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时期潜在写作者对时代资源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作者论文,时代论文,论文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流着现在还看不见的眼泪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哑默
谈到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一般都认为它们一定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势不两立，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反叛意识。接触到当时一些具体材料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想象是不如实的。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想象更加复杂一些。其中，当然也有与政治权力和主流写作尖锐对立的，也有与主流写作完全一致的(比如那些反特破案故事)；同时，我特别注意到，还有明显超越当时的主流话语的。这种超越的写作，往往因为写作者拥有了某种新资源，而显得特别有底蕴、有确信、有力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最有价值的潜在写作，应该是这种具有超越性的写作。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成为新的文化、新的精神的生长点。
一、潜在写作中的人性意识
第一个问题：健全的人性
文革时期，我们对人的理解比较单一，往往只是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自觉地把每个人都组织到一个特定的政治目标中去，为那个政治目标服务。人的其他方面就不太被关注、不太被认可，甚至常常被残酷否定。文革之前，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人性的丰富性，可是他们及其作品无一例外地遭到来自体制的和同行的围剿。体制的力量用这种围剿告诉所有的写作者，这种写作，是不对的，是不被允许的。
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呢，不需要面对社会的围剿，所以获得了一种私下表达的权利和勇气，可以比较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体验和思考。从现在业已公开的文字看，当时直接强调人性的权利、体现了对人性丰富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的，可能首推张中晓。张中晓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被打成胡风分子后回他的家乡浙江绍兴去，在群众监督之下劳动改造，在那里度过了非常贫穷的日子。但是，他在苦难的日子里还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思考和研究问题，而且留下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格言式的东西。这些零碎的感想经过后人的整理，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名叫《无梦楼随笔》。
张中晓的思想历程跟顾准的思想历程很相近。顾准本来也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在后来的磨难之中逐步发觉这是一个很虚幻的梦，终于走向反省。
张中晓独自在那么一个孤寂的环境中过那样贫穷的生活，在贫穷的煎熬之中坚持写作，不但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做了很多反思，而且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资源、思想资源也做了很多反思。对诸子百家谈论比较多。当时，一般人都按照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张中晓肯定不是这么看，他意识到了当时的中国政治跟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有着深刻的关联，尤其跟中国 古代那些政治思维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
他对人性的理解，跟当时主流社会的要求很不一样。他说：“游戏、娱乐、宗教等等精神需要，是对人好像可以没有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东西。它是不能没有的东 西，必须明确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客观的存在的需要，一种栽根于内心的需要。一种天 性。人性的一个方面。”
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只把人理解为政治动物，所以文革时期对政治之外的一切，都不认可，甚至是都要给予破坏、给予否定。但是张中晓很明确地说“游戏、娱乐、宗教”这些东西等等都是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是天性、是人性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样，他就在这个问题上跟主流话语明显剥离开了，跟他们的认识不一样。
在当时的文学写作中，我现在阅读到的，我觉得非常可贵的还是黄翔的写作。黄翔可能是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潜在写作者。而且我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最重要的诗人 肯定是黄翔，不会是别人。他可以改写194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史。黄翔的思考和写作远 不是政治对抗者的那种激昂、亢奋、单纯，而是很复杂。他除了《野兽》《独唱》等等 与主流话语很对立的作品，还有更多的超越于主流话语之上的作品。
1969年文革高潮，黄翔作为家庭出身不好、现实表现也不好的人，肯定跟时代的关系是最紧张的时候，但是黄翔此时写了组诗《鹅卵石的回忆》。什么内容呢，童年生活回旋曲。他的童年是在家乡湖南度过的，在他祖母那里度过的。那里有条河，他经常在河滩上玩耍，跟鹅卵石共度时光。《鹅卵石的回忆》写得非常有生活情趣，充满了对人性的温馨的体验。
1972年黄翔写了组诗《爱情的形象》。在被社会压制和否定的背景之下，他有情致写爱情诗，而且是一组很长的诗，这真是空谷足音，在当时的写作中十分难得。
1972年他还写了《诗人的家居》。他写他的家庭生活、家庭陈设、家庭生活的内容，写这些东西，也是很私人化的，是文革时期一般的读书人不可想象的写作内容、不可想象的题材和情调，也是不可想象的写作态度和方向。
