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要素论文,种类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1-01
一 引言
中国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模式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方面是造就了中国出口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使中国进口贸易长期处于“为出口而进口”的从属地位。相关学术研究也将精力主要放在如何理解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上(林毅夫等，1994；朱希伟等，2005；Rodrik，2006；Schott，2006；Xu，2006；姚洋和章林峰，2008；刘志彪，2007)，而针对进口贸易的相关研究则似乎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冰河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开始把进口作为一种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考察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遵循这一研究路径，国内已有文献开始探讨进口贸易的国际技术溢出机制。尹翔硕等(2005)利用Coe等(1997)的方法，证实了外国R&D通过进口的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李小平等(2008)借鉴Krugman(1985)的技术差距模型思想，发现1998-2003年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利用2003年2月到2007年11月中国三位码工业行业的月度面板数据，发现进口竞争引致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正向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并通过提高技术效率的方式最终促进了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然而，这些研究单纯地从宏观角度考察进口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机制，并未从微观层面具体证实到底是何种力量促使这一机制发挥作用。大量研究表明，进口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至少可以通过进口数量效应、进口种类效应、进口竞争效应和进口渗透效应等途径来实现。Coe和Helpman(1995)最早证实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机制中存在进口数量效应和进口种类效应；Mélitz(2003)与Mélitz和Ottaviano(2008)指出，产品市场竞争的增强，会激励企业降低X-非效率或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水平；Kasahara和Rodrigue(2008)同时处理了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和进口中间品决策，并利用1979-1996年智利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国外中间品的进口对本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Altomonte等(2008)利用1996-2003年35 000家意大利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进口渗透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Halpern等(2009)利用1992-2003年匈牙利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也证实了进口数量效应和进口种类效应，得出进口投入品能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14％，其中中间品种类的增加贡献了2/3。尽管这些研究让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进口贸易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对于促进的精确机制却仍然不清楚。
内生增长理论证明产品种类的增加能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Feenstra(1994)则开发了一种可以通过微观贸易数据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这为我们从进口种类的角度考察进口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的目的是从进口种类的角度，考察进口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模型、数据和变量；第四部分对进口种类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 文献回顾
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新近发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已经诠释了贸易品种类变化的重要理论内涵，大量的现有研究也已经证明了新的产品种类是贸易利得的重要来源。①基于Feenstra(1994)的研究，很多文献考虑了产品种类变化对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条件的影响(Ghironi and Mélitz，2007；Broda and Weinstein，2006；Feenstra，2009；Blonigen and Soderbery，2009)。Corsetti等(2008)与Galstyan和Lane(2008)则注意到新的产品种类在外部不平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则着重强调了新产品种类作为解释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机制(Mélitz，2003；Bernard et al.，2006)。
图1 新进口种类导致的成本下降
资料来源：Feenstra和Kee(2007)。
内生增长模型早已将产品种类增加作为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一个重要渠道(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但在国际贸易的经验研究中，直到Feenstra(1994)开发出通过微观贸易数据精确测度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之后，才真正能够考察种类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②如Feenstra等(1999)利用1975-199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出口部门数据分析出口产品种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Feenstra和Kee(2008)分析了1980-2000年中48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种类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主要将视角集中于出口种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然而，理论和经验研究也表明，进口种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
Halpern等(2009)进一步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种类增加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总结为两种机制：质量和互补机制(Quality and Complementarity Mechanisms)。质量机制意味着新进口投入品的质量优于国内投入品将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互补机制则表明，联合不同种类的中间投入品(进口和国内)可以创造“整体大于局部”的收益。利用1992-2003年匈牙利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他们检验了进口中间投入品种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两种机制，发现互补机制要超过质量机制，大约60％的全要素生产率收益来源于互补机制。
Nguyen和Parsons(2009)利用1980-2000年的日本进口数据，分析了进口种类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多数日本行业通过进口更多的产品种类而使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并且行业自身进口的产品种类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direct competition effect)要大于从上游行业进口的产品种类增加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表明，直接竞争效应的促进作用大于水平效应的促进作用。
