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川蚕桑丝绸业特点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蚕桑论文,刍议论文,唐代论文,丝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南历史地理研究
当今四川，在唐代分属剑南、山南、江南三道，计剑南道领益、蜀、彭、汉、绵、剑、梓、遂、普、资、简、陵、邛、眉、雅、嘉、荣、泸、戎、黎、茂、龙、扶、当、松、静、柘、翼、悉、维、隽等31州，山南道领夔、万、忠、集、通、开、壁、巴、蓬、渠、涪、渝、合、利、阆、果等16州，江南道领南、溱、黔、3州，凡50州之地， 约占当时全国315州之12%〔1〕。
四川蚕桑丝绸业历史悠久，是我国丝绸发祥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锦的生产即很兴盛，成都因此被美称为锦城，所产特称蜀锦。汉魏已降，蜀锦享誉海内，有口皆碑。在历史发展中，蜀锦工艺不仅对今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的纺织业有重要影响〔2〕， 而且对江南锦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
入唐以后，四川蚕桑丝绸业形势尤为喜人，其主要特点如下：
1.产地扩展迅速 《隋书·地理志》记天下风俗物产，于古梁州凡31郡，其清化、通川、宕渠、同昌、义城、平武、汶山、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州、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隽、黔安等22郡今属四川，而“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所谓“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者有蜀郡以下15郡，这15郡无疑为蚕桑丝织区，占22郡的68%。据贡、赋及有关资料，唐代四川贡赋锦、绢计42州，即：益、蜀、彭、汉、绵、剑、梓、遂、普、资、简、陵、邛、眉、雅、嘉、荣、戎、黎、茂、龙、扶、当、松、静、柘、翼、悉、维、隽、忠、集、通、开、壁、巴、蓬、渠、合、利、阆、果等州〔4〕，蚕桑丝绸区占50州的84%。可见， 唐代四川蚕桑丝绸产地比隋代扩大16%。唐代全国产蚕桑丝绸凡185州〔5〕，四川占22%，其比重在全国也遥遥领先，故唐人有“蜀桑万亩”〔6〕之说。
唐代四川蚕桑丝绸产地不仅分布广，其发展深度亦不凡。成都丝织业发达，桑林茂密自不待言，离成都不远的资州桑柘成林〔7〕， 绵州更是“桑麻覆细田”〔8〕。以上是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区， 而盆地边沿地区，史载利州“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益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索民挽纤，易于（益昌令何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9〕为不误农时， 保证农民耕种养蚕，县令亲身代农民服役，这虽是循吏难得可贵品德，然也反映当地蚕桑业也和农业一样受到重视。诗人薛能《嘉陵驿》（在今四川广元）云：“蚕月缲丝路，农时碌碡村”〔10〕，使人仿佛至今仍听到驿道边的一片缲丝声。又剑州一般民户家都有缲丝车，并织绸纨〔11〕。前已指出唐代四川42州有蚕桑丝绸。42州中除忠州外，均赋绵、绢。然实际上忠州也赋绵绢。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诗：“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自注云：“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田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12〕而处盆地西缘的邛州以及当川西高原的隽州除赋丝织品外，还贡丝布进入产丝绸高级制品的行列，这都反映唐代四川丝绸产地发展深度已达到相当水平。