1977年春天他写的一个组诗叫《我的奏鸣曲》。这个《我的奏鸣曲》的副标题——人“大自然”爱情，表现人和大自然和爱情的关系。中国的写作者对大自然的关注是比较少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就是主要考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得比较少。这种特点也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写作社会性很强、政治性很强，而跟大自然的关系，比较而言要疏淡得多。我前几年编过一本书叫《少年美文》，我想编几个方面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人对大自然体验的散文，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的非常少非常少，因为中国人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很少用笔表现这些东西。即使是游记，他也要扯到人事方面，比如那个杨朔的模式，文章名叫《香山红叶》本来应该是写香山写红叶的，但是从他的体验、从他的立意、从他的写作动机，他就不在香山红叶上。写荔枝蜜他也不在荔枝蜜上，他都在人事上，他一定要引伸过来，扯到人和社会和政治上。中国人是这样写作的，所以纯粹的吟咏自然的东西很少。这样说来，黄翔在1977年，在他的组诗之中，专门写人跟大自然的关系那就尤其难得。
可见黄翔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他的眼界非常的开阔、生活情趣非常的丰富，这是文革时代很少有中国写作者能够达到的。
黄翔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他的文化资源非常得丰富，他有很多资源是中国之外的。他个人的精神空间也非常广阔，绝不是作为一个受压制的反动军官的儿子想在当时的社会得到一个政治认可，绝不限于此。他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认识和期待，远比这个丰富得多。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期望拥有最丰富的体验、最充分的精神自由，他的写作就是对他所向往的体验和自由的言说。
黄翔在这个时期的这些非政治性写作，跟比较政治化的《野兽》的写作，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的。这个意义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研究者来发掘、来阐释。
这些体现人性丰富性的诗歌都很复杂，都很长，没法引用简短的几句诗句来介绍它的面貌，只能介绍一下作者当时的写作心态。1977年，他还在作为政治异己力量受到社会的压制，老给公安局搞来搞去的。黄翔一生六次进监狱。可就是这样一个备受摧残的人，1977年竟然在诗中这样说，“多么神奇呀，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你看这是多么单纯多么纯净的一个诗人，多么热爱这个世界的一个人。他说多么神奇呀，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体现了一个孩子的天真和纯净。他是这种心态，他用这种心态来写作，不但在那个时代非常难得，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同样非常难得。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写作者还是体现内在自由的作品比较少，而关注个人跟社会的紧张关系的则很多。因为中国作家内在的精神自由太少了，内在的自由空间太少了，内在的 精神生活太苍白了，他整个被这个社会覆盖住了。他老是只言说社会黑暗，这个东西老 占据着他的神经中枢，占据着他的兴奋中心，他脑袋里只有这个东西，他没有更大的精 神空间来藐视这些东西，来把它作为人的可悲的一面予以同情、批判和否定。
用文学的方式揭露官场的腐败，跟参与官场腐败，虽然行为方式不一样，两者应该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结构是一样的。虽然这些写作者不像梁效、石一歌他们是奉命写作，实际上也是在主流社会的权力意志的严厉制约之下的写作，无非是走向相反，如此而已，所以非常可悲。这些作品如果能够写到最高水平，我们还能够认可作者的文学才华。如果写不到最高水平，只是一般的写作，说实话我把他看作无署名写作。他写不写没有什么意义，他署不署他的名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所表达 的不过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种集体认识，我们大家都认识。官场腐败我们今天哪一个人 不知道?连对社会了解最少的农民都知道，无非是农民知道的具体细节少一点，机关干 部知道的具体细节多一点，如此而已。
而作家的写作，肯定不能按照这种公共认知来进行，公共认知是大家在文化普通话中解决的。我们走到街上随便骂一句官倒，骂一句什么贪污受贿，很快就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普通话，大家都能懂你是什么意思，都知道你这个人没有进入官场，在官场之外，对官场的既得利益者很痛恨。或者你虽然在机关里，但是你还没有成为一个要人，那些利益你得不到，所以你发发牢骚。如果你当个厅长、部长什么的，难保你不变。你也是官场中的一人，你也是受贿的一人，甚至你也是主动索贿的一人 ，完全可能是这样。所以别说反对贪污受贿是文化普通话，就是我们每个人当官之后可 能也难逃脱这种怪圈，连这个认识也是文化普通话，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
言说这种文化普通话不是一个作家的使命。中国作家拥有超出文化普通话之上的内在精神力量太要紧，扩展自己的精神空间太要紧。如果做不到这一步，这个写作者是肯定没有希望的，写不出带着你个人的血肉气息的、独属于自己的东西。
甚至可以说，在任何时代，你不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就写不出带着个人血肉气息的东西。游离于文化普通话之外，用自己的视角、用自己的体验来进行艺术创作，加上你那还算过得去的艺术才华，你就肯定能够写出成功的文学作品。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当代作家那么了不起的才华，可他完全按照文化普通话写作，真的感到很可惜、很痛心。这么好的才华好难得呀，这种才华，苍天是很吝啬的，他不会赐于每一个人，他总是赐 于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你用这么好的才华去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真是可惜。
文学创作中，许多人写出那种传世文本，文学才华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学才华之外的那种内在的精神自由，那种超越文化普通话之上的、能够审视文化普通话的一种非常高的精神体验和境界。在我阅读的作家中，才华跟内在的精神自由都达到顶峰的，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人。别的人尽管他可能也是划时代的文学巨人，他的才华可能都没有达到顶峰，都只是在别的方面达到顶峰，然后加上他也算出色的文学才华。而其他一些文学才华达到顶峰的人，他不一定具有别的方面的条件，所以 他往往写不出那种传世巨作。
