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邱士可1 ， 鲁 鹏1 ， 陈盼盼1 ， 闫丽洁1 ， 秦小阳1 ， 杨 柳2 ， 李拓宇3
(1.河南省科学院 地理研究所，郑州 450052；2.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3.首都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048)
摘要： 甘肃、青海地区分布大量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同时又具有生态系统脆弱性、自然环境多变性等特点，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表现出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等多种关系。因此，以阐释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为目标的区域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历来备受关注。甘青地区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包括聚落分布形态时空演化与环境关系研究、高海拔地区人类最早定居时间与机制研究和以喇家遗址为主的典型聚落废弃灾害性事件研究，表现出以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为主的特征。甘青地区史前聚落地理研究还应加强微观尺度下的研究，包括小流域地貌演化与聚落分布关系研究、聚落内部结构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和早期聚落遗址景观复原研究等。通过这种从遗址到流域到区域、从点到线到面、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的全方位、多角度综合研究，甘青地区的史前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 环境演化；聚落形态；史前聚落地理；人地关系；甘青地区
0 引言
史前聚落地理是在地理学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1-3]。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考古学的深入开展和考古资料的丰富积累使得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人类居址形态研究成为可能，考古学、第四纪环境学、环境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纷纷开展以史前聚落为对象的相关研究[4-6]。然而，各学科对史前聚落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考古学发展而来的聚落考古研究逐渐发展成以聚落为基本单位的考古发掘作业范式，聚落形态也成为用以解释早期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其本质目的是对早期人类社会的复原与重建[7]。第四纪环境学注重在系统论框架下对整个环境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行综合分析，以聚落形态为代表的人类活动作为第四纪环境系统的重要因素始终是第四纪环境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用以考察人类活动自身特征及其与气候、水文、土壤等环境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8]。环境考古学和地理学框架下的史前聚落研究具有类似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根源。作为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史前聚落研究始终以复原早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为最终目的[9]。而地理学框架下的史前聚落研究是现代聚落地理和历史聚落地理的延续，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完整的人地关系演化序列[10]。因而，二者可以统称为史前聚落地理。
史前聚落地理的研究内容可以归纳为聚落形态研究、环境演化研究和人地关系研究3个方面。其中，史前聚落地理关注的聚落形态研究主要包括早期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内部布局及其演化特征，以及影响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和机理[10]。尽管与聚落考古等相关学科存在交叉，但地理学具有的空间分析传统以及近年来空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史前聚落地理在聚落形态研究中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11]。史前聚落地理中的环境演化研究主要关注与人类活动或聚落形态关系密切的各类环境要素及其组成的环境系统的具体特征与运行机制。因此，与第四纪环境学对比，史前聚落地理中的环境演化研究在时空分布范围与环境要素类型上均有所选择和舍取。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思想，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通过聚落形态和环境演化研究来阐释蕴含于其中的人、地交互机制，将地理学人地关系思想延伸至遥远的史前时代。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对于环境考古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来说都有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一方面，史前聚落特有的“自然”“文化”双重属性使得其能够很自然地在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环境考古学中环境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有所脱节的固有难疾。另一方面，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在传统地理学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都有所扩展，从而丰富了地理学的现有成果，对于构建完整的人地关系演化序列具有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史前聚落地理逐渐成为地理学和环境考古学都着重发展的重点研究领域[12-18]。
1 甘青地区自然环境与早期文化
