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各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各国政府论文,教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从过去政府改革的历史中究竟吸取了哪些经验与教训呢？本文将围绕政府改革的六个方面对过去20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创新与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应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和评介。
低成本政府
很多国家进行政府改革的原因都是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所以一些政府改革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削减政府成本。为了控制政府的开支，有力的财政控制和有效的预算程序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国家为了减少政府开支以支持私人部门的壮大和促进较多的外来投资，必须要进行各种形式的预算改革。
在政府预算方面，或许最为复杂的变化要算是将生产力作为与政府开支相关的概念介绍进来。一般而言，人们很少把生产力这个概念与政府联系起来，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大量的预算和财政改革都将生产力水平设定为根本性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制定预算的核心概念。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以减少政府的开支，出现了一些相互关联的战略。它们是：
——成本核算；
——以绩效为基础制定预算；
——为组织争取积蓄；
——提高生产率。
私人部门对于建立开支账目已经十分熟悉了。事实上，很难想象一个生产汽车、冰箱或是其他产品的公司没有一个精确的成本会计图。然而，成本核算却很少在政府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应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关注削减成本，成本会计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成本会计能够让政府实施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很多人都认为精确地制定政府目标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通常是因为他们的目标过于抽象。在新西兰，几乎所有政府服务都要通过竞争招标，公共部门的绩效目标必须陈述的非常明确，因为每个目标的实施都要签订合同。
实施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的前提假设是：当目标得到清晰地表述，并且废除了传统的预算模式之后，允许更多的创新和改革，组织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政府渐渐地撤销了微观管理机构的预算制定，开始允许政府机构在需要的时候转移资金以实现组织的目标。
很多预算改革的背后都试图建立一套更加理性的激励机制——为政府节约开支的官员应该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在传统的预算模式下，财政有所结余的政府机构必须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将结余归还国库——这是一个不鼓励节余的模式。为了应对这一弊病，一些国家现在允许将部门结余按比例返还给各政府部门，提高了节约开支的积极性。
后来，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为了提高生产力，必须建立一套鼓励不断创新的体制。正如对组织——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的研究表明的，创新更多地来自于中层和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而不是组织的高层。最好的公共部门组织应该创造一个自由的氛围，所有的员工——从上到下——都能够自由地参与、交流节约开支和提高绩效的活动。
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大规模？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每个国家都应该自问——我们政府的生产力如何？是否应该限制或者取消那些生产力较低的政府活动。唐纳德·罗瓦特(Donald Rowat)的著作中对于什么是适度的政府规模分析的相当深刻。与传统的观点不同，罗瓦特发现：一般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政府的雇员都比发展中国家多。他研究了政府雇员的分配，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雇员数量通常都比发展中国家多。而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的雇员则较多。
这一趋势代表的内涵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公共健康护士和警察——他们是建设安全而强大的社区的重要力量。中央政府雇员则更多地忙于官僚事务。可见，关键问题在于——政府雇员的工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政府应该拥有适当规模的公共雇员。
但是，遭遇财政危机的国家一般必须缩减政府的规模，而不能考虑什么是政府的适当规模了。为此，他们必须采用各种措施来降低员工开支。这些措施包括：
——冻结或降低工资；
——冻结奖金；
——削减冗员；
——减少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公务员；
——减少自动升职；
——自愿裁员(鼓励员工提前离职)；
——强制裁员；
——鼓励员工提前退休。
在通过缩减规模降低政府成本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不同的经验。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中，有些国家私人部门吸纳新生劳动力的能力很低，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个在中心城市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可以养活好几个生活在乡下的家人。自愿裁员是政府付给离职员工一定的经济赔偿，这种做法经常导致最年富力强的员工的离职，因为他们可以轻松地在私人公司中找到工作。因此，如果政府不关心如何更好地实行裁员计划就会导致严重的“知识浪费”。如果不采取控制措施，一些被裁掉的冗员又会重新回到政府部门来。
但是，这些经验也不都是负面的。成功的规模缩减通常涉及两个核心原则。第一，如果可能的话，在私人部门的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政府裁员应该成为常规的事情。第二，政府裁员的过程中，应该努力重新分配岗位的数量，从中央政府向州和地方政府转移，从官僚事务向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第一线岗位转移。