正是因为内在的精神自由在文学写作中是如此重要，所以我对黄翔文革期间写的表现出他内在精神自由的这些诗章特别重视，觉得它们特别宝贵。正是这样的写作昭示了即使在最邪恶的时代依然有可能保持健全的人性，人性因为没有被邪恶力量完全扭曲、摧毁而享有宝贵的尊严。张中晓和黄翔的写作，不但表达了对人性丰富性的认识和尊重、表达了对健全人性的向往和捍卫，同时通过这种写作真正表现了写作者个体精神生命的丰富和健全。
第二个问题：男人女人的性和情
关于人性问题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涉及性和情的问题，这里的情特指男女之情，性在这里暂时也只指男女之性，而不包含男男之性、女女之性等同性恋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性和感情都是主流话语所禁止的东西，几乎就是不能写。到了文革时期，这种禁止更加严厉。我们看八个样板戏，那里面主人公都是单身汉，或者是大龄青年，或者都是寡妇。他们不能有家庭生活，不能有感情，不能有男女私情，当然更加不能有性。
可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大家需要从中得到某种精神的、心理的、情绪的满足。人们从样板戏之中、从主流作品之中得不到这些东西，就要从别的方面来寻找，比如从民 间的黄段子、民间故事等等方面得到满足。一些具有写作能力的人，更需要通过写作得 到这种满足，同时让别人分享。
当时，有少数作品填补了这种空白。比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那里就写了感情，写了三角恋爱，以手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部作品总的来说基本上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诸如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爱国主义精神之类。但是主人公的身份是科学家，这一点很犯忌。文革时期不但爱情不能写，科学家也不能写。《第二次握手》在这两点上触犯了当时的时尚，所以成为禁书，作者还为此坐牢，竟然还差点被执行死刑。虽然今天来看《第二次握手》，觉得很平庸、很主流，没有思想含量，而当时却是很异端的。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越存有邪恶，文化观念必定越是狭窄和封闭，从而被置于异端地位的人和文化资源也就越是普遍。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作品中，对情和性问题表现得最集中的，应该是《少女之心》。当时流行两个文本，一个叫《少女之心》，一个叫《曼娜回忆录》。文革时期的许多手抄本，在文革结束以后，或者公开出版了，比如《第二次握手》；或者消失了，比如那么多抓特务的破案故事，总之不再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了。因为公开出版物中已经有相类似的作品供人阅读。《曼娜回忆录》在文革结束以后，第一它不能公开出版，第二呢，类似的出版物还是很少，公开地写性很长时间内还是被主流文化所禁止的，所以这部作品在民间悄悄传抄的时期比较长。听说80年代的中学，还有《曼娜回忆录》在流传，直到现在还没有公开出版。
最近北京一个出版商把《少女之心》跟《曼娜回忆录》揉在一起，准备公开出版，叫我给他写了序。但是现在还没哪个出版社敢出，还要伺机而动。他现在整理的版本比较长，已经十几万字了。我读到这个比较完整的版本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让我感觉到特别辛酸。当时，不光是主流话语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实行性禁忌，其实整个社会对性都很歧视、很禁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革时期对性的理解和认识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这个说法。
《少女之心》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中学生，叫做黄卫红或者叫做曼娜。随着身心发展，她在情感上和性上都充满向往与渴望。可是她对这些内在的要求感到特别自卑，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坏呀，老师明明讲这是坏的，毛主席号召要如何如何，可自己老是想那些肮脏的东西。她有一次做梦，梦见自己和一群同学都涂着口红，一对一对地搂着在那儿 跳舞，过那种资本主义的生活，总之都变成了美帝国主义者，变成了修正主义者。她觉 得这个梦说明自己内心还是有一种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刻意要求自己扼杀内心的这种要 求。她完全用正统意识形态的眼光来打量自己、要求自己，总是这样压抑自己。可是一 到实际的生活情景之中，她的人性又活跃起来，她没法控制自己。她喜欢两个男孩，她 每次跟其中一个男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就遏制不住自己那种两性亲和的愿 望，老是晕晕乎乎地倒在他们的怀抱里。一倒进他们的怀抱，她就能够放开自己，就觉 得非常痛快、非常美好。她感觉到这个跟男孩亲近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魂，而事情过后她 又很后悔，又谴责自己为什么就是改造不好，为什么老是这么坏。
当时的统治者这么看待性，老师也是这样看的，学生家长也是这样看的。最可悲哀的是，学生自己也是这样看的，无论是谁大家都在同一个意识框架之内。一个时代的荒谬是由大家共同完成的。
主人公黄卫红喜欢的两个男孩，最后都死了。因为是三角恋爱，其中一个男孩把另外一个男孩杀掉，杀人的男孩进监狱之后又自杀了。两个男孩死后，黄卫红生下一个孩子，不知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那两个男孩中的哪一个。后来为了谋生，被迫给公社书记当情人。后来公社书记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倒台了，大家要来收拾这个女的。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逃到外地，躲到家乡之外的那个地方，隐姓埋名过那种寡居的日子。
这个结局非常有意义，主人公在小说里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非常女性化的人，老是遏制不住自己那种两性亲和的冲动，在性的方面、在心灵的方面都对男性有深刻的渴望。正好是这样一个人，被当时的时代逼得连普通人所拥有的那种家庭和幸福都得不到，完全被社会剥夺干净了。统治者之所以要灌输对于性的仇恨和禁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性怀着恐惧和厌恶，而是因为他们执意要垄断性资源和性权利，就像他们执意要垄断政 治资源和政治权利一样。小说写到这个程度，我认为非常有深度。
