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南洋想象与跨界亚洲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亚洲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论 亚洲主义与南洋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亚洲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论述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领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目前的亚洲论述大多着眼于当前的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也有一些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亚洲区域主义的史前史(例如产生于19世纪末的亚细亚主义，或称泛亚洲主义、亚洲主义)及其对理解亚洲现势变迁的重要基础。除了建构亚洲近代历史进程及其内涵之外，学者也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词汇和观念，包括亚洲、东亚、中国等。① 大体说来，近代亚洲论述的中心是围绕中国和日本的相互认识和彼此交往而展开的，它注重的是中日两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多层面的互动关系(包括观念、政策和实践)。②现有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在中日之间的双向交往，对南洋在亚洲论述中的作用以及日本对晚清中国的南洋观的影响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少数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滨下武志认为，可以从地缘政治和文化论的角度、周边的角度、海域论的角度来看东亚论与亚洲近代化论。③在其多卷本有关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论著中，汪晖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例，分析了南洋在亚洲叙述中的相对中心地位(包括对南洋内部错综复杂的夷夏关系的探讨)。但是，他认为，这一南洋中心观是服务于魏源“建构新的世界图景”，并以“有效地恢复帝国朝贡贸易体系的传统地位”为基本目的。所以，魏源的“真正动机仍然是考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叙述东南洋、西南洋和其他地区的方式来叙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魏以“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来概括《海国图志》，“说明中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帝国朝贡贸易网络内部的关系”。④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对晚清亚洲论述做了深入的分析，她特别注重观念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as)及其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区域建构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梁启超等人的“亚洲人的亚洲”思想，她指出晚清的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亚洲”日益显现为一个有助于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概念性和历史性的媒介(空间)，而当时“亚洲”的含义并不稳定：它仍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具有全球、地域和民族意义的范围。许多晚清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开始了把亚洲创造成一个地域想象和政治现实，以及把中国定义为亚洲之一员的斗争”。而新的亚洲不再是任何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它代表一个在近代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地域。在这一过程中，从前划归于中国藩属国的地区(如南洋)被纳入“亚洲”，中国同这些邻邦的联系是这一创造过程的重要一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中国革命的实践推向亚洲范围内的首要地位，在孙中山对组织机构的新思考中，亚洲将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泛亚洲概念的影响。“孙中山把泛亚洲主义、日本中心地位和他的中国革命实践整合到了一个有时不太稳定的功能性框架中”。⑤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更热衷于大亚洲主义的宣传，这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他觉得中国有与日本商谈合作的平等地位，他认为通过两国联合、驱逐欧美势力，建设新的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⑥ 在以南洋为中心的论述中，王赓武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注意到晚清朝廷的作用及其争取华侨支持的努力，这不仅使华侨利益政治化，而且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联系一起。⑦庄国土认为，晚清政府出于振兴商务的目的，意识到海外华人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从而开始实施对华侨的保护措施(包括在海外尤其是南洋设立领事馆)。⑧伯纳兹(Brian C.Bernards)则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作家的南洋想象以及“南洋色彩”的建构。⑨廖文辉认为，东南亚关于“南洋”的研究是“从1930年代开始，主要由一批中国南来的学人和报人在马新推动和建立的一种史学研究风气或传统，也即是今人所谓的东南亚研究”，他还指出“南洋研究”主要是由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研究脱胎出来。⑩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新学界的“南洋研究”进入了“华人研究”时期。学者们将南洋研究和华人研究按时间顺序分隔，笔者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在有关亚洲主义的研究中，施蕴玲(Caroline Hau)和白石隆强调网络对于连接日本和东南亚、传播泛亚洲主义的作用。在亚洲区域之外，学者注意到泛亚洲主义同其他思潮(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亚洲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11)有关晚清民初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葛兆光指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主张努力学习和效法日本，但日本未必是当时中国人认同和亲切的对象。