1.1 自然环境特征
甘肃、青海两省位于黄河上游地区，位于31°36′～42°57′N,89°35′～108°46′E。其东北部与黄土高原相连，西北部与内蒙古、新疆的荒漠地区相连接，南部属青藏高原。区域气候差异性特征明显，包括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带季风气候区、温带大陆性气候区、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区、高原大陆性气候区等多个气候带。年均温和年降水量区域性差异明显，其中年均温最高可达12 ℃，最低只有-6 ℃。年降水量最高800 mm，最低不到50 mm。地形地貌区域性差异同样较大。区域总体地势南高北低，海拔高度最低不足600 m，最高超过6 800 m，包括山地、盆地、高原、河谷平原、荒漠等多种地貌类型。区域河流众多，水量较为丰富。但受自然条件限制，河流空间分布不均匀。区域河流总体上可划分为外流水系和内流水系两种类型。外流水系由黄河水系、长江水系和澜沧江水系组成。受地形影响，这些外流河流干支流的流向与山脉和地势的走向基本一致，多呈西北—东南流向，水系总体形态多呈树枝状或羽毛状[19]。
总体而言，甘青地区的自然环境表现出空间分布的差异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环境因素的多变性等特点。不同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水系格局之间的相互组合将甘青地区划分成多个环境条件不同的区域。其中，既包括环境条件优越、适合古今人类生产生活的地区，也包括环境条件恶劣、对人类活动产生严重影响的地区。同时，地形、气候等环境要素的多样性使得区域环境系统处于频繁的变化之中，这种环境系统的不稳定性还表现出自然灾害的多发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因此，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区域环境系统表现出内外部特征频繁变化的复杂性，但同时又表现出人类活动-自然环境交互关系的典型性。在其内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表现出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等多种关系。这些不同的人地关系或者在空间上相互并存，或者在时间上此消彼长，反映出不同的时空组合和演化特征，易于进行相互对比和深入分析。因此，甘青地区也就成为开展人地关系及其演化特征研究的重点区域。
1.2 区域古文化演进与早期聚落形态
甘青地区地域广大，但史前聚落密集分布的区域并不多，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分布特征。这些聚落沿河流分布特征明显，其中洮河、湟水、马莲河、白龙河等较小河流的流域内分布大量史前聚落，这显然与小流域的地貌形态和水文环境有密切联系。早期先民在进行聚落选址时主要依据当时的微观环境特征进行。因此，遗址及其周边细致的河流地貌演化研究显得十分重要。这种遗址尺度下的地貌演化研究可扩充至整个流域，进而与全区域的宏观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遗址、流域、区域这种从点到线，进而到面，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形成的机理与机制，对于深入理解史前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5）家长评价。家长作为关注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群体，有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校规范教师教学行为，搜集教学反馈意见，敦促教师提高业务素质，完善教学过程管理，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学校通过召开家长委员会及家长座谈会、发放家长问卷、开通信箱等形式，接受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安全、学习环境建设等关系到学生学习成长的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评价。
表1 甘青地区新石器 - 青铜时代聚落统计
Tab.1 Neolithic-Bronze Age settlements in the Gansu-Qinghai Area
可以看出，甘青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数量众多，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早期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不尽相同，其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化过程。这种史前聚落时空分布模式的形成必然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区域史前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受到许多相关领域的关注。
2 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综述
2.1 聚落宏观分布形态时空演化与环境的关系
以甘青地区为代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地区，高海拔地区低气温，低气压，空气稀薄，含氧量低，对人类长期居住产生很大的挑战，在史前时期这种影响更为强烈。因此，高海拔地区人类最早定居时间与机制研究也成为区域聚落-环境关系研究的重点。陈发虎等认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散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旧石器人群在距今15 000 a之前到青藏高原季节性游猎；新石器人群距今5 200 a后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海拔2 500 m以下的河谷地带；距今3 600 a后人类永久定居至海拔3 000 m以上地区。气候变化对狩猎采集人群在高原的活动有重要影响，而新石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农业发展与传播是促使人类向青藏高原大规模扩张和定居的最主要因素[35-36]。张东菊等认为，史前人类主要通过河湟谷地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再进一步扩散到整个青藏高原, 其扩散过程可概括为末次冰消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5 000～11 600 a)、全新世早中期的中石器时代(距今11 600～6 000 a)、全新世中晚期的新石器时代(距今6 000～4 000 a)和全新世晚期的青铜时代(距今4 000～2 300 a)4个阶段。