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力的未来——透视优势与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透视论文,权力论文,优势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10年11/12月号
21世纪之初，各种权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美国拥有世界5%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经济产出约1/4，承担了差不多一半的全球军费开支，而且拥有最广泛的文化和教育软实力资源。虽然这一切依然是真实的，但人们仍就美国权力的未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观察家已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解释为美国衰落的开始。例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25年，虽然“美国将依旧是举足轻重的强国，但美国的优势将被大大削弱”。
权力是指达到所希望结果的能力，而产生权力的那些资源在不同的环境下是会变化的。16世纪的西班牙占得先机在于它控制了殖民地和黄金；17世纪的荷兰得益于贸易和金融；18世纪的法国从庞大的人口和军队中受益；而19世纪的英国则从在工业革命中的领先优势和海军实力中获取了权力。本世纪的特征是一场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而为了弄明白这场革命，需要避免某些误区。
首先，必须提防“器官衰老”这种误导性的隐喻。国家不像人类那样有着可预测的寿命。罗马在达到其权力巅峰后的三个多世纪里，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甚至在当时也并未屈服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虽然有关中国、印度或者巴西在未来数十年后将赶超美国的各种预测大为流行，但更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于极端分子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里，与权力转移相比，权力扩散可能形成更大的威胁。传统的观点认为，拥有最大规模军队的那个国家必胜无疑，但在信息时代，有着最强吸引力的那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也许会胜出。
如今，权力分配模式犹如一盘复杂的三维棋局。在棋盘的最上面，军事实力大体上是单极的，而美国很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保持首要地位；在棋盘的中层，经济力量在10多年的时间里已多极化了，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是主要的行为体，而其他国家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棋盘的最底层则是跨国关系领域，它包括例如电子支付系统资金的盗窃者、走私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等各种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诸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这类挑战。在棋盘的这一层，权力是广泛扩散的，谈论单极、多极或霸权显得毫无意义。
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将是亚洲继续重返世界舞台。在1750年，亚洲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产出。1900年欧美工业革命之后，亚洲的份额缩小至全球经济产出的1/5。到2050年，亚洲将会处于顺利返回历史上所占份额的地位。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能会造成不稳定，但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而且历史经验表明，政策可以影响到这种结果。
霸权衰落？
把美国比作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并预测将会产生类似的霸权衰落，这种理论目前很流行。虽然一些美国人对衰落这种说法作出了情绪化反应，但相信美国将永远拥有占压倒性的权力资源份额，这将是违反直觉的和不顾史实的。“衰落”这个词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层面：绝对衰落，这是从衰变的意义上来说的，以及相对衰落，即其他国家的权力资源增加了，或者被更有效利用了。
与英国的衰落进行类比是误导性的。英国曾掌控着制海权，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但到一战时，它在军事人员、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军费开支的比例上，于诸列强中分别仅列第四位、第四位和第三位。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护这个帝国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一项资产。至于美国，它有着比英国更多的行动自由。地理上，英国面对的是正在崛起中的德国和俄罗斯这些邻国，而美国则得益于被两个大洋和弱小邻国所包围。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美国人却也有着衰落的各种周期性倾向。开国元勋们都担心走罗马共和国的老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注意到：“如果它的所有公民毫无例外都获得信任的话，那么，(美国)总是沮丧的，而且总是停滞不前的，总是处在令人惊恐的危急关头，从来就不是不同的。”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原苏联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之后，在尼克松总统的经济调整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在“铁锈地带”的产业关停以及里根年代出现预算赤字之后，相信美国衰落的人就变多了。10年之后，美国人又相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现在民调结果则显示，许多人再次相信美国处于衰落之中。