在中国并不多的“亚洲主义”言说背后，却表现着强烈的近代性追求，更多地倒是希望融入世界，它体现的是尚未近代化的中国追求富强的意识，隐藏着“更多凸显民族与国家的心情”。(12)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在联合亚洲各国的政要、社会精英过程中，结成亚洲主义团体，积极接受亚洲各国留日学生，培养“兴亚人才”和亲日分子。(13)当时有数以千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在日本受到现代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影响，他们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保卫(和划定)国家疆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14) 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以来被“边缘化”或处于“边缘地带”的南洋及南洋华侨日益引起晚清民初精英们的重视，孙中山更是将海外华侨赞誉为“革命之母”。海外华侨从资金上、人力上、物力上支持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可以说华侨是中国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成员。 另外，观念的传播有赖于大众媒体。刘增合在有关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中指出，晚清以来，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下来，西方政治、文化和资本的强劲入侵，更使得诸如市场、民族资本、文化民族主义等封建国家的异己力量走到历史的前台，形成了针对千年不衰的封建国家的强大腐蚀性因素。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形塑公共舆论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15) 换言之，跨界的人口和思潮流动，或萨伊德(Edward Said)所说的“理论的旅行”，(16)及其所依赖的媒体平台，是近代亚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理解亚洲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国界，分析多国和跨文化的观念流动。 我们今天在思考东亚共同体时，往往会注重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或者日本亚洲主义对晚清民国初期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应。如史桂芳的《“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通过对东亚联盟与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观的关系，分析东亚联盟论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而分析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及中国伪政权控制地区的状况，强调东亚联盟论和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本质。王向远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对日本学者文化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详细论述，并指出：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基本上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王美平和宋志勇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4卷，1895-194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则围绕“中国亡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展开论述。章清强调近代史研究中的“新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全面的历史”的追求，它将多重因素都纳入对专门史的审视上，注重将边缘人或“媒介”纳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以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17) 事实上，在清末民初众多留日人员中，有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之富强在于实业，并强调商业调查，认为“目前的南洋并非南洋人之南洋，而是西洋人之南洋。虽然明中叶以来，闽粤人经营南洋，不过被后来的欧美人所取代，这是因为欧美人首先做好了商业调查。因此，研究会主张要‘注重侨民，先从南洋群岛着手’”，(18)他特别要求华侨商人“调查内外，联络感情，知己知彼，二者不可缺一”。(19)此人就是1910年在东京创刊的中国第一本以南洋为主题的《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的创始人兼主编李文权。 本文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为个案，利用中文和日文原始资料，结合当今国际学术界对亚洲研究的新思路，分析20世纪初近代中国对南洋的想象和建构，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受到日本政治经济发展和外交的影响。本文认为，新兴的大众传媒的出现和跨界的网络模式成为中国南洋想的重要途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南洋认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跨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晚清的中国留学人员以及不同的网络，推动了“商业的南洋”形象的建立。它与“政治的南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分析李文权及其创办的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的使命及其跨国成员构成；第二，分析《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所展现的南洋想象、华侨作用，以及它所提倡的东西商战和中日合作的可能性；第三，总结新的南洋观在中国近代亚洲主义和跨界想象中起的作用。 一 李文权与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 《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为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所创办，而其发起人和组织者为李文权(1878-？)。由于近代中国及中日交往中名人辈出，加之现有研究中注重大人物，忽略边缘人物的倾向，学术界对李文权所知甚少。因此，本节将先对李氏生平做一介绍，这有助于了解他的观念与活动。 李文权，又名李涛痕、李道衡，1878年出生于北京，曾应乡试，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感于国事，放弃缙绅之路，改“研究致富之路，以为根本”，兴实业以救祖国。他曾在日本任教12年，其间广泛结交日本的政治家、记者、企业家、汉学家等中上层人物。