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经济落伍的原因及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委内瑞拉论文,教训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到委内瑞拉，人们总要把它同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联系起来。论资源条件，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它都优于拉美其他中等国家。自8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其国内生产总值在拉美三个大国和四个中等国家中的地位已由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由第二位降到第五位。找出委内瑞拉经济停滞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自然资源条件与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落伍的原因
自本世纪30年代起，委内瑞拉的民众主义政治家们积极提倡和推行以“播种石油”为特征的替代进口发展模式，以便克服原料出口模式造成的弊端，把国家建设成为具有多样化经济的现代化国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委内瑞拉民族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但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该国的经济开始停滞不前。为了改变经济连续数年的停滞状况，委内瑞拉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采取了各种调整措施，其中包括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措施，但成效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观念的转变滞后于经济模式转换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委内瑞拉民众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民众主义既是这个国家制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又是主导其领导人和多数居民的行为准则。正如该国经济学家阿尼瓦尔·罗梅罗指出的，民众主义既是指一种政治运动，又是指总体的政策观念和领导人执政的方式，其意图是在“中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各社会阶层，建立一种既能满足劳工愿望，又能符合资本意向的广泛参与的政治体制和工业化的经济体制”[①]。在委内瑞拉，民众主义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建立一种由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组成的联盟”。在经济体制上，民众主义主张国家以大量的石油收入建立“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这种“民主社会”是以所有社会集团不断膨胀的经济需求为基础的，而经济的增长又满足不了这种需求。因为这种经济在实质上是“食利型”的，开支高，效率低，竞争性差，因而具有不可克服的“脆弱性”。尽管在1958～1978年间，这种“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但随后由于外部贸易条件恶化（油价下跌），国内市场日渐狭小，人口迅速增加和各阶层分配需求的不断增长，自1979年起，经济衰退的迹象日益显露出来：政府预算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债务扶摇直上，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上升。亨利·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所有社会在其演进的过程中都可能到达某一点，在这一点上，会冒用尽社会结构一切固有的革新可能性的风险。一旦到达了这一点，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应变能力，不管它在表面上如何强大和稳定，迟早会发生瓦解。导致这种瓦解的两个要素是“内部的僵化”和“领导人驾驭事件进程能力的损害”。[②]罗梅罗认为，在委内瑞拉，的确存在着打破旧模式、提倡新思想的障碍。这是因为：其一，尽管许多领导人察觉到这一“损害”的现实性和危险性，但“石油繁荣”对他们仍有一定的“魅力”，他们仍坚信总会有办法摆脱危机；其二，大多数政治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各政党之间和团体内部的倾轧上和选举中的权力斗争上，而把国家的目标和国家面临的挑战摆到了次要地位；其三，民众主义政策的受益者对新思想持模棱两可的态度。[③]上述三点既是第二届佩雷斯政府（1989～1993）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第二届卡尔德拉政府（1994～）摇摆在民众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间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在经济模式转换时期，应重视观念的转变，否则会给改革带来严重后果。
（二）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在委内瑞拉曾出现过像西蒙·玻利瓦尔这样杰出的领导人。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玻利瓦尔的继承者中，具有远见卓识和伟大人格力量的领导人为数不多。经济学家古斯塔沃·科洛内尔在其《委内瑞拉：欠发达的末日》一书中，把委内瑞拉同日本作了对比：从1868～1898年的30年间，日本“幕府”使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消了封建主的特权，制定了宪法，建立了中央管理体制和独立的以“法律而不是地位为基础”的立法体制。但在同一时期，委内瑞拉领导人如莫纳加斯兄弟（1848～1858年执政）和古斯曼·布兰科（1870～1888年执政）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倒行逆施，窒息了独立后刚刚繁荣起来的经济。当时的《工业警戒报》写道，委内瑞拉之所以不能成为“大国”，是因为法官从未读过一本有关法律的书，大使是决策者的挚友，行政官员只知道通过非法途径获取钱财。在战后的35年里，日本完成了社会经济的变革，实现了现代化；而委内瑞拉领导人“甚至解决不了他们政治地盘中的内部问题”，他们“既没有勇气，又缺乏历史责任感”。[④]罗梅罗指出，委内瑞拉民主产生了众多的“预言家”和“操纵者”，但“国务活动家”太少。因为这是一种“民众主义色彩的民主”，其“政治文化”必然会在公民及其领导人中产生虚假的幻想。这些人一旦握有实权，就会“作出诸多互相矛盾的承诺，在社会上编织复杂的关系网，腐蚀分工机制和权力平衡机制，损害司法机制，煽起不切实际的期望”。迄今为止，这样的“预言家”和“操纵者”始终占支配地位。他还认为，委内瑞拉需要“国务活动家”，即能超越民众主义的奉承，具有坚定信念和远见卓识，勇敢有效地推行符合国家需要的新思想的政治家。[⑤]