虽然专家们悲叹华盛顿无法控制诸如阿富汗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但他们却用过去的金色光芒给各自的评价涂上色彩。美国的权力已今非昔比了，而且也从来没有真的如想象般的那样大。二战后，虽然美国拥有了核武器并享有压倒性的经济实力，但它却仍然无法阻止“失去”中国，无法击退东欧的共产主义，无法摆脱朝鲜战争的僵局，无法阻止“失去”越南，或者无法赶走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以各种资源来测定的权力与以偏好结果来衡量的权力很少是相等的。而且相信衰落所显示的更多的是心理状态的变化，而不是有关权力资源的真正转移。不幸的是，有关衰落的各种错误信念——国内和国外——可能导致在政策方面犯下危险的错误。
中国地位上升
10多年来，很多人已将中国看作是最有可能平衡或者超越美国权力的一位竞争者。有人将此比作上个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对英国发起的那种挑战。最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著的一本书甚至取名《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高盛公司则预测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经济的总体规模。
然而，要赶上美国的权力资源，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依旧面临着许多发展障碍。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30年前后超过了美国，这两个经济体虽在规模上大致相等，但在具体构成上将不会是相等的。中国仍有欠发达的广大农村，而且将面临因独生子女政策延迟效应所带来的人口问题。人均收入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成熟度的标准。假设2030年之后，中国的GDP年增速为6%，而美国GDP的年增速仅为2%，那么也要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才有可能同美国平起平坐。换言之，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口将可能引领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在数十年之后超过美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但在平等稳定上仍是不一样的。
此外，各种线性预测很有可能是误导性的，而且增长速度通常随着各经济体达到较高发展水平而会变得缓慢。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已显示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利用本国权力的能力，但中国能否在较长时期里维持这种效率，这还是一个谜。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往往伴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产生的公共参与权的需求这个问题。中国能否列出一项公式来驾驭日益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地区性差距、农村贫困和各少数民族问题，这也有待于观察。
有人争辩说，中国的目标是挑战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地位。即使这种评估准确体现了中国的意图，但是由此得出中国很快就将拥有使之成为可能的军事能力的结论，这一点令人怀疑。此外，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权衡其他国家的各种反应以及外部市场和资源需求对中国的各种约束。中国太过于高调的军事姿态很可能在中国的邻国中催生一个反制联盟，从而削弱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在亚洲，中国实力的崛起招致了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抗争，而这就给美国提供了一大权力优势。美日同盟和美印关系的改善，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毫不费力地将美国人逐出亚洲。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可以接触中国，并为它扮演负责任的角色提供各种激励。
国内衰败？
有人争辩说，美国经历了“帝国过度扩张”，但迄今为止各种事实并不符合这种理论。恰恰相反，过去几十年，美国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支出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了。因此美国的衰落很可能不是因为帝国过度扩张而是国内扩展不足所致。罗马帝国的衰落就是从内部开始腐败的。注意到当前美国政治的这种酸腐味，一些观察家预测，内部的文化争斗，政治体制的瓦解以及经济的停滞，将使美国丧失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虽说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但这些趋势并不如目前悲观情绪所暗示的那样清晰。
虽说美国总是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但看来它们并未直接变得更为糟糕，诸如犯罪率、离婚率和青少年怀孕率这样的问题甚至正在改善。虽然在诸如同性婚姻和堕胎等问题上有着文化战争，但民调结果显示宽容度在总体上已有增加。市民社会是富有活力的，去教堂做礼拜的人的比例很高，达到了42%。可以说，以往围绕着移民、奴隶制、进化论、节欲、麦卡锡主义和民权的各种文化斗争，要比今天的任何文化斗争更为严重。
一个更为严重的关切是，美国会不会将重点转向国内，并对移民严加限制。凭着当前的移民水平，美国是少数几个能避免人口下降并维持在世界人口中比例的发达国家之一，但如果因排外和防范恐怖主义的因素而关闭边界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1910年，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的比例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点，高达14.7%。今天，11.7%的美国公民是在外国出生的。但在2009年，50%的美国人赞成减少移民人数，而2008年这一比例则为39%。经济衰退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而已。
虽然移民速度过快可能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移民增强了美国的权力。美国如今是世界上人口排名第三的国家；从现在开始的50年里，它可能依旧如此(居印度和中国之后)。这不仅与经济实力有关，而且鉴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处在老龄化并面临赡养老人的负担，移民有助于缓解由此产生的政策难题。此外，H-1B签证数量与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密切相关。1998年，出生于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创办了硅谷25%的高科技企业，而到2005年，在每4家新建的美国高科技公司中就有一家是移民开办的。