大家一直说《少女之心》是一部黄色小说，实际上不是。作品的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作者强调所有的人都接受了当时邪恶的性观念，就是突出表现了统治阶级的这种道德意识，对中国社会、对全民的伤害是多么大，对民族生机和民族创造力的破坏是多么大，大家精神上、肉体上都完全被捆绑住了，现实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都完全丧失了。这个作者很可能具 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可以说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 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
二、潜在写作中的苦难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关注苦难问题比较多。但在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之中，就我目前所读到的文本来说，苦难意识不是很强，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写作。那些潜在写作者对全民族的这种苦难、对穷人的悲惨境遇了解不多。尽管那些知青和那些下放的“五 ·七”干部，下到了农村的底层，对农村的苦难已经有了接触，但是这些人的过客心态 显然妨碍了他们对这些苦难投入感情和关怀。所以，无论是当时潜在写作的文本，还是 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城市以后所写作的作品，很少体现他们对当年苦难的记忆、描述 与反思。
红卫兵、知青、下放干部以及五七干校劳改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多人有与此类似的经历，但是这样的苦难感受没有从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这也许跟中国人的精神结构有关。中国人不太面对生存意义上的苦难，而是过多地把精力投射到社会政治层面。有言说权利的群体永远属于社会上层，他们总是希望调整好社会上层的关系，以期对自己更加有利。以良知的心态关注底层人苦难以及民族整体苦难的人及其文字，实在太少。
我们说它少，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这里可以介绍几首体现了苦难意识的诗。其中第一首诗不是文学写作者写的，而是一个政治写作者写的，作者就是林昭。林昭最近几年慢慢地被人所了解。她当年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很有才华，很有个性，本是校方很走红的人。1957年反右的时候，她没有什么越轨言论。可是她很敬重的那些文学朋友纷纷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之后，她觉得忍无可忍，站起来为他们辩护。1957年5月19日，这一日，北大的学生有一个比较浩大的对反右运动的反弹，就是批评当局对学生的这种镇压。林昭是站在前列的人，她因此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了她一辈子的厄运，也开始了她作为思想者和作为圣徒的生涯。她对中国社会的思考越来越深入，完全不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而是用另一种更高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所以她成为当时站得最高的政治反抗者。1968年，当局在上海对她执行了死刑。
她在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写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篇幅最大的就是十四万字的长信 ，写给人民日报的第三封血书。十四万字的血书啊!我觉得文革时期给我最大震憾的， 如果从单篇的东西来说，可能不是张中晓、不是顾准、不是遇罗克的作品，而是林昭的 文字。林昭那十四万字写得实在是天地同怒、人神共悲，那是太惨了。她写过一首很短 的诗，人家现在给它命名就叫做《啊，大地》，她这样写道：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1960～1968年写于狱中
那个时代，不可想象有人敢于用苦难来描述无产阶级的红色世界，当时的潜在写作者一般来说不会涉及这个词。可是林昭深重的苦难感使得她用出这个词语十分自然。诗中还有一个血流成河的意象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官方话语老是把中国描述成天堂，但是在林昭眼里中国人是残酷的、自相残杀的那么一个族群，所以她老是看到中国人的鲜血。她明确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但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也违背了上帝的圣爱和佛陀的慈悲。无论是借助人文主义资源，还是借助基督教或者佛教资源，都很容易破除这个残酷的理论。但是像林昭这样敢于蔑视这个理论的人，当时实在是凤毛麟角。
1965年，林昭很要好的同学张元勋，右派劳改刑满之后主动到上海的监狱来探望林昭。林昭在这次见面时，对张元勋有一个嘱咐，她说我是肯定出不去了，他们肯定要把我杀掉，我那些文字希望以后你能够帮我整理，总有一天未来的中国人会知道我们今天的 苦难，你帮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三本书，把我的诗歌编在一起，就叫做《情书一束》。
我很关注“情书”的说法，这个说法体现了林昭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她的诗歌本来不是情书，为什么叫情书一束呢?实际上她是从爱的角度来理解她跟世界的关系，林昭她 站得比别人确实高了许多。我后面还要读两段林昭的文字。
林昭对张元勋的嘱咐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苦难。她说未来的人们总会知道我们的苦难。苦难是她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感受，民众所受的这些磨难应该让后人知道，以便警醒后人追求自由的制度和幸福的人生。她的那些沉重的思考，还有那份沉重的爱，都是对后人的警醒。所以她委托同学把自己的文字整理出来。但是至今为止，林昭的文字没能公开。我们只能读到星星点点。我想总归还是有能够出来的一天。
哑默的一首诗也很不错，含蓄地表达了一个觉醒者默默承担民族苦难的形象。苦行者哑默“你背的是什么?行者。”异域的人问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部历史和无数颗心灵。”远离人类的大家庭，长久听不见回声。我流着现在还看不见的眼泪，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四周有横沟、有墙、有网……那个被叫着心的地方，有许多创伤。——1973～1975年
其中说“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简直是对自己和作品的命运的谶语。