在日本期间，他组织创立了“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及其会刊《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以下简称《杂志》)，1912年改名为《中国实业杂志》(Industrial China)。他主张要富国就要兴办实业，兴办实业就要进行商业调查，他曾亲自去南洋、美洲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刊登在《杂志》上。该杂志取材广泛，宗旨突出，为辛亥革命时期只身一人在海外所办实业杂志中坚持时间最久的一家。(20)李文权在他的《三十七年自述》中说：“近十年来，实业以外，无所知也。”可见，兴实业以救祖国是李文权的主导思想，同时也是该杂志的基本宗旨。(21)1918年，李文权回国之后又在南京创立了南洋创业会，并继续编辑出版《中国实业杂志》。该刊到1936年才停刊，而李一直担任社长兼主编。 1.早期经历：跨界的开端 1880年，年仅3岁的李文权跟随做官的父亲从北京到广东，在粤学习和生活了14年。身处中国与世界接触最早的窗口及最重要的侨乡，李氏对中西政治和文化冲突、海外情况及华侨生活应有第一手的知识和了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他从广东赴北京应“童子试”，落第后“留京不复南渡，凡三年，乃闭户读书”。在1897年再次参加考试，在县试、府试中获第一名。(22)1898年，李文权开始读新书、新报，并在北京亲历了戊戌变法，他认为变法“不足国存”，于是自作“阅报社”。(23)1899年，他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在这个政治局势剧烈变动的年代，李文权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接受了新的思想，对于当时的国家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此时的他已经萌发了在“变法”之外寻找“救国”道路的想法。而在京师大学堂的求学经历，也使得他开始慢慢脱离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轨迹。 由于义和团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又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变故，在李文权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还不到一年的时候，1900年京师大学堂便被迫停办。其间，他曾在日本于北京设立的军事邮便局做过三天的“书记”，并在广东、上海和北京之间贩卖书籍。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校，李回到该校继续学习，1906年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他虽然获得“以举人知县之资格”，但面对“外侮内忧、国贫民病”，他决定放弃做官而致力于研究“致富之道，以为根本”，(24)兴实业以救祖国。他感于“日本以三岛奋起，遂称富强”，决定自费游历日本，不久经朋友介绍受聘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的前身)做教员。据一桥大学校史资料，李文权自1906年到1916年任教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曾出版《清语》一书。(25) 由上可见，李文权的早期经历以跨越地理和政治文化疆界为特征。从北方到广东使他对西方的影响以及华侨同祖国的关系有切身的体会。而在政治和文化大变革时期的成长经历则使他能够亲身感受到，若图民族与国家的存兴旺，唯有发展实业，因此，“兴实业以救祖国”逐渐成为李的主导思想。 2.旅居日本并创办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 1906年，李文权刚到日本后不久，“有感于中国旧戏之宜改良及西洋新戏之宜研究”，(26)与李叔同(1880-1942)等人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戏剧社——春柳社，并作为春柳社的演员参加出演《黑奴吁天录》。该社“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先后加入该社的有吴我尊、黄喃喃、马绛士、谢抗白、庄云石、陆镜若、欧阳予倩等人。1918年，李回国后在天津创刊《春柳》杂志，其为中国第一份戏剧专刊，李自任社长，该杂志于次年10月停刊，共发行8期。《春柳》杂志的宗旨为“改良戏曲”“研究戏曲”，他认为戏曲与国家进化有关系，因此想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建构“戏学”，将戏曲作为一门学问，“抬高戏曲之声价”，并借戏曲于大众之影响力，发挥其社会功用，“然后可以促进社会之程度，得以驾欧凌美焉”。(27)值得指出的是，春柳社及其戏剧活动反映了当时日本新派剧对中国早期话剧的特点和形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28)参与春柳社的经历不仅使李文权对日本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认识和了解，而且成为他的跨国人际和观念网络的重要基础。例如，1912年李文权赴上海，拜会李叔同(时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后者专门在《太平洋报》上发表了李文权来沪的消息和照片。 1907年东京主办了世界博览会，李文权每天都去参观，从而了解到当时日本的实业非常发达。在认识到日货之所以能够畅销中国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做了充分的调查后，他便开始对日本进行商业调查。与此同时，李文权还发现日本人正准备大力开辟南洋，对南洋进行大量的调查(仅1887年以后的明治时代日本出版的有关南洋的单行本已达40多册。而到大正年间，有关南洋的出版物急增，是明治时代的5倍，达到200多册(29))。这一现象及李文权本人在广东十多年的个人经历，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南洋，于1910年10月在日本创办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并出版会刊，倡导中国企业家及华侨应对南洋进行翔实的商业调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商品不能运抵中国，李文权认为这是中国实业兴起的好机会。因此，即使办杂志的经费非常困难，他仍然通过参加日本、巴拿马的博览会，游历美洲等方式来开拓自己的视野，提高杂志的水平。在游历期间，他写下了《巴拿马塞会调查报告》《中日出品比较》《日本人在美国发达状态》《古巴游记》《费城商品陈列所记》《屋仑游记》《芝加沽游记》等调查报告和记录。创刊《杂志》时，李文权已在日本教书4年，对日本有一定的了解。李文权以教师的身份去日本，与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不同，他的眼光不限于中日之间，而是放眼于整个南洋区域以及华侨同中国的关系上，杂志的内容不仅仅涉及政治和思想，而且涉及社会和实业方面。通过这些论述，新的南洋想象开始出现，并成为亚洲主义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文权的活动是在20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从1898年后的十多年间，为了向日本学习，大量中国人留学日本，由此形成了所谓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30)日俄战争之后，6000多名中国人留学日本，留学生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期刊，如《新民丛报》等。