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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流长，早在一万二千年前，从日本列岛上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基本相同，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两国隔海交通不便，文化交流中断，日本列岛人类的原始文化朝着适应海岛生活的方向发展，与大陆中国的原始文化始出现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十分明显。因此，日本列岛上新石器早期文化与中国大陆新石器早期文化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石器的制作方法、用料、器型等，都是继承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原始陶器的胎质、纹饰、火候、烧制方法也大致相同。
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又称绳文陶器文化，以陶器上的绳纹为主要特征，其存在时间与中国大陆绳纹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止于西汉前期的时代亦是吻合的。
如日本北九州绳文文化晚期遗址中曾发现一种表面经过仔细磨光的黑色陶器，日本学者贺川光夫认为，这是受了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1]。但我认为，这种黑陶与中国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但有时代的差异，而且用料不同，作风也不同，差距甚大。相反，它与长江流域楚文化中的亮黑衣陶的风格较为相似，说它是受了楚文化（包括吴、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则比较切合实际。
又如，1981年，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出过一件铜刀，从地层上看，属绳文文化晚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其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刀形式大致相似[2]。1985年，在日本东北的青森县东津轻郡今津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个商或西周的鬲相似的“鬲形绳纹土器”。而出土的日本绳文文化前期精致的漆梳[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制作方法和施漆风格均与中国先秦时代漆器相同。
先秦时代，日本被称为“倭”。东汉王充《论衡》：“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畅”与“
”通假，即古代祭祀用的酒。成王属西周时代，可知其时“倭”已与周王朝有交往关系，倭国常向周成王贡献祭神的美酒。又，《山海经·海内北经》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记载了“倭”的位置，系燕的征服国。《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由此可知“倭”在战国前的大概。“倭”，《说文》释为“顺儿，从人，委声。”显然“倭”曾被中国征服过。“倭”，是先秦时代中国创造的名词，是对古日本的专称，其字多义。“委”字从“禾”从“女”，即女性从事稻作耕种的写意组合，说明这些被征服的人当时还处于原始母系社会，即以女性为中心从事稻作耕种的社会群体之中。而当时的中国大陆早已进入父系社会，国家强大，经常征伐近海各夷族，“倭夷”便是被其征服的夷族之一，并以“委”称之。“委”傍增加“亻”，遂演变成由“委人”组成国的名词了。
还在日本绳文文化晚期至弥生文化早期，中国大陆有大批的移民去到日本列岛，并与当地土著居民（主要在北九州和本州西部）通婚，一段时期内甚至改变了当地人的体质状况，使弥生早期日本列岛人身高 突然增高了近3厘米[5]。中国人移居日本的事迹见之于两国史籍记载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秦始皇焚书坑儒载于《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上朔六、七年，正好是公元前218年或219年。
《日本百科大辞典》：“徐福乃入海，到我纪伊的熊浦着陆……时孝灵帝七十二年也。”日本孝灵天皇即位于公元前290年，下推七十二年，仍为公元前218年。
《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云梦，上会稽，祭大禹，刻石颂德，然后“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人入海求仙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徐福两次东渡，在日本九州和和歌山新宫市等处登陆。
徐福前后两次率庞大移民在日本登陆，在中日交往史上是一大壮举。他把先进的中国生产技术文化带到日本，使日本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跃进到铜铁时代。
水稻种子、耕作方法以及养蚕桑织技术在徐福以前虽已传入日本，但经徐福始大规模推广。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在其遗踪所及之处先后建立有各种纪念物，如，日本和歌山、佐贺等地徐福登陆遗址有徐福墓、徐福祠、徐福碑、徐福丘、徐福岩……日本海滨新井崎建徐福庙，庙里供有徐福像。日本新宫神社大殿中，左边是神武天皇纪功碑，右边则是徐福之宫。在日本徐福已广泛地被尊为祖宗，奉作神灵[6]。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委有“汉委奴国王”，并赐给他“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方。此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经中日考古专家共同考证，确认此金印确系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7]。