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理解进口种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文献对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本文基于Feenstra(1994)开发出的利用微观贸易数据计算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考察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国际经济学界提供此类研究的中国经验，也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研究还证明了长期以来“为出口而进口”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不仅在贸易政策上严重低估了进口的作用，通过实施“以进口促出口”的战略，中国脆弱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将能获取内生增长动力的新源泉。
三 计量模型、数据和变量
(一)计量模型
Feenstra(1994)假定，获得1单位产品种类i所需的最小成本满足常替代弹性(CES)形式：
根据Sato(1976)与Vartia(1976)的研究，CES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一种对数变换的理想价格指数(the log change weights)，这种价格指数按照下述方法计算：
运用公式(3)、(5)、(6)，我们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与种类变化的关系式：
(二)数据处理
1.行业对应。根据上文的模型展开经验研究，需要计算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进口种类的变化。但制造业行业的划分依据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而计算进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则采用的是CEPII的BACI数据库提供的按照HS92分类的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⑧因此，需要先统一统计口径。
但是，现有对应表只存在将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ISIC)version3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的代码对应。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把HS92-6位数商品代码与ISIC version3的4位数商品代码对应，再将其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的4位数商品代码对应，最后归并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2位数行业代码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两位数制造业行业层面计算进口产品种类的变化及相关指标。本文选取的28个行业分别是：13农副食品加工业；14食品制造业；15饮料制造业；16烟草制品业；17纺织业；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20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1家具制造业；22造纸及纸制品业；23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2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2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7医药制造业；28化学纤维制造业；29橡胶制品业；30塑料制品业；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4金属制品业；35通用设备制造业；36专用设备制造业；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另外，本文需要依据投入产出表了解各个行业的投入情况以计算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变化值，而目前已有的投入产出表对行业的划分比较笼统，对于本文所需要的行业，1995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划分为14个行业，1997和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则归并为更为宽泛的7个行业。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借鉴李小平和朱钟棣(2005)的汇总方法，将我们已经选定的28个行业汇总为13个行业：食品制造业(包含上述28的行业中的代码为13、14、15、16的行业，以下均简写行业代码)，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17、18、1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20、21)，造纸文教(22、23、24)，石油及炼焦加工业(25)，化学工业(26、27、28、29、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1)，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32、33)，金属制品业(34)，机械工业(35、36、40)，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9)，仪器仪表及办公器械制造业(41)。
对于每一年上游行业的投入情况，需要连续的投入产出表，国内产品中间投入不是年年都有(因为投入产出表并非年年都有)，需要自行推算。本文的处理方法是：根据已有若干年份的投入产出比p，对缺失年份作线性插值补齐，⑨即可计算各年的投入比例P，再与其上游投入行业的种类变化值相乘加总，得出各年的上游行业种类变化比率。
2.中高和中低技术行业划分。为了考察进口种类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行业差异，我们将行业划分为中高和中低技术行业。虽然CEPII的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中对商品进行了高低科技的分类，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中存在一个商品同时出现在不同行业的情况，为了解决一个行业既包含高科技产品，又包含低科技产品的情况，本文借鉴盛斌和牛蕊(2009)的做法，直接对行业进行高低科技分类，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部门划分为中高技术产业(MHT)和中低技术产业(MLT)两大类。⑩
3.进口来源国的划分。我们希望从经验上来观察不同进口来源国的进口种类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因此，将进口来源国分为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本文发达国家选定的是30个OECD国家(除智利外)，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美国、瑞士、日本、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捷克、匈牙利、波兰、韩国、斯洛伐克。其他的170多个国家则归为非发达国家。
(三)变量选取
对式(8)和(9)进行计量分析，需要确定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包括进口种类变化值、进口渗透率、研发密度、资本密度、行业规模等其他解释变量。所有变量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5年。(11)
1.全要素生产率(TFP)
我们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的基础上，确定要素投入(即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和单一产出(行业工业增加值VA)，采用索洛剩余法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
行业工业增加值(lnVA)：本文用行业的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产出的指标，以1998年为基期，根据“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1998年不变价格。
资本投入(lnK)：本文分析的制造业行业普遍有一个特点，即固定资本投入较高、流动资本需求较高。如果仅以固定资本作为资本投入变量，可能会使固定资本依赖性强的行业产出率偏低，所以应该考虑流动资本投入。本文以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作为资本投入的基础数据。流动资本用“流动资本净值年均余额”表示。计算资本投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1987)的规定，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分为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设备价格指数和其他费用价格指数。借鉴李小平和朱钟棣(2005)的方法，本文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表达式如下：
3.其他控制变量
(1)行业规模(lnY)。使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为衡量行业规模的指标，加入行业规模是为了控制工业行业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础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1998年不变价格，取lnY进方程。
(2)进口渗透率(IPR)。由于行业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影响，参考Coe等(1997)和周申(2006)的做法，本文采用进口渗透率(行业进口额与行业产出额之比)作为反映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标，用以控制其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行业进口额根据CEPII的BACI数据库计算，行业产出用行业总产值来表示。