同样重要的是，移民给美国的软实力带来了多种好处。被美国移民的向上流动性所吸引，人们都想来美国。美国是一块磁铁，许多人都设想他们自己就是美国人。而许多成功的美国人看起来更像是外国人。移民不会削弱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而是增强了这两种实力。李光耀断言中国不会超越美国成为21世纪的主要大国，是因为美国有能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出色、最优秀的人才并使之融入一种多样化的创造性文化之中。虽说中国可从本国招募更多的人，但中国的文化将使其创造性不如美国，后者能够利用整个世界。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业绩的不及格将成为一大阻碍。请记住，各种宏观经济预测不靠谱是出了名的，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里看来将经历较为缓慢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左右。这个数字虽然要低于过去几十年的平均水平，但跟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大致相同。
20世纪80年代，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了上升势头，而德国和日本正在赶超美国。美国看来已失去了竞争优势。然而如今，即使在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论坛仍将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列为全球第四位(继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之后，中国则名列第27位)。在许多新的增长部门，诸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尽管乐观主义者往往引用美国在信息技术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但这并非美国生产率的唯一来源。美国已经实现了意义重大的农业革新和开放，这同样也提高了生产率。有经济专家预测，在未来10年里，美国生产率的增速将介于1.5%～2.25%之间。
在研发投资上，2007年美国的这项开支达到了3690亿美元，位居世界之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亚洲各国和地区(为3380亿美元)以及欧盟(为2630亿美元)。美国的研发经费占到GDP的2.7%，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略小于日本和韩国的3%。2007年，美国的发明者在美国申请了约8万件专利，大于世界其他地区申请专利数的总和。虽然有报告已对诸如公司税税率高、人力资本外逃以及海外专利数不断增加等问题表示关切，但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仍将70%的资金投在国内新建公司上。在创业机会方面，全球创业观察机构于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将美国列在其他国家之前，因为它具有有利的商业文化、最成熟的风险投资产业、大学与企业间密切的关系以及开放的移民政策。
有关美国经济未来的其他关注则集中于经常项目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增加上。用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话来说：“这就是各帝国衰落的方式。它始于债务激增。”不仅新近的银行救助计划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增加了美国的债务，而且医疗健保费用和社保等福利项目的持续增多，加之偿债费用的不断增加，这将会占据未来收入中较大的份额。其他的观察家则不那么危言耸听，他们声称美国不是希腊。
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政府债务总额到2023年将占到GDP的100%，而许多经济学家在富国债务水平超过GDP的90%时就开始产生担忧。但正如《经济学家》杂志在2009年6月所指出的：“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拥有两个巨大的优势，既拥有世界储备货币，又拥有最具流动性的资产市场，这些优势允许它相对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债务。”而与美元让人信心全无的担心相反，金融危机期间美元反而升值，债券收益率则下跌。相比偿债费用逐渐增加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健康，一场突发性的信任危机并不是一个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债务问题是很重要的。而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债务占GDP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利率就会上涨0.03%。较高的利率意味着较低的私营部门投资和较慢的经济增长。这些影响可能因好的政策而被缓解，或者因坏的政策而被恶化。债务不断增加并不一定导致美国衰落，但肯定会增大这种长期风险。
一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是信息时代经济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乍看之下，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花在高等教育方面经费占GDP的比例是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的两倍多。《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版发布的2009年世界排名前10所大学中，美国占了6所。在上海交通大学于2010年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世界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有17所大学是美国大学——没有一所中国大学。就所获诺贝尔奖的数量以及在同行评审期刊上所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而言，美国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其中科技论文的数量是中国的三倍多。这些成就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及软实力。
