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诈骗犯罪中的客体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从对几个相似案例的不同处理结果出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盗窃、诈骗罪客体的认识分歧所致。笔者列举了关于盗窃、诈骗罪客体的各种学说，认为这些理论将“所有权”理解为具体对象的所有权，将“占有”理解为对作为犯罪对象的物的占有，本质上都没有脱离客体理解简单化、具体化的窠臼，因而有不当地入罪或出罪的可能。
笔者的观点是：盗窃、诈骗罪的客体，应当是刑法所保护的一种抽象的所有权制度。理由如下：（1）“所有权制度”成为本罪客体的原因。犯罪的客体是刑法保护的利益，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更具根本意义。占有或者其他本权都可能成为被侵害的具体客体，但并不因此而成为刑法保护之客体，因为无论是表现为占有层面的侵害还是本权层面的侵害，最终都必须通过所有权制度是否受到侵害这一标准，进行客体要件成立与否的判断。（2）所有权制度应当是“抽象的”之原因。如果将这两类罪的客体定位为具体所有权，那么这些权利被侵害时，享有救济权的应当是具体个体，这与我国的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不符。因此，尽管犯罪侵犯了具体的所有权，但刑法意义上真正受到侵害的客体，只能是以国家为权利主体的抽象所有权制度。与此相应，公民应普遍负有刑法上的不得偷盗、诈骗之义务。即对于他人占有并具有较大价值的财物或财产性利益，除了具备某些合法抗辩事由外，任何人都不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秘密窃取或骗取。这是该两类犯罪中判断客体有无受到侵害的根本标准。
笔者以一个典型案例：行为人租借两辆卡车进行运营，因违法被行政执法部门暂扣，并要求其缴纳罚款为模板，以涉案财物为核心，分析其间存在的性质完全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假设了不同的案情（行为人仅为逃避罚款将被扣车辆偷回；在偷回车辆的同时决定索赔；取回车辆后又决定索赔），将“抽象所有权制度”作为客体贯穿于对各类情形的认定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笔者认为，本文对客体的理解，与我国犯罪四要件构成理论之间存在难以兼容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又肇始于客体与其他要件所不同的地位和应然功能。最后，笔者阐述了关于犯罪构成理论模式的两点思考：其一，倾向于将犯罪构成分为违法性和有责性两大递进式要件；其二，无论采用哪种犯罪构成理论模式，都应体现客体与其他构成要件在功能上的价值判断与事实确认、地位上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之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