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曦[1]2013年在《宋代矿冶业地理研究综述》文中指出宋代,是我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矿冶业领域中,宋代特别是北宋一朝,金、银、铜、铁、铅、锡这六种主要金属矿产资源都得到了大力开发。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政府征收矿课额为:黄金10710两、银218101两、铜14614009斤、铁5497316斤、铅8275363斤、锡2321906斤。唐代大中年间(847—859年)官府统计的铜产量是655000斤,宋代较唐代而言,铜产量增长了30倍多,这确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参见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宋代所开采的铜,绝大多数用于铸造铜钱,相比唐代每年十万贯数十万贯的铸造量,北宋时铸钱额一般年份也远远超过百万贯,最高年份接近500万贯。金银在宋代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并在大宗交易和政府的财税征收和支出中大范围使用(参
韩毅[2]2005年在《矿冶业与国家、技术和社会发展——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读后》文中认为王菱菱著《宋代矿冶业研究》被学界誉为是“宋代矿冶业研究领域 的扛鼎之作”。宋代矿冶业生产之所以出现如此高度的发展,有诸多的因素,除 去经营方式的改进、生产力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加以及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等 因素外,还在于宋代国家对矿冶业技术革新的重视、以及改革并完善矿冶业机构 的设置与管理等政策有关。
徐东升[3]2015年在《宋代铜产量变动原因析论》文中研究指明宋代铜产量比唐代大幅度提高,经历了神宗以前的上升趋势和以后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韶州铜矿的发现和铜产量的变动引起的,和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关系不大。韶州铜矿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但又不完全是偶然的。包括韶州在内的宋代产铜州军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宋代最重要的铜矿,都出现于神宗时及其以前,而不是神宗以后。其主要原因是在铜生产成本升高的趋势下,官府收购价不能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引起矿冶户实际收益趋于下降,导致民间找矿动力趋于不足。韶州以及其他铜产地铜产量的变动也与矿冶户实际收益的变动密切相关。
黄顺春, 方宝璋[4]2011年在《宋代矿冶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文中研究表明宋代在矿冶业方面的巨大成就既与当时技术的进步有关,也离不开宋代政府对其管理的积极变革,本文通过对宋代矿冶业人力资源管理四个方面的进步,即合理的劳动分工、完善的绩效考核、货币激励、劳役制向召募制等变革的梳理和总结,加深了对宋代矿冶业发展的理解,同时探讨了若干对现实的启迪作用。
姜锡东[5]2005年在《王菱菱教授《宋代矿冶业研究》评介》文中研究表明十年磨一剑,已属不易。二十年磨一剑,更为罕见。王菱菱教授磬廿年之力,采阅史料,朝研夕析,钩沉发覆,撰成39万字的《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非常难能可贵。这是宋代矿冶业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部精品。在
徐东升[6]2008年在《王菱菱教授《宋代矿冶业研究》读后》文中指出矿冶业可为各类器械、工具、钱币等的制造提供原材料,其盛衰变化足以影响到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因此矿冶业在古代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宋代矿冶业的研究和其应有地位并不相符,具体表现有
张毅[7]2011年在《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矿冶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矿冶业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时期矿冶业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直接推动着当时山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山东冶矿的开采在宋元时期颇具优势,尤以金、铁生产最为有名,这一时期的山东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趋势基本吻合,但受地区因素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又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本文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矿冶史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来探讨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第一章主要概括分析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主要矿产的分布、产量和相应的政府管理。古代山东地区的矿产分布相对集中,矿产特色明显,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时由于宋元时期政治动荡相应制约了山东地区矿冶业经济的发展。第二章分别就金矿和铁矿展开探讨,对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业开采冶炼生产技术进行了研究。重点介绍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在开矿、采煤、冶炉、鼓风等方面的进步,最后还对农具制作的改进作了介绍。第三章探讨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矿冶业内部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并简要分析了诸生产分配方式对矿冶业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第四章重点结合现存山东文物讲述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冶铸业。文章通过一些冶铸遗址介绍了该时期山东地区铁器制造业发展状况。第五章围绕山东地区流行的矿冶业行业神分析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信仰文化。重点介绍了一些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碑,以及说明了行业神崇拜的影响。