美国的教育处在最好状态——许多大学和顶级中学符合或者确立了全球标准，但美国的教育也处在最坏状态——数量太多的小学和中学(特别是在不太富裕地区的)严重落后。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素质将跟不上信息经济所需的、不断提升的标准。虽然并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现在学生的表现比过去更糟糕，但美国的教育优势正在遭到侵蚀，因为其他国家比以前做得更好了。如果美国要符合信息经济里所需的那些标准，那么改进美国的K-12教育体系(大学前的基础教育体系——译注)将是必要的。
政治和体制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各种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借助正确的政策继续增强硬实力看来还是可能的。然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又如何呢？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曾在中国逗留过几年，他对美国的经济业绩不太担心，却更担心政治体制僵局。在他看来，“美国始终以固有手段来对付任何一种结构性弱点，那就是21世纪之初的美国悲剧：一个吸引全球人才的充满活力和自我更新的文化与一个越来越看来像一个玩笑的管理体制。”虽然在经济衰退时期政治僵局看起来很糟糕，但很难确定今天的状况是否就比过去更糟糕。
对于美国而言，权力转化——将各种权力资源转化成预期结果——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美国的宪法基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即权力最好以分立和制衡的方式加以约束。在外交政策方面，宪法往往致使总统与国会争夺控制权。强势的经济和种族利益团体都设法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来解读国家利益，而国会则屈服于那些大声抱怨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是，公众对政治体制信任度的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一项民调结果发现，有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衰落，只有19%的受访者相信政府在大部分时间做对了事情。相比之下，1964年有3/4的美国公众表示相信联邦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做对了事情。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在“9·11”事件之后再次上升，不过随后又开始逐渐下降。
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不信任政府而建立起来的，其宪法的目的在于抵制集权。此外，当被问及宪制框架而不是政府时，美国人的看法是极为正面的。如被问到哪里是生活最佳地点时，绝大多数人会说美国。如被问是否喜欢他们的民主政府体制时，几乎每个人都说是的。鲜有人觉得这种体制已腐烂，而且必须被推翻。
当前的某些情绪可能代表着对政治过程中的争论和僵局的不满。与不久前相比，政党政治已变得更加极端化了，但肮脏政治已不算新鲜事了——正如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证明的。评估对政府信任度的统计权重差异在从经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并赢得二战胜利的那代人中高得离谱。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美国的历史，那一代人可能是一个异常现象。对政府丧失信任的许多证据都来自当代的民调数据，它们对提问方式的反应极为敏感。最大的信任度跌幅发生在40多年前，即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时期。
这并不意味着对政府信任度不断下降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如果公众变得不愿意纳税或者守法，或者有才干的年轻人不愿担任公职，那么政府的能力将会被削弱，而人们将会变得对政府更加不满。此外，不信任气氛可能触发极端行为的出现，诸如1995年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案。这类结果可能削弱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但迄今为止，这些担心看来还没有变成现实。美国国税局没有看到骗税案数量在增加。据许多人说，政府官员已不像几十年前那么腐败了。在“抑制腐败”上，世界银行给了美国一个高分(90分以上)。人口普查表的自愿返回率在2000年提高到了67%，略高于2010年，扭转了长达30年的下降趋势。在1960年之后的40年里，投票率从62%下降到了50%，但这种下降在2000年停止了，2008年回升到58%。换句话说，公众的行为并没有如同民调反应所显示的那样富有戏剧性。
在评价美国体制有效性的同时，社会资本的变化又有多大呢？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社区纽带在上个世纪并未逐渐减弱。相反，仔细考察的话，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公民参与的曲折故事。据皮尤的一项调查，有3/4的美国人觉得自己跟所在的社区有联系，并认为那里的生活质量很棒或不错。该机构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有1.11亿美国人自愿贡献时间帮助解决所在社区的各种问题，有6000万人定期充当志愿者。40%的人说，与自己所在社区的其他人一起工作是他们所能做的最重要事之一。
近年来，美国的政治和政治体制已变得更为分化。这种情况由于近期的经济衰退而加剧了。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的：“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得联邦立法变得困难，所以这种基本制度是起作用的。但那不是忽略改革的借口。”虽然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否改革自身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仍有待观察，但它不会像那些将之比作罗马帝国或其他帝国国内衰败的批评家所暗示的那样渐趋瓦解。
衰落之辩
