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云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稳定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关于发展新中国经济的思想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在许多时期都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点，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许多人士的共识，而且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赞扬。比如，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论到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时就曾指出：“陈云的政策性建议可以说是50年代中国国内提出的最合理化的发展选择。”①
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在建国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本文分时期进行历史考察。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10月21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陈云任主任。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稳定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陈云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主张。这些主张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
第一，提出并坚持把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地位。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军政费用支出浩大。在分散经营的财经管理体制存在和新解放区迅速扩大，税收一时还难以完全收起来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必然发生巨额赤字。在当时条件下，弥补这种赤字，主要还只能是靠货币发行。这就必然导致通货急剧膨胀，物价巨幅上涨。194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03亿斤粮，支出为567亿斤粮，赤字为264亿斤，占支出的46.6%。②自人民币发行以来，1949年7月底达到2800亿元，9月底为8100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11月底为18900亿元，1950年1月底为41000亿元。1949年7月到1950年1月，人民币发行额增加了13.6倍。③据石家庄、张家口、北京、郑州、济南、天津、太原、汉口、南昌、青岛、南京、杭州、上海13个城市的统计，其批发物价综合指数，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上升了73.84倍。最高的如石家庄上升了85.4%倍，较低的如郑州也上升了65.83倍。上海从解放后的6月到12月上升了8.98倍。④
按照陈云在1950年2月1日的计算，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当时为止，共发四万一千亿元。每月发行的新钞票，依当时的物价计算，总值是二百一十四亿斤小米。这四万一千亿元钞票，因为贬值，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等于战前银洋八亿二千五百万元。为时只有一年就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⑤又说：“我国人民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如果能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符合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的。”⑥可见，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恢复，而且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
这里值得指出：当时陈云就批判了通货膨胀有益论的观点。他说：“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⑦这种批判颇富现实意义。
按照陈云的观点，财政金融平衡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⑧这就是说，要消除物价上涨，就必须消除财政赤字和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发行。这样，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就成为1950年头等重要的经济工作。在这方面，陈云主张采取的决定性措施，就是1950年3月开始实行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由陈云代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3月3日发布），以及由他写的1950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这个决定规定的统一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又在财政收入，即统一国家的主要收入。这个决定既是适应当时消除通货膨胀，支持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又是依据1950年初全国大陆已经解放，各地交通、物资交流和关内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条件下才提出的，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完全正确。由于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通货膨胀得以控制，物价趋于稳定。如果以1949年12月全国大中城市主要商品价格指数为100，1950年3月上升到226.3，同年12月下降到193.2。⑩
1950年底，陈云依据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并在扩大，物价趋于稳定、但基础并不稳固等情况，提出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第一，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第三，各种属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11)
1952年初，陈云依据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可能结束，但应准备拖延，市场物价继续稳定，以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等情况，提出这年“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以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以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12)
由于1951年和1952年继续坚持了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的方针，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因而继续保持物价稳定的局面。如果以1950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00，1951年为112.2，1952年为111.8。(13)这里需要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稳定财政、金融和物价，不仅是稳定经济的首要内容，而且为稳定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一个基本经济前提。
第二，创造性贯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以下三点：一是妥善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随着许多大中城市的解放，如何妥善地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就成为当时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其中的难点有两个，即怎样做到接收快而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在这方面，发生过不少教训。但陈云在主持接管沈阳后于1948年11月28日给中共中央写的题为《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很好地解决了上述两大难题。陈云报告中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以保证接收快而完整。同时要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缴敌方警察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主要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报告还提出：“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14)中共中央及时批转了这个报告，对妥善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这虽然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事，但对建国以后稳步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形成的国有经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是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必然发生多种困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3月物价开始趋于稳定以后，以及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以后，这种困难表现得很突出。
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依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1950年上半年物价走向稳定以后，就“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方面去”；(15)1952年上半年“五反”运动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又一次进行了调整。按照陈云的观点，调整工商业就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轨道拆毁之后，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轨道来安排工商业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个基本环节：（一）调整公私关系；（二）调整劳资关系；（三）调整产销关系。(16)对上述两次调整来说，都是这样。(17)
就调整公私关系来说，为了做到在国有经济领导下保护和促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合理地确定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时这个问题在商业方面显得比较尖锐。为此，陈云于1952年6月提出：“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18)为了合理地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陈云还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法利润、银行贷款利息率和税收等做了一系列量的规定。工业加工订货“工缴费的合法利润可以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二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一般说来，“商业利润不应高于工业利润。”“现在银行利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应该“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点，年利百分之十、十二到十五”。营业税“一般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到三”。(19)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这种当时在国民经济中还居于重要地位的经济的稳步发展。1950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6.6%，1951年比1950年增加39%，1952年比1951年增加4%。(20)
三是促进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当时在陈云看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就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和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对于发展农业也很重要。但陈云强调了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因为“农副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的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21)上述各项措施促进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稳步恢复和发展。1950年至1952年，每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7.8%、9.4%、15.2%。(22)
第三，提出并坚持重点建设的方针。
