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及唯物史观之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本质论文,矛盾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意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和认同，并且学界仍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对它保持高度的关注与期待。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即唯物史观的秘密和诞生地，《手稿》的价值和意义还可以从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中得到确证。
一、揭示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重要性
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集中关注市民社会问题，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主词与宾词之颠倒，马克思实现了其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奠基，此后，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虽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的分析还只是以抽象的哲学思辨为主，但“哲学应当积极干预现实生活”的一贯致思理路已经使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不能仅仅只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结束部分，马克思明确提出，如果说立法权的秘密是“政治国家的矛盾”，而政治国家的秘密又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通过中介者加以调和的“本质的矛盾”，所以，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后，一定“要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即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应当深入到对其“本质的矛盾”的揭示中并致力于矛盾的解决。
承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哲学批判，进一步明确了揭示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在《德法年鉴》时期，为了克服黑格尔基于抽象的理性原则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的曲解，马克思站在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现实的人”确立为对市民社会进行哲学批判的理论立足点和基本原则。但与费尔巴哈单纯直观的感性－对象性相区别，马克思要求把“活动”的原则整合进对感性对象性的理解当中，而正是由于活动原则的渗入，马克思明确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解剖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而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由于无法在矛盾关系中真正理解市民社会，只能将其作为理想的共同体社会的对立面草率地加以忽略和否定。通过诉诸于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提炼出来的活动原则，马克思发现：“本质的矛盾”不仅直接表现着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而且也开始瓦解着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共同体社会”的抽象对立，由此进一步揭示出解剖市民社会，即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市民社会不仅是“物质的生活关系”，而且是现实生活的分裂对立与矛盾。毫无疑问，这种根源于世俗基础的矛盾不可能在哲学直观中予以消除，那么就必须换一种方式，以求对这种矛盾进行分析和解决。这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借助于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原则上都是彻头彻尾的“市民社会”的科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表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运动和经济关系，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和经济利益；而法国的启蒙时期与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和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上表述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利益。这样，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就被直接归结为经济学、政治学研究对于哲学的必要性。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作为地地道道的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应当为哲学的批判所容纳和运用。至此，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均得到了进一步阐明，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就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批判
藉由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激发的钻研经济学的热情，马克思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对他而言是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去，《手稿》的第一、第二部分就体现出了这一研究的初步的但是却富于实质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成果。
与“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完全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性质，所以适用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只能是实证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指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P3)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批判体现为：在充分引证其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进行批判，揭示出蕴涵在这一前提中的内在矛盾。
“国民经济学”即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要求的理论表现，它从私有财产的前提出发，提出了关于劳动的作用和资本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等富有价值的观点，探讨了关于商品交换的合乎规律的关系，考察了劳动、分工、生产力等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威廉·配第以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运动规律做出了准备，[2](P297)它正是市民社会范围内关于私有财产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毫无疑问首先具有研究的价值——它是对市民社会的“经验现实”即私有财产的无限设定。所以，对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矛盾”即“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就不可能离开这门科学。其次，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P50)造成的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学只能非批判地描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只能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必然性的经济事实归结为完全偶然的原因，“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1](P50～51)
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国民经济学非批判地将私有财产作为前提而导致了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价值源泉，是形成价值的唯一要素；而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只有私有财产才是最自然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动者应当获得全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死劳动”的资本才是一切，而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二律背反，问题出自于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本身”无批判地设定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而这种劳动却具有否定自身的性质：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1](P13)国民经济学默认了“劳动本身”是本源的、真实的和肯定自身的劳动，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而实际上却非批判地迎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得出了与这一前提完全相反的结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劳动，事实上是虚假的、颠倒的、否定自身的“异化劳动”，正是由于这种混淆和颠倒，把“异化的”劳动冒充为“本真的”劳动，使国民经济学陷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之中。
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具有肯定私有财产但是却否定人的本质的“敌视人的性质”。现实世界中的异化劳动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却成为了一般的、最自然的劳动，他们无视这种劳动对人的有害的、造孽的性质，只是对它进行完全非批判的实证分析；现实世界中的人实际上是异化的人，但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却是一般的、最自然的人，他们的身份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合乎“人类天性”的表现；“开明的国民经济学”在肯定的方面“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却在否定的方面完全局限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因此，国民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科学”，但它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本身却完全是非批判的。开明的国民经济学一方面把人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扬弃了财富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承认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活动，而另一方面，“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1](P74)因此，开明的国民经济学所承认的人的独立性和自我活动，不过是“私有财产”的独立性和自我活动。由于国民经济学家“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1](P75)国民经济学不仅无批判地表现着市民社会的现实，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1](P74)所以，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是“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地和彻底地发挥了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的论点”，但也同时证明了“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不如说是敌视人的。”[1](P74)
国民经济学用异化劳动冒充本真的劳动，非批判性地承认了市民社会的全部现实，而掩盖了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所以，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就应当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着手。正是通过这种凝聚着巨大创造力的批判，马克思创立了异化劳动学说，揭示了私有财产的秘密和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
三、揭示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四个基本规定，分别是：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其中，第四个规定是在总结前三个规定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也最为重要，并在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揭示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之异化本质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除了生产出劳动产品之外，必然生产出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P61)而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只可能是一种异化的、对立的关系，因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P59)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的、对立的关系，就是劳动者和资本家的阶级关系：“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P61)