虽然确切评估美国未来数十年里的权力仍将是无把握的，但有关衰落的各种误导性隐喻并无助于分析。鉴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对原苏联力量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力量的夸大评估，衰落论者应该遭受惩戒。同样引起误导的还有那些单极论预言家，他们在10年前坚持认为美国强大得足以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其他国家除了跟随之外别无选择。今天，有些人又自信地预言，21世纪将会看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国家，而另一些人则同样自信地认为，21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但是，各种无法预料的事件常常击破了这类预测。未来只可能是一个模糊的范围，不可能就是一种明确的选择。
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各种不确定性。除了政治因素外，中国大规模的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将肯定会提升对于美国的相对实力。虽然这将使得中国在权力资源方面更接近于美国，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仅凭GDP增长做出的各种预测是一维的。它们忽略了美国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在亚洲力量平衡中的地缘政治劣势。
在可能的未来范围里，更可能的是中国与美国进行激烈竞争，但双方在本世纪上半叶不会从整体实力上超越对方。回顾历史，英国的战略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曾指出，美国“有两个特征使自己有别于以往的支配性大国：美国的力量是建立在联盟而不是殖民地的基础之上，而且与一种灵活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关系和价值观的核心，因此，美国即使在过度扩张以后，也能够收缩回来”。而在展望未来时，学者安尼·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坚持认为，美国开放和创新的文化将确保它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如果美国推行灵巧的战略，那它就处于受益于网络和联盟的有利位置。考虑到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各种担忧，日本更有可能寻求美国的支持以维持独立，而不是跟中国结盟。这将会增强美国的地位。除非美国对日本采取愚蠢的行为，否则一个联合的东亚不会成为取代美国的一个看似合理的备选项。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实体——欧盟和日本——拥有与美国相似的人均收入和成熟经济体，它们都是美国的盟友。借用传统现实主义者有关权力资源均势的说法，这对美国的实际权力地位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一种权力正零和——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权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的观点看来，欧洲和日本为处理共同的跨国问题提供了最大的资源库。虽然它们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国的利益，但它们却同美国一起分享提供合作机会的各种社会和政府网络。
在美国是绝对衰落而不是相对衰落这个问题上，美国在诸如债务、中等教育和政治僵局等领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它们只是整幅图片的一部分。在多种多样的未来可能性中，具备更强有力理由的是积极的未来而非消极的未来。但在消极的未来中，似乎最合理的就是美国对恐怖袭击事件反应过度，将重点转向国内并因此断绝从开放中获取实力的联系。可是，除了这类错误的战略外，解决今日美国主要问题的方案还是存在的。例如在经济复苏之后，可以通过削减福利开支和推行消费税来解决长期债务问题，当然，这类解决方案可能永远是遥不可及的。但重要的是要辨别到底是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还是大体上可信赖的。毕竟，一个世纪的两党共同改革重新焕发了一个饱受困扰的国家的活力。
一种新的提法
该是重新叙述美国未来权力的时候了。把21世纪的权力转移当做是霸权衰落的一个传统例子，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而且，它一旦促成他国采取冒险政策或美国出于恐惧反应过度，那就有可能导致危险的政策后果。美国并未处于绝对衰落之中，相对而言，一种合理的可能是，它在未来数十年里仍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强大。
同时，美国将必然面对其他许多行为体——既有国家行为体又有非国家行为体——权力资源的增强。因为全球化将会扩散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将允许更多的人相互交流。与本世纪初相比，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将变得不再那么具有优势。然而，美国不可能会像古罗马那样衰败，甚至也不可能会被另一个国家所超越。
所以在21世纪美国权力的问题不是衰落的问题，而是一个落实认识的问题，即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是没有他国的帮助就无法获得它所想要的结果。不断增加的挑战需要美国尽可能多地与一些国家共同行使权力。反过来，这就需要更为深刻地去理解权力、权力的变化，以及如何在信息时代构建将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结合起来的“巧实力”战略。美国维持联盟和创建网络的能力，将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就如同食物中的卡路里：多未必好。一国权力资源太少，就不太可能获得所希望的结果。但权力太多(在资源方面)致使过度自信和战略不当，结果往往是一个诅咒。戴维杀死哥利亚(《圣经》中的一个典故——译注)，是因为哥利亚凭借较多的权力资源推行了一项拙劣的战略，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他的失败和死亡。21世纪的巧实力战略讲述的并不是权力最大化或者保持霸权，而是在权力扩散和“他者崛起”这种新环境下找到办法将各项成功战略中的各种资源结合起来。
作为最大的强国，美国虽然在全球事务中仍将是重要的，但“美国世纪”和“美国首要地位”这种20世纪的说法以及“美国衰落”的说法一旦被当作21世纪必要战略的一个指南，那就会产生误导。未来数十年不可能看到一个后美国世界，但美国需要有一项灵巧战略把硬实力资源和软实力资源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