在此期间中国古代先进的铁护甲和成套马具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骑兵装备的发展。我们知道日本在古坟时代《（公元3世纪末——7世纪末）以前，未曾发现过金属制造的护甲，只是在属于弥生时代的遗址里，曾出土过木甲。这种色彩鲜艳装饰性极强的木甲，不像是用于实战的防护用具，很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用具。金属制造的甲胄迟至公元四世纪时出现，且一开始就是铁制品。橿原市新泽千塚古坟群中曾出土12件铁甲胄，其时代约自公元4世纪后半至5世纪末，主要是铁制“短甲”和兜鍪，有的短甲附有颈铠和披膊，“挂甲”只有新泽109号坟一例。
日本古坟时代的铁铠甲，基本类型有短甲和挂甲两种。短甲4世纪开始出现，并成为铠甲的主要内容。挂甲到5世纪中叶后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短甲的地位，成为铠甲的主要类型，使短甲退居辅助的地位。而在古代中国，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使用了由铁甲片编缀的铠甲，如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兜鍪，和13、21、22号遗址中发现的铁甲片，仅在1956年对21号遗址的一次发掘中，就获得261片铁甲片。西汉时期，军队已大量装备了各式铠甲，制作都很精良。日本古坟时代铁甲胄的出现和发展，当与中国古代甲胄的影响有关。但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合日本古代具体条件和技术传统的改进和创造，形成具有日本特点的“短甲”和“挂甲”。成套马具的引进也是如此[8]。
中国水稻的传入则促进日本农业的飞跃发展。日本水稻栽培最早的遗址是在九州板筑地方发现的。该遗址属弥生时期最早阶段的板筑型陶器的典型遗址，它表明，大约在绳文陶器时代最后阶段水稻栽培被引进九州北部。
但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浙江省河姆渡就已大量种植水稻。据推测，稻谷是在公元前1000年，从浙江省南部，越过东海直接传到日本九州西北的。与此同时，传入日本的农作物还有葫芦、绿豆、构树、菱角、芋头、白苏等农作物[9]。
日本成扶桑之国亦因中国蚕桑的传入。中国很早就有“伏羲化蚕”[10]，“太昊伏羲化蚕桑为绵帛”的记载[11]。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桑蚕已驯化为家蚕，在距今5千年左右，中国已有丝线、丝带和绸等丝织品，历经商、周时期的发展，蚕丝生产有一定的规模，丝织印染工艺达到一定的水平，在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带头作用。日本是蚕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学习中国蚕业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相传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向日本人民传授养蚕、织绸和缝制吴服的方法[12]。及至公元前2世纪，通过朝鲜半岛或直接从山东出发移居日本的中国居民，中日两国蚕业科学技术和文物的交流，更加频繁[13]。据日本古史记载，“中国西汉哀帝年间（前6—前1年），罗织物和罗织技术通过朝鲜传到日本[14]，尤其是公元2世纪末起，中国蚕业科技全面传到日本，对日本蚕桑生产更起了促进作用。东汉时（25—220年）有日本人来中国，私取中国蚕种连同蚕女4人一同私往日本。三国时期，中国的丝绸提花和刻板印花技术传入日本。两晋南北朝时代，日本屡次派使者来中国东吴进行丝绸贸易，带去“鹅毛二羽”的美丽丝绸、“吴织”、“汉织”、“缝衣”等丝织女工和制衣女工去日本传授技术。隋代，中国的镂空板印花技术再次传往日本。自贞观四年（630年）至开成三年（838年）的二百年间，日本曾派遣唐使达13次，每次至少250人，最多时五六百人以上，这是日本全面向中国学习的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国内一再劝课农桑，上层统治阶级在礼冠、衣服方面，也几乎完全仿照唐人，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唐装”时期。为了号召改用新装，太平二年（730年）天皇还下诏“自今以后，天下妇女改旧衣服，旋用新样”[15]。
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的蚕丝业飞跃发展，故至1909年，日本产茧量超过中国而占世界首位，日本蚕科技的发展亦领世界先进地位。
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对日本列岛居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4年夏天在岛根县簸川郡斐川町荒神谷发现了埋在一起的385件青铜剑[16]；1985年在出土铜剑附近6米的地方，又发现16件青铜矛，6件青铜铎[17]。从这些珍贵的青铜兵器和乐器共存的葬式看，显然这是用于农业祭祀的遗存，是受了中国先秦宗教祭祀的影响而产生的巫文化现象。东汉永平（58—75年）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如三国孙吴赤乌(238—251)年间佛教传入天台山，当时浙江境内共有九所寺庵，天台山一带就占了6所。陈隋之际，“东土小如来”智者(538—597)大师集当时中国佛教之成，融“南义北禅”于一炉，在天台山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天台宗，使天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至唐代，天台山佛教开始“文化输出”，东渡扶桑，对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唐代高僧鉴真（687—763年）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大力弘扬天台教义，从而揭开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序幕。