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国民党论文,动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动员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然而，关于政治动员的内涵，却各异其说，界定不一。如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James R.Townsend)、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政治动员是指“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注：〔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在国内，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注：《中国小百科全书》（第4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尽管表述上不完全一致，但构成政治动员的一些基本要素则是大家所认同的，动员手段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政治动员手段，即动员主体为实现政治目标所采取的影响动员客体的策略、方式、途径。一般说，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构成政治动员的两极，动员主体的动员策略、方式、途径是联系这两极的“媒介”，因此，动员手段在政治动员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政治动员的主要内容（注：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了担负起“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重任，在政治动员实践中，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采取了多种动员手段，如组织控制、建立外围组织、权威支配、政治宣传鼓动和受训教育等。本文拟以动员手段为切入点，剖析改组之初的国民党所进行的党化教育及其政治效能。
一、利用各种途径，加大政治宣传力度
国民党改组后，非常注意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政治宣传。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讲话时，明确指出，此次改组不仅要改造国民党，还要改造国家，从而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并解释道：“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也就是要求党员奉行主义，宣传主义，说服和带领全国人民都信仰和奉行国民党的主义。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所阐释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国民党所发表的宣言和政纲等等。考虑到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把宣传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看作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
孙中山多次强调宣传的重要性，他认为宣传就是“言语文字的奋斗”，与“用枪炮去奋斗”同样是“为本党主义奋斗的事业”（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9页。）。并指出：“党的改进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揽许多好人来为党做事。”（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国父全集》第三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235页。）“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实际上就是要对民众进行党化教育。
为此，国民党人创办了自己的党报，如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广州《国民新闻》、香港《香江晨报》、以及太原《晓报》、《国民新闻》等；期刊方面有《中国国民党周刊》、《党声周刊》、《党务月报》、《民生周刊》、《新民国》、《中华新报》、《江声日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1924年4月1日，还成立了中央通讯社。另外，还创办了国民党自己的印刷所，即上海的民智印务公司，亦即民智书局。他们利用这些言论机关，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等。
同时，国民党人还举办各种政治性演讲会、报告会，邀请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领导人物发抒党见，宣讲时事，介绍党务发展。1924年5月1日至5日，工人部在广东教育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孙中山应邀前往演讲，他说：如果中国工人要“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根本上还要有一种办法，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是这种的根本办法。所以诸君要担负国家的大责任，还要服从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中国工人……最大的还是政治问题，要实行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就要奉行三民主义，赞成我的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0页。）7月28日，国民党农民党员在广东大学礼堂开联欢会，孙中山、廖仲恺等应邀出席了联欢会，并发表了演说，《广州民国日报》记载当时的情景：“痛快淋漓，掌声不绝。”8月，孙中山亲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第一届农讲所毕业生发表演说，他指出：“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全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12月，粤军讲武党特别区党部成立，邀请廖仲恺到会演讲，他说：“今日成立区党部，各同志对于党之主义，务须努力宣传，方不辜负此种组织。”（注：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3页。）1925年5月25日，广东大学校长邹鲁邀请汪精卫演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年8月，在广东佛山，市党部筹备处指示，各区党部、区分部至少每星期举行一次演讲，以扩大政治宣传效果。1926年4月14日，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发起召开欢迎青年代表大会，邀请甘乃光、陈其瑗、萧楚女、毛泽东、恽代英等到会演说。1926年4月26日，广东大学召开党员大会，邀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表陈曙风演讲，其“发挥革命理论，令人动听”。散会时，党员学生们高呼口号：“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实现党化中山大学”、“拥护中央党部”、“广大特别党部万岁”、“孙文主义万岁”（注：《广大党员大会详情》（二），《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6日。）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举行下层青年大运动，特邀请汪精卫、陈公博、谭平山、高语罕等到会演讲，以资指导。同日，航空局特别党部第三分部为了了解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内容，特邀恽代英到会宣讲，称党员“对于恽代表之演讲，异常留意，演至淋漓痛快时，鼓掌之声达于户外，亦一时之盛状”（注：《航空局党部之演讲》，《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5日。）。