(3)研发密度(R&D)。研发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复杂的，其行为不仅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系，也与产品种类有关。Nguyen和Parsons(2009)认为，研发行为会使生产更具专业化，从而降低产品的种类，这样会高估种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另一方面，研发行为会生产出新的产品，从而增加了产品种类。而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行业自身，而不是上游行业。研发费用选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技术开发费用筹集”，用研发费用除以每个行业的总产出，最后取研发密度ln(R&D/Y+1)进方程。
(4)资本密度(CI)。Hall和Jones(1999)将产出分解为资本密度、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认为资本密度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索洛剩余法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而本文正是用索罗剩余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加入资本密度，用以控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来自1999-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本文用每个行业的资本投入量除以行业工业总产出，取资本密度ln(K/Y+1)进方程。
四 经验研究
(一)特征事实
1.产品-国家对特征
首先，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我们通过计算产品-国家对的变化情况来观察中国进口种类的总体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我们很容易发现，产品-国家对的数量逐年上升。从1995年的46808对，增加到2005年的58 892对；另一方面，观察图3和表1，我们还会发现，每一年新增加的产品-国家对的比例和减少的产品-国家对的比例都是在逐年递减的。平均而言，每一年新增加的产品-国家对的比例为14.7％，而减少的产品-国家对的比例为12.9％。这些都体现出产品-国家对的数量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2.行业自身的进口种类变化(VAR)和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变化(VARS)
我们分进口来源国类型和行业技术类型来考察中国进口种类的变化及其特征。表2和表3给出了VAR和VARS数据的概括性度量。观察中位数，(13)可以看到，1995-2005年行业自身的进口产品种类变化有19个行业表现出了负值，即存在进口种类的增加，如饮料制造业达到了-1.061；上游行业进口的产品种类变化值中有10个行业呈现负值，即存在着进口种类的增加，如造纸文教达到-0.07。对比表2和表3，可以看到有13个行业(包含4个中高技术行业)的行业自身和上游行业进口的产品种类都在增加，其中还发现基本上｜VAR｜>｜VARS｜。如果对1995-2005年各个行业进口种类变化画出趋势图(限于篇幅，图形不做展示)，可以发现波动较大且没有趋势，这为后文使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分析提供了依据。
图2 中国进口中产品-国家对的变化趋势(以1995年为基期)
数据来源：根据CEPII的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计算绘制。下图同。
图3 中国进口中新增和减少的产品-国家对变化趋势(1995-2005年)
我们进一步分析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中高和中低技术行业来观察中国进口产品种类的变化，结果如表2、3和4所示。我们发现，不同的样本下中位数全部是负值，也就是说，总体而言，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都是增加的。这一结论与对产品-国家对的观察吻合。
3.小结
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我们发现，无论从行业自身进口产品种类变化还是上游行业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看，中国制造业行业进口种类都处于增长趋势。另外，我们还发现，中低技术行业的行业自身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绝对值(｜VAR｜)和上游行业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绝对值(｜VARS｜)都比中高技术行业的要高。而分进口来源国家时，可以看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行业自身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绝对值(｜VAR｜)要大于上游行业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绝对值(｜VARS｜)；而来自非发达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
(二)计量结果
表5和表6分别列出了分国家来源和分行业类型的混合计量结果。其中，表5着重考察是否存在直接竞争效应，而表6着重考察是否存在水平效应。
首先，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并未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且在统计上显著(见表5)。这表明，进口种类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竞争效应，但存在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结构上的差异。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高技术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非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高技术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低技术产品种类增加不能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从非发达国家进口的中低技术产品种类的增加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因此，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体现在来自非发达国家的中高和中低技术进口种类的增加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可能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一并分析。
其次，上游行业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这表明在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上，存在明显的水平效应(见表6)。而且水平效应几乎在所有进口来源国、所有行业都存在。稍微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高技术上游产品种类的增加并没有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即不存在水平效应。我们推测，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在很多高新技术产品领域仍然存在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从而使得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相关产业技术和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结论与Nguyen和Parsons(2009)对日本的分析结论存在明显的区别。总体上，我们的混合面板结果显示行业自身进口的产品种类增加对中国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而在Nguyen和Parsons的研究中，行业自身进口种类增加和上游行业进口种类增加均对日本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日本的数据证明行业自身进口的产品种类的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大于上游行业进口的产品种类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即直接竞争效应大于水平效应。而中国的数据则显示水平效应大于直接竞争效应。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要从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因此产生的进口结构差异中寻找。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时期，其进口结构是存在阶段性差异的。在初级和中级工业化阶段，主要进口机器设备；在高级工业化阶段，主要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则主要进口制成品。中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就已进入高级工业化阶段，在制造业的贸易结构中，相应的也主要表现为通过进口大量的零部件，利用国内廉价的要素优势完成加工和组装，并最终进入出口市场。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占总贸易额比重近60％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在战略上的体现是实施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模式，进口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出口而进口”。