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危机评价的多维视角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乌索夫·谢尔盖王治东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中国学术界对苏联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有过非常丰富的研究，但是较少从苏联内部学者或党派的观点来审视和研究新经济政策，尤其缺少对新经济政策危机出现时苏联内部对此如何评价的分析和研究。该文详细分析了新经济危机出现后，以宪法民主党、右翼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派，以孟什维克党、左翼社会革命党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经济政策危机的评价。该文指出资本主义派认为新经济政策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工业困境，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则是布尔什维克党系统退化的表征。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派则认为危机由是资本主义基础和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导致，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则是布尔什维克党“放弃阵地”“承认失败”的证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对新经济政策也有不同看法，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共存的问题。该文最后分析了新经济政策给中国的启示：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中一定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应尊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逐步实现共产主义；三是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持和利用商品关系、价值规律。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危机评价；社会主义过渡；多维视角；对中国的启示
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50-57的报告中，宣布用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新经济政策自此开始。1921年5月28日，在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1]330-334，确定了其基本原则和准则：一是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二是对那些基本上不需要国家从储备中拨给原料、燃料和粮食的中小企业(私营的和合作社营的)给予支持。三是允许把国家企业租给私人、合作社和协作社。
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后即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坚持扩大银行放贷的经理(红色董事)的压力下，物品价格迅速增长，货币需求与货币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乱。第二，工业品价格上涨，而粮食的价格却持续走低，以致于某一时期，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指数(指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的比值)达到了300%。第三，在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增加；农业市场化程度下降，农产品购买价格继续下降。
重点要抓好2代2化螟和部分地区的2代3化螟的防治，并以水稻处于孕穗到齐穗以前的稻田为重点。亩用5%杀虫双大粒剂1～1.5千克撒施，也可亩用25%杀虫双水剂150～200毫升，或25%杀虫双水剂100毫升加BT乳剂100毫升，任选一种，兑水60～75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5～7.5千克低量喷雾。
针对新经济危机的出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党派，如资本(自由)主义派侨民、社会主义侨民等一系列反布尔什维克党分子针对新经济政策的迂回特征和新经济危机的出现，有意地否定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展开了他们各自的评价和解读。
一、 资本(自由)主义派侨民观点
资本(自由)主义派侨民主要是指以宪法民主党、右翼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资本(自由)主义派。20世纪初，苏联走向现代化已不可避免地要从以下两种可能的社会发展模式中选一种，一是资本(自由)主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种选择也只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框架内进行。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的胜利致使苏联资本(自由)主义直面和反思当前的问题。一方面，在新的条件下，苏联的现实已经表明，不可能通过法律来宣传“资产阶级”观点。另一方面，对于资本(自由)主义者以及那些自称具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反教义，是必须进行严厉批判甚至革命的对象。
面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出现的危机，列宁将其视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种“战略退却”，但实质上是以退为进，最终还是要走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内人员并非都如此认为，他们实际上有着不小的分歧。无疑，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的实施及其相关进程是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布尔什维克党人自身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与新经济政策相关的经济活动，包括商品交换逐步扩大、合作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私人资本份额的持续增加、本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亡的私有财产和商品货币关系又再次出现等等，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必要谨慎、科学地对新经济政策措施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进行论证。对此，布尔什维克党内成员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
社会主义派研究了新经济政策危机的原因和本质，并提出了各种对策。阿隆·阿布拉莫维奇·尤戈夫(1) 阿隆·阿布拉莫维奇·尤戈夫(A.Yugov)于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党的成员。他在俄罗斯帝国从事非法革命工作。他四次被捕，在监狱中待了一年多，然后受到公共警察的监督，随后被驱逐到俄国的偏远城市。自1917年5月起，成为莫斯科组织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1922年，他被驱逐出孟什维克党。曾任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的编辑。 区分了伴随危机的两个因素：一方面，农村购买力下降，面包价格低；另一方面工业产品价格高。他认为面包价格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垄断其购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因而也只能是通过国家来规范面包的价格[4]。同时，尤戈夫指出，工业产品价格高的真正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建立正常的生产过程。“商品的高价格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平均企业负债高达30%(在50%的负债下，单位价格平均上涨25%，而在25%的负债下则翻倍), 众多员工(从公司管理人员到最高经济委员会成员)昂贵的薪酬，生产工具的耗费，营运资金花费，原材料成本费，货币资本保险以及资本价值减少等，这些都是产品高价格的主要原因。”[4]另外，工业产品在到达买家手里之前，往往要流通多次，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流通甚至达到八次。这样，工业产品的价格自然非常之高，对农民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大，农民无钱购买最基本的商品。