陈云提出并坚持的重点建设方针，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从国民经济范围来考察的重点建设。陈云在建国初期说过：1950年和1951年国家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是铁路、水利和重工业。”(23)1952年，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又确定：这年国家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第一是重工业（包括燃料工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水利。(24)二是从工业经济范围来考察的重点建设。1950年6月陈云提出：“现在工业投资只能有重点地进行。”(25)工业方面的重点建设方针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1950年8月由中财委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确定：在工业方面应以现有为主进行调整。与这个方针相适应，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以恢复、改建为主，新建为辅。2.如前所述，工业建设的部门重点是重工业。3.依据中财委的部署，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是东北。(26)
重点建设方针是依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财政经济力量有限，各产业部门、各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现状提出的，符合当时实际。由陈云主持的中财委有力地贯彻了重点建设方针。1950年至1952年的三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工业分别占38.1%，29.8%和43.3%；农业水利分别占11.5%，11.1%和14.7%，运输邮电分别占30.1%，26.8%和18.3%。(27)1950年到1951年，恢复和改建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占了大部分，新建投资只占小部分。直到1952年，前者还占到四分之三，后者只占四分之一。(28)1950年至1952年，用于重工业的投资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一直占了很大比重。1952年，这方面比重达到了76%，轻工业的投资只占24%。(29)这三年间，全国累计完成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有一多半投到了东北地区。(30)
陈云在谈到他在这段时期的工作时说：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以外，都是经过某些讨论作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或者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决不要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帐上。(31)本文论述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作用，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一五”期间，陈云依据对建国以后经验的总结，在稳定发展我国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观点。重要的有：第一，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情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32)
第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33)“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34)
由陈云主持编制的“一五”计划，就是这种紧张平衡的具体体现。就整体来说，“一五”计划规定的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是平衡的。但农业、燃料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都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35)
第三，“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36)
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制约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原则界限。“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37)
“一五”期间，陈云还在稳定发展经济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集中表现就是为纠正1956年经济建设小冒进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按照陈云的说法，“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今年（指1956年——引者）又是小冒，比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38)这样，纠正1956年小冒进，在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避免了1956年可能发生的1958年“大跃进”那样严重的灾难，而且使得1957年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
在论述“一五”期间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还需提到以下两点：第一，提出并坚持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一五”期间，我国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是在小农经济在农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必然发生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但这是一个关系稳定市场、从而关系稳定发展经济的大问题。正如陈云指出的：“过去我们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一个是指纱布，一个是指粮食。纱布和粮食相比较，粮食更重要。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39)陈云依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和各种方案的比较，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办法：“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40)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这一政策的实施，以及随后实行的棉花、食油和纱布的统购统销，对于稳定物价乃至稳定地发展“一五”时期的经济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第二，推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陈云直接主持的。从1954年开始，陈云就把重要精力放在这一方面。(41)1955年底和1956年初出现的公私合营的高潮，是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阶段。在公私合营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陈云在195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提出：“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为了前进一步，陈云提出了“六点原则性指导意见：一是为了克服当时私营工商业面临的困难，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二是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三是按整个行业安排生产，实行改组，就要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四是公私合营以后，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五是为了实现上述一、二、三项目的，就需要组织专业公司；六是要全面规划（包括生产规划和改造规划），加强领导。规划应该分期分批，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42)
但可惜的是，规划还没有做好，就立刻全面铺开了。在毛泽东发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差不多在1956年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大中城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3月末，陈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暴露了许多问题，诸如工厂和商店盲目合并，生产经营集中过多；对许多独立经营的小商贩也同样实行公私合营等。由此在一段时间内，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经营效益下滑，人民生活不便。
针对上述问题，陈云及时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意见。1.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实现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排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而这些工作还没有做。(43)2.企业改组要有利生产和方便生活。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并要提高质量和产量，增加品种，要适合老百姓的生活需要。(44)为此，企业改组要大部不变，小部调整。这不是短期的，在十年以至十多年中，这种局面要维持下去。(45)企业改组还必须经过充分准备。为此，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半年不动；企业原有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也继续保持。(46)在企业改组过程中，对原来独立经营的小商贩，还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方式，要在长时间里保持这种单独经营方式。(47)3.要合理安排资方人员的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绝大多数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用的。为此，还要合理安排资方人员的工资。(48)
陈云的上述指导性意见及国务院有关决定(49)的贯彻执行，较好地解决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尽管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改造速度过快，改造时间过于短促、改造的面过宽等缺陷，但毕竟在这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其中包括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稳定发展）。(50)
1953年至1957年，工农业每年比上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4.4%、9.5%、6.6%、16.5%和7.9%。(51)可见“一五”期间，尽管发生了两次小冒进，但总的说，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稳步、持续、高速的增长。在这方面，陈云提出的上述稳步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1956年的冒进是由毛泽东发动的，只是由于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反冒进措施，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但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52)这样，到了1957年下半年，在国内外形势变得有利的时候，毛泽东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又膨胀起来。于是从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就开始发动了对反冒进的批判。(53)其后又在多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政治问题。他甚至武断地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54)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就反冒进问题做了结论。(55)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都受到了批评。这样，陈云再也不能象纠正1956年冒进那样来纠正1958年“大跃进”这样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了。