2.丝绸产量可观 史载定州一年贡细绫等1575匹〔13〕，甚为人称；然益州每年“贡春彩十万匹”〔14〕。春彩是一项特种税收，征收内容包括罗、绸、绫、绢等，数量有明文规定，这是在李林甫为中书令时便作为“长行旨”定下的〔15〕。至德元载（756），玄宗逃蜀途中， 军心不稳，正是靠这十万匹春彩作赏赐，感动了军士，使玄宗得以顺利到达成都。另河北道贝州（清河郡）是唐重要丝绸产地，唐前期为“北库”所在地，库存“当郡彩绫十余万”〔16〕，这十余万匹彩绫是历年积累，非一年所出。比较而言，益州丝绸产量似胜于定、贝州。又安史乱后，“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17〕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太和三年（829），南诏攻陷成都， 掳去工匠巧儿数万，使四川丝绸生产受到严重摧残。朝廷也只“令数内减二千五百一十”〔18〕，仅此一项，四川每年仍向度支交纳5千多匹绫、罗、 锦等高级丝绸产品，足见唐代四川丝绸产量可观。宋初“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19〕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3.高级丝绸，工艺精绝：稀世珍品，价值连城 唐代四川丝绸生产，一般产品分布面虽广，除少数特色绢如阆、果州的重绢，梓州玄武县鹅溪的鹅溪绢外，质量都不高，依太府寺检验官的评估，全在6 等以下，而河南、河北两道的绢，全在5等以上〔20〕，相比之下， 实不能同日而语；然其高级丝绸生产，却极为可称，特别是蜀锦、蜀罗。蜀锦历史悠久，从战国以降历代蜀锦，以其质地厚重，艳美华丽，深为唐人喜爱。首先，是皇室诸王妃主服饰的重要原料。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太宗虽曰“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21〕。然十五年又令“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引起魏征批评而置若罔闻〔22〕。玄宗时，少府监锦袍“令益州送纳”〔23〕，而“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服，以奉贵妃贺献因致擢居显位。”〔24〕故时人称“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25〕文宗太和间， 曾令“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26〕新样织成，即西川所产，所谓禁断，只不过官样文章。王建诗云：“遥索彩箱新样锦”，“遥索剑南新样锦”〔27〕。唐末诗人郑谷《锦二首》亦云：“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柘残。”〔28〕足见有唐一代蜀锦都是皇室勒索对象。其次，馈赠蜀锦成为封疆大吏达到政治目的常用手段。宝应初，蜀中乱，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欲以利州刺史崔旰为部将，时利州属山南西道，严武遂遗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奇锦珍贝，价兼百金，献诚然之，令旰疾移去郡。”〔29〕永泰间，西山都兵马使崔旰攻杀西川节度使郭英义，朝廷以黄门侍郎平章事杜渐鸿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崔旰即对杜“卑辞厚礼，送缯锦数千匹”，杜即得利，又惧崔实力，竟将“军州政事悉委旰，仍连表闻荐”，崔旰不仅未受任何惩处，反而加官升职〔30〕。贞元间，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以银泥衣给其妻，又各给一万，死丧称是”〔31〕，史称其“善拊士”〔32〕。再次，唐时京师郎官均以服蜀锦制作之袍为荣。郑谷诗云：“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夺得始知袍更贵，著归方觉昼偏荣。官花颜色开时丽，池雁毛衣浴后明。礼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别占郎窠名。”〔33〕郑谷诗生动描绘了郎官们锦袍在身时的得意之情近乎忘形。由上可见唐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普遍喜爱蜀锦。
如果说蜀锦早享盛名，蜀罗则主要在唐代兴起。蜀锦厚重，蜀罗轻薄，特别是益州所产的单丝罗，一匹“重五两”〔34〕，不及唐代普通绢帛一半重〔35〕；睿宗景云时，在汴州市场上，单丝罗一匹值4 千〔36〕，开元、天宝间，两京青、济间每匹绢值200文左右〔37〕， 单丝罗价值是一般绢的20倍，其贵重如此，亦为当时上层人士青睐，前引王建《宫词》云：“宫中尽著单丝罗”可见。此外，阆中的重莲绫，遂州的樗蒲绫，在整个唐代均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亦有盛名。
唐代四川高级丝绸之为人喜爱，除织造精细，质量上乘，或厚重、或轻薄，可供不同季节、多种服饰选用外，更主要是纹饰独特新颖，富有创造性。唐人风气尚新尚奇，蜀地高级丝绸纹饰正满足了这一特定的时代心理要求。
唐代丝绸纹饰丰富多彩，但最流行的则是团窠和花鸟折枝两种。而这两种纹饰在蜀地高级丝绸中都有其典型代表，这便是“陵阳公样”和“新样”，都曾在唐代风行一时。