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就是引入了市场经济。对此，布尔什维克党内成员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积极赞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共存性；另一种看法则是否定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是不需要市场经济的。关于前一种看法，著名的经济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3)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俄罗斯革命家、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布尔什维克党人，国家和政党领袖。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7-1934年)， 集体化政策的一贯反对者。 认为经济和社会均衡是变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他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强调“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和目的是寻求均衡定律”。为了恢复农村经济，他提出发展农村商业，鼓励农民出口农产品和购买农业机械。随着农业的兴起和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所得到资金又可进一步支持农业发展。因此，布哈林提倡不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主张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使用市场机制。
二、 社会主义派侨民观点
以孟什维克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对于新经济危机的出现亦有他们的评价。左翼社会革命党是最有影响力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在二月革命后很短的时间里，该党便成为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力量，其党员人数达到了百万，并在地方自治机构和大多数公共组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左翼社会革命党在第四次党代会(1918年9月至10月)之后，开始转向无政府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他们认为需要建立特别经济委员会，政治和军事力量应集中在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委员会手中。孟什维克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不同于拒绝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思想，他们的立场是，坚信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落后国家强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引发反革命，进而可能恢复旧秩序。
调水入洪泽湖的时机是根据降雨预报、上游来水、受水区用水需求以及湖泊防洪、兴利、航运、生态等的要求综合确定。后汛期至次年入梅前，当洪泽湖水位低于正常蓄水位，且上中游基本没有来水或来水较少时，启用长江—洪泽湖段各梯级站开机逐级抽水北送，解决沿线用水及补给洪泽湖；其他时期，当洪泽湖水位低于汛限水位，且上中游基本没有来水或来水较少时，启用长江—洪泽湖段各梯级站开机逐级抽水北送，解决沿线用水及补给洪泽湖。
Evaluation of biochemical and cytological efficacy of Rhodiola crenulata extract used in cosmetics 3 44
发展健身休闲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休闲需求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全民健身的重要探索。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结合广西各地市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实现供给扩容、供给主体壮大、供给方式创新、供给环境优化，有利于广西健身休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休闲健身产业涵盖健身服务、设施建设、器材装备制造等业态，目前在器材装备制造方面的研究较少，可作为今后深入研究的方向，为广西健身休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柳含烟知道萧飞羽弄混了她和白雪，她本想解释，但转念又将错就错，因为萧飞羽既然对白雪没有印象拽出白雪很可能会节外生枝，尤其白雪拒绝了萧飞羽赠予的罩袍，而她又似乎赢得了萧飞羽对她的好感。她拿起罩袍穿上发现萧飞羽瞧着她的胴体不像昨晚那样“老实”，特别是她撩开罗帐他的目光还意欲未尽地移到她的莲足。她害羞得连头也不敢抬起，因为她觉得无论是昨晚还是刚才她只是袒露身体，可他瞧着她的莲足就像看到了她悸动的心。她鼓起勇气忐忑不安地轻声道：“含烟不会再冒失。”
此外，《社会主义通报》的理论家们也分析了1924年新经济危机的原因。菲奥多尔·伊里伊奇·丹(Dan)(2) 菲奥多尔·伊里伊奇·丹，俄国革命和政治家，孟什维主义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之一。他是圣彼得堡“解放工人阶级斗争联盟”的一员。纺织工人罢工(“工业战争”)的组织者之一。1896年，他被捕并被流放了5年。1922年，他被流放到国外，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曾任《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的编辑。 曾指出，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尽管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口号是建立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但这种关系并没有真正确立。“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的便利，没有创造条件给苏联农民在世界谷物市场上竞争的机会，城市和农村联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促进城市和农村之间联系的新经济政策也没能很好地执行，因为国有性质的商业和工业机构存在管理不善、缺乏活力、缺乏创造力等问题。”[5]实际上，农民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发展农业经济的动力。这样，有必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农民问题上，以此解决整个新经济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总之，在社会主义派侨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放弃阵地”“承认失败”。
三、 布尔什维克党的观点
资本(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困境。1923年春夏，工业和贸易贷款不断增加，却没有建立储备。到了同年秋季，为了减少公共支出，银行贷款突然停止。这样当农民通过卖粮食来交农业税时，贸易组织因为没有现金而被迫向市场扔货，再加上国家大量购买面包而降低了粮食价格，这种困境因此就进一步加剧了。在1923年秋季，出现了制成品出售危机——这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危机[2]。这一危机的出现，资本(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工业的主要资本已经枯竭，而迅速发展的小规模农业急需大宗商品(农村经济赢得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后，无疑正在朝更好的经济方向发展，但毫无疑问，它的恢复使得农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因为有必要补充破旧、坏掉的农业劳动工具)。显然，苏联工业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面对困境，布尔什维克却不得不继续无利可图的生产，因为如果不这样，便会导致国家失业增加。然而，这样的举措会加剧商品短缺。苏联工业领导人在清算1923年危机后果时被迫大幅降低商品的售价，这使经济困境进一步加剧[3]。
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并遭遇新经济危机，让资本(自由)主义派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系统逐渐退化的表征。特别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上明显缺乏制度，且带有冲动特质，再加上政府相关措施显得十分混乱，更让资本(自由)主义派有了信心和决心继续在思想上维护资本(自由)主义，鼓吹“平等”“自由”“民主”的超阶级意义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吃掉”帝国“资本主义”遗产的时代表现。此外，在政府做出的其他任何“让步”中，他们看到了其弱点、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厄运的证据。