第六章主要论述了矿产品的流通及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探讨了宋元时期存在着金、银和铁的禁榷与通商政策。其次说明了矿产品开采流通对山东区域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影响。总之,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产以金矿和铁矿为主,主要的两大矿产分布相对集中。金矿基本分布在山东的鲁西和胶东地区,而铁矿则以当时的兖州莱芜监为主。山东地区的矿冶业发展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断续性。尽管山东地区的矿产开采冶炼一度在宋朝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限于当时政治情况,特别是北宋末年开始山东地区所在的华北平原成为宋、金、蒙等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角逐争夺的主要战场,经济受到极大破坏,矿冶业也一度中断。直到元朝中期稳定下来后,随着相应政策的出台,山东的矿产开采才取得了恢复。山东东矿冶业的研究不仅为全面了解宋元时期山东的经济增加一个视角而且对于今天矿冶业的管理也会起到以史为鉴、趋利避害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山东矿冶业的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郑颖[8]2006年在《论宋代两广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文中研究表明宋代矿冶业生产在中国封建社会矿冶业发展史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两广的金属矿冶业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并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入手，探讨了两广(除今海南地区)金、银、铜、铁、铅、锡六种金属矿产的地理分布和各金属矿冶业的发展趋势，进而述及了金属矿产品的分配利用问题。在此基础上，最后分析论述了两广矿冶业与宋代两广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说明了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矿冶业才能得以良性发展。
李华瑞[9]2006年在《从矿冶业看宋代经济》文中认为王菱菱博士用二十年功夫写就的《宋代矿冶业研究》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佳作。 日美学者一向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对宋代经济的发展给以很高的评价，其中“铁煤工业革命”即是论及宋代出现经济革命的重要标识。因而宋代矿冶业的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即
吴楠[10]2012年在《宋代五岭地区金属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文中认为五岭地处中国中南部地区，受地质构造的影响，该地区金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等原因，其资源在唐代以前一直未得到有效开发，直至宋代五岭地区的矿产开发开始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矿产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既行之有效但又相对臃肿的管理体系，一方面很好的管理了矿冶业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五岭地区也不例外。五岭地区的金属矿产分布并不均衡，以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为多，大庾岭、越城岭较少。在宋代的矿业开发中，五岭地区的人民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明了鸭鹅取金法、灰吹法、掘井法等一些新的冶炼方法，提高了效率。岑水场是五岭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矿场，铜产量一度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出于就近原则在其附近设置的永通监亦是全国最大的铸钱监之一。在开采冶炼过程之中，五岭地区出现了诸如劳动力来源问题，矿产品、钱币、军器等的外运及炼铜所需铁原料的运输问题，私采盗采等问题，但在政府及当地居民的努力下，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至宋代中后期，由于过度开发、税制混乱等原因，岑水场及五岭地区其他场矿逐渐走向了衰落之路。与此同时，矿产开发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及政治地位的提高；但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尾矿等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盗采户与盐盗相结合、以及矿难的时有发生对五岭地区的社会秩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宋代矿冶业地理研究综述[J]. 刘晨曦.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
[2]. 矿冶业与国家、技术和社会发展——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读后[J]. 韩毅.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
[3]. 宋代铜产量变动原因析论[J]. 徐东升.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 宋代矿冶业的人力资源管理[J]. 黄顺春, 方宝璋.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 王菱菱教授《宋代矿冶业研究》评介[J]. 姜锡东.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5
[6]. 王菱菱教授《宋代矿冶业研究》读后[J]. 徐东升. 历史教学问题. 2008
[7]. 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研究[D]. 张毅.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 论宋代两广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D]. 郑颖. 暨南大学. 2006
[9]. 从矿冶业看宋代经济[N]. 李华瑞. 光明日报. 2006
[10]. 宋代五岭地区金属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D]. 吴楠. 暨南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