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价值（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典论文,园林论文,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深刻地提出了“自然界生成为人”，“人靠自然界来生活”，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等等极为重要的整体论命题。① 在“人—自然”这个有机整体中，人是自然这个大系统中所生成的一个子系统，自然界是人类不能须臾离开的生存环境，因而决不能自毁生我养我的自然环境，否则就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19世纪，恩格斯也针对任意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环境的短期行为尖锐地指出：
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②
这不但在当时具有普遍的批判意义，而且还从未来学的视角想到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反对把人类和自然荒谬地对立起来，这是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哲学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就对东、西方文明作过公正而深刻的比较。他在指出当时中国人某些重大弱点的同时，又不满于西方人极端主义的所谓“竞争”，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这位哲学家还写道：
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用，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种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我每天都希望西方文化的宣扬者能尊敬中国的文化。③
这位西方颇有预见性的哲学家，怀着对“进道若退”现象的忧患意识，回过头来拨开历史尘土，竟发现了东方智慧。当然，他不可能深入挖掘，予以阐发，但应该说已表现出卓越的预见。那么，东方智慧究竟应如何理解？这主要是“天人合一”，是人必须“与天地相依”……一言以蔽之，就是“坚信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就是东方智慧的核心，就是东方式天人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广义深层生态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正是当今西方世界所急切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接二连三地出版了《佛教思想与生态学》、《儒家与生态》、《道家思想与生态学》……即小见大，于此可见西方视线对中国的转向。美国环境哲学家科利考特还指出，道家思想是“传统的东亚深层生态学”；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贝内特也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实践基础”。④ 他们也看到了东方生存智慧的价值意义。
再联系某些领域来透视西方的天人关系史。在哲学领域，17～18世纪之交的洛克就宣布：“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⑤ 在美学领域，意大利的克罗齐于19世纪30年代所写论著中引用过一句法语：“自然，这是个可恶的敌人。”⑥ 于此可见西方人对于自然的态度不是否定，就是敌对。至于艺术领域，美国景园建筑学家西蒙德指出：“欧洲艺术界在艺术中背弃大自然的根本概念已有几世纪之久了，西方人想象他们自己与自然是对立的。”⑦ 回眸西方艺术史正是如此，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就说过，他的艺术“愈来愈和自然的领域相分离”；蒙德里安也说：“现代人与自然的距离已相去甚远”⑧；等等。有些外国学者还把中国、东方和西方的天人关系作比较。罗素指出：“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这个差别就是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大相径庭的深层原因。”⑨ 他把是否享受自然环境之美作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日本学者铃木大拙也指出，东方人“同自然是一体的”，而“大部分西方人则易于把他们自己同自然疏离”。⑩ 西蒙德还指出：“在西方，人与环境间的感应是抽象的，在东方，人与环境间的关系是具体的、直接的，是以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基础的。西方人对自然作战，东方人以自身适应自然，并以自然适应自身。”(11) 这些比较，很有理论价值。特别有意思的是，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就已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他们“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12) 由此可见，与西方人颐指气使地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同，中国人和谐地生活在自然与美的环境之中。歌德所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似乎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园林生活。而这种“与天地相依”的园林般的生活，恰恰典型地体现了今天世界上特别可贵的东方生存智慧，恰恰成了当代西方人也是当代中国人一种梦寐以求的生活憧憬。