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1907年11月停办)，该报着眼于当时晚清的实际情况，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宣扬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该期刊对中国的近代思潮变化和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一批意图推翻而非承认欧美殖民主义以及清朝或明治日本的国家主义现状的激进的亚洲主义者在日本成立不同类型的团体，推动了亚洲区域内的观念交流。例如，1907年成立于东京的“亚洲和亲会”，由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流亡的印度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组成。虽然他们实际的政治作用并不显著，但他们的活动还是加强了早先建立在地理、人种、文化和历史之间的概念的联系，也代表了那种全球主义向具体的政治形式的跃变。(31) 李文权组建的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具有明显商业关怀，但也关注政治和社会论题，它彰显了早期华人跨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成立宗旨为“以振兴实业为急图，又欲祖国与华侨互相联络”，研究会章程规定： 1.以联络感情、研究实业为目的，总期东亚商业日益发达以与西欧之商工竞争(其他政治上等事非所研究)。 2.本会注重侨民，先从南洋群岛着手，故名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 3.本会总会暂设东京，其分会不论国内海外，各地方会员百人以上者即立分会。 4.本会所办事务分作五部： 一 调查部 调查对内对外之贸易及销路之趋向统计之盈绌。 二 编辑部 每年出版杂志四次或另有单行本书籍出版。 三 告白部 研究各种告白文字形式报告总会临时出版以助商业之发达(杂志中告白有部字者系本部代拟之新式告白)。 四 语言部 研究闽粤语马来语(闽语分福州语漳、泉语，粤语分广州语、客籍语)。 五 招待部 凡往各埠游历者，总会支会可以互相介绍，切实招待。 5.会员 不论南北各省士商各途，吾国而外兼及日本韩国，凡有左之资格一项以上者可以作为会员。 一 曾历南洋群岛熟悉情形者； 二 能操闽语粤语一种语言者； 三 商界而外若政界若学界而有关于商业之人； 四 资本家； 五 能调查编辑审译之人； 六 须有介绍者。 12.会员中不论国内海外，每月通信一次。(32) 研究会的成员也同样具有近代跨国主义的特征，最初成员有132人(其中包括11名日本人和一名马来人，如驻香港日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驻新加坡日本领事近藤愿吉、驻爪哇日本领事染谷成章等)。到了次年，成员人数增加到259人。除了会员、委员以外，研究会还包括赞成员和特别赞成员，一共有50人。他们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中国派往海外的官员，有27人，他们分别来自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英国、荷兰和美国等地，如日本公使外务左侍郎胡惟德、驻英一等公使馆参赞张元节、驻英属美洲坎拿大(加拿大)总领事王斯沅、驻英属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钦差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驻神户总领事曹谦等。第二类是国内的中国官员，有19人，包括在北京、黑龙江、安徽的官员，两广总督，外务部左丞，海军副都统萨镇冰。第三类是日本官员，有4人，其中包括记者和国会议员竹越与三郎等人。(33) 在研究会的成员中，竹越与三郎(1865-1950)是最为著名者。他曾任《世界之日本》的主笔，1898年担任西园寺公望文相的秘书官、1902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竹越与三郎1909年夏曾到南洋群岛旅行和调研，次年出版了500多页的《南国记》。该书影响甚大，1911年重印了10次，成为日本南进论普及的依据，至少32份报纸和18份杂志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绝大多数是正面的。(34)竹越与三郎在1909年出版的《比较殖民制度》成为奠定日本20世纪初期殖民政策学的重要的六个文本之一。它尤其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及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35) 作为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特别赞成员，竹越与三郎曾为《杂志》撰文，在李文权所编《他山百家言》上发表《今日政策之得失》一文。他认为日本将来的发展“不在大陆，而在海。不在北与西，而在南。不在山，而在岛，是国民之所宜知者也”。(36)他指出，虽然日本以侵略中国为志，但是在他看来是“未见其利也”，其认为“一国之发达，必其产业、学问、兵力而尽发达矣。然后可谓真发达，今取人国注全力以治之。国之衰亡，有必然者，苟诚出此……今日本以海为境，自然之境也，越境以求大陆，是自进于难御之地，为国防计，其难将益甚”。(37)他强调日本是岛国，应以英国为榜样，舍弃大陆政策而自安岛国政策，求殖民地于海外。“今遵海而南，支那海不若南洋之有无数岛屿在焉，南洋无数之岛屿，皆日本之所欲拓。欲拓岛屿，不可不扩充海军，尤不可不罄全力以扩充之，益之以大陆。则岛与大陆，二者皆不可不罄其力矣。”(38)竹越主张日本要向南洋拓展其势力(包括海军)，然后以南洋为基石再扩充到大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文权对南洋的重视可能与明治末年大政初年日本对南洋的扩张有关，但与竹越等人不同的是，他并不主张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在该区域扩大影响力，而是主张通过“商战”和华侨的经济实力来与西方在东南亚的势力抗衡。 在旅居日本的12年间，李文权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并赴南洋同当地华商联系。由于他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任职又办有杂志，“直接间接之士大夫与余为友者，达五百余人”，按照他自己在1918年的统计，日本高商出身者约有3000人，并一直保持友好往来。(39)这些日本人当中，大多为知识分子，但也有不少是实业家。 当时很多日本人针对中国发表言论，于是李文权在《中国实业杂志》中列出“名人伟论”，刊登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对于这些文章，他粗略分为实业方面之意见、学者之意见、舆论上之意见、交通上之意见、政治上之意见和一些谈话。他将这些材料编为《他山百家言》，分三册出版。在这些日本人的议论中，有一些是讲中日亲善及相互提携的，也有的是“痛诋两国人之缺点”的，还有的是为中国出谋划策的。另外，他利用每年回国的机会访问中国在野名流，把他们关于日本的议论进行整理，并翻译后出版，也叫《他山百家言》。他将这两套中日文《他山百家言》免费发放，以期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交流。这也成为李氏个人及其研究会的观念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点也直接影响了《杂志》所关注的主题及其对南洋的塑造和想象。 二《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及其亚洲想象 1.