末次冰消期的人类扩散主要与盛冰期之后的气候转暖转湿事件和细石器文化的盛行有关, 全新世早中期的扩散则受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的驱动和黄土高原粟作农业发展的压迫, 这两个时段高原上的史前人类均以季节性的狩猎采集为主；黄土高原粟作农业的传播推动史前人类于距今6 000～4 000 a进入青藏高原东北和东南部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并定居, 从事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 而麦作农业的传入推动史前人类距今3 600 a前开始常年定居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37]。候光良等利用GIS技术，对青藏高原采集狩猎者迁移和扩张过程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末次冰期高原人类活动面积和范围非常有限，仅局限在高原东北缘与藏南海拔1 640 m左右的河谷地带；距今15 000～13 000 a，狩猎采集活动开始活跃，人类活动扩张至高原东北部与东部，平均活动海拔2 800 m；距今13 000～11 000 a扩张区平均海拔3 658 m；距今11 000～9 000 a人类开始向海拔4 000 m高原主体进军，扩张区平均海拔3 971 m；距今9 000～7 000 a向高原腹地进一步扩张，是末次冰消期-全新世中期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段，包括现今为无人区的藏北高原等区域都已被扩张，但条件极端严酷的高寒山地、藏北高原寒漠、柴达木盆地盐漠地带，在该时期未被占据[38]。
原料配方：①浸卤液。水50kg，辛夷4g、砂仁4g、陈皮3g、白芷10g、桂皮12g、花椒40g、小茴香50g、元茴90g、食盐1.2kg，葱、姜、糖适量。②填料液。香米300g，板栗仁300g，豌豆80g，枸杞200g，莲子、百合各80g，将填料洗净后混合均匀备用 。
2.2 典型聚落废弃灾害性事件
甘青地区属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自史前时期起，地震、洪水、干旱等灾害性事件发生较多，对早期聚落的兴衰演化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的喇家遗址由于灾害性事件直接导致聚落废弃，并且保存了较好的灾害遗迹使其成为此类研究的焦点。夏正楷等通过对喇家遗址及其周边地区一些地质现象的观察, 发现当时该地区发生了以黄河异常洪水和地震为主并伴有山洪爆发的群发性自然灾害, 这场自然灾害导致了喇家遗址的毁灭, 其中黄河异常洪水可能是史前人类遭受灭顶之灾的主要元凶[28]。吴庆龙等认为，毁灭喇家遗址的特大洪水为黄河上游地震引发的滑坡坝体的溃决洪水[29-30]。董广辉等认为喇家遗址F4、F7等房址及古人类是因局部泥流灾害而毁灭[31]。黄春长等认为，受到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强对流天气影响，官亭盆地北部晚第三系红层丘陵沟壑地区频繁发生高强度暴雨山洪和泥流灾害。它们沿着沟道流经古洪积扇前沿和黄河第二级阶地进入黄河河道。其中有两期多次大规模的山洪泥流过程，溢出沟槽扩散到黄河第二级阶地表面喇家遗址区域。其间还有两场多次大地震及其相关地质灾害与之相伴生，形成群发性巨大灾难事件，共同摧毁了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聚落，造成居室内人群的死亡[32]。周强等认为，伴随着强烈地震发生了暴雨山洪，源自于北侧谷坡大红山地区的大规模泥流，沿着岗沟、吕家沟倾泻而下，彻底地掩埋毁灭了这个重要的古村落，造就了喇家史前灾难遗址[33]。张信宝也认为喇家遗址的毁灭与泥石流关系密切[34]。
2.3 高海拔地区人类最早定居时间及其机制
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有关聚落形态与气候、地貌、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广泛讨论。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气候与聚落形态关系研究。董广辉等分析了黄河上游早期聚落分布的时空变化，并将其与气候变化和技术发展建立联系[22]。崔一付利用GIS技术分析了官厅盆地仰韶、马家窑、齐家、寺洼四个时期聚落分布的空间特征，并讨论了早期聚落分布与气候、洪水等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23]。安成邦等认为甘肃中部从齐家文化晚期开始，聚落规模开始缩小，分布密度开始减少，以及齐家文化与辛店、寺约文化之间的断层与距今4 000 a前后气候干凉化密切相关[24]；莫多闻等认为葫芦河流域房屋的建筑形式由仰韶中晚期的平地起建转变为齐家文化的半地穴式与气候的变干凉有关[25]。(2)地貌与聚落形态的关系。杨晓燕认为，河流持续切割时间比较长，形成的阶地高度很高，是官亭盆地形成具有多种类型文化堆积的叠置型聚落的一个地貌条件。距今3 700～2 800 a存在一段洪水频发期，造成人类活动辗转于二级和三级阶地，形成以单一型遗址为主的文化堆积[26]；王琳等利用GIS技术对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不同阶段聚落的平地资源和水文资源配置进行统计，以此分析聚落分布与地形地貌及土地利用的关系[27]。
4）信息化模型在各专业交流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只要利用建筑构件数据的统一标准化，我们就可以多专业同时交流讨论保护方案的相关问题和解决方案，也减少了每个专业各建一套信息模型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和信息的不精准等造成的新的困难。
3 区域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展望
①病区环境保持干净整洁,定期开窗通风,以达到空气流通的目的,且减少细菌扩散途径;除此之外,按照医院相关规定严格进行消毒、灭菌,尤其是病房床头柜、床单等物品;若患者抵抗力较为低下,则需安排单人病房,护理人员操作前需洗手消毒、穿隔离衣、佩戴口罩,有利于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对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不同文化类型的聚落进行统计(表1)。甘青地区总计分布大地湾、仰韶文化聚落1 043处。其中，大地湾一期聚落4处，仰韶聚落1 039处，这些遗址集中分布于甘肃中部的黄土地区，青海东部也有少量这一时期聚落分布。马家窑文化聚落较大地湾、仰韶文化聚落数量有所增加，甘青地区总计分布1 538处，增长率约47%。这些聚落仍然在甘肃中部至青海东部的黄土地区密集分布，并沿河西走廊向外扩展，武威至酒泉段也有许多马家窑文化聚落分布。至齐家文化时期，甘青地区的史前聚落数量达到顶峰，总计分布3 025处，较马家窑聚落增长97%。这些聚落密集分布于庆阳—兰州—西宁一线。其中甘肃中部分布最多，青海东部次之，但就此区域而言聚落数量较马家窑时期有所减少。除上述两区域外，仰韶、马家窑时期聚落分布较少的庆阳、平凉一带也有大量齐家聚落分布。但河西走廊一带齐家文化聚落数量较马家窑时期有所下降。至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聚落数量较齐家文化时期急剧下降，各种类型聚落总计1 786处。其中，四坝聚落57处，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一带；辛店聚落215处，主要分布于武威南部、兰州南部和青海省东部地区；卡约聚落1 323处，主要分布于青海省西宁至青海湖一带；诺木洪文化聚落40处，主要分布于青海湖以西地区；寺洼文化聚落140处，主要分布于陇南地区；沙井文化聚落11处，主要分布于金昌东北部。