再说一个当时的知青诗人，白洋淀诗人芒克。他的诗歌作品《城市》和《太阳落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苦难感。城市啊，城市，你这东方的孩子。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你寻找着粮食。——1972年太阳落了太阳落了。黑夜爬了上来，放肆地掠夺。这田野将要毁灭，人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1973年
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寻找粮食，这是那些饥荒时代给作者和民族留下来的直接的体验，这个意象充满了苦难感。黑夜放肆地掠夺的意象，也说明作者对中国的苦难是有感知的，他没有用苦难这样的词，但他通过这一群意象所构成的意境，深切地传达了他的苦难意识。
更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苦难意识的是白洋淀诗群中另一个诗人——多多。当人民从干酪中站起(片断)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胀的鼓直到篱笆后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1972年无题(片断)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门声——1974年
诗中的干酪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食品。从这些诗歌看来，多多对于中国社会那种残酷的相互争斗、相互杀戮的状态，各个群体之间这么一种凶狠丑恶的关系，感受特深。残忍的弓，冒烟的队伍，都是典型的战争意象和死亡意象。《无题》的意象更加血腥，那完全是在描述一场大屠杀的感受。当时全民都在极其亢奋地进行所谓“阶级搏斗”，但是在一些人的意识深处，在民族意识的某一个角落，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厌倦和疑惑。白洋淀诗歌群体的创作不但传达了这种厌倦和疑惑，同时表达了他们对于专制统治和血腥恐怖的深刻反思与坚决否定。这是那个时代极为难得的良知的声音。
当这些半大孩子在表达良知的声音的时候，那些成年人，那些或者著名或者不著名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处于那种趴下的状态，他们都在红色恐怖中瑟瑟发抖。许多人看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三、潜在写作中的思想超越和精神升华
文化资源的超越
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中，这个超越的部分才是最能让我们感到欣慰的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超越的部分，在文革以后依然没有浮出水面，依然没有成为我们的资源。现在的主流话语体系，虽然也一定程度地吸收了文革时期那些超越性的东西，但是却不认可那些资源本身。那些资源和相关的思想者，继续受到主流社会的压制，甚至差不多被扼杀掉了。文革结束以后，实际上我们有一场浩大运动，就是遗忘文革的运动。
文革高潮之中，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实际上就超越了当时的权力话语，《出身论》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出现的人权呼声，这个呼声后来在林昭那里表现得更加坚实有力。人权思想的文化资源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传统，或者说是这个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自由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文主义资源中脱胎而出的，但是它的直接来源是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无政府主义资源，只是它偏重于寻找政治革命途径， 剔除了无政府主义中的安那其主义，主张以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方式实现无政府主义 的人道主义理想。中国人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后，在很长的时间内，摈弃了其中的人道主 义资源，而无限放大其中斗争、专政等等说教。
所以人权意识应该看作是超越中国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资源的一个新的资源。
还有《公开的情书》，它对科学的重视跟执政者在意识形态和技术上对科学的利用也是有区别的。它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对于世界求真求实的态度，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手段之 一。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直接借鉴了西方正宗的科学资源，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 的科学思想，也是对中国官方技术化的科学观念的超越。
顾准越过马克思主义到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和民族文化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时一般的反体制的知识分子，都是抓住正宗马克思主义不放，用这个正宗反对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这样做，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是，顾准直接追到西方文化的源头，这是具有远大眼光和远大气魄的，确实需要巨人的力量才能做到。顾准他所否定的不光是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他还否定了当时奉若天国的体制和权力实体。另外，顾准对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化资源也做了梳理，他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批评，因为这也是当代中国制度的主要文化资源之一。张中晓也意识到了中国制度与先秦专制思想的内在联系，所以也在批评诸子百家。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超越，是仰仗基督教资源的超越，我这里主要是指林昭。林昭在监狱里认识了一个天主教徒，受到很大影响，后来就皈依主了。基督教资源跟人文主义资源有复杂的联系，但又是一种独立的资源。林昭批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立足点，就与她借助了基督教资源有关。比如，她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希望人与人之间要和平、友爱。教会里都是以兄弟姊妹相称的，他们既讲究圣爱，也讲究兄弟姊妹之爱。林昭在监狱里所写的文字中，经常说自己是捧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