在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政府裁员17％(超过所有人的预期)。然而，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改革更多地源于信心危机而非经济危机，因此这个改革是在良好的经济状况下开展的。通过自愿裁员和空置职位的方法，一些机构裁掉了20％的员工。到1990年代中期，一些离开政府的人员，尤其是那些原来在国防部供职的高素质员工都被吸纳进了不断发展壮大的私人部门。
第二，克林顿总统许诺将在城市的街道上增加10万警力，开支将由政府裁员带来的开支剩余提供。美国当时正面临犯罪率的上升，因此这项计划深得人心。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大多数城市的犯罪率都有所下降。尽管警力的增加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做法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关键问题不是公职人员的规模而是他们的职能。将资金用于城市的安全建设对经济发展和就业是非常有利的，可以让政府获得更多民众的认可。
建立低成本政府也许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却是政府创新的关键步骤。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的政府改革已经表明生产力概念能够在预算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政府能够采用有效的方式缩减政府规模。政府也能够设置更多的公共职位用于公众服务的目的，而不是纠缠于官僚事务。
优质政府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政府创新都与建设优质政府有关。但是，对于一些改革者而言，“优质”特指改善服务的改革。改善服务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物质收益，但对于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是至关重要的。1980年代末期，公共部门优质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是英国《公民宪章》的制定。《公民宪章》详细规定了公共服务的规范和标准。这一理念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19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客户服务标准。此后，政府创新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改善公民服务的水平。葡萄牙和爱尔兰政府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由于公民服务是政府赢得信任的佳径，因此这项改革运动对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重要。南非政府于1997年9月发表的《公共服务改革白皮书》的题目就是“人民是第一位的”。这体现了南非政府对行政改革和公民服务的重视程度，将其作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后南非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
提供优质服务的理念源自私人部门。正如某跨国公司的行政总裁说的那样：“说整个优质服务运动是由私人企业发起的是毫不夸张的，后来政府部门才发现实践这些理念的收获颇丰。”用柯达公司全球质量总监特雷弗·史密斯(Trevor Smith)的话说“质量管理标准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分别是客户、产品和组织。”
当质量管理运动被移植到公共部门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改革中都出现了以下几个主题：
——建立“一站式政务超市”；
——了解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和期待；
——根据公民的建议来改善官僚机构的组织和行为；
——公开政府的服务标准；
——以标准来衡量绩效；
——因人设岗；
——培训政府雇员的服务理念，制定根据服务标准的完成情况为核心的内部奖励制度。
“一站式政务超市”是创建优质政府过程中最为简单、流行的改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进行了此项改革。1999年，马里共和国为新建企业设立了一站式投资服务窗口；在中国合肥，政府为在新工业区内投资的企业建立了一站式政务超市。1992年海南省开始了三级服务政府的建立，这一创新重点强调的是将所有外来投资的项目审批和服务都集中在一个窗口办理。在意大利，公民注册或变更企业所需的所有程序都可以在一站式窗口得到解决。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设置了技术秘书处，专门负责国家技术现代化，这些技术改进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民众。
然而，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发展，全面的优质政府改革难以实现。因为这严重依赖于民众的参与。真正草根式民主参与的案例之一是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她因“参与预算”项目获得了瓦加斯基金会(Ge tulio Vargas Foundation)颁发的创新奖。在过去的10年中，数以千计的公民参与了制定地方预算的公开听证会。正如哈佛大学的高瓦·里兹威(Gowhear Rizvi)教授指出的：“这个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有深刻的影响，是消除腐败、鼓励民众参与的重要手段。”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认为，与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在民主和透明程度较高的地方实行的项目更容易取得成功。
优质政府对企业和公民个人同样重要。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现代化，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私人部门、美国海关部门和中国海关部门的合作下，上海港口示范项目于1999年启动。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这个项目将使上海海关具备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关的能力。所有的APEC成员国一致认为这是海关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典范。
和其他方面的政府创新一样，建设优质政府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创新计划的实施通常需要一些资源和自由，然而这在有些国家是不具备的。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帕沙警告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政府的不满与资源浪费密切相关，世界许多国家都没有克服浪费资源的恶习。”