《杂志》的跨国发行和流通 如前所述，1910年，李文权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并于同年6月开始发行了该研究会的会刊《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以下简称《杂志》)。该杂志为季刊，一共发行了四期，后改称为《中国实业杂志》。《杂志》的第一期在东京出版发行，但是由于在日本印刷必须向日本警视厅交纳500元保证金，考虑到经费不足等原因，从第三期开始改为在北京出版。虽然在东京、北京出版，但是很多地方皆有发行，如天津、上海、太原、济南、开封、保定、广州、福州、重庆、汉口等地。此外，李将杂志向中国各省劝业道(40)及谘议局、中国22个省各府州县所有商会一律免费奉送一册，也向南洋群岛各中华学堂免费奉送一册，并且告知中国内地商会及海外学堂因为该研究会不知详址而未送到者，只要将住址开示该会，都会补送。(41)因此，该杂志的流通遍及中国、日本及南洋，所面对的读者群既有官员和商人，也有文化人和学生。这一跨国的特征也反映在《杂志》所刊登的商品广告上，其产品的来源地和销售地包括了中国、日本和东南亚。1912年，李文权访问上海时，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介绍他及其创刊的《中国实业杂志》：“是杂志为李道衡君独力经营。李君旅日多年，任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教师，于三年前创刊《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年刊数册，体例完善，材料丰富，久为海内外所欢迎。自今年改为月报，定名《中国实业杂志》，并专聘商学大家主持笔政，编辑精工，记载翔实，广告一门尤具特色，印刷亦精致，不愧为吾国模范杂志云。”《中国实业杂志》延续了注重商业和实业的特点，重点放在中国，并继续关注南洋、日本等地。 《杂志》内容很庞杂，包括图画、论说、译著、文牍、传记、调查报告、侨音、录报、访问、会员通信、来稿、丛录等12个专题内容；发行的四期杂志共计刊登了312份的文章、调查和访谈等，共计900页左右(见表1)。《杂志》“以振兴实业为急图，又欲祖国与华侨互相联络，使收良果”，因此，所占篇幅最大的就是华侨和商业调查这两项。李文权作为社长兼主编，在《杂志》上共发表了论说6篇、调查报告2篇、传记3篇、丛录7篇。
2.《杂志》的南洋想象与东西商战策略 《杂志》强调南洋及华侨同中国的关系，主张实业救国思想，认为要想发展经济就要进行商业调查，以便在同西方的商战中取得胜利。因此，《杂志》十分重视日本的商业经验及其对中国的作用。从《杂志》所刊载的内容来看，它所建构的南洋想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强调中国对南洋历史上巨大的影响力由于西方人的到来而消除，即清帝国在南洋的控制是因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而结束的，而“南洋之丧失，是犹吾之版图丧失也”。(42)冯裕芳提出南洋群岛交错、大海环绕，“据亚欧通航之要道，而为中国南方之屏藩者，非我族千百年来殖民地之南洋乎”。《杂志》称：商业殖民者通常以振兴商业为借口，派遣本国政府人员与商人到目的地通商贸易，等他们占居土地后，则以连绵不绝之商业，使一片荒芜成为繁华世界。例如，荷属印度就是借商业团体之力，收殖民发达之效果。“吾国于南洋群岛，若在英荷葡西来占据以前实行殖民政策，则土为吾土，民为吾民，岂非快事。而今已矣，所望侨居他人领土者，于农工商上注意，虽不能复殖民地之名，而可以收殖民之实，亡羊补牢，犹来晚也。”(43)这些有关历史和商业的讨论也带动读者的兴趣，有读者投函提出：南洋群岛为中国“天然之一大殖民地也”，中国政府怎能久置华侨于度外，并建议速派领事保护华侨，“苏其倒悬，以教育收回人心，使之爱国”。(44) 第二，强调通过与西方进行商战，在南洋重建中国的影响力，而这需要商业调查和市场分析。李文权在《杂志》发刊词中说：“凡吾人平日衣食起居最有关系者曰南洋”，因为中国从咖啡、红茶到烟叶和香料皆南洋之特产。南洋华侨于几百年前移居该地，但是苦于缺乏对当地的实业调查，所以对抗不了西方或日本。《杂志》认为：三五百年前，中国工商业为世界第一，如今不敌荷葡班，也不敌英法德俄奥，又不敌美国、日本，将来也可能不敌朝鲜，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实业和商业调查。同时，《杂志》还指出，中国向来缺乏调查与相互间的联络，比欧美人、日本人都差。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尚且没有做过调查，更不用讲对南洋群岛的调查，而日本对中国、南洋群岛的调查早已开始且已著书立说。所以，我国不能坐以待毙，应用我们的优势，即联络海外华侨与白人相抗。他还认为，世界大战期间华侨商人可以联合数家投资小实业，“即以所出之工业品，以供给我国内之用，不必因洋货不到而希望第三国也。况小实业非难能者也。又何必不为天祸欧洲，而与以兵战。正天福中国，而兴以商战之机”。(45) 中国今日之实业，苟再不振兴，可一言以蔽之，过此而更无可为之机，得地理自然之利源，而不为也。睹国际已成之效果而不为，也受欧战之恶影响，而不为也。对此，《杂志》主张政界要改变旧观念，经济界也不应徒发空议论，商业界也不应束手以待毙，应该积极实干。 第三，强调南洋华侨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商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华侨也不能离开祖国庇护，二者的关系是“盖祖国非华侨不能强，而华侨非祖国不能存乎”。《杂志》认为华侨在兴办实业和发展实业方面颇有经验，而且他们能够带来新的技能。“华侨于实业上经验尤多也，至于内地财政虽不至司农仰屋，然金钱有限，需用无穷。当此百度维新之际，注重于此，则轻于彼，注意于彼，则轻于此，势难兼顾，事在必行，借外债而主权失(借外债以兴实业，各国有之。不过定合同时稍加慎重而大权在我，则何妨借外债，彼反对借外债者系反对丧失主权之借债耳)……使华侨对于祖国也，群起归国以从事于各方面，既不借诸外又无害于民，一举数得莫此之。”(46)《杂志》强调，若想得到华侨的支持，政府要设领事对南洋华侨加以保护，去华侨之苦病，谋华侨之幸福。“自时势观之，华侨也祖国也，皆处于危急之时代，惟祖国足以救华侨，亦惟华侨足以助祖国，舍此而外，别无所倚。况时事日非大局，日迫若迟至十年二十年，而后救无可救，助无可助。故迩来华侨之对于祖国与夫祖国之对于华侨已恍然于救之助之之道，非复当日之可比。斯不独华侨之增，祖国之幸，亦东亚人之所同幸也。”(47) 《杂志》还强调华侨团结的重要性。陆骥在《旧游述感》中感叹，“吾国商人涣散无团结力又无政府之保护……故南洋群岛吾国商人诚能团结协力有加之以学术，即无政府之保护，以吾百万勤俭耐劳之同胞，亦不难战胜白人矣”。(48) 李文权关于华侨投资中国的论述是双向的，他充分注意到《杂志》的宣传作用，一方面呼吁中国政府保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积极吸引华侨的投资；另一方面则鼓励华侨归国投资兴业。(49) 第四，杂志认为南洋不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南洋，而是与中国的命运相连接的南洋，而日本可以成为中国重新建构同南洋关系的榜样，或者是潜在的合作者。近代日本对南洋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商业调查入手的。1886年9月，毕业于札幌农学校地理专业的志贺重昂乘海军练习舰“筑波”号到南洋各殖民地考察，回国后写出《南洋时事》(丸善书店，明治20年3月)，详细介绍了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地现状和可供日本进出的国家的状况。矢野畅在评价《南洋时事》时写道：志贺重昂主张日本人用和平的，即以商业主义的方式谋求在海外雄飞，在近代日本思想界中独自提出“南洋”概念，他深感亚洲黄色人种的危机，主张通过正规的外交途径谋求日本的海外发展，这一思想对以后日本的“南进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0)明治末年开始至大正5年(1916)、大正6年(1917)发行的《实业之日本》，每期都刊登有关南洋的记事、评论等。(51)例如，大正4年3月《实业之日本》春季增刊《南洋号》，描述了大正时期日本“南进”的情况，强调如何在南洋创业和立足的经验。