（三）官僚体制过于庞大，腐败成风。委内瑞拉现行的政治模式诞生于20年代末，并在60年代得到巩固。推行这一“政治模式”的领导者们被称为“1928年一代”，他们举着政治民主和改良主义的旗帜，试图依此使落后的委内瑞拉“进入20世纪”。其基本思路是让国家成为社会生活的调节者，即国家不仅通过囊括一切的经济政策控制经济活动，而且掌握大量的国营企业；国家还是全国基础设施的承担者、全国服务业的垄断者和提供者；国家还动用社会开支，包揽了全国的福利事业和公共免费教育。这一模式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个人和社会主动精神丧失，官僚机构庞大重叠，法制不健全和缺乏效率，国家机构雇佣的人员占全国经济自立人口的13%以上[⑥]。
这就为腐败之风提供了方便。因此，前总统海梅·卢辛奇（1984～1988年执政）和安德烈斯·佩雷斯（1989～1993年执政）卷入腐败之风绝非偶然。古斯塔沃·科洛内尔指出，在国家掌管的石油财富中，国际石油公司攫取了35%，国家推行“播种石油”政策化去了30%，其余的35%落到了“无赖们”的手里。据他分析，腐败之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使国家一贫如洗，坎平斯和卢辛奇执政时期尤其如此；腐败之风的蔓延还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使社会的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人们对社会的不信任和失望情绪增长；腐败之风使民主体制及其“合法性”受到损害或丧失，使政治领导人威信扫地，导致政治危机的爆发。[⑦]
（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不及时。本世纪30年代，委内瑞拉就提出了“播种石油”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在40年代将其付诸实施。当时的领导人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对这一战略作了表述，他说：“我们靠石油维持生计，但这一财富只能维系数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建立强大的农业，繁荣的畜牧业和高效的工业化经济，以便为石油的消失作好准备。”[⑧]经过近30年的建设，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制造业产值开始超过石油业产值，畜牧业产值开始赶上或超过种植业产值，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等“新兴作物”的产值超过咖啡和可可等“传统作物”的产值。也就是说，到70年代初，委内瑞拉经济已形成多样化的格局。但同时，国内市场已开始显得狭小，替代进口过程显露出走到尽头的迹象。在1973年“石油冲击”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的情况下，委内瑞拉政府没有及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没有在诸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国家干预、减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开放国内市场、提高本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相反却加大了推行替代进口进程的力度，大力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炼铝和水力发电等基础工业，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加重了全国经济对石油业的依赖，又以赠款、贷款和优惠合同的方式加剧了国内私人经济的“寄生性”，第三产业过分膨胀，中小产业遭到窒息。与此同时，“消费热”，“旅游热”兴起，“荷兰病”蔓延，加上腐败成风，大量的石油美元一下子被挥霍掉，还举借了大量的外债，从而导致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就是说，“播种石油”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发展模式存在不少致命的弱点。第一，它试图以石油“购买发展”，既不强调节俭和储蓄，又不强调奉献。著名经济学家、“播种石油”的首创者乌斯拉尔·彼得里在谈到经济发展的手段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把上天赐给的石油作为发展的手段和资本，无需提倡献身。”第二，它试图在短期内达到发展的目标，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地同时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乌斯拉尔甚至声称，可以在“一代人生命的时间里实现建国奇迹”。这就忽视了委内瑞拉作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和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第三，它试图让国家包揽一切，要国家来满足居民的一切需求。换句话说，它要建立的“福利国家”不是通过劳动、储蓄和革新来创造财富的结果，而是靠“播种石油”的结果。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均石油收入的急剧下降，这一发展模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然而，它对委内瑞拉造成的消极影响在短期内却难以消除。
（五）经济计划不落实，政策多变。自1958年民主体制建立以来，历届政府都有自己的“全国发展计划”，目前正在实施第九个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具有许多共同点。第一，计划指标不切实际。以执行较好的前四个发展计划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应分别为7.2%、8%、7%和8%，但实际增长指数仅分别为4.5%、7.6%、4.5%和5.4%。第二，在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之间差距较大。以第五个发展计划（1874～1979）为例，该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鼓励地区开发。但计划中的许多项目如钢铁计划、炼铝计划、石油化工计划和水力发电计划等的完成期限比预计的要长得多，花费的开支比预计的大得多，有的计划至今尚未完成。第三，计划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以第六个发展计划（1979～1984）为例，该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地区开发，为此而投入的资金总额达2560亿玻利瓦尔。但由于计划未对国际市场作出正确的估计，高估了计划中的石油收入，导致计划的收入落空，许多项目因资金不到位而无法上马。第四，地区计划和国营企业计划之间缺乏协调和监督。由于全国计划大多由少数专家制定，严重脱离实际，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国营企业在制定各自的计划时，很少相互协调，各自仅把它视为获得政府预算的手段。一旦资金到手，它们就各行其是。国家又缺乏统一严格的监督手段，对此也只能听之任之。第五，经济计划对私营企业没有约束力。私营企业的利益大多以进口物资和劳务为基础。为了维护其利益，它们宁可与全国计划保持距离。上述种种原因，使委内瑞拉经济计划的实施大打折扣。据古斯塔沃·科洛内尔称，即使是总统，也往往忙于具体事务，而把计划置之脑后，盲目地按自己的感觉行事。由于经济计划不落实，按计划规定的政策措施也就多变。以最近的两届政府为例：第一届佩雷斯政府执行的是放开物价、汇率和利率的政策；第二届卡尔德拉政府刚上台不久就出台了控制物价、汇率和利率的措施。这一放一收，对生产和储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投资者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政策不稳定势必影响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的滑坡。
