种技术领域……我们再次认识到科学在道德方面是中立的。它并没有成为一种自动行善的力量……此外，科学扩展到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这决不是科学共同体内的一种人道主义许诺的保证，也决不是科学知识中的道德睿智的保证。”
科学在道德上中立的，科学一方面无限地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又将人类置于毁灭的边缘，这已是人所皆知的道理。进一步而言，科学合理性问题不能仅停留在伦理学意义上，要回到认识论和本体论中，正确对待、积极回答。我们通过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历史研究，通过对科学活动的整体考察，通过对科学知识体系的评价，认为科学活动就其本身而言，它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即科学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是两者的统一。
就科学活动的整体而言，一方面，对科学发现的过程，单纯强调非理性因素不能作出完整阐释；另一方面，在科学评价和理论选择过程中，单纯的逻辑分析和理性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社会、心理因素不能忽略。就科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科学在起源时，非理性因素对促进科学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是科学内在逻辑活动规律和社会等有规律作用的理性因素的促进；另一方面是科学家的心理、复杂社会因素的非理性方面以及科学内部自身发展的非理性方面等共同作用。
同时，也只有将科学看成是理性和非理性相融合，才能正确解释和评价历史主义学派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吸取各自合理的因素，对科学的本质作出完整的阐述。而且把科学的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这一结论对解释科学理论的发展形式、科学分界等科学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收稿日期：2000—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