有时他们还利用一些特殊事件，举行游行、示威，扩大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如1925年1月，为促使国民会议召开，国民党中央致函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定于2月2日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要求多打标语，标语内容为：“人民有提出要求自身利益之机会！”“要求人民代表参加善后会议！”“反对列强恐吓中国人民之示威！”（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等等。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通告广州市全体党员参加“二七”纪念大会，通告令：“市内党员一律参加‘二七’纪念大会”，遂后举行“示威巡行，晚间则在广大及太平戏院二处演剧，以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以求获得中华民族之解放”（注：《中央党部通告党员参加“二七”纪念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5日。）。1926年2月20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广东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会后，也举行反对奉系、直系示威大游行，号召全国民众，共同努力，促成国民会议召开。通过国民党人的宣传鼓动，广东各阶层民众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社会民主氛围逐渐形成。
二、建立各种组织机构，加强人才培养
国民党改组后，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这方面人才的缺乏，对国民党开展党化教育是不利的，因此，加紧了对人才的培养。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了宣传部，孙中山指派戴传贤为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2月20日通过《各部职务概要》，规定宣传部的职责，主要在于提供宣传资料给各地党报、编印文字书册向人民解说党的主义和政策，并筹办党校或宣传机构以培养人才。4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宣传部办事章程》，规定宣传部的职责五项：一、指挥执行部及省党部之宣传部，以谋宣传言论之一致。二、指导党军及同志统辖之军队及政治训练，供给关于本党主义政策之教材及教本，规划训育之方法，并考查其成绩。三、印行文字宣传品，解释本党宣言，及印行其他关于党的文字宣传品，如丛书、单行本、小册子、传单、图书等，向人民宣传。四、设办党之宣传学校，编定教授课程讲演纲目，并监督其教授，以养成能宣传本党主义及政策之人才。五、检阅一切杂志、日报，所载关于国际、国家、社会、政党等论文，及各书局出版之书籍，除分别保存编号外，并编成目录（注：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10页。）。此外，组织部也设有宣传员、演讲员、编辑员的编置，配合宣传计划而作广泛的民间宣传。
而且，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制定了一份《中国国民党讲习所组织简章》，章程规定：在中央党部内办理讲习所，召集区分部、区党部执行委员讲习三个月，开设四班，每周讲习两次。讲习科目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政治学概要、经济学概要、本党历史、各国政党状况、本党组织及方略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由孙中山亲自主讲（注：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99页。）。此外，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也有建立讲习所培植专业干部的，如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的课程中有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等。宣传部创办的宣传讲习所，1924年6月29日开学时，孙中山亲临讲演，他说：“讲起效力来，宣传事业同军人事业，实在是一样的大，和一样的重要”，“从前专注意攻城，忽略了攻心，所以我们便应该注意攻心，把本党的主义宣传到民众。……讲习所自然要把本党的三民主义教授到各位同志，俾同志知道了以后，用这种道理去宣传”，宣传的目的“不特是要人知，并且要感化民众，要他们心悦诚服”（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0页。）。1926年4月27日，国民政府特别党部也组织了宣传部，内分三股，其中之一为演讲股，任命区家英、甄香泉为演讲员，宣讲党义。
地方党部为培养宣传人才也是不遗余力。1926年2月，广东省党部青年部准备筹办训育员养成所，并计划派训育员下乡宣传，希望内地学生也能了解国民党的主义而参加革命。4月，训育员养成所成立，招收训育员80人，其中60人为正取生，20人为备取生，同时还预留了20个旁听席位，欢迎各界人士听讲。1926年2月26日，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为了贯彻“以党义训育青年”的方针，并鉴于全市高小以上学校，自春季入学开始，要增设三民主义一科，特发布通告，招考党义教员。
在军队方面，黄埔军校实为国民党培养党军干部的摇篮，党化的色彩自然特别浓厚。军校本部设有党代表，代表国民党执行并监督国民党政策的实施。设有政治部，规划并主持政治教育与宣传。正如蒋介石在1924年6月12日对第一期黄埔学生所讲的，“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两重的训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军校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精神以三民主义为中心，蒋介石在7月30日对军校学生的一次演讲中讲道：“本校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话说，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许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就是叛党，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三、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党义教育
在国民党进行的政治动员中，受训控制是其重要的策略之一，它主要是通过灌输、培训、强制性学习、教育等手段来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使人们对外界刺激产生一种习惯性反应，进而指导人们的行动（注：关海庭主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也就是进行党化教育。
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多次提到他的“以党建国”的主张，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党义为建设中华民国的最高准则，认为国民党的主义是最重要的，“主义胜过武力”。为了使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孙中山本人非常注重党义的宣讲。自1924年1月27日起，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广东大学）礼堂开始宣讲三民主义，至8月24日止，共讲了十六次，即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每次演说，他要求党、政、军人员和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分批前来听讲。如3月9日，孙中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民权主义，赴会听讲者有孙科、古应芬、柏文蔚、邹鲁、及湘滇粤桂各军长兵士、国民党员、暨各报馆通讯社记者等600余人（注：《演讲民权主义纪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0日。）。孙中山还从理论上阐明为主义奋斗的问题，他说：“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而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通于全中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2页。）