（六）养尊处优，民心不振。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是靠长期的教育形成的。委内瑞拉的自然资源比日本和瑞士丰富得多，国土面积也比它们大得多，但其人民却过着穷日子。主要原因在于民心不振。古斯塔沃·科洛内尔在上述书中强调指出，委内瑞拉的问题不是钱多钱少、石油多少或工业发达与否的问题，而是应改变自满自足、委靡不振和轻薄浮夸态度，树立求实乐观、劳动奉献和共同负责的风气的问题，委内瑞拉缺乏的是“全国意志”。据他分析，现代委内瑞拉人过分追求“等级”，过分关心“社会地位”，轻视体力劳动，对“集体生活”漠不关心；天主教又使他们的态度变得因循守旧、反对革新、趋炎附势。20年的“石油繁荣”使他们养成了依赖国家提供一切的幻想。他们习惯于把国家视为一切物资、特权和礼物的提供者：“石油繁荣”消失后，他们没有改变讲究“身分”和“咄咄逼人”的处世态度。因此，古斯塔沃·科洛内尔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作风和行为方法，委内瑞拉经济就很难摆脱目前的困境。
二、应该吸取的教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社会制度上的原因以外，委内瑞拉之所以落伍，主要是由于积累模式、管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上的失误造成的。许多委内瑞拉的学者对此已进行过探讨。他们认为，政府应从这些失误中吸取以下教训。
（一）资金积累来源不应单一。任何发展模式的实施都需要资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采取某些发达国家在“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采取的原始积累方式，只能依靠自身的积累。根据委内瑞拉的资源条件和开发水平，把石油作为积累的主要源泉既是可行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在40年代就已指出的，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石油产量及其价格既要受资源条件的束缚，又要受市场需求的制约，还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果把石油作为积累的惟一源泉，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保障。战后，委内瑞拉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石油价格的波动是导致委内瑞拉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把石油作为积累的惟一源泉会造成消极的后果。尤其不能以石油资源为抵押，对外大量举债。这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
（二）重视国家干预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协调。世界上成功的发展模式，都表现在它能根据本国的发展实际，较好地协调国家干预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在处理和协调国家干预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时，不能走极端。1989年以前，委内瑞拉政府过分强调国家干预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1989～1993年间，又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试图在短时期内完成对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取消了对汇率、物价和利率的控制，放弃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这就造成汇率、利率和物价相互攀升，既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又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新自由主义改革也以失败告终。1994年上台的卡尔德拉政府既不继承正统的民众主义政策，又不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企图在两者之间走钢丝，导致政策多变，无所适从。因此，能否处理好国家干预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委内瑞拉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委内瑞拉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按其民众主义思路和“播种石油”的战略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高度集中。以“罗拉伊马”命名的经济学家小组在其《更多更好的民主》一书中对委内瑞拉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概括，认为委内瑞拉政治体制有五个特点：一是各阶层各机构寻求协议，又互不信任，每一个集团都试图获得对其他集团的权力，把国家的目标搁置一边；二是“政党主义”，各阶层各机构均须服从“党的权威”；三是“中央集权”，一切协议由上面决定，地区政府和市政府无权参与；四是“总统主义”，三权平衡格局被破坏，行政权占主导地位，一切事情取决于总统；五是“国家主义”，国家统揽一切，但一切悬而未决。上述“特点”使政府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横向联系，政治决策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司法管理有政治化倾向，司法决策经常受到干扰；各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一致。
（三）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的素质。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的精神文明程度也应相应得到提高，传统的美德应该得到发扬。忽视了精神方面的教育，忽视了人的素质的提高，必然导致严重后果，并且直接影响物质文明的建设。正如委内瑞拉经济学家莫伊塞斯·纳伊姆等人指出的，财富的暴发使委内瑞拉人“变得高傲、粗野、庸俗、好逞强”，甚至连他们慷慨大方的传统美德“也变成了露富的显示”。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国民拥有强大精神财富，这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才能指日可待。
建设精神文明，提高人的素质，发扬优良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与建设物质文明相比，建设精神文明需要更长的时间，往往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
注释：
① 〔委〕阿尼瓦尔·罗梅罗：《民众主义的贫困》，加拉加斯，森陶罗出版社1986年西班牙文版，第31页。
② ③ 同①，第25页。
④ 〔委〕古斯塔沃·科洛内尔：《委内瑞拉：欠发达的末日》，加拉加斯，梅尔温出版社1990年西班牙文版，第16页。
⑤ 同①，第169～170页。
⑥ 〔委〕拉斐尔·德拉克鲁斯：《委内瑞拉：寻求新的社会契约》，加拉加斯，拉雅出版社1988年西班牙文版，第13～18页。
⑦ 同④，第146页。
⑧ 同①，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