为满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当时日本的南洋观并不是将南洋作为一个有个性的文化性历史性实体，而是当作日本的市场、原料供给地看待。(52) 清末民初的留日人员大多以日本为师。李文权注意到日本商会的八项职能中，多数与调查有关，得出调查实乃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因。所以他提出要进行实业调查，并付诸行动，开启了中国实业调查的先河。《杂志》刊登了数篇有关日本在南洋商业活动的报告。(53)他在《整兴国货当以日本为师说》中提出，“吾人既事事以日本为师矣，何独于实业不矣？”(54)在清朝即将崩溃之际，有华侨主张学习日本的政治制度，认为：“日本之财政因开国会而始能发达，日本之内乱因开国会而始能销[消]灭，日本之外交因开国会而始能平等也。”(55) 《杂志》所提倡的与日本合作的观点并不现实，因为它主张亚洲合作通过商战的方式抗衡西方在亚洲的势力，这可能受到其出版者所处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群之影响。例如，竹越与三郎在《杂志》上撰文称，“(1909年)游爪哇，清国商人甚多，达六十万以上……虽受荷人之虐待，然荷属之工商皆来清国人以营之，即日本输入之砂糖输出之杂货亦多由清国人之手而代为出入者也。是日本商人与清国商人有大关系也……若清商发展日本之输入输出，亦当倍于今日……日本商业在南洋日多，故日本政府亦甚愿清商之发展而为东亚共同之幸福”。(56) 三 代结语 近代中国的新南洋观与跨界亚洲观的雏形 在分析了李文权、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及其《杂志》的跨国构成和关注重心之后，笔者认为，它们推动了新的南洋观的形成，而这一南洋观既对此前中国的南洋观有所传承，也加入了新的元素，构成了近代中国亚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见图1)。《杂志》所反映出的亚洲观有以下几个特点。
图1 中国知识体系中的南洋(1895-1911) 第一，对传统南洋观的历史传承。如前所述，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门户，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南洋在这一重新建构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它象征着晚清帝国朝贡贸易体系崩溃，同时也成为建构中西关系的重要一环。《杂志》所展现的南洋观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观念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例如，数篇文章都强调中国历史上在南洋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西人到来之后的中国势力的消减。同时，《杂志》对华侨问题的关注也基本上延续了19世纪末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态度(在保护的同时，利用华侨帮助中国的经济现代化)。
图2 公共话语中的南洋(1895-1911) 第二，《杂志》将南洋同现代商业的发展和商战联系起来，从而将南洋引入日益变迁和竞争激烈的国际新经济和贸易体系之中。晚清以来以清廷为中心的南洋华侨的论述着眼点在他们与祖国的关系，包括他们在海外受到剥削，强调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进行保护。而李文权及其同僚从海外的角度强调政府应保护华侨的利益，并呼吁华侨社会要在南洋(而非仅仅在中国)进行商业和市场调查，从而在与西方的商战中取得成效。这一新的南洋观把商业和实业作为连接区域关系的主要枢纽，李文权还积极在华侨社会中推动这一观念。例如，他曾访问东南亚最重要的华商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数年之后(1922年)，该组织编辑出版了《商务月刊》，明确表示海外华商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国际眼光、熟悉祖国和侨居地的情况，并将介绍商业基础知识(包括市场调查)和报道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作为自己的宗旨。(57)因此，在清末民初，商业的南洋成为与政治的南洋共存的一种新模式，并通过华侨连接起来(见图2)。1918年暨南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与南洋》杂志明确指出“本志研究南洋之目的重在南洋之华侨”。(58) 第三，《杂志》将南洋同中国和日本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新的亚洲现象和建构，并为包括亚洲主义思潮在内的观念流动提供了新的活力。白永瑞指出，清末的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影响。例如，历史科目基本上是由中国史、亚洲各国史、欧美史构成的。这是完全接受了日本的三分科体制的结果。(59)笔者认为，晚清的亚洲想象基本上是基于中日、中西或中国-东南亚这些双向对比而产生的，而李文权及其同僚(以及春柳社的一些活动)则超越了这种双向性，将亚洲想象置于多边的和流动的语境之下加以建构，并从东西方冲突的视野重新审视亚洲区域关系。日本对南洋的认知通过《杂志》被带到了中国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亚洲观和20世纪上半叶亚洲主义的重要一环。 例如，孙中山的泛亚洲主义受日本的影响，而印尼民族主义者又从他那里获取了灵感和启发。作为印尼民族主义者，曾在1945年至1967年担任总统的苏加诺认为在独立斗争中，印中两国有着同样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这种信念是他的泛亚洲主义观念的扩展。他在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之声》(Suluh Indonesia Muda)中写道： 人们开始意识到印中两国人民都是东亚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都是为自由生活斗争、挣扎的人……因为亚洲人民共同的遭遇必然会产生共同的行动；共同的命运必定产生共同的情感。在抵抗大英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埃及、印度、中国、印尼人民面对同样的敌人……因此，我们应一起建立一个亚洲社会，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壁垒，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泛亚洲主义原则的原因。(60) 第四，新的南洋观和亚洲想象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建构起来的，并通过跨国、跨种族以及华族内部的人际联系网络而获得广泛的传播。如李欧梵和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指出的，晚清大众文化的勃兴导致大量报刊的出现，“人们几乎只有通过报刊才能获取政治信息和新观念”。(61)《杂志》的出版正是在这一大众传媒革命性的发展大背景下实现的。它与同时期的杂志有着共同的命运(例如，每期发行量在3000份左右、较为短命)，但与同时期其他众多的杂志不同的是，它的重点在南洋，尤其是商业的南洋，并通过日本、中国和东南亚三边的观念流动建构一个新的亚洲想象。这一新的想象同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等跨国界、跨文化和跨种族人际网络相互补充，成为晚清大众传媒发展中的一个深具特色的文化载体。 第五，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及其《杂志》受到政治的影响，但它并非仅仅以民族、政治为界限，而是以商业为纽带，超越中国、日本、南洋而形成一种新的跨界性。