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发展观——兼评发展经济学的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经济学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3-0049-07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永恒主题，然而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却经历了一段灰暗的停滞时期。有人认为它已经陷于“贫困”之中，有人甚至认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了。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K.森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围绕选择、权利与福利而建立起来的有关发展的理论体系（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春，A.K.森在哈佛大学作了一系列以发展和选择为主题的演讲，在2000年哈佛大学毕业盛典上，他作为特邀主席再次畅谈这一主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笔者在哈佛期间有幸亲聆了他的每次演讲，并与他多次面谈，深受教益。）。这一新发展观以其磅礴的气势，宏阔的视野，严谨的论证，不仅在主流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关注，以至于因此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给一度陷入困境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注入了生机。
一、新发展观的产生背景
经济发展问题尽管是一个古老的研究主题，但是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不发达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发展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年轻的研究领域。几十年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围绕发展问题的范畴体系、研究思路和方法论也几经变迁，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刘易斯、缪尔达尔等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提出了通过提高储蓄率，推进工业化来实现经济独立，摆脱经济依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观。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然而经济体系依然没有从殖民框架中解脱出来，经济上仍然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因此，发展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把发展的障碍归结于过度的贫困、过度的资金缺乏、过度依赖原宗主国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他们进而提出了以“惟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fundamentalism)、“惟资本化”(capital fundamentalism)、“惟计划化”(planning fundamentalism)、“内向发展”(inward looking development)为特征的，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赶超型的结构主义的发展观。
20世纪60-7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发展观及以此为指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日益暴露出其弊端，诸如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造成的国内工业的非效率性，计划控制过多造成的经济体制僵硬与失衡，工农业之间及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分配不均等。一批受到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发展经济学家转而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的出发点、基础和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经济发展的道路本身具有普适性，形象地讲：发达国家的今天即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矫正价格”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观。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围绕发展观的认识陷入某种徘徊状态，两种在形式上非常不同的发展观均无法说服对方，而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结构主义发展观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而无法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而新古典的发展观又往往难以揭示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发展问题和路径。于是，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拓宽思路，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分析各种发展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学家与其说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做出某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如把经济发展的根源追溯到更深的层次。事实上，经济发展过程不仅有某种一般性，更有某种依据各国制度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殊性。然而，许多人仅仅零散地研究了经济发展的不同制度维度，而很少能从总体角度提出一个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新发展观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新发展观不是一种定义，而是一个观念体系。一方面，发展不存在某个单一的纯经济的指标。许多人用人均GDP作为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是从全球来看，世界经济正前所未有地被联系在一起，要素、信息和商品的流动使得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然而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2000年人文发展报告》统计，目前全球60亿人口中，有28亿生活在每天支出2美元的贫困标准以下，有12亿生活在日支出仅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以下。而且从各国经济来看，较高的人均GDP与较高的生活质量和较长的预期寿命并不成正比。显然，如果仅以GDP作标准，难以对全球或各国经济发展绩效作出正确评价。另一方面，发展不是一个静态的、绝对的概念，不可能期望沿着某个既定的路线把一国经济导向某个既定的目标，从此发展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按照森的观点，发展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commitment)紧密联系的过程。在他那里，“自由”指由社会所赋予的，人们采取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权利和能力，它不止是个人的选择权利，更是社会制度为此而提供的承诺和保障。因此，“自由的扩张(expansion of freedom)既被视为发展的主要目标，也被视为是发展的主要手段”。[1](P3)从目的论上看，发展意味着消除各种各样的“不自由”(un-freedom)。这些不自由使得人们很少有机会或选择把合理的经济行为付诸实施。更进一步地，赋予所有人（经济主体）更大的行为自由，使他们能够在现行的政治、法律、文化制度框架下面有更多的机会，作出更多的选择，实现更大的效用，这本身正是发展的题中之义。