但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于是，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56)但这时“左”的错误路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批判右倾保守和批判反冒进还有严重影响，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认识不足。这样，在1961年大部分时间里，调整处于徘徊状态。为此，党中央在1962年一、二月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统一党的干部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接着在二月下旬又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陈云在这个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五点困难。“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陈云在分析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之后，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主要办法。一、“十年经济规划（指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大体上要五年”。这样做，“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减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这一条是根本大计。”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57)
为了统一党内干部的思想，陈云还针对当时存在的思想分歧，就综合平衡这个理论问题做了分析。“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过去几年，基本上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适应。”(58)
陈云的上述思想成为当时由他主持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指导方针，从而成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最重要依据。这就使得调整工作在1962年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并在1963年至1965年继续得到了全面调整，推动经济在经历了1961年—1962年必须的下降阶段之后，从1963年起又迈入了上升阶段。1961年至1965年，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30.9%、-10.1%、9.5%、17.5%和20.4%。(59)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迫离开了经济领导工作岗位。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重新走上经济领导岗位。此后，我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波动的局面。这样，争取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陈云正是依据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实践，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
就《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所包括的1978年至1985年的文章来看，这些思想的重要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就是1978年和1984年我国又发生了两次经济过热，以及由此造成经济严重失衡。1979年3月陈云多次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他尖锐指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衡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60)1985年9月，陈云又提出：“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61)
陈云针对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而忽视比例协调的错误思想，强调了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经济、政治意义。他反复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62)经济不能按比例发展，“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63)
但是，陈云强调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并不否定速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64)可见，陈云只是要求经济在按比例发展条件下追求较快的速度。
第二，为了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陈云提出“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这就要求我们的基本建设，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对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65)这还要求我们“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66)
在这里，陈云批判了靠发票子来弥补基本建设投资赤字的做法。他认为，这样做，“不可能，而且决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无以为继。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国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67)
为了做到基本建设投资没有赤字，陈云还结合1979年以后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于借外债和工业引进项目提出了原则性意见。他指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据此，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利用外国资金时可以不考虑国内配套投资能力的观点。工业引进项目，也“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68)
为了做到基本建设投资没有赤字，陈云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在企业的基础是不小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者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我看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69)
为了做到基本建设投资没有赤字，并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两方面的需要，陈云还多次提出经济工作一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保证吃饭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70)
第三，为了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从农业在我国的极重要地位出发，提出“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71)陈云还特别强调了发展粮食生产的重大经济、政治意义。他说：“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72)
为了坚持按比例调整国民经济，陈云还批评了当时冶金部单纯突出钢的错误做法。他指出：“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因此，“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陈云还提出：“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73)
第四，为了坚持按比例调整经济，促使经济稳定发展，陈云还结合1978年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环境，就处理改革与调整的关系提出原则意见。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74)这个原则既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也符合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处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
上述分析说明：1978年以后，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主要是围绕按比例调整国民经济这一中心展开的。陈云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党中央和国务院1979年提出执行并在“六五”计划期间（1981年—1985年）继续贯彻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于促进经济比较稳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尽管1978年和1984年发生了两次经济过热，但并没有出现“大跃进”式那样大的经济波动。1978年至1986年这九年，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1.7%、7.6%、7.9%、4.5%、8.5%、10.3%、14.5%、12.9%和8.5%。(75)
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思想，不论在已往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诚然，陈云这些思想的基本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只有一部分产生于经济改革以后。因而，这些思想均带有深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但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的。这些思想的许多方面也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的客观规律。因而这许多方面的思想，不仅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而且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乃至于将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注释：
①黄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②④⑩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120页、111页、403页。
③⑤⑥⑦⑧⑨(11)(12)(15)(18)(19)(21)(25)(31)(32)(34)(35)(39)(40)(41)(42)(43)(44)(45)(46)(47)(48)《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7页、57页、76页、58页、101页、63-74页、99页、144页、38页、163页、159-165页、105、127、129、162页、95页、328页、228页、228页、223-228页、193页、203页、321页、257-270页、217页、273-295页、274-275页、232-233页、294-295页、272、282页、277-281页。
(13)(75)《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238、31页。
(14)《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274页。
(16)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第1320-1321页。
(17)参见陈云：《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52年7月号第34-35页。
(20)《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32页。
(22)(51)(59)《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5页、25页、25页。
(23)(24)(27)(28)《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248页、254页、225页。
(26)《1949-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大事记》，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9)《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页。
(30)《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33)(36)(37)(38)(57)(58)(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30页、44页、44-47页、29页、182-197页、201-202页、224-231页、305页、224、227、287、305页、250页、240页、236页、213页、237页、212-213、224-225、237页、236-239、286页、276、278页、227页、304页、227-230页、251页。
(49)这里主要是指《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规定》（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以及《国务院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载《中国工业经济法规汇编》(1949-1981)经济管理出版社第81-85页。
(50)详见拙蓍：《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第366-374页。
(52)(53)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474-475页。
(54)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44页。
(55)参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号第6页。
(56)参见《新华月报》1961年第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