第二个同样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是一个不好的倾向，即虽然采用绩效评估体系却没有用它来驱动组织的绩效。一项对美国900多个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事实上绩效系统的实施情况严重依赖政治或文化因素。资源匮乏、缺少政治支持和工会的存在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绩效评估体系的实施。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家仍将优质政府作为政府改革的核心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决定建立创新中心，共享和检验创新成果，从而将创新制度化的原因。
最后，公民社会较为发达的国家正在经由私人部门和非盈利部门共同参与的新的治理模式。经合组织(OECD)称这种治理模式为“分散式公共治理”，意指“与政府部门保持一定距离的组织运行模式”。这些混合型组织的特点在于他们是公共与私人部门联合产生的政府。例如，1996年美国通过的新福利改革法案授予非盈利组织、盈利组织和宗教组织为穷人提供服务合法权力。布什政府允许宗教组织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动用政府经费。这是为了共同服务社会，政府允许非政府组织使用政府经费的又一个案例。虽然这些新型的治理改革为民主的责任性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然而，对于想要提高政府质量的人们来说，创新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
专业政府
在一个关于非洲公务员改革的重要文章中，班密戴利·奥罗乌(Bamidele Olowu)写道：“实现效能政府的核心是效能的公务员队伍。”尽管这个说法对于各国政府都是普遍有效的，但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通常在削减公共部门开支的时候，也会忽视公务员的重要性。然而，建设一支效能的公务员队伍是建设优质政府的关键所在。在21世纪初，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以下问题：
——在政府运行所必需的人才竞争中，公共部门比不上私人部门(在发达国家)或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
——公共部门面临严重的技能匮乏，缺少培训员工的经费；
——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没有拉开档次，这导致一些优秀员工的辞职；
——公务员严格受制于规则和条款，表现优秀的员工也不会得到奖赏；
——过多的政治任命造成政府雇员频繁的人事变动；
——政府员工不能严格依法办事。
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政府都存在这样的难题，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引进高水平的人才。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工作5到10年的中级专家的薪水是每月140到250美金不等，同样的工作在私人部门却是700到1500美金。奥罗乌指出，非洲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因为饥荒和通货膨胀下降的非常厉害——特别是技术性较强的公务员岗位。另外，非洲的一些政府不但要与私人企业竞争还要与非政府组织竞争人才。
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人才的竞争基本上都来自于私人部门。1990年代，信息经济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已经无法与私人部门竞争人才。一项研究显示，1999年，在中等规模公司中任职的行政领导的年收入是22.1万美金，而政府部门则只有12.6万。这一差距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还在不断地加大。美国政府发现他们现在要和私人部门竞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工程师、电脑程序员、律师和会计等人才。
除了在薪酬方面落后于私人部门以外，政府部门在员工的培训上也不具备竞争优势。较少的培训机会和较低的工资收入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政府人才短缺。这个问题在公务员制度历史悠久的发达国家尤其突出。一些过去形成的制度和传统严重束缚了公务员队伍的现代化，甚至助长了公务员中蔓延的自满文化。正如美国公务员领袖凯·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所说的那样：“1950年代的政府公务员基本上是由办事员组成的，我们必须不断改革适应现代高度流动性和市场化的状况。僵化的公务员管理体制造成了庸人政治。”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正在经历频繁的人事变动，这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其原因主要是人事管理中采用的是政治提拔制度而不是英才管理制度。例如：在1996年，俄罗斯只有1/5的联邦政府部长、副部长级领导拥有与其工作相关的教育背景，只有1/4的人受过公共管理的教育。
最后，公务员制度的另一个弱点是腐败滋生。在政府公务员工资水平非常低的国家，一些政府官员将接受贿赂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合法方式。除了接受贿赂之外，他们还从事与官职相关的第二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与腐败程度相联系，工资水平应该提高2.8—7.4倍才能预防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但这并不是腐败发生的关键原因。在法治不完善的国家，公务员一般不能做到依法办事。我们对俄罗斯公务员的调查发现，以下观点在他们中间普遍盛行，“他们有的说：‘法律在我们这里不起作用’，有的认为：‘法律不能得到贯彻’，还有的说：‘这些法律都是自相矛盾的’，法律会因人而异。”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要平衡公务员的政治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在墨西哥和俄罗斯，政治对公务员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但在公务员传统稳定而强大的国家却恰恰相反。英国的公务员系统非常强大，政治官员对官僚系统的干预是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政府矛盾产生的重要来源。如何处理民选产生的政治领袖与政府文职人员的恰当关系是人们辩论的关键。
总之，世界各国政府为建设专业的优质政府所作出的努力包括：
——努力减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收入差距；
——努力减轻公务员的收入压缩状况；
——改革落后的公务员制度；
——建立绩效管理系统；
——公开向社会招聘稀缺和高素质人才；