可见，新发展观是以人为主体，以制度为载体的观念。每个经济主体不是经济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动地获取机会、争取权利进而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经济单位。制度也不是附着在发展之外的一些既定因素，而是通过传导、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进而推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二、新发展观要义
新发展观的核心是人们所拥有的经济自由或简称“自由”(freedom)，森采用的这一概念不同于当代以罗尔斯(J.Rawl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所倡导的“自由”(liberty)，后者更多地体现人们在政治程序中发表见解、参与决策的能力。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K.阿罗在评介森的理论时，简洁地界定了经济学家视界中的“自由”，他指出：“我建议采用在偏好的某种概率分布基础上的灵活性的概念来定义自由。它浓缩了一个理念，即自由的本质内涵是选择偏好的自由”。[2](P11)森所提出的自由与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发展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扩大人们所真正享有的经济自由的过程”。[1](P3)这种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是迥然不同的。传统发展观视发展为GDP增长，或者个人收入的增长，或者技术进步与工业化的推进，这些因素作为扩张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它们不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且也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发展同时还依赖于许多超经济因素，诸如社会制度安排（教育体制、医疗保障体制、保险体制等），经济制度安排（企业制度、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金融体制等），政治制度安排和公民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以及参与公共监督的权利等）。
因此，新发展观同时也是一个消除那些造成经济不自由的因素的过程。这些因素包括贫困、专制、匮乏的经济机会、对公共设施的忽视等。森尖锐地指出，尽管这个社会中财富正在空前地加速积累，但与此同时，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的基本自由却遭到了忽视。有的情况下，自由的缺乏是与经济上的贫困直接相关的，贫困剥夺了人们满足最基本的需要的自由，比如消除饥饿、得到适当的营养、医治可治愈的疾病、得到适当的衣物和住所，以及得到洁净的饮水和卫生设施等的自由。有的情况下，经济不自由是与公共设施的缺乏相关的，比如缺乏有组织的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服务，缺乏维护社会安定和秩序的制度安排。还有的情况下，经济不自由直接源自于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公众没有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或者在严格限制下才能参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生活。显然，不论基于哪种原因造成的经济不自由，都需要通过发展的过程来消除其根源。
经济自由作为发展的核心有两个基本理由：其一，它具有评价体系作用。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某种指标体系来加以评价和比较，而其中一个基本指标即是人们所享有的经济自由是否得到了增进。表面上看，个人的经济自由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充其量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二者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一方面，人们能够得到的经济成就取决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以及社会对于各种权利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提供这些机会和选择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自由地参与社会选择和公共决策来建立这些制度安排。
其二，各种不同的自由权利在促进发展和增进人类自由方面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即“个人选择和采取经济行为的自由权利及其可持续性是发展的一个主要引擎”。[1](P4)森突出了五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尤其值得重视。(1)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freedom and civil rights)，主要指人们有多大的机会和权利参与决定由谁来执政以及根据什么原则执政，同时也包括人们有多大的可能去监督与批评政府当局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这也就是个人所能支配的政治资源。(2)经济设施(economic facilities)，指人们各自享有的基于消费、生产或交易目的而使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与便利性。个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支配权不仅取决于他所占有的或可获得的资源，也取决于交易条件，比如相对价格与市场运作。(3)社会机会(social opportunities)，指社会所提供的教育、医疗保健等安排，它们直接影响着个人有多大的自由度去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些设施不仅对于私人生活状况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个人能否更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也十分重要。(4)社会透明度(transparency guarantees)，即人们所期望的公开性。在相互交往中，人们希望信息是公开的、明确的，信誉是不容侵犯的。这不仅是交易与市场体系运作的基础，而且对于防止腐败行为和地下交易也起着重要作用。(5)安全性(protective securities)，指的是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使得社会中那些弱势的群体不至于陷入悲惨的生活境地。这包括一些固定的制度安排，诸如失业救济金和给穷人的固定收入补助、公共就业机会等。这五个方面的基本自由相互之间是互为促进的。比如政治自由通过广开言路和公民选举，促进了社会安全性；社会机会使得人们可以享有更大的经济参与权；透明度和公开性使得市场体系更好地运作，经济设施更加完备；经济设施的供给及其便利性使个人和社会更加富足，从而更有利于孕育其他的自由。而这五种基本自由被经济行为主体运用的结果，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经济发展和人类自由的不断完善。
