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创新系统的历史沿革、改革历程和现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沿革论文,技术创新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0 文献标识码：A
当前知识经济热中，创新及创新系统的构建，成为关注之焦点。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创新作为一种外在功能的显现，内在地取决于系统结构。创新系统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四大系统所构成，其中技术创新，上承知识创新，下连创新扩散，推动经济增长，是科技与经济两大系统耦合的结合域，也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最为薄弱的环节。为此，14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和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曾作出巨大努力，时至今日，我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现象仍未有明显改观，成为我们走向知识经济亟待超越的巨大障碍。
本文拟从追踪中国技术创新系统历史形成出发，剖析“脱节”成因，并通过国际比较，提出衔接我国科技与经济的思路。
1.技术创新是一个起始于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交互作用中引发的创新构思，止于市场实现的全过程。
技术创新系统是由与技术创新全过程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主要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所构成。对技术创新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即考察技术创新系统中各类资源的配置，我国技术创新系统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特殊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中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旧中国留下一批科技人员，一批海外留学生及科技人员归国，至1952年，全国约有工程技术人员16.4万，科研人员0.8万，但工程技术人员中从事工矿业的只有5.8万人[1]。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极度缺乏。从1950～1960年，结合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项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完成130 项）开始建构我国现代工业技术创新体系，主要依照苏联模式。由于科技资源匮乏，中央政府只能将极有限的科技资源，统一集中用在国家重点项目上，而当时特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氛围，使资源配置明显向军事工业部门倾斜，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许多理工科大学生被分配到军工部门。在民用工业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奇缺。
“大跃进”期间中央各产业主管部门实行直接统管研究与开发，承担新产品、新工艺的设计与开发，然后将设计图纸交给企业进行生产，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由主管部门计划确定。除军工（或与军工关系特别密切的少数大型企业）和少量新兴产业从事实验技术研究的企业外，企业内的研究与开发已基本上不存在。在此期间，军工技术取得较大进步，先后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从研究与开发直到生产，军工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军事生产与民用生产、军事科学技术与一般产业技术逐步被隔离开来。其他部门只能是支持军工研究开发与生产，大量人力物力被抽调参加国防方面的“攻关”，反向流动被阻隔。中国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结构、物力资源结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历经30多年形成的格局是，主要科技力量集中在科研教育及国防系统，分别隶属各主管部门，实行条块分割管理模式。
70年代末，我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但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特定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中所形成的知识创新体系、创新扩散传播体系、高等教育体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科技教育与经济建设脱节，科技资源配置失衡，科技人员和科研活动游离于企业与经济之外。企业中科研人员太少，高级科技人员企业分布比例更低，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极弱。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约束，企业既无技术创新的能力，又无技术创新的热情与动力，创新需求缺失。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在不合理的管理体制运作中又得以强化与凝固。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吻合的条块分割管理，导致人才属单位所有，单位属部门或区域所有，强力约束了单位、地区和行业间的人才、信息、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各自为阵，重复研究，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
2.80年代中期起步的科技体制改革直接诱因是，痛感我国经济建设一方面科技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大量人才窝工浪费。其根源在，科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2]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随后一系列措施出台，目标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以调整资源配置，推进合理流动，增强基层活力为核心，强化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改革在五个方面展开。
（1）改革拨款制度，引导科研机构主动面向经济建设。 科技拨款制度改革被作为推动全局改革的重大举措，用增量引导存量调整，改变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对经济的“面向”。
（2）加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国务院于1987和1988 年分别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推进科研设计单位进入大中型企业的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目的在于鼓励、推动科研机构长入经济建设，促进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组合集成。
（3）逐步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改革人事制度， 软化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约束。
（4）促进军民结合，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 把部分军工企业改为军民结合型企业，或者下放为民品企业。把国防研究开发工作与经济建设并轨。改革国防科研经费拨款方式，鼓励国防系统科研机构经费来源多元化。
（5）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要求大中型企业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增加R&D经费投入， 对企业开发新产品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这场改革的特点是，以科研经费拨款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基层科研机构微观调整为主，努力把科研机构推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特别是对技术开发性研究所，以“断粮”为手段，逼其长入经济。
3.科技体制改革绩效，最终体现在经济实力、科技竞争力和产业技术水平上，在互动中快速提高。限于篇幅，我们仅从经济发展与科技竞争力、科技资源配置和产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总结科技体制改革成效。
技术创新是面向市场的一系列活动，科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科学研究及成果积累的水平，直接影响制约着技术创新的能力与水平。近1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成就举世瞩目，国际竞争力排名走势趋高，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按照国际惯例，一般用人均GNP或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据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在全世界约190 个国家或地区中，人均GDP仅列第91位，仍属于收入最低之列。[3]而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的排名却非常之高，1998年居世界第13位[4]。