“陵阳公样”为唐初益州大行台窦师纶所创，窦封陵阳公，故名。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近年新疆出土唐锦以及传至日本保存至今的唐代织物看，“陵阳公样”大都“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对称动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华美”〔38〕。图案内容讲究均齐对称，体现了“中国式的美”〔39〕；形式为联珠纹，此种纹饰在我国虽古亦有之，而更盛行于6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 “陵阳公样”显然是在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营养的结晶。“陵阳公样”的均齐对称，“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审美心理上平稳、冷静、坦然、静穆的独特民族心理，是唐代丝绸图案的一大民族特色”〔40〕。其图案题材的对称，动物如对羊、对狮、对虎、对龙等，则多隐喻或象征吉祥、雄健、权威，这是唐代祥和、刚健、落落大方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强大的国势正相辉映。
时贤对“陵阳公样”论述颇多，意见大体一致，而于“新样”却较少论及，对其风格特点似尚朦胧，然细考唐人诗文，“新样”似属花鸟折枝纹。前引王建《宫词》“遥索剑南新样锦”，张祜《送走马使》诗，“新样花纹配蜀罗”〔41〕。“新样”到底有何特点呢？王建《织锦曲》云：“长头起样呈作宫，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42〕这里突出描写了彩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之状，显然其图案纹饰为花鸟折枝式。大历进士张何更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种纹饰：“布叶宜疏，安花巧密。写庭葵而不欠，拟山鸟而能悉。”这是说织造时应遵循的原则，必须注意花叶的疏密与花鸟的完整。“其始入也，疑芳树映落涧中；少将安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夺五云，长风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这是写蜀江春日濯锦时色彩与纹饰反映出的总的印象。而洗濯后晾干时，“迟日徐转，和风缓送”，纹饰特别清晰。“稍变回鸾，全分舞凤。戏蝶时绕，娇莺欲弄。”〔43〕又郑谷《锦二首》云：“春水濯来云雁活”，“宫花颜色开时丽，池雁毛衣浴后明”〔44〕，写其纹饰如宫花怒放时一样艳丽，池雁羽毛象浴后一样鲜明，显然也属花鸟折枝式。另高骈《锦城写望》云：“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枝头。”〔45〕张祜《蔷薇花》云：“晓风抹尽燕支颗，夜雨催成蜀锦机。”〔46〕王毂《红蔷薇歌》云：“红霞烂泼腥腥血，阿母瑶池晒仙缬。晚日春风夺眼明，蜀机锦彩浑疑黦”〔47〕。诗人都不约而同地以蜀锦喻花，也见花鸟是蜀锦极为流行的一种纹饰，这就是剑南的新样锦。又武元衡《送崔判官使太原》诗云：“罗绮长留蜀国春。”〔48〕见蜀罗而感春意盎然，这无疑是蜀罗纹饰花鲜鸟活才能使人有此联想，表明以花鸟为图案题材的新样也普遍用于蜀罗。花鸟纹饰，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很能表现唐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所以也很受人欢迎。史载“前司马皇甫恂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或因其侈靡，开元八年（720）苏颋知益州大都督长史，“颋一切罢之”。〔49〕苏颋之举颇为唐人称举，敬宗宝历元年（825），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据此抵制征贡诏令， 论曰：玄宗“令皇甫恂于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颋不奉诏书，辄自停机。”玄宗“不加罪，欣纳所陈”〔50〕。由上可知，第一，“新样”为开元间皇甫恂所创，其纹饰为花鸟折枝式，与当时流行的“陵阳公样”迥然有别，新颖独特，“新样”之名或即由此而来。第二，最初制品为半臂背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载：“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其往金玉珍异，并不许贡。’”（按，此“天宝年中”似当为“开元年中”。）玄宗前期俭朴，开元后期即骄奢至极，岂以一服百金为意。