上述研究以宏观尺度下区域性研究为主，小尺度遗址研究主要集中在喇家遗址自然灾害研究。因此，甘青地区史前聚落与早期环境关系研究总体上表现出宏观研究与特例研究为主的特征，微观尺度下聚落时空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细致研究较为少见。然而，事物的本质是由宏观特征与微观特征共同体现的。因此，区域史前聚落地理还应在微观尺度下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
3.1 小流域地貌演化与聚落分布关系
早在旧石器时代，甘青地区就有古代人类在此活动。陇山地区、甘肃中部、河西地区以及青海唐古拉山区的沱沱河沿和霍霍西里、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边、龙羊峡地区的黄河谷地阶地上均发现有旧石器遗存或人类化石。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文化以大地湾一期文化和师赵村一期文化为代表。大地湾一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嘉陵江上游及其支流西汉水流域，距今约8 200～7400 a左右。距今7 000～5 000 a，甘肃东部以及青海东部的黄河沿岸和湟水下游地区出现许多史前时期遗存。这些史前遗存尽管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但文化面貌和文化性质与仰韶文化相同，属于仰韶文化范畴。按照时代早晚，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可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其中，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数量较少，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的泾河、渭河流域。至仰韶时期中晚期，遗存数量大幅度增加，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除仰韶早期遗存集中分布的泾河、渭河流域外，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分布范围已扩展至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青海省循化县等地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马家窑文化为主，时代为距今5 000～4 000 a，包括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多种类型。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东起甘肃泾水、渭水上游地区，西至青海兴海、同德县境，北至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至四川阿坝州，均有马家窑文化遗址分布。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齐家文化在甘青地区出现，分布于渭河、泾河流域以西，青海湖以东，白龙江以北，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以南的广大地区，时代为距今4 200～4 000 a左右。齐家文化之后，甘青地区全面进入青铜时代，先后出现四坝文化(距今3 900～3 500 a)、辛店文化(距今3 400～2 800 a)、寺洼文化(距今3 200～2 700 a)、沙井文化(距今2 900～2 400 a)、卡约文化(距今3 500～2 690 a)、诺木洪文化(距今2 905 a)等多种文化类型。这些文化面貌各异，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既与区域新石器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又在时序上存在一定明显的缺环[20-21]。
提出了含有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配电网概率潮流分析算法，较高缓变率的传统发电机的配电调度补偿了光伏发电机的变化。结果表明，针对发电成本优化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提出的概率优化调度策略可以有效的解决配电网调度问题。基于概率结果分析，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3.2 聚落内部结构与环境演化关系
聚落内部布局与自然环境同样关系密切，史前先民在设置房址、窑址、墓葬、祭祀场所等聚落内部构成要素具体位置时，会充分考虑其功能使用的便捷性与资源利用的便宜性。因此，聚落内部布局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也是史前聚落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其对于深刻认识早期先民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在甘青地区开展此类研究有一定区域优势，相对脆弱的生态系统导致的灾害频发使得喇家遗址等一些早期聚落内部结构较为完整的得以保存，其为史前聚落内部结构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提供了直观的一手资料，从而为此类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保障。
3.3 早期聚落遗址景观复原
早期聚落具有明显的自然、文化双重属性，其自身的形态特征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早期聚落遗址的景观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复原对于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早期聚落遗址的景观复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景观复原，包括城墙、壕沟、房屋、陶窑、水井、灰坑等；二是自然景观复原，包括遗址及周边的地形地貌、水系格局、植被、动物等。这就要求早期聚落遗址景观复原需要在扎实的考古学研究与环境考古研究基础上开展。同时，虚拟现实与三维可视化技术能够在早期聚落遗址景观复原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4 结论