此外，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尤洛夫斯基(4) 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尤洛夫斯基：经济学家，俄罗斯临时政府食品部特别统计和经济司司长。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他是货币流通领域的专家之一，1921年秋天被苏联政府聘请，准备进行货币改革。1922年8月10日，担任人民财政部货币部副主任，其工作包括对整个货币政策的监管。1923年7月，他成为货币委员会主席。1926年2月，他被任命为人民财政委员会的成员。1938年9月17日，他因反革命活动而被定罪，当天被枪杀。 也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均衡条件进行了分析。他注意到1925年后出现的经济管理领域和政治领域的负面影响，认为有必要反驳在苏联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尤洛夫斯基在他的文章《迈向苏维埃经济体系中的计划与平衡问题》中指出，如果行政命令的执行不考虑市场形成的价值关系，那么国家无视价值规律，将会引发对“市场的打击”。而市场出现的混乱又将迫使人们重新遵守价值规律[6]。他在谈及计划经济的原则时强调：“苏联经济体系中的经济规划，对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对基本建设方向的考量……并不意味着取代商品经济，而是意味着对其进行监管。”[7]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尤洛夫斯基看来，不仅应该在符合市场的平衡下进行，而且应该将其建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的一种经济形态。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后一种形式的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对新经济政策持不可妥协态度的是著名苏联经济学家斯塔尼斯拉夫·古斯塔夫维奇·斯杜弥林(7) 斯塔尼斯拉夫·古斯塔夫维奇·斯杜弥林：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苏联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7年)。 。在他看来，必须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就像消除过去的遗产一样。“计划经济地区的主要任务，”斯杜弥林认为，“是要克服新经济政策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即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10]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小型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个体农场被清算，并且市场因素对苏联经济的影响被消除时，才能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斯杜弥林断言，“我们将不再拥有社会生产的市场分布。因此，价格问题一般会失去所有意义和实际内容”。[11]斯杜弥林认为指令计划是克服商品-货币关系的最重要工具。他不承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因为调节经济的计划和行政方法必须消除苏联经济中的所有市场因素。
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以及危机出现后，孟什维克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一些领导人尖锐批评当局在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要求拒绝布尔什维克专政。与此同时，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工人和农民的情绪不稳定，被他们认为是劳动人民的骚乱和叛乱。
关于后一种看法，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支持者不同，不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经济学家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极为敌视，断然反对商品生产，并拒绝价值规律。极左派代表叶夫格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6) 叶夫格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俄罗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苏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新经济》一书的作者，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认为，有必要用社会主义积累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并主张通过利用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即直接牺牲农民。他还提出了国有部门与小农生产之间的非等价交换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他坚持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期望通过立法定期清算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规律。根据他的观点，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方法就是增加私人生产者的税收负担，实行“价格剪刀差”。此外，他指出：“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自由竞争条件下，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获胜。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权力合并，则在国家经济的封闭体系中获胜。”[9]
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5)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俄罗斯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和翻译家。1896年至1904年为社会民主党成员；1904年至1907年为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从1921年5月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24年，担任经济和统计部门的副主任；1927年，担任劳工和文化部门的主席，并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他在规划实践中写到了计划和市场的统一。他强调，企业需要新经济政策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商品市场和基于它的经济计算，”巴扎罗夫写道，“会自动地调节每个企业的生产活动，当然，这大大简化了控制和自我控制的任务。”[8]因此，在巴扎罗夫看来，商品市场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素，它被认为是有效规划和监管经济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
四、 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列宁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短暂且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探索举措，值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借鉴，其中尤为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一定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列宁引入新经济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殊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逐渐暴露出较大问题，人民群众因这一政策的实施而愈加贫穷，不堪重负。许多农民写信给苏维埃政府，写信给列宁，申诉他们承受了极度的困苦，对于余粮征集额的提升实在无力负担。此外，不堪重负的农民还发动了规模不一的暴动。列宁指出：“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12]可以从中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几乎剥夺了农民生存的权力，因为它竟将农民所必需的粮食中的一部分夺走了。农民由此对政府失去信任，产生暴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果断引入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缓和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因此，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就是，任何情况下不要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人民的力量足以给执政党、政府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推翻执政党的统治。