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关于反腐败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孛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他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的话，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和忠告。半个世纪过去，这种忠告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警诫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一、沉重的历史教训
腐败，历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惰力。纵观中国漫长的历史，每一次王朝的兴替，政权的更替，不管是因阶级斗争的尖锐，还是因民族矛盾的激化、外敌的入侵，抑或其他的原因，究其根本，无一不是由于当政者腐败，滥用权力而导致王朝灭亡的。历代统治者几乎都按照“兴盛——腐败——衰亡”的历史周期，循环不已。历史已经证明，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但是，应该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凡新王朝、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创业者由于亲眼目睹了前王朝的崩溃，多少能认识到前朝覆亡的原因，因而十分痛恨被推翻者的暴虐和腐败，当然更不希望自己苦心创建的王朝成为前朝覆亡的翻版。因此，为了使自己的社稷永存，统治长久，新上台的统治者都曾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反腐败斗争，特别是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更是在总结前朝腐败衰亡教训的基础上，励精图治，整肃朝政，倡行廉洁，减轻百姓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一幅幅相对辉煌的画面，如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
但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其统治者的反腐败是不可能彻底的。历代王朝在经过一段政治上的升平时期之后，其自身的反腐败意识便会不断递减乃至消失，直至重蹈前朝被推翻者的覆辙。这时，那些反腐败的“禁令”、“祖训”，往往只成为骗人的点缀。在“明镜高悬”、“清正廉洁”的牌匾下，不断上演着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奢侈荒淫的历史丑剧。因此，不管历代王朝的创业者如何出类拔萃，都无法保证其后继者能摆脱“其亡也忽”的厄运。就连因反抗封建压迫而爆发的历次农民起义，一旦取得胜利，建立了政权，也就很快蜕变腐化，步封建统治阶级的后尘，如黄巢的“大齐”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都是以反压迫、反腐败兴，以自身的腐败亡，最终酿成了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
由此可见，腐败对于剥削阶级来说，是无法根治的社会毒瘤，是历代王朝由盛而衰的腐蚀剂，是“其兴也孛”、“其亡也忽”这一历史周期率之所以产生的内在因素。
那么，无产阶级政党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也因腐败而丧失政权呢？近年来，一些由共产党执政多年的国家相继蜕变或解体，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无法断定它对腐败具有绝对的免疫力。如何消除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
关于能否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人早就有所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腐败对党的肌体的危害。党诞生不到一年，就于1922年4月建立了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同党内的腐败现象做斗争。1944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建议向全党印发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学术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并把它作为党的整风文件，告诫全党同志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重蹈李自成胜利后骄傲腐化、脱离群众从而导致失败的覆辙。当解放战争胜局已定，蒋家王朝即将被推翻之际，中国共产党保持清醒的头脑，开始认真思考执政以后如何防止腐化、巩固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并多次发出警告，要克服骄傲腐化现象，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尖锐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察秋毫地指出，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将成为共产党人的主要危险。他告诫全党，进城以后，要防止出现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要防止腐化，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为此，全会还作出了不给领导入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六项具体规定。在这次会议闭幕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筹划建国大计，毛泽东把此举喻为“进京赶考”，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对自身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建国后开展的第一场反腐败斗争——三反运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出消除腐败的巨大魄力，严肃查办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对犯罪的高级干部的严惩不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反腐抗蚀教育。在这之后，党中央一直在党员中进行奉公守法，反对贪污腐化的教育，不断清除党内的败类，使全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健康向上的风气，出现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党员，出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油田1205钻并队等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模范集体。党也因此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条件下，党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依然十分重视反腐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党一再强调要反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如十三大强调必须把反腐败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对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十四大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端正党风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要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并第一次把反腐败斗争写进了党章。1993年8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更是强调：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这就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共产党的存亡、国家政权的兴衰、民族兴亡的高度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同跳出历史周期率直接地联系起来。十几年来，党中央先后作出若干重要决定，真抓实干，反腐败斗争卓有成效。当前，党中央正继续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场廉政风暴，已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国人为之欢欣。
三、努力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长期存在，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国外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也随之钻进来，加上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各种制度还不完善，工作中存在着薄弱环节，因此，党内依然存在着腐败现象。最近一个时期还日趋严重，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3年所指出的：腐败现象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其严重程度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这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且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说，历代王朝的更替，历次农民起义政权的得而复失，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那么，东欧的演变，苏联的解体，人们应该记忆犹新。腐败不除，将会亡党亡国，重蹈历史的周期率，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呢？笔者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法制，就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首先，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腐败现象固然与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道德和作风有关，然而，如果腐败之风屡禁不止，就不能不从法制建设方面去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腐败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情况下，各国的反腐败斗争正朝着法制化的方向发展。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地区在这方面搞得比较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很重视反腐肃贪的廉政制度建设，都设有独立性很强的专职廉政机构，如新加坡有贪污调查局、香港有廉政公署。同时，都对反腐败进行了立法：新加坡政府先后制定了《防止贪污条例》、《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务员必须每年呈报自己和配偶的财产，如有增长，必须说明原因，否则视为贪污……韩国则颁布了《政府官员道德法》，规定政府官员及公务员在其任职期间必须公布各自的财产情况，接受税务及财产专门委员会的审查；宣布实行“金融真名制”，禁止在银行开匿名户头和出售可匿名购买的有价证券、股票和不动产，所有财产帐户都必须开具所有者的真实姓名。……香港政府的廉政法令也很完备，如颁布实施《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防止贪污条例》、《防止贿赂条例》、《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这些法律既是引导各级官员廉洁自律的标准，也是监督部门执法惩处的依据，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能否考虑建立一个类似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的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反腐肃贪机构，并加强有关反腐防腐的立法，为反腐败斗争提供法律依据，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减少贪污机会，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根源。目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的礼品、年度收入申报制度正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不久可望在廉政制度建设方面陆续出台新的法律法规。
其次，必须健全监督体系。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是反腐倡廉的前提条件。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要保持党和政府的清正廉洁，就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完善监督体系，除了党内监督以外，还要有党外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的监督，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应该形成渠道畅通、相互配合的监督网络。邓小平同志十分主张建立群众监督制度，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复次，必须严肃党纪政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如果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话，腐败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对腐败分子，必须依据党纪和国法，严惩不贷，决不能姑息养奸，养痈遗患。在查处各种违纪案件中，必须把那些严重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及涉及高层领导干部的案件，当作反腐败的突破口来抓。这不仅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而且可以鼓舞和增强人民群众反腐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举目世界各国，凡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的，莫不把法律之剑直指高层人物。被国际社会视为“打虎英雄”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就是从高层开始反腐败的。他在短短几个月中，就使100多个涉及腐败行为的高层官员被整肃、革职，其中包括国会议长、法务部长、卫生部长、法院院长、警察总监等政府要员。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执法极严，对涉嫌犯罪的高官大员从不手软，以致于一提反贪局，那些心怀不轨者即吓出一身冷汗。只要我们在反腐败问题上敢于碰硬，就一定能抓出成效。
再次，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这是防止和克服腐败的有效途径。党员廉洁自律，就能带动政权机关工作人员勤政为民。只有党风好转了，才能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因此，必须在党内自上而下地开展整党整风学习，有针对性地对党员进行党的纲领、宗旨、理想教育，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遵纪守法和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教育，使广大党员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根本上增强免疫力，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
只有持之以恒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克服腐败，取信于民，跳出历史的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