正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异化关系即阶级对立中，资本家能够站在劳动之外占有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产品，而工人却只能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分得使自己和家人不致饿死的可怜份额。这样，私有财产的产生及本质就昭然若揭了：“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P61)对私有财产之秘密的揭示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这一秘密的被揭示，“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首先得以揭开的，就是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一直孜孜以求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
从把私有财产的秘密公诸于众开始，马克思便牢牢把握住了私有财产所体现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1](P64)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不能被消解，而只能够变得更加紧张和尖锐，并导致整个关系的灭亡。“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统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P67)私有财产所体现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贯穿于市民社会发展之始终，决定着市民社会的终极与归宿，因而正是市民社会“现实的矛盾”和“本质的矛盾”，市民社会的各种对立是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P82)
以私有财产的运动为支撑和生命线的市民社会是异化的社会，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贪欲横行、罪孽滋生，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不仅不能实现人的本质，而且是对人的本质的彻底背离和否弃：“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当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又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1](P85)所以，市民社会是应当被否定的社会，对市民社会的否定，从根本上就是对作为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的私有财产的否定。
四、对共产主义的初步探索及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
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本质的揭示，在《手稿》的第三部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第一次较为集中地阐发了共产主义思想。
在批判继承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广泛借鉴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与“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妒忌心和平均主义欲望”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和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影响之下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解答。”[1](P81)“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3)不难发现，这一阐发还没有脱离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已经包含和体现着伟大的创造：与费尔巴哈相区别，马克思强调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以及“生产”——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指称为“实践”的劳动在人的本质的形成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初步探索中，创建唯物史观的伟大工作正在获得实质性的推进。
分析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历程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随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拓展。所以，当马克思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揭示出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对历史之谜进行了初步解答之后，马克思全面清算黑格尔哲学的条件开始趋于成熟，这项工作得以在《手稿》的最后部分正式展开了。
一方面，基于对“劳动之本真”的分析和对共产主义道路的探索，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成果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即否定之否定。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人看作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1](P101)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包含着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在肯定的方面，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真正和唯一肯定的东西，看作绝对精神。在否定的方面，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即纯粹活动和自我活动。这两方面内容的综合，意味着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表达的深刻性是为一切其他哲学家都未能达到的。黑格尔哲学以抽象思辨的晦涩外衣，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和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体现着历史运动的真实内容和历史主义的原则。
另一方面，基于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关系的研究而实现的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马克思指证了黑格尔哲学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无批判的唯心主义”之实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就表现在：黑格尔认为全部活动不过是自我意识本身的活动，意识的对象性就是自我意识。由于对象是自我意识的外化所创立的，而自我意识又是无关乎对象的纯粹活动，所以自我意识所创立的不是物而只是“物相”，不是自然界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即抽象的自然界。由此就显现出黑格尔哲学的全部虚妄性：黑格尔使活动原则仅仅体现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在对黑格尔哲学所展开的全面清算中，马克思实现了“活动”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创造性整合。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对对象的占有“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 “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本身的意义”，即自我意识要加以扬弃的不是“对象的特定的性质”，而是对象的“对象性质本身”，因为自我意识的概念就意味着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一种虚无性，意味着对象本身就是“障碍和异化”，“它不是把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把对象性本身看成是自己的障碍”。所以，“纯粹的活动”在要求取消对象性本身的同时，使意识的对象实际地消逝，从而使对象成为无，其结果便是使自我意识成为非对象性的主体，即“非对象的、唯灵论的存在物”，这样，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就成为了完全非对象的，因而是纯粹抽象的、思辨唯灵论的活动。马克思深刻意识到，被黑格尔作为活动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是导致黑格尔活动原则虚无化的根本原因，所以，用感性－对象性的现实的人对其进行了置换。马克思指出，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活动才是真正现实的活动，才是“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即“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就是劳动。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虚无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还原为真实的对象性的活动，即“现实的人的劳动”，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前提的基础上，把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天才地整合于唯物主义的立场之中。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清算的理论成果予以进一步的阐明，即，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从其唯心主义的理论整体中拯救出来，对作为黑格尔辩证法实质与核心的否定与否定规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与黑格尔仅仅把发展理解为概念的发展不同，马克思把发展首先理解为物质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认为，正是以物质的现实的发展为客观前提，概念的发展才能够实现。这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否定之否定规律不再是黑格尔用来证明自己的哲学乃是理性发展之顶峰和终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公式，而是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被置换成了描述现实事物，以及现实历史的无限发展过程的科学规律。现实事物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穷尽，所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这就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彻底的辩证法思想。[3](P208)
要之，《手稿》是一部尚未成型但却孕育了伟大思想创造的杰作，“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似乎第一次连贯起来了”，[4](P112)从而以草图的形式体现了唯物史观的雏形，这一理论雏形就奠基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之上。通过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即劳动与资本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关系的揭示，马克思为资本运动找到了合乎必然性的依据与同样合乎必然性的结局，不仅第一次赋予了政治经济学以科学的理论形态，而且第一次赋予了人类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诉求以科学的理论形态，也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马克思获得了全面清算黑格尔哲学的最犀利的解剖刀，剥离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初步实现了黑格尔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立场的整合。由是观之，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在唯物史观的创建中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如果说，唯物史观的根基深植于不易探察其奥秘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土壤深处，那么，《手稿》中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就构成了这一根基裸露于地表的最初部分，它不仅实现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接，而且构成了引导研究者的触角探向地表深处的重要线索。推而广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质的矛盾”的揭示不仅能够由以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生史，而且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解剖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感，也足以从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昭示出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的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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