这可以说是21世纪初跨界亚洲观念上的雏形。笔者认为，“跨界亚洲”将灵活性的地理空间扩充到整个东亚(包含东南亚)以及海洋亚洲，其核心内涵是机构、群体和个人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认同、秩序、模式以及亚洲现代性(Asian modernity)。从这个意义上说，“跨界亚洲”并非仅仅是一种开放性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全球化和区域变迁的新路径和视野。它以历史性、网络、移民、跨国场域下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市场与组织、跨国婚姻、跨界企业家精神等不同的机制和想象为主要着眼点，注重其在制度上、文化上和空间上的枢纽和联系。正是这些互为影响的节点和连接界面构成了跨界亚洲的精髓。(62) 本文通过对中国有关南洋的第一本期刊《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的考察，探讨了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新的南洋观，及由此所呈现的中国近代亚洲观。近代中国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各种思潮激荡碰撞。李文权虽然只是大时代里的一位小人物，但他通过其所办的期刊，将日本的观念传到中国，将中国的南洋观传到南洋，无论期刊的运作模式还是其所传达的理念，都已经具备了“跨界亚洲”的特性及近代中国“跨界亚洲”观念的雏形。 作者文责自负。笔者感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历史学系对本研究的支持。滨下武志、白石隆、松浦正孝、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汪晖、廖赤阳、饭岛涉、城山智子、施蕴玲、付海晏、曹善玉、张慧梅等学者对本文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①例如，晚近出版的一些论著对这些概念做了多层次的知识考古。参看黄东兰《“亚洲”的诞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概念》，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第27—46页；陈玮芬《日本关于“东亚”的思考》，《思想3：天下·东亚·台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第151—176页；孙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三联书店，2011。 ②有关的著作不胜枚举。例如：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世界史”与亚洲、日本》，原载《环》2000年春季号，第3—23页；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局，1999。 ③滨下武志：《全球化中的东亚地缘文化——“日本与亚洲”和“亚洲中的日本”的自他认识的异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2—67页；Takeshi Hamashita,China,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eds.by Linda Grove and Mark Selden,London:Routledge,2008。 ④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三联书店，2004，第644—654页。汪晖指出，《海国图志》所引述100多种中外著作，其中历代正史20多种，中国古代有关域外地理的相关著述70多种，西人著作仅20种。 ⑤Rebecca E.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⑥吴剑杰：《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83—197页。 ⑦Wang Gungwu,Community and Nation:China,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St.Leonards,N.S.W.:Allen & Unwin fo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1992; Prasenjit 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China,1900-194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2,no.4,1997,pp.1030-1051. ⑧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134—148页。 ⑨Brian C.Bernards,Writing the South Seas: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anyang Literary Imagination,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11. ⑩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书店，2011，“自序”，第4、14页。 (11)Cemil Aydin,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12)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葛兆光：《宅兹中国》，第169—194页。 (13)徐志民：《甲午战后中国留日热潮的日本因素》，《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8页。 (1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154页。 (15)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7—265页。 (16)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ies(1982)," in Moustafa Bayoumi and Andrew Rubin,eds.,The Edward Said Reader,New York:Vintage Books,2000,pp.195-217. (17)章清：《“历史研究的单位”：“专门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33—150页；《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53—74页。 (18)李文权：《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章程》，《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1期，1910年10月。 (19)李文权：《发刊词》，《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1期，1910年10月。 (20)果鸿孝：《中国实业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189页。 (21)关于李文权的实业思想，可参见李鹏《李文权实业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该论文是目前笔者所知的唯一有关李文权的专门研究。 (22)李文权：《三十七年自述》，《中国实业杂志》第6年第9、10合卷，1916年，第593页。 (23)李文权：《三十七年自述》，《中国实业杂志》第6年第9、10合卷，1916年，第594页。 (24)李文权：《三十七年自述》，《中国实业杂志》第六年第9、10合卷，1916年，第594—597页。 (25)一桥大学学园史刊行委员会：《一桥大学学制史资料》第12集，东京，1991。 (26)春柳旧主(李文权)：《春柳社之过去谭》，《春柳》第2期，1918年，第111页。 (27)春柳旧主：《春柳社之过去谭》，《春柳》第2期，1918年，第111页。 (28)参见袁国兴《创始期中国话剧与日本的因缘》，《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第79—81页；飯塚容、瀬戸宏、平林宣和主编《文明戯研究の現在：春柳社百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ヅウム諭文集》，东方书店，2009。 (29)矢野畅：《近代日本の南方関与》，矢野暢编《東南アジアと日本》，《講座東南アジア学》第10卷，东京：弘文堂，1991，第2—14页。 (30)Douglas 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 (31)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pp.168-174. (32)《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1期，1910年10月。 (33)以上数据是笔者根据《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4期《本会特别名誉赞成员》等名单数据的统计所得。 (34)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第46—49页。 (35)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諭——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IPRの研究》，东京：劲草书房，1984，第67页。 (36)竹越与三郎：《今日政策之得失》，李文权编《他山百家言》，中国实业杂志社编辑部，1916，第156页。有关竹越的生平及其著作，参见http://www.ndl.go.jp/portrait/datas/287.html。 (37)竹越与三郎：《今日政策之得失》，李文权编《他山百家言》，第157—158页。 (38)竹越与三郎：《今日政策之得失》，李文权编《他山百家言》，第157—158页。 (39)李文权：《近十年自述》，李文权编《大连劝业博览会出口图说》，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所，1925，第48页。 (40)官署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后，各省陆续设置，掌全省农工商业及交通事务，所属有劝业公所，此即辛亥革命后各省实业厅的前身。 (41)《本会最要紧告白》，《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2期，1910年10月。 (42)李文权：《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章程》，《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1期，1910年10月。 (43)谢祖元：《殖民政策》，《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2期，1910年10月。 (44)《政府对于华侨函宜施行之政策》，《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2期，1910年10月。 (45)《中国实业杂志》第六年第1期，1915年。 (46)李文权：《论华侨与祖国之关系》，《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2期，1910年10月，第5页。 (47)李文权：《论华侨与祖国之关系》，《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2期，1910年10月，第8页。 (48)《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1期，1910年10月，第15—16页。 (49)李鹏：《李文权实业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50)神谷忠孝：《「南洋」神話の形成》，《東南アヅアと日本》，第52页。 (51)矢野畅：《近代日本の南方関与》，《東南アジアと日本》，第15页。 (52)清水元：《日本资本主义と南洋》，《東南アジアと日本》，第90—91页。 (53)如李文权译《日本大隈伯日本产业论》；李文权：《日本农产物行销南洋历年之现状》，《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3期，第21—45、83—93页。 (54)《中国实业杂志》第六年第5期，1915年，第358页。 (55)《日本华侨代表请愿速开国会》，《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4期。 (56)竹越与三郎：《南洋清商之发展与日本之关系》，《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3期，第142—143页。 (57)《商务月刊》第1期，1922年，第1—5页。有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中的作用，参见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6—118页。 (58)赵正平：《南洋之定义》，《中国与南洋》第1辑，1918年3月，第6—8页。该辑的内容包括《关于糖业之调查》一文。 (59)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三联书店，2011，第266—267页。 (60)Sukarno,"Indonesianism and Pan-Asianism(1928)," Under the Banner of Revolution,vol.l,Jakarta:Publication Committee,1966,p.67.有关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现代历史的影响，参见Liu Hong,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1949-65,Singapore and Kyoto: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Kyoto University Press,2011。 (61)Leo Ou-fan Lee and Andrew Nathan,"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Judith A.Berling,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360-395. (62)详见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跨国网络与全球治理：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挑战》，《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第4—29页。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商业研究论文; 商业论文; 华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