三、中国园林：天人合一的生态艺术典范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们鉴于环境对人类生存愈来愈严重的威胁，并通过对三百年来历史的深刻反思，不断发出了“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急切呼吁，表达了“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由衷渴慕；在反对当“自然之敌”的同时，竭力主张做“自然之子”、“自然之友”，并提出“生态工业”、“生态科技”“生态城市”等的倡议；既以生态文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又积极提出了“人地系统论”、“人地共荣论”、“人与自然协调论”、“人与动物平等论”、“可持续发展论”……于是，一系列与这些新理念相应的新学科也迅速发展起来，如环境科学、城市生态学、生态建筑学、生态哲学、生态现象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环境时代或生态学时代。同时，人们又呼唤和企盼着生态批评和生态艺术，重视创作和研究生态艺术。而中国古典园林，正是最具典范性的生态艺术，最能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精神和东方生存智慧的生态艺术。它虽然产生和发展于古代，却能以其“绿色启示”极大地发挥影响于未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为笔者《中国园林美学》第一版所撰写的序言中就指出：
现代建筑艺术界似乎在进入另一个新的讨论热潮或趋向某种新的风貌，即不满现代建筑那世界性的千篇一律、极端功能主义、人与自然的隔绝……等等，从而中国园林——例如金学智同志所在地的苏州园林，便颇为他们所欣赏。以前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Wright）曾从日本建筑和园林中吸取了不少东西，创作了有名作品；如今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展现的这种“后现代”倾向，是不是将预示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在下世纪可能会有重要的转折和崭新的变化呢？……如何在极其发达的大工业生产的社会里，自觉培育人类的心理世界——其中包括人与大自然的交往、融合、天人合一等等，是不是会迟早将作为“后现代”的主要课题之一而提上日程上来呢？也许，就在下一个世纪？(13)
这段言简意赅、带有前瞻性的短论，敏锐地预见了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重要转折和变化，预见了人类史上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突出地说明了中国古典园林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交往的取向，是符合于时代未来发展的趋势的，它有助于研究我们时代的主要课题——广义深层生态学的课题。在整个21世纪，人类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有效地加强环境保护，消除传统工业文明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真正促进人与大自然的交往、融合，保证人类在地球上的“永续生存—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古典园林及其美学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甚至解决，有着多方面的启发意义。查尔斯·哈珀在《环境与社会》一书的中文版序里说，“中国如何处理自身的问题将会影响整个世界未来的前景”，“中国人民丰富的历史经验使得他们具有重要的潜力来帮助全世界认识环境问题。”(14) 这话是有历史依据，也是很有分量的。
再说歌德论及中国时提到了中国画，而中国画的代表就是给人以“烟云供养”的山水画，这是生态艺术的重要品种。对于中国山水画的生态学、美学价值，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写道：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
第一段提出了著名的“四可”论，见解极为精辟。他还要求创作和接受双方都应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去“畅游”山水，领略其中生态环境的美。中国古典园林基本是山水写意园林，但它又是存在于三维立体空间的现实化了的山水画。如果真正从客观实存的视角来看，那么，山水画只能实现“四可”中的一“可”，即“可望”，其他则必须诉诸想象；而园林则能供人真实地“可居可游”。因此，作为生态艺术典范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最大优势，是真正能让人实现“四可”的美学愿望。
上引第二段，从今天的视角解读，主要说山水这种优越的生态环境，能给人以多方面的生理、心理上的满足。不过，真正能经常置身这种环境的美好愿望，又很不易实现，于是请山水画高手“郁然出之”。这样，在堂室内悬挂一幅山水画，就可以“坐穷泉壑”。但是，欣赏山水画，毕竟只是精神心理上的满足。至于现实地存在着的山水写意园林就大不相同了，它是确确实实的立体物态存在，其中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泉声石韵……就是直接在自己周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优美生态环境，它不但能给人以多方面无污染的精神心理满足，而且还能给人以多方面无污染的物质生活上、生理上的真实满足。因此，与中国山水画相比，中国园林更是生态艺术的重中之重。同样还应指出的是，这种生态环境就近在咫尺，人们不必离开家门或城市，远行千百里去寻求。所以中国园林往往被誉为“城市山林”，这一专门名词的出现，就意味着它既是对条件优越的城市生活的保留，又是对喧嚣污染的非生态的城市环境的扬弃。
对于历史上“城市山林”所引起的特殊心理效应，以及人们对这一园林美学概念及其内涵的认同，这里先引宋、元、明、清四代吟咏苏州园林的诗句为例：
一迳抱幽山，居然城市间。（宋·苏舜钦《沧浪亭》）
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元·维则《狮子林即景》）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明·文徵明《拙政园图咏·若墅堂》）
不知城市有山林，谢公丘壑应无负。（清·徐崧《秋过怀云亭访周雪客调寄踏莎行》）
隔断城西市语哗，幽栖绝似野人家。（清·汪琬《再题姜氏艺圃》）
居士高踪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清·王赓言《游狮子林》）