——平衡公务员的专业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
在建设专业政府的创新过程中，困难与机遇是并存的。现代公务员制度源于盎格鲁——美国传统，它依赖于良好的法治。由于一些国家还没有建立良好的法制社会，因此简单地照搬别国的公务员制度将无助于建设良好的政府。但是，一些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理解和应用自身传统的话，将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
电子政府
信息时代不但改变了社会的私人领域，也将改变公共部门。目前，很多政府创新都是依靠信息技术的支撑。联合国最近的调查表明世界上有89％的政府利用互联网来传递信息。2001年，全球共有各类政府网站5万多个，仅美国联邦政府就有2.2万个。而在1996年，全球互联网上只有不到50个政府官方网页。
那么，政府用互联网做些什么呢？一些政府的网页只是为了向外国人介绍本国的情况和领导人，而没有向公民提供任何的网上服务，联合国称这样的国家为“新兴”电子政府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网页只向外国人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很少向本国公民提供服务。联合国称这类国家为“有待提高”的电子政府国家。
第三种类型是“互动”电子政府，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公民可以在网站上下载表格、资料，但是不能在线办公。第四种类型是“业务交易”电子政府，包括17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通过信用卡实现网上支付，政府也可以在网上完成各种业务需求。例如西班牙公民可以在网上缴纳所有税费。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仍然存在很大的创新和节约成本的空间。当把电子政府的理念与公民就是顾客的理念结合起来的时候，政府可以进行更好的创新。墨西哥国家发展银行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主要是为中小客户提供贷款和帮助的。2000年以前，他们是亏损的，但是自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办公以来，他们的客户从1.5万上升到30万，不良贷款率从3.2％下降到了1.8％。
信息技术可以在帮助政府更好地服务民众的同时节省交易成本。还可以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以抑制腐败。美国所有的联邦法律都须经公开讨论。互联网没出现以前，公民的这种权利难以真正实现。但是，几年前美国农业部将有机农场法案的意见稿放到网上，供农场主、环保主义者和各界人士讨论。通过电脑，公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了。农业部因此获得了美国政府创新奖。加拿大政府在建设电子交易政府，吸收民意，提高政府决策质量方面的努力也是举世瞩目的。
电子政府有以下几点功能：
——降低政府成本；
——加强公民对政府的信息输入；
——改善政府决策质量；
——提高政府办公的透明度。
但是，电子政府在公共部门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私人部门。其中的原因是：首先，一些政府事务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性和安全性；电子政府的网上交易系统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部门对这个问题的积极性不高。私人部门采用信息技术可以迅速地提高生产力水平，可以用电脑代替人的劳动。公共部门无法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一些国家的公民无法经常接触网络，因此，政府需要提供新旧两种服务方式。第二，裁减公务员队伍会导致一些政治上的不稳定，在政府相对弱小的国家尤为如此。
总之，信息革命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它只是一个技术手段而已，既可以用来加强政府权力，又可以用来推翻政府。据统计至少有20个国家为了控制信息和民众思想而采取各种形式封闭互联网。27对这些国家而言，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对现代政府和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却存在着潜在地威胁一个国家的现政权的可能。网络可以培养和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行为。
较少管制的政府
除了服务公众，保卫国家安全之外，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管制私人部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诚信、可靠的管制结构。没有法治的保障，正确的管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因此，管制结构的改革应该与司法系统的改革同步进行。一些国家的政府需要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监督经济的私有化。所有政府都必须计算管制的成本，以免使其成为政府的经济负担。
计算管制造成的经济负担是建立有效的管制制度的第一步。但是，了解管制的成本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个部门负责这项业务，他们经常因为计算方法和结果的不同而争论不休。计算管制成本的结果时常可以警告政府改革的必要性。
管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人们对这一点的了解却非常少。管制越多，企业的发展积极性就越小。一些发展中国家严格的政府管制导致企业成为了经济的一个非正式部门，无法建立产权制度和累计资本，结果造成了新生贫困。
过分的政府管制不但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积极性，还可能滋生腐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管制部门都是腐败的重灾区。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改革的方向是尽量简化管制，改变旧的管制模式，从强调控制向关注慈善救济转变。在腐败严重的国家，这种管制模式的转变似乎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但是，在法治国家内，鼓励更多的志愿性慈善活动可以让管制过程更加有效。
因此，一旦政府清楚地了解了管制成本，大多数政府都会努力减少政府管制。一项针对2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调查表明，其中的26个国家都已经开始了减轻政府管制的改革。减少管制的措施主要是以下几点：
——衡量管制成本；
——简化、缩减管制程序和内容；
——立法和管制的过程中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跨国组织越来越多，因此以上这些措施对政府创新越来越重要。随着欧盟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欧盟的法律已经超越了国家法律。因此，欧盟政策制定的焦点就是管制问题。2003年，欧盟成功地削减了对电话部门的管制，国内话费降低一半，国际话费降低了1/3。