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高僧最澄带弟子兼翻译义真，乘坐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吕的使船入唐，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到达台州抄写天台教典。接着，最澄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学习天台教义，并与义真受菩萨戒。后来，他又跟天台佛陇山行满座主学习，并从天台山禅林寺僧翛然受牛头禅。最澄归国后，大力弘扬天台宗。最澄圆寂后，圆仁、圆载、圆珍、慧萼等继承了最澄的衣钵，相继入唐求法，为发展日本天台宗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9]。北宋以后，日本高僧不断来天台山巡礼求法，促进了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佛经典籍的传入，引起日本雕刻藏经的热潮，也促进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日本高僧入唐求法，携带了不少的中国诗集回国，对日本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建筑、寺院、佛像、宝塔是日本佛教寺院、佛像、宝塔的母本。
中国茶的流入，使日本成了爱饮茶之国。日本最澄是天台山云雾茶的传播者，他最先把中国天台山的茶传入日本。荣西禅师两度入宋至天台山等地求法，并将天台山云雾茶种和饮茶习俗传入日本，使日本一跃成为爱饮茶的国家之一，种植茶的事业也飞跃发展。
中国蜜桔流入日本，使日本变成产桔之国。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日本天台宗高僧智惠至天台山求法，回国携带黄岩桔籽，播于九州大伊岛（今鹿儿县长岛），后变异成无核的“唐蜜桔”。这种形质色味俱佳，抗寒力强，土质要求低的“唐蜜桔”，五百年后又从日本重返中国故土，在黄岩成片栽培。
中国货币的流入亦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外城岳贝冢出土有明刀钱（战国）、长崎县下郡丰玉村遗址、福冈县系岛郡志摩町御床松原遗迹等出土有货泉（新莽）、大阪府和泉市黄金冢古坟出土有（东汉）五铢钱，12世纪后，大量的中国货币输入日本。在江户时代铸造“宽永通宝”之前，中国钱币在日本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各地的中世纪遗址中，几乎都有中国钱币的出土，其数量十分惊人。宝冢市堂坂遗迹一次出土中国铜钱就有十多万枚，山口市大内出土的中国货币达250公斤[21]。中国古代货币几乎遍布日本各地，唐、宋、元、明时代的铜钱是日本通用的货币。日本只到江户时代才开始铸造“宽永通宝”，也是仿中国明代铜钱而制造的。
日本文字受中国文字的影响也很大。日本人用中国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傍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日本文字与中国文字结构大体相同或相似，日本文字中尚有很多的中国字。
中国上古时代就有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陶器上就出现很多太阳纹图案，显示着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太阳神崇拜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22]，并涉及海东的日本，把日本视为“扶桑之国”，用“太阳”取国名，名曰“日本”，用太阳做日本国旗，这些都渗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
注释：
[1]贺川光夫《辳业の起源》，讲谈社，1972年。
[2]通口隆康《日本人はとツガまれガ》讲谈社新书，1981年。
[3]森川昌和《5500年前の福井绳文人》《乌滨贝塚》99—100页，1983年。
[4]八幡一朗《世界考古大系》第一卷，109页，1959年。
[5]引自池田次郎《日本人の起源》，讲谈社新书，1982年。
[6]杨秀实《徐福东渡史迹综述》，《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6期。
[7]周晓陆《“汉委奴国王”玺与“广陵王玺”的铸雕比较》，《东南文化》，1992年2期。
[8]杨泓《日本古坟时代甲胄及其和中国甲胄的关系》，《考古》，1985年1期。
[9]张建世《日本学者对绳文时代从中国传去农作物的追溯》，《农业考古》，1985年2期。
[10]《皇图要览》
[11]《通鉴外史》
[12]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史》，1960，地人书馆。
[13]蒋猷龙《中国蚕丝业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农业考古》，1983年2期。
[14]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史》，1960，地人书馆。
[15]《续日本史》
[16]松本清张《古代出云王权は存在てたガ》，山阴中央新闻社，1984年。
[17]见《东PッPヤ日本》，日本考古协会，昭和60年度奈良大会实行委员会，1985年。
[18]卢秀灿、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东南文化》，1990年6期。
[19]卢秀灿、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东南文化》，1990年6期。
[20]周琦《日本天台宗“般若心经塔”在天台建成揭幕》、《东南文化》1990年6期。
[21]周爱萍译《日本中世纪遗址出土的中国钱币述略》、《中原文物》，1996年1期。
[22]李启良《玄鸟生商与太阳神崇拜》，《东南文化》，199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