诗中所咏的这些古典园林，在苏州都还作为珍贵遗产保存着。诗人们用了一个“居然”，又是一个“居然”，这是面对园林艺术家在喧嚣的城市所创造的生态奇迹——“第二自然”所发出的惊叹！这确乎是奇迹：“城市”，这是一个富于多种优势但又突出地具有非生态性劣势的现实空间；而“山林”或“幽山”、“丘壑”……则是另一个迥乎不同的、幽静闲适的、最富于生态优势的现实空间。这两个空间是如此的悖反着，优劣相敌对、水火互不容，然而又竟是如此和谐地结合而为“城市山林”这样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居尘而出尘”的生态艺术空间。而正是这个特定空间，真正实现了中国文人历来所渴慕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饮酒》）的最高美学理想。
再看古代园林里天人和谐、物我同一的生活境界，见于古代诗文例如：
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唐·白居易《北窗竹石》）
懒云仙，蓬莱深处恣高眠……林泉爱我，我爱林泉。（元·吴西逸《殿前欢·懒云窝》）
鸟似有情依客语，鹿知无害向人亲。（清·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山中》诗碑）
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清·郑板桥《竹石》）
这里，人和自然的双向交往，和谐相处，可用马克思的话说，“植物、动物、石头……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人的无机的身体”(15)，总之，自然似乎就是人，人也似乎就是自然。这种天人双向交融的园林生活，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自然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回归。
上引诗文还暗示了一条逻辑推理：既然人们如此多情地爱恋竹石、鸟兽、林泉……把它们当作好友、知音、心灵的安慰，那么，就必然不会去损伤自然，破坏生态。从这个天人关系出发，又很容易理解，中国园林里的树木为什么不象西方园林那样，修剪加工成齐整一律的几何造型，“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天的广厦”(16)？究其深层的原因，是要“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要遵循“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庄子·缮性》）的顺应自然的原则。当然，本书并非主张园林里不能修剪树木，或据此以贬抑西方园林的风格之美，这里主要想据此指出中国和西方园林的本质区别，特别是借此凸显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生态性，说明它确实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绿色启示”的生态艺术典范。这就是中国古典园林最重要的具有未来学意义的自然生态学价值。
还应简略一提的是，从现代世界史的进程来看，传统工业文明极端片面的发展，西方“主导社会范式”导致的极端经济增长癖和科技拜物教，其后果不但使自然异化，而且也使人性不断异化，使精神文化环境也像自然环境一样不断受到严重的污染，如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无顾忌地极度消费，城市病流行，精神空虚，价值崩溃，道德滑坡……凡此种种，都是与自然生态严重失衡相伴而生的精神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落。所有这些，唤起了西方有远见人们的忧患意识、未来焦虑和生态关怀，故而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著名命题，并引起了世界性的广泛共鸣。其实，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活境界就是“诗意地栖居”。笔者曾写道，在古典园林里，“游息于柳暗花明的绿色空间，盘桓于人文浓郁的楼台亭阁，品赏于水木明瑟的山石池泉，徜徉于曲径通幽的艺术境界，人们会感到无拘无束，逍遥自在，清静闲适，悠然自得，也就是说，能在布局的自由中获得身心的自由，在生态的自然中归复人性的自然，自然美和人性美通过园林艺术美而交融契合”。(17) 可见，它还同时具有让人澡雪精神，净化灵魂的精神文化生态价值，其精神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是互补共生、相与融和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承德、苏州、北京等地某些古典园林相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可见，中国古典园林，不仅是自然的赐予，而且是文化的积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而且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财富。
注释：
①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82、49页。
② 同上。
③ 罗素，《中国问题》，第7～8页。
④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第212页。
⑤ 转引自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21页。
⑥ 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346页。
⑦ 西蒙德，《景园建筑学》，第13页。
⑧ 引自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上卷，第136～137页。
⑨ 罗素，《中国问题》，第159～160页。
⑩ 铃木大拙，《禅与心理分析》，第18～19页。
(11) 西蒙德，《景园建筑学》，第13页。
(12)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2页。
(13) 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增订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4) 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第1～2页。
(15)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82、49页。
(16)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第105页。
(17) 金学智，《苏州园林》，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