因此，进口零部件与国内廉价要素相结合，实际上形成了对国内相关行业自身产品的直接替代，行业自身零部件进口种类的增加也就不可能促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直接竞争效应并不显著。(14)然而，上游行业进口成套设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并与国内行业形成互补关系，因此，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自然就表现出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效应。这一结论同Broda等(2006)的研究比较接近，他们发现很多国家进口种类的增加确实存在显著的水平效应，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效应更为突出，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特定的进口结构所致。不同于中国经济，日本经济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进口贸易中，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最终消费的制成品。这种进口结构，必然与国内同类行业自身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从而促使国内制造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因此，日本进口种类的增加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竞争效应。
此外，研发密度、资本密度和行业规模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结论同李小平等(2008)与李小平和朱钟棣(2005)的结论吻合。而进口渗透率的作用并不稳健，且结论与Altomonte等(2008)有所出入，我们发现就全部行业而言，来自非发达国家的进口渗透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对于中高科技行业，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渗透率对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对于中低科技行业，来自非发达国家的进口渗透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非常显著，以至于不分进口国家来源时，进口渗透率都对中低科技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起抑制作用。而当回归中加入进口的上游行业产品种类(VARS)时，进口渗透率的抑制作用只出现在中低科技行业，并且不显著。出现这些不同的结论，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对贸易品种类福利内涵的阐释，运用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进口种类的角度分析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依靠混合回归得到的计量结果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1)中国的进口结构应当进行调整。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进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加工出口需要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与国内廉价要素相结合，直接形成了对国内行业同类产品的替代，从而很难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机器设备等上游产品，主要是为了促进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因而与国内行业形成互补关系，并最终提升国内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进口结构的调整方向是增加机器设备的进口，而减少用于加工出口的零部件的进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进口种类的增加来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2)进口结构的调整有赖于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繁荣居功至伟。但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贸易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而且，长期的出口导向使得进口处于“为出口而进口”的从属地位，进口贸易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调整，除了通过出口结构的转变之外，还可以通过进口结构的调整，增加上游行业的进口种类以促进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即实施选择性的“以进口促出口”的新贸易发展模式，将可能会为中国贸易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源泉。
作者感谢盛斌、黄先海、沈瑶、张建清、代谦、徐现祥、陈钊、王兵、罗知等的有益评论以及张公嵬和李小平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同时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Feenstra(2009)认为，垄断竞争模型所预期的贸易利得的三个重要来源之一，即是消费者可以获得新的产品种类；其他两个来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进入出口市场和进口竞争导致企业的成本边际降低)也与新产品种类密切相关。
②Owen和Wren-Lewis(1993)与Driver和Wren-Lewis(1999)考察了新产品种类和差异化贸易，但是他们是用累计投资和R&D流量作为代理变量来分析种类和质量对贸易的作用。
③这意味着，如果新产品种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替代现有产品种类，或者新产品种类相对于现有产品种类的份额很小，新产品种类增加并不必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④详细推导见Feenstra(1994)。
⑩28个行业的高中低技术行业划分：中高技术行业(11个)代码分别是26、27、28、29、30、35、36、37、39、40、41；中低技术行业(17个)包括13、14、15、16、17、19、20、21、22、23、24、25、31、32、33、34。13个行业的高中低技术行业划分：中高技术行业(5个)包括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造业；中低技术行业(8个)分别是食品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文教、石油加工、建筑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及金属制品业。
(11)由于1998年中国对工业行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改变，因此我们以各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当年价的总产值、增加值折算成以1998年为基期的可比价，同时，本文对进口种类进行了3年滑动平均，这时整个计量部分的时间跨度为1998-2005年。然而，因为种类的计算仍是以1995年为基期，因此本文总体的研究时间跨度为1995-2005年。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12)本文对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指数化，即对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值x，作(x-min)/(maxmin)的变形，该方法可以将负数转化成正数，但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对种类变化的弹性的正负方向产生影响。
(13)表2和表3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平均值一般都比中位数大，即数据呈现右偏分布。为了更好地描述种类变化值，而不受极端值影响，中位数的代表性要比平均数好，所以选择中位数作为集中趋势测度值更理想。
(14)我们在上文指出，直接竞争效应不显著主要体现在来自非发达国家的中高和中低技术进口种类的增加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其原因可能与我们的进口来源国划分有关系，在我们的样本中，OECD国家为发达国家，其余所有国家均为非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东亚国际分散化生产网络之中(钱学锋和陈勇兵，2009)，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中国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了大量的零部件，并且这些零部件主要来自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东亚经济体，Ando和Kimura(2007)对1990-2005年东亚零部件的区内贸易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的零部件贸易中，除日本之外主要来自非发达国家。因此，大量零部件进口与国内廉价要素相结合，形成了对国内同类行业自身相关产品的直接替代，也就不可能促进行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从而在计量研究上，直接竞争效应不显著就主要体现在来自非发达国家的进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