甘青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史前文化均具有其自身独特性。区域海拔较高、气候干凉、构造活跃、降雨短促等特征使得长期以来人类在甘青地区聚居生活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与风险性。然而，区域史前文化非常发达，自大地湾一期文化起，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铜时代诸文化相继在甘青地区兴起和发展，时代跨度长达数千年，遗留数千座聚落遗址。生态环境系统的脆弱性与大量史前先民聚居于此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联系在一起，使得甘青地区早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令人关注的领域。史前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也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
总体来说，甘青地区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聚落宏观分布形态时空演化与环境关系研究。气候、地貌等环境要素全新世演化特征纷纷与各个时期聚落分布空间形态相联系。二是高海拔地区人类最早定居时间及其机制研究。此类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三是典型聚落废弃灾害性事件研究。以喇家遗址的相关研究为主，洪水、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纷纷与喇家遗址的毁灭建立联系。除喇家遗址的专题研究外，上述研究多为大区域的宏观尺度研究，微观尺度下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甘青地区史前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化关系研究需要加强微观尺度下的研究，包括小流域地貌演化与聚落分布关系、聚落内部结构与环境演化关系、早期聚落遗址景观复原等研究,从而形成遗址、流域、区域，从点到线进而到面，从微观到中观到宏观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能够从不同角度认识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形成的机理与机制，对于深入理解史前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种研究方式，甘青地区的史前聚落形态与自然环境必将取得更大的进展，并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鲁鹏.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8)：1286-1295.
[2] 王妙发.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城市[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
[3] 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夏正楷.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易诗雯，张萌.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的中国环境考古学[J].南方文物，2012(2)：62-73.
[6]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7] 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J].文物,1997(6):27-35.
[8] 刘东生.第四纪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9] 周昆叔.环境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0] 鲁鹏.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及其形成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1] 鲁鹏，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综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1)：165-169.
[12] LU P，TIAN Y，YANG R X.The Study of Size-grade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in the Circum-Songshan Area Based on SOFM Network[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3,3(3)：538-548.
[13] 胡珂，莫多闻，毛龙江,等.无定河流域全新世中期人类聚落选址的空间分析及地貌环境意义[J].地理科学,2011,31(4)：415-420.
[14] 黄润，朱诚，郑朝贵.安徽淮河流域全新世环境演变对新石器遗址分布的影响[J].地理学报,2005,60(5):742-750.
[15] 鲁鹏，田燕.环嵩山地区9 000～3 000 a B.P.聚落演替模式及其与地形的关系[J].第四纪研究，2013,33(5)：965-971.
[16] 杨瑞霞，鲁鹏，武慧华．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空间集聚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1)：150-155.
[17] 闫丽洁,石忆邵,杨瑞霞,等.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1):172-176.
[18] 闫丽洁,石忆邵,鲁鹏,等.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水系关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36(2):169-174.
[19]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20]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M].北京：测绘出版社，2011.