科技体制改革所针对的就是科技资源配置失衡，通过改革推进要素合理流动，强化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科技资源配置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源配置。通过改革，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R&D 人员过于集中科研机构和高校、企业R&D人员太少的格局，有了一定改观，1993年相对1980 年我国研究与发展人员分布在企业的比例由17.5%上升了10个百分点，但与国外比较，远未到位（见表1）。
表1 1993年部分国家在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人员比例 （%）
美国日本英国韩国中国
75.464.868.554.927
资料来源：引自丁晓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该资料是1993年的统计结果。
我国目前科技力量仍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而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政府R&D机构中R&D人员最少，大学次之，企业R&D人员最多，占60%左右，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可见，我们还须作出极大的努力。
我国企业R&D人员相对比例较大提高，与科研机构人员流出， 从而所占比例下降相关，但据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所做的调查，科技人员外流并非按科研体制改革所设想的进入大中型企业，从而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其流向以出国（占42.5%）和进入本所办的公司（占40.2%）为主[5]。 这种流动对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影响不大。
产业技术水平是表征技术创新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我国企业、产业的技术水平与我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的坐标相比，极不相称，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直接缘由。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5]， 我国主要产业技术经济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平均落后15～20年。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制定的衡量产业技术水平标准，是用产业R&D 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区分高、中、低技术产业，比重大于3%的， 为高技术产业，1%～3%为中技术产业，小于1%为低技术产业。 我国1995年统计的产业技术水平与美日德等国8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巨大（见表2）。
严格来讲，我国只有航空航天制造业属高技术产业，其余相差甚远，大量低技术“垄断”着我国产业。
表2 产业R&D经费占销售收入比的国际比较
产业
美国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1987)
(1985)
(1986) (1985)
全部制造业 14
2.03 2.03
0.73
全部高技术产业 -5.58 - 6.33
航空航天制造业 22.354.87 23.0
18.75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6.815.03 4.88
6.2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7.915.72 - 5.10
医药品制造业2.838.34 4.71
5.53
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 2.924.99 2.79
0.77
电气机构及设备制造业-
4.51 7.50
1.56
产业 英国加拿大
OECD成员国中国
(1984) (1986)
(1979～1981) (1995)
全部制造业2.151.050.68
全部高技术产业9.717.59 7.71.4
航空航天制造业
14.2010.79
14.22
8.19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2.7010.809.00.6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1.9816.297.41.00
医药品制造业 13.17 3.877.51.76
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2.53 2.554.90.85
电气机构及设备制造业 3.68 1.243.20.9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指标1996》，第156页。
4.资料表明，10多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与经济增长有大幅提高，科技竞争力从1994年的第23名，提高到1998年的第13名，综合国际竞争力从1994年的第34名，上升到1998年的第24名。但是中国的科技国际竞争力与仍属最低水平之列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的坐标明显不相称，落差很大，相对而言，我国科技实力位次靠前。这反映我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仍然不高，技术创新能力弱，沿袭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因而，在谈到“九五”科技体制改革重点时，国家科委朱丽兰主任提出力争在三个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优化结构；分流人才；转变机制[6]。 前两个都是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所要重点攻克的，绩效不尽人意。经济与科技结合，仍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极为突出问题。
对此，各方认识不一。科教系统通常认为原因在企业技术需求不足，造成大量科技成果无法转化，根源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导致企业缺失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刺激需求应为下一步工作重点；企业界却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是资金不足，其次是缺乏信息与人才，而对大量的科教系统的科研成果，企业认为科技有效供给不足，或者认为选题无市场需求，成果水平、成熟度低；或无资金投入；缺乏畅通的信息通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5]
综上所述，可达成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决不仅是科技体制改革问题，而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系统工程；因而必须与各项改革相匹配，系统推进。如以人才流动为核心的资源配置调整，必须有社会系统改革作支撑。目前人才流动个人成本太高，除众所周知的硬性约束，还要涉及生活、上学、就业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其次，改革的思路应作重大调整。迄今为止，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仍在微观基层，调整科研机构，自下而上，而宏观体制层面上的改革，新技术创新系统运作的制度、体制、政策支撑环境创建远远滞后，条块分割的格局尚未从根本上触动，制约了改革成效与进程，加大了改革成本。应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双向推进。
再次，科技与经济结合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鉴于企业技术力量太弱。一方面继续努力调整科技人力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激励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在技术创新中合作与协同，这是目前强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最有效途径，也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应将改革重点转移，放在刺激科技需求与科技供给的衔接上，为此，必须以企业为出发点及归宿，集成各种资源与要素，聚焦于企业的技术创新，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运用协同创新的方式，加速我国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与产业化。
最后，要充分认识到科技与经济结合难以自发实现，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里，两者也有明显不协调的，如英国。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完善后，企业增强了对科技的需求，科技与经济就能自动实现结合。事实上在技术创新中，尤其是高技术创新，市场失灵，比比皆是。从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来看，政府的作用极为重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官产学研”协同体系，为强化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最佳模式。
收稿日期：200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