在过去的10年里，全球化是政府减少管制的主要推动力量，今后的10年也将如此。除了经济管制的挑战，各国还必须面对环境管制的挑战。在全球层面上，政府降低管制的限度取决于他们能接受怎样的管制成本，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合作。
廉洁和透明的政府
在与腐败作斗争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道德责任。正如透明国际的发起者和领导人彼得·艾根说的那样：“腐败直接影响了社会契约的有效性，因为腐败改变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本质，政府官员没有履行其应尽的职责，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与腐败行为作斗争不仅是道德责任，还有经济上的必然性。简而言之，腐败严重的国家通常都是越来越贫穷的国家。为何会这样呢？首先，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外国援助存入了瑞士银行的个人账户。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流动的比率迅速增加。大规模私人领域的资本流动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廉洁、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经济学家认为：腐败的增加会带来教育公共开支的减少——这对努力发展工业和信息经济的国家是非常有害的。
多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一直将腐败作为一种“企业成本”置之不理。但是，到1999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已经认识到“腐败给穷人带来巨大的代价，穷人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为此，经合组织引入了“在国际商业交往中反对贿赂外国官员的协议”。协议的目的是要求35个签约国将贿赂外国官员的行为定罪，并建立相应的机构来加强这一制度。这35个签约国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90％还多。
因此，本世纪初一些国家的政府发现必须要努力惩治腐败。出现了以下几个主题：
——国家必须建立一个真正透明的公共部门；
——政府应该让民众了解他们的知情权；
——透明国际的年度腐败状况排名加大了各国治理腐败的力度；
——政府必须加强法治建设，惩治腐败官员；
——政府还要寻找腐败的根源，简化行政程序；
——在腐败程度低的发达国家，政府官员必须找到防止欺诈与提供服务间的平衡点。
透明对建设开放的文化环境是极为重要的，而开放的文化是治理腐败的关键所在。一旦建立了透明的制度，公民就要融合到这种文化中，关注政府的举动。在中国的贵州，贵阳市在2002年获得了“政府创新奖”，因为他们允许市民旁听人大会议。这是创建开放文化的重要开端，“使民众获得了参与政治过程的经验和知识。”
透明和开放的文化环境是治理腐败的第一步，透明国际从创建之初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从发表第一个调查以来，腐败程度排名就成为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这个排名对于推动政府改革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一些国家也愿意调查和处理腐败的官员。印度政府将接受调查的官员名字公布在网络上，很快就会在媒体和社区传布，这个措施将会提高腐败行为的发生成本。但正如人们已经意识到的，如果政府的制度设计是导致腐败的根源的话，那么对个别腐败分子的查处并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最后，第一世界国家的政府还应该找到管制与生产力之间的恰当平衡。一些国家的管制结构过于复杂，影响到了生产力的提高。19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部门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法令不但没有降低相反却提高了企业员工的受伤和死亡数量，同时还增加了被管制企业的成本。因此，他们计划了自愿救济项目，这个项目减少了企业员工的受伤和死亡数量，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获得了1998年的美国政府创新奖。
结论
当世界各国的政府开始第二个10年期的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时，他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层面的政府改革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为他们是彼此连接起来的。例如，建设低成本政府就要引入生产力的概念。降低政府成本离不开一支诚信、有竞争力的政府公务员队伍。随着政府职能的日渐复杂，政府雇员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培训。
高效的政府和优质的公务员是优质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发现和倾听民众的需要。但是，为了建设优质政府，领导人还必须奖惩分明；在公共部门内营造创新的氛围。还应该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当然，信息技术对这些政府改革计划的完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信息技术的帮助，政府能够更加效能地运作。下个10年，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为公务员创造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另外，建设透明政府、治理腐败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
所有的政府都面临着如何实现适当管制的挑战——既能完成公共目标，又不为企业造成负担，还不会诱发腐败。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最后，建设廉洁透明的政府与其他方面的政府改革也是相联系的。为了预防腐败，应该让公务员享受合适的工资待遇；同时，公民在期待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应相信政府的管制结构。
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都非常重要，因为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希望在全球创新中走在前列的国家应该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创新给予同样的重视。在这过程中文化的转变最为重要，在21世纪的背景下，对公民与官员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使命应该有重新的认识。机遇与挑战并存。
编译者简介：冉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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