[2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22] DONG G H, WANG L,CUI Y F,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the Majiayao Cultural Evolu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Variety of Subsistence Strategy during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Northwest China[J].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3,316:155-161.
[23] CUI Y F,LIU Y J,MA M M.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Prehistoric Neolithic-Bronze Age Settlemen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Guanting Basin,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J].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2018,61(2):149-162.
[24] 安成邦，冯兆东，唐领余.甘肃中部距今4 000年前后气候干凉化与古文化变化[C]//周昆叔，莫多闻，佟佩华,等.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31-237.
[25] 莫多闻，李非，李水城,等.甘肃葫芦河流域中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J].地理学报，1996,51(1):59-69.
[26] 杨晓燕，夏正楷，崔之久.青海官亭盆地考古遗存堆积形态的环境背景[J].地理学报，2004,59(3):455-461.
[27] 王琳，崔一付，刘晓芳.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地貌环境分析及其土地利用研究[J].第四纪研究，2014,34(1):224-233.
[28] 夏正楷,杨晓燕,叶茂林.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J].科学通报,2003,48(11):1200-1204.
[29] 吴庆龙,张培震,张会平,等.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湖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09,39 (8):1148-1159.
[30] WU Q L,ZHAO Z J,LIU L,et al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J].Science,2016,353:579-582.
[31] 董广辉,张帆宇,刘峰文,等.喇家遗址史前灾害与黄河大洪水无关[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48(4):467-475
[32] 黄春长,郭永强,张玉柱,等.青海官亭盆地喇家遗址全新世地层序列与史前灾难研究[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9，49(2)：86-107.
[33] 周强，张玉柱.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成因的探索与辨析[J].地理学报,2015,70(11):1774-1787.
[34] 张信宝.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的古地震与古溃决洪水质疑[J].山地学报,2017,35(3):255-256.
[35] CHEN F H,DONG G H,ZHANG D J,et al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J].Science,2015,347:248-250.
[36] 陈发虎，刘峰文，张东菊,等.史前时代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与动力[J].自然杂志，2016,38(4)：235-240.
[37] 张东菊,董广辉,王辉,等.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过程和可能驱动机制[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46(8):1007-1023.
[38] 侯光良,许长军,曹广超,等.青藏高原末次冰消期-全新世中期人类扩张的时空模拟[J].第四纪研究,2017,37(4):709-720.
Pres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Geography Research in Gansu -Qinghai Area
QIU Shike1 , LU Peng1 , CHEN Panpan1 , YAN Lijie1 , QIN Xiaoyang1 , YANG Liu2 , LI Tuoyu3
(1.Institute of Geography ,Henan Academy of Sciences ,Zhengzhou 450052,China ;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China ; 3.Editorial Offic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China )
Abstract ： In the Gan-Qing Area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ettlement sites from Neolithic to Bronze Age. In addition, it is endow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gility of ecosystem and the variabil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such as mutual adaptation, mutual influence and mutual restriction. As a result, the regional prehistoric settlement geography research with the purpose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ement morphology and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geography in the two province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earliest human settlement time and mechanism in the high-altitude areas, and the typical settlement abandonment disastrous events dominated by Lajia site, which shows the feature dominated by macro-research and thematic research. Therefor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geography in the Gan-Qing Area,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etailed research at the micro scale,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form evolution and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small watershe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settlements, and the early settlement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sites, watersheds and regions, from point to line and finally to surface, from the micro scale to the intermediate perspective and finally to the macro scale,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Gan-Qing Area will surely make greater progres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settlement pattern; prehistoric settlement geography; human-land relationship; Gansu-Qinghai Area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 2363( 2019) 05- 0164- 05
doi: 10.3969/ j.issn.1003- 2363.2019.05.031
收稿日期： 2018-11-12；修回日期： 2019-09-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014，41601191，41701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ZD183，18CKG003)；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182102310921,192102310019)；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92400410067);嵩山文化研究会环境考古重大课题；河南省数字环境考古特聘研究员项目；商代墓葬埋深环境三维建模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邱士可(1976-)，男，河南泌阳县人，副研究员，学士，主要从事区域发展研究，(E-mail)337100334@qq.com。
通信作者： 鲁鹏(1978-)，男，陕西富平县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环境考古研究，(E-mail)58483531@qq.com。
标签：环境演化论文; 聚落形态论文; 史前聚落地理论文; 人地关系论文; 甘青地区论文;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论文;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