林昭的这个资源，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被重视得不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异质的资源。
政治观念的超越
政治思想实际上也是文化资源的一种，我把它独立出来谈一谈。因为中国是个政治社会，非常重视这种东西。中国哲学讲究和谐，儒家伦理学也讲和为贵。但是，中国人的历史叙事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斗争意识。《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等史书是这样，《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体现中国人深层思维模 式和趣味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法家的权谋之术充满了你死我活的狠毒之心，即使是儒 家的政治思维，也十分紧张，“安邦治国平天下”，这些儒家基本理念中体现了一种搏 斗的心态。
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更是用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眼光全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划分集团和阶级，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阶级之间有利益冲突也是实际存在的，所以，不能认为用阶级眼光看问题就是荒唐的。但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指导社会运作的主要的意识形态，这样是否合理，值得追问。如果把这种理论作为价值本身，这不是值得追问的问题，而是绝对的错误。因为人类所制定和遵守的价值体系，跟人性中遏制不住的那种邪恶冲动，和社会中无法杜绝的邪恶现象往往是相反的，通常是用有意建构价值准则来否定那些对他人或者所有人导致伤害的现象。人有恶的一面，有斗争的一面，而在价值上我们恰好应该遏制恶的一面，遏制斗争的一面。因为斗争只能是相互伤害。把斗争本身，把打倒阶级敌人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看作一个时代的价值和美德，肯定是大谬。
林昭的思想没有受到这种时代风尚的局限，她用嘲讽的方式来解构阶级斗争学说，然后用博爱精神来否定阶级斗争学说，来包容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 这就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政治思维。而那些造反派，他们的政治思维跟他们所反对的那些 所谓走资派的思维其实是完全一致的，红卫兵没有超越。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经常出现各 种政治斗争，这些政治斗争的各方，他们的政治思维都没有超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 维。即使有的人在外表上是主流政治力量的反对派，在言说方式上跟主流政治思维也有 所区别，但在精神结构上，在内在的思维模式上，他们跟主流政治势力是基本一致的。
林昭对自己有几个称号，一个是年轻的反抗者。她说自己是年轻反抗者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强调自己拥有了新的资源，跟年长一代人不一样。还有一个称号是大陆青春代自由战士，还有一个说法是捧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当她讲自由时，体现了她与西方人文主义资源的深刻联系；当她讲十字架时，体现了她对基督精神的皈依与弘扬。
有一段话比较典型地显示出林昭对她的时代的超越。下面在讨论精神问题时再来看看 那段话。
还有一个超越者就是张中晓。当时他在绍兴的农村劳动改造，他用香烟盒、废报纸的边角写下了一些片言只语，其中就有对中国政治思维的批判。笔者摘取其中的两段话，看张中晓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
他说：“中国人的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别人的语言罢了。心术越高，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与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性的时刻，毁灭自己。吴起杀妻求将，易牙杀子做菜，都是心术战胜(消灭)了人性的例子。过河拆桥，等等，心术到家的例子。人心之险远超出山川，而心 术，行险之道耳，然中土古哲名之为大道。”
张中晓对中国古代的那些政治思想家是非常否定的，他批评中国的那些古代哲人把心术之道命名为人之大道。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长期体验，使得我非常认同张中晓的这些批判。所以我对张中晓的贡献特别重视。
刚才介绍的言论是直接批判中国政治哲学的。下面一段话说话角度有所不一样，他说：“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无数显赫的帝国，但它却藏着无数的罪恶，它的人民为了皇帝的文治武功而牺牲生命，受尽苦难，这是对过去的历史所必须注重的一个方面。”
中国人的政治思维老是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张中晓的着眼点不在国家，而是对国家的怀疑和批判，他超越了古人的国家思维，而是更加宏观地考虑人与 国家的关系。其实政治的主要问题就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此外再 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即各个社会群体、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现代政治学中首先要探究和解决的。但是中国一直没有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更别说实践层面的解决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中国是没有诞生过政治学的一个民族。一种学说如果只从国家的角度、从帝王权力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治人，那肯定不是政治学。那只是帝王之术，役民御臣之术。法家就是这种典型的术数，典型的阴谋技巧、恶毒方法。儒家干着嗓子嚎叫请求君王实行仁政，正好体现了他们理解的政治是君王单方面的权利和行为。孟子甚至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来威胁君王，要他们有所收敛，不要过于邪恶和嚣张。他这样说正好透露了他的一个秘密，在他的思维结构中，解决政治问题的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人民(公民)，而只有君王。