如此，则西川所贡之背子，或即皇甫恂所织新样锦为之。第三，“新样”出世不久，即遭废止，故在唐前期，未能广泛流行。从前引唐人诗文涉及“新样”者，全出自后期士人之手。“新样”在唐后期得以风行，似由以下一些因素所致。首先，显花技术的发展。“唐代中后期出现了纬线显花的织法，这在显花技术上是一大进步。一架织机完全不改变经线和提综顺序，只要改换纬线的颜色，就可以织出花型相同而色彩各异的织品来。”而改变经线和提综顺序，再用纬线显花，则可织出更多花型。显花技术进步，使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花鸟纹饰更易于纺织。1968年，吐鲁番381 号墓出土大历间的一块花鸟纹锦，即纬线显花的锦。“花纹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四只飞鸟，飞鸟的尾部附近有红、蓝六瓣花四朵，花下部衬以枝干绿叶相扶。大团花下部另有两只小鸟在花间飞翔。”“花纹图案布局紧凑而协调，色彩鲜艳，飞鸟竞翔，形态逼真，红花绿叶光华相映”，充分显示了纬线显花的优越性。另“在日本的正仓院、法隆寺、神户寺、东大寺等至今还保存了一批我国唐代的锦。如唐花唐子纹锦、唐花纹锦、茶地鸟兽花卉纹锦、花鸟纹锦、狮子七宝唐花纹锦、连壁国狮子猎纹锦、狮啮文长斑锦、蜀红锦等品。”“这些都保存在日本的唐代锦中，多数是属于二枚、三枚斜纹的纬线显花的纬锦。”〔51〕由这也见纬线显花技术的生命力。其次，唐后期，花鸟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科走上画坛，这对“新样”传播无疑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再次，官服纹饰的影响。唐代官服纹饰，武德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服大科绫罗，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后期花鸟纹饰兴起，文宗时改为“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52〕，官服纹饰的变化，又影响以花鸟为主的“新样”流行。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四川高级丝绸生产的某些珍品，价值连城。这是有历史传统的，西汉成帝曾令益州用三年租赋为宫廷造“城锦帐以沉水香饰之”〔53〕。唐代也同样，“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料，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54〕。从纹饰看，似为蜀川所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55〕。前引《中华古今注》载西川献的五色织成背子，一服百金。这些珍品，从消费角度讲，确是侈靡；然就生产角度言，却不能不叹其工艺精绝。此类珍品，在全国亦绝无仅有，反映四川高级丝绸生产工艺水平高超。
4.蚕桑技术不凡，高级丝绸生产工艺相当普及 唐人养蚕，品种不少，有春蚕、夏蚕（晚蚕）、三熟蚕、四熟蚕、八熟蚕、冬蚕等〔56〕，然以春蚕为主，这是因为“晚蚕之茧出丝甚少，再采叶来岁不茂”，北宋时仍有人请禁养蚕〔57〕；至于八熟蚕，其茧更差，宋人姚宽《西溪丛语》指出：“蚕养至第八次不中为丝，只可作绵，故云八熟之绵。”然天宝中益州所献之“三熟蚕，紧厚白净，与常蚕不殊。”三熟蚕其实就是秋蚕，比夏蚕更难喂养，养成即不易，而其茧“紧厚白净，与常蚕不殊”就更难为，除饲养外，还牵涉到桑树栽培等一系列技术问题。益州养秋蚕都能取得如此成就，则其对春蚕、夏蚕的饲养成绩当更显著应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四川高级丝绸生产有一个颇为令人费解的现象：蜀锦早已名满天下，而在前期剑南各州土贡中竟然无锦；特种税收春彩规定交罗、绸、绫、绢等，亦不及锦。这是为何？笔者以为这是唐前期蜀锦生产朝廷控制，全由州府官作坊专其职，产品直接上交京师，故地方不需再贡；民间一般民户不掌握蜀锦工艺，没法生产，无可交纳之故。但到唐后期，蜀锦生产突破了官府的垄断，民间出现专业织锦户，产品虽主要上交朝廷，“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宫里怪”〔58〕。但在限日完成定额后，似也可自行出售部分产品。故《新唐书·地理志》载成都土贡有锦，另《太平寰宇记》卷72载益州土产有“九壁锦”并引《游蜀记》云“成都九壁村出美锦”。这便为四川丝绸生产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又前述纬线显花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为蜀地丝绸的不断创造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道州领属及名称本《大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2〕《遵义府志》载：武侯锦“用木棉染成五色织之， 质粗有文彩，俗传武侯征铜仁蛮不下时，蛮儿女患痘，多有殇者求之，武侯教织此锦为卧具生活，故至今名曰武侯锦。”按，武侯锦虽为棉织品，然其工艺源于蜀锦。