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一定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应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做好每一阶段该做的事，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被称作是一种“战略退却”，它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相比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线退却”。[13]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中是不存在私有制、商品、商品交换和市场的。而新经济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商品交换、市场经济。二是“相比于1920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退却到1918年初‘在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13]。这是说，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措施“倒退”到了1918年，最明显的就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重又回到了发展经济。实质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复杂而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这就启示我们：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其特定的发展和实现规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应当坚定理想信念，但不能操之过急，切不可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大跃进”式地去追求、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坚持和利用商品经济、商品关系、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更加富裕，让中国更加富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几乎消灭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一度使得国内经济缺乏生机，使得人民生产积极性极大降低，造成整个国家陷入贫困。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则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再次激发出来。诚如学者所言：“尽管新政策出台常常伴随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总的说，市场的活跃，政策的宽松，政局的平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4]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如：社会主义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要不要引入商品关系来发展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带给中国的一大启示就是应当利用商品经济、市场规律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落后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大林作译局.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 Ольденбург С.С. Под знаком дефицита //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923. №6-8. С. 18-20. 翻译：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奥尔登堡：在赤字的迹象下[N]. 俄罗斯思想，1923(6/7/8)：18-20.
[3] Марков А Перед инфляцией //Дни сентября. -1924.9.13. С. 11-12 . 翻译：马尔可夫. 通货膨胀前[N]. 天，1924-09-13:11-12.
[4] Югов А.Кризис НЭП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1923. №21 -22. С. 31-33. 翻译：尤戈夫. 新经济政策的危机[N].社会主义通报，1923(21/22)：31-33.
[5] Дан Ф.И.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24. №2. С. 24-27. 翻译：费奥多·伊里奇·丹. 结束的开始[N]. 社会主义通报， 1924(2)：24-27.
[6] Юровский Л.Н. 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 1926.12, № 12. С.3-13. 翻译：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尤洛夫斯基.迈向苏维埃经济体系中的计划与平衡问题[N]．财经公报，1926，12(12)：3-13.
[7] Юровский Л.Н. 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 1926.12, № 12. С.19-21. 翻译：列昂尼德·纳乌莫维奇·尤洛夫斯基. 不安的时代[N]. 财经公报，1926，12(12)：19-21.
[8] Базаров В.А. О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планов // 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1926，7, № 7. С. 10. 翻译：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 关于构建长期计划的方法[N]. 计划经济，1926，7(7)：10.
[9]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А.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накопления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1988, № 9. С. 124. 翻译：叶夫格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N]. 经济学问题，1988:124.
[10] Струмилин С.Г О пятилетнем плане развит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Дискуссия 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М.-Л., 1928. С. 29-30. 翻译：斯塔尼斯拉夫·古斯塔夫维奇·斯杜弥林. 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N]. 共产主义学院讨论， 1928:29-30.
[11] Струмилин С.Г Процессы цен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ССР // 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1928, № 5. С. 46. 翻译：斯塔尼斯拉夫·古斯塔夫维奇·斯杜弥林. 苏联的定价过程[N]. 计划经济，1928(5)：46.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大林作译局.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1-502 .
[13] 胡芳. 新经济政策“战略退却”思想的深度考察及其当代意义[J]. 贵州社会科学，2014(2):75-80.
[14] 周尚文.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48-61，153.
中图分类号： D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034(2019)01-0014-07
收稿日期： 2018-12-20
作者简介：
Usov Sergei(乌索夫·谢尔盖)(1991—)，男，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地方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E-mail：rus.expansion@gmail.com
王治东(1973—)，女，黑龙江庆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技术哲学。E-mail：wzdcumt@163.com
夏国忠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被深深感动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等抗战胜利了，他要找一个地方，种上很多很多的鲜花，到时候把这些战友接去，让他们看个够！
标签：新经济政策论文; 危机评价论文; 社会主义过渡论文; 多维视角论文; 对中国的启示论文;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