政治不是从帝王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样治人，也不是以帝王为核心来建立社会秩序，它是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如何平衡个人跟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家至上，不是必须让个人做牺牲。相反，政治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张中 晓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结合现实体验对这种役民御臣之术予以揭发和批评，显 示了他对这种绝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政治现实和与此相连的政治理念的拒绝与超越 。
历史哲学的超越
我们中国人把历史解释为治人的历史，或者是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你压过来我压过去，不是你压死我就是我压死你。
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中，有的人他就不这样看待历史，张中晓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说：“物竞天演、优胜劣汰并没有错，不过只是社会学的一个极端而已。正如道德互助的原则，是另一个极端那样。”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学说之中，其实有两个对立的学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一个就是主张互助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者，像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他们列举了自然界许多生物之间互助的例子，来证明人类是可以互助的。我觉得，宏观地来说，人类社会确实是互助的。我们不种粮食的有粮吃，不织布的也有衣穿，这本身就说明人类社会就是个互助的结构。张中晓就认识到互助跟斗争是两个极端，两种对立的学说，如果偏执一端，完全否定另一端，在学理上立不住。如果你偏偏要偏执斗争这一端，那就更加会走到一个穷凶极恶的境地。
赫胥黎关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学说，只是对历史事实的某一方面的描述，如果我们认可这种事实，而且将其本身看作价值，那只能引导人类理直气壮地相互残杀。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就是用这种历史哲学来解说人类社会 的集团斗争的，这个面貌是多么残酷，这个过程是多么血腥。当进化学说演变为社会达 尔文主义的时候，正好与这种中国式的历史逻辑相呼应。
我们人类社会追求的文化目标，不仅是对事实的认知和适应，如果是这样我们只要科学就够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对事实的超越，善才是对事实的超越，价值才是对事实的超越，所以不能拘于事实来理解人类历史，应该从建构生命价值的目标出发来建构历史哲学。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张中晓指出：“赫胥黎此说，可说明科学对于人类，如果没有道德的照耀，可以流于多么残酷。”他要强调的是对残酷的历史现象构成超越和否定的伦理价值。
改革开放之前的主流思想非常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的内容往往就是上述历史逻辑所认可的斗争等等，并进而要求个人生命顺应历史的必然性，随时准备为历史的必然性牺牲自己的权利、愿望直至生命。
用必然性的学说去追索一些客观事实，在科学方法上，有一点道理；但是在伦理价值 上肯定不能认可这个东西。一旦认可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无赖。在必然性之 上，肯定要有一种善的东西作为价值来给予一个评价，并且予以约束，否则的话必然性 这个学说只能说是我们的敌人。张中晓就把必然性学说看作是自己的敌人，所以他要批 评它。
张中晓强调：“世界并不是裁判所，而是生活的地方。必然性可以休矣。”他还说：“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他和顾准一样，是那个时代最早对必然性做出否定的人。他们通过对历史规律和必然性的否定，极力弘扬着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
张中晓的这些说法，不光是对当时主流思想所信奉的历史哲学的否定，也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哲学的否定。所以我觉得张中晓是这个时代所诞生的特别重要的哲学家，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上他超越了那个时代，也超越了中国传统。尽管他只留下了片言只语，实际上却是给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新资源的思想家。张中晓目前在中国社会被认可得非常少，人们不理解他的意义，意识不到他的价值。
对当时的斗争哲学予以否定的，不光是张中晓、顾准、林昭这些思想家，还有一些人通过文学写作也显示了这样的思想高度。多多喊出“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的时候，就是带着明显的否定倾向的。黄翔的一些作品中，不但对这些残酷的东西予以否定，还十分明确地表现出一种建设性的努力，就是正面提出一些为那个时代所不容的精神命题。他曾经声嘶力竭的呼唤着和平主义思想和博爱精神：火炬之歌(片断)让陌生的互相能够了解彼此疏远的变得熟悉让仇恨的成为近亲让猜忌的不再怀疑让可憎的倾听良善的声音让丑恶的看见美让人恢复人的尊严吧让生活重新成为生活吧。——1969年8月13日上午10时窒息中产生灵感1969年8月15日写于热泪纵横中
中国思想史上和平主义资源极为稀缺，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资源，但是对于他们的和平主义资源几乎没有予以重视。这首写于文革高潮中的诗，正像哑默说的，是在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感到欣慰。
精神境界的超越
有人说过，政治专制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制造了一大批跟它同样黑暗同样残酷的反抗者。如果在黑暗时代只有同一层面的反抗而没有思想和精神的超越，人类就没有希望可言。检讨文革期间的诸般苦难，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发现，那些最苦难的心灵往往是具有超越性的心灵。
张中晓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苦难的心灵之一。可是他没有沉溺在苦难之中，而是对人类的境遇和时代的荒谬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思考。他说：“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