孙中山还要求革命党人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去，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使他们了解、响应、拥护国民党的主义、宗旨。“要诸君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这样，“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可见，灌输、宣传、强制性学习国民党的党义对国民党政治权威的巩固是非常重要的。为此，1926年5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召开时，会上关于党化教育的提案达12件，会议遂归并了党化教育的提案，并通过了《党化教育决议案》。该案关于党化教育的办法有：确定教育宗旨为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学校增设政治训育部，施行政治训育，使学生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全省中上学校全由中国国民党党部介绍训育人员；组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举行总理纪念周与政治报告；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每周时数至少要占50分钟，高级小学以上学校加授政治教育、社会科学及三民主义，每星期共须150分钟以上；并提出请教育行政委员会即行审查各校现行教科书，有背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及政策者，应令抽出，不准讲授，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中心（注：《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
国民党对党化教育的形式也非常注意。1924年8月，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精心制定了宣传计划大纲，宣传形式为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包括部长及职员之演讲、宣传员之演讲、指导员之演讲、名流之演讲。文字宣传包括散发印刷品、在机关报发表意见、编纂课本、创作小说、影剧院之广告、图书广告、发行刊物、举行征文等等（注：《宣传部报告宣传计划大纲》，《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6日。）。演讲和宣传的目的是要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等内容广为传播，以唤起民众的共鸣。同时，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决定，广州市各大戏院每日开场前匀腾出半个小时作为宣传员演讲党义的时间。9月，广州市党部具体制定了宣传程序，由宣传部制备灯光片，送交市内各影剧院，于每次开影时，或先或后将该片影演一次，藉以宣传党义。
为了争取广大青年，使青年接受国民党党义的教育，1924年8月，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提出，在秋季开学后，举行一次青年党员测验，测验范围为“党之道德”、“党之知识”，“与对国事之见解”（注：《青年部提议举行青年党部测验案》，《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5日。）。1924年7月，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兵工科分队长，要求报考人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考试科目中，三民主义是必考的一科。再如，1924年8月，广州青年党员召开大会，大会通过《宣言》：“我们正要要求优秀纯洁的青年分子加入，为党指导，替党宣传，以加大党的势力。……我们更以为无论何时何地，都很应该把关系吾党生死存亡的党的主义，向一般民众，作苦心孤诣的宣传，更应该把吾党为国牺牲的精神，拿出来替同胞服务。”（注：《广州青年党员大会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8日。）1925年10月30日，国民党党籍校长会开全体大会，大会决议，“本党以党建国，各校直接政府之指挥，即间接受之指挥，各校课程应加入孙文主义一科，阐明党义。……本党出版物，为宣传利器，各校内之各级党部，宜多备数种，以广宣传”（注：《党籍校长会开全体大会》，《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31日。）。
为了在工人中加强党义的宣传，1924年8月，广州市特别市党部工人部和青年部决定利用暑期，动员青年教师和学生开办暑期工人学校，在动员大会上，陈其瑗指出：为了改善工人之前途，“故特设此暑期工人学校，以作向导，……将吾党建国大计之三民五权等主义，灌输之于工人，此岂仅为工人自身之幸，其有助于吾党建设事业必不可少也”（注：《暑期工校第四次会议纪》，《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8日。）。
值得注意的是，改组后的国民党注重政治动员，强调教化式的“主义宣传”方法，部分受到苏俄（俄共）的影响与示范（注：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1页。）。国民党改组之初，孙中山即在改进国民党大会上指出，“我们进行的方法，大要有三种：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他总结了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深深感觉到国民革命“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致使党员皆不为主义奋斗。俄国恰恰相反，故革命能很快地成功。所以孙中山在演讲中一再告诫国民党员，“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能有成功的希望。”（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并强调“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5页。）。师法的结果，便是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模式。正如孙中山所表明的：“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页。）他并对此做出了解释：“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可见，孙中山师法俄国，重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思想已非常明确。这一理念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孙中山在“一大”开幕词中明确表示：“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页。）由此也决定了学习俄国的政治动员经验成为国民党的一项基本政策，而得到广泛推行。
综上所述，国民党改组后，为了争取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理解和拥护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为建立真正的民国而奋斗，国民党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党化教育是其重要策略之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党化教育的出现，可以说是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因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的政治认同感，使国民党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在民众中树立了权威。为他们以后争取民众积极投身于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国民党人进行党化教育，是建立在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之上的，这样就可能过分强调主义治国，靠主义维护党的革命性、团结力，但对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却缺乏认识，导致了后来国民革命的失败。尤其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等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歪曲，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进行的党化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所宣传的党义的革命性，也远离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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