〔3〕《太平御览》卷815，引《丹阳记》。
〔4〕见《大唐六典》卷3、卷20，《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元和贡、赋，《通典》卷6载天宝贡，《新唐书·地理志》土贡。
〔5〕另有专文论及。
〔6〕罗隐《谗书》卷4。
〔7〕《全唐诗》卷548，薛逢：《芙蓉溪送前资州裴使君归京宁拜户部裴侍郎》：“桑柘林枯荞麦干，欲分离袂百忧攒”。
〔8〕《全唐诗》卷882，薛曜：《登绵州富乐山别李道士策》。
〔9〕《全唐诗》卷197，《何易于传》。
〔10〕《全唐诗》卷560，薛能：《嘉陵驿》。
〔11〕《北梦琐言》卷3，《太平广记》；卷172，《许宗裔》。
〔12〕〔28〕〔41〕〔42〕〔44〕〔45〕〔46〕〔47〕〔48〕〔58〕《全唐诗》卷434、675、511、298、675、598、511、694、317 、 298页。
〔13〕《通典》6，《赋税》下。
〔14〕《旧唐书》卷9，《玄宗纪》；《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贡春彩十万匹”。
〔15〕《新唐书》卷51，《食货》。
〔16〕《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真卿）行状》。
〔17〕《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18〕《旧唐书》卷17，《文宗纪》。
〔19〕《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
〔20〕《大唐六典》卷20。
〔21〕《贞观政要》卷6；《旧唐书》卷74，《马周传》。
〔22〕《唐会要》卷52。
〔23〕《册府元龟》卷63。
〔24〕《旧唐书》卷51，《后妃》上。
〔25〕《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
〔26〕《旧唐书》卷17，《文宗纪》。
〔27〕《全唐诗》诗301，《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卷302，《官词》。
〔29〕〔30〕《旧唐书》卷117，《崔宁传》。
〔31〕王谠《唐语林》卷6。
〔32〕《新唐书》卷158，《韦皋传》。
〔33〕《全唐诗》卷675，《锦二首》。
〔34〕〔36〕张鷟《朝野佥载》卷3。
〔35〕赵丰据北周官绢重，用较保守的估计，以为唐绢每匹为11两。见《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第16页，三秦出版社，1992年8 月出版。
〔37〕《通典》卷7，《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51。
〔38〕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第14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39〕闻一多：《律诗的研究》：“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
〔40〕郑学檬、卢华语：《唐代丝绸图案的民族特色》，《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1期。
〔43〕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全唐文》卷457。
〔49〕《旧唐书》卷88，《苏颋传》。
〔50〕《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51〕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291、344、347 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4月版。
〔52〕《新唐书》卷24，《车服志》。
〔53〕《西京杂记》。
〔54〕《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
〔55〕《旧唐书》卷37，《五行志》。
〔56〕三熟蚕、冬蚕见《太平御览》卷825， 引《唐书》：四熟蚕见《新唐书》卷128《尹思贞传》； 《新唐书·地理志》载苏州土贡有八蚕丝，疑为八蚕绵之误，左思：《吴都赋》云：“乡贡八蚕之绵”。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