这是张中晓所有言论中最受我尊敬的言论之一，他是真正懂得艺术的人。在文革万马齐喑大家都没有创作权利的时代，他在自己心灵中真正保存着人类感情的温暖、爱的温 暖，还有意象的欢乐，同时还以这样的言论跟那些永远也不可能相识的遥远的潜在写作 者的创作实践形成呼应。他还说：“思想工作者的能力并不仅是虚构一个空中楼阁，而 在于使地上的世界浸透着你的内心的光明，用你的智慧的心和精巧的手，塑出一个生命 的世界，或现实的交响乐。”社会确实是黑暗的，世界确实是苦难的，人生确实是荒谬 的。但是艺术家如果不能用自己内心强大的自由意志体验到做人的欢乐，体验到这个世 界的和谐和美好，而只是照镜子一样反映这些黑暗、苦难、荒谬，那艺术家的成就就太 低了，或者就不是艺术家了。所以他强调艺术家要保存意象的欢乐，他要用自己的虚构 创造一些意象，还要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这些意象和这个世界体现了我们对于世界幸 福和人类自由的热爱、追求与想象。就像黄翔说的，“多么神奇呀，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这就是一个欢乐的意象、一个幸福的世界。诗人像小孩一样，对这个星球上的山山 水水，对来来往往的男女，对满天的星斗，充满了爱心。
张中晓在饱受凌辱的情况下，用他强大的精神力量，写出了这么伟大的话，这是中国作家、思想家对于艺术哲学的伟大发现，真是好极了。
还有一段，张中晓这样说：“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是完全错。”他写过这一段之后，下面有一个附带的注释，接下来写：“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张中晓被这个世界剥夺得如此彻底，如果他在此时膨胀着屈辱、仇恨、诅咒、疯狂、毁灭的心理冲动，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在这么悲惨的境遇中，体验着宽恕，体验着基督之爱。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值得我们好好想象一下。我们对于耶稣这种忍辱负重精神，这种博爱精神，误解实在太深，嘲讽实在太多。只有体验过超越之爱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基督精神。
谈到精神境界的超越，不可能不谈到林昭。请先阅读她的两段文字。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 ?!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 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 娥自诔。八月下旬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 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 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 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将此衣换 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设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的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然则深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 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期望去做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有时可以甚 至还必须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 权力去建立。
——1965年7月～12月(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第一段是控诉文字，第二段是林昭正面表达政治思想的文字。林昭在监狱里，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鲜血写的，包括那封写给《人民日报》的十四万字的长信。十四万字都 是用血写的。刚入狱时监狱还提供纸笔让她写，后来看她写的都是监狱所不喜欢的东西 ，就不给她纸笔。她只好蘸着自己的鲜血在纸上写。林昭可能是这个世界写血书最多的 人，单是那一封信就有十四万字。
林昭受到这样非人的摧残，当她正面表述她对这个世界的愿望和期待时，她的精神是那么幽深高远，心灵是那么博大慈悲。这第二段话极其重要，它包含着我们时代政治哲学中一些最重要的命题。她不是要用阶级报复的方式来对付政治迫害，而是提倡用文明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达到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的整体平衡。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哲学上是极大的超越，中国没有人这样想问题。历史上农民起义打出来的口号，那都是复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子也要坐一回金銮殿，都是这种东西。然后一个阶级消灭了，一个阶级胜利了。就像多多的诗中所写，一个阶级已经倒下了，另一个阶级的箭手还要发射。为什么要这样?要斩草除根，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这样宣传的，大家也都是这样想的。
可是林昭不一样，林昭得到了一种资源帮助她超越当时的政治迫害。林昭的思想空间和精神境界已经站到了强大的对手之上。一般来说，强者总要心态高一点、伟大一点、宽宏一点，弱者总要心态狭窄一点、嫉愤一点。林昭作为一个政治犯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弱者，任何一个人只要动一个小小的念头，就能一把把她捏死。她最后的结局也正是这样被捏死的。但这样的一个弱者，她的心胸显得最开阔，她的精神力量也最宏大。林 昭这个人真是不简单，极少有中国人能够达到她的境界。
所以我觉得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看作是我们新的文化、新的精神的生长点。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大多处于封存之中，越是具有价值的资源，封存得越是严密，不能被我们所用。我们没法站在这些资源之上来建设我们的未来。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化界，还没有出现林昭这样的具有超越性和建设性的言论。林昭的思想到现在还是最“先锋”、最“前卫”的。而且她的思想是封存得最严密的对象之一，真是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