由此，发展过程可区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社会支持导向型(support-led)，另一种是以增长为中介的(growth-mediated)。从经验上看，社会支持导向型的发展似乎不如后一种路径速度快。但是，社会支持导向型的发展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不必等待富裕起来以后再来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保健等进行投资。即使收入水平很低，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社会服务项目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事实上，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可以通过人类资本的积累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因此，穷国不要单一地追求增长速度，也不必被动地等着先富起来，然后再关注社会保障和人们所享有的自由，相反地，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应该突出社会安排的作用。
三、从新发展观反思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新发展观对于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引人注目的、亟待解决的和颇有争议的问题，均给出了新的解释或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思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关于贫困和市场体系作用的论述。
1.关于贫困问题。
普遍和持续的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大量的文献中，贫困的根源有时被归结为低下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有时被归结为粮食供给的下降，有时被认为是在增长与收入均等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这些观点的确反映了相当多的客观事实，因为收入水平对于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在研究贫困时，以各种关于收入和收入分配的资料、尤其是低的实际收入的资料为出发点，也不失为直接的、可量化的研究方法。但是新发展观认为，收入水平并不是贫困、饥馑，甚至饥荒的惟一原因，因为纵观各国发展历程，既有“萧条中的饥馑”(slump hunger)，也有“繁荣中的饥馑”(boom hunger)；不仅如此，收入低下本身也不是根本原因，而是不良的发展战略的结果。为此，关于贫困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都不能仅仅限于收入分析。
究竟什么是贫困？如同森所指出的，贫困的实质是基本能力(capa-bilities)被剥夺，而不只是收入低下，或者说收入低下及与之相关的贫困等问题，都是能力剥失的表征或结果。因此，对贫困及其根源尚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一，必须把狭隘的收入分析扩展到对于资源的分析，即不仅关注收入水平，而且关注人们可支配的各种资源，以及利用这些资源或“一般用途的手段”(generalpurpose means)所能实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财产权利、经济自由、社会机会、收入和财富积累以及适宜的社会关系等。简言之，关注点应该是由收入或商品所能带来的自由，而不是收入与商品本身。
其二，“能力”不等于“商品”(commodities)，能力体现了人们获得、支配各种行为方式与行为权利组合的自由。人们拥有多大数量的收入或商品，并不意味着能够得到多大数量的满足或自由，这中间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即社会究竟赋予和保证了个人有多大的选择权利或自由，去利用他所占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目标中的生活方式。为此，在对贫困的研究中，必须很好地区分“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一方面，收入的贫困大大限制了个人经济行为的自由，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能力上的贫困，才造成了他们仅拥有非常有限的选择，或者无法把可能的选择变成现实，进而导致了收入上的贫困。由此推论，如果增进了人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更有生产力，更有可能得到较高的收入，这样在能力的提高与收入的提高之间建立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这样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无疑具有政策意义。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严重的收入贫困问题，要么采取赈济补助方式，要么竭泽而渔地加快增长速度，而很少考虑到通过教育和健康医疗等对人本身进行投资。而以能力为基础的理论表明，教育、医疗保健等投资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使人们更有能力去获取收入，摆脱收入贫困。因此，“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的触及范围越广，就越有可能使得贫困者更有机会去克服贫困”。[1](P90)
2.关于市场的作用问题。
在当代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中，市场机制促进高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被广为论证。人们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体现为它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带来更多的收入和财富，并增加人们的经济机会。因此，在政府管制下，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作，必然会造成人们所能享有的经济自由的损失。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机制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经济繁荣，这里所注重的只是效用、收入和财富的价值，可是市场本身还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一点却往往被忽视了。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市场及由此维系的自由的交易机会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人类的天性需要交换和交易，忽视交易机会和交易自由将导致人们无法去做许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一点与市场机制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具有完备的市场体系都没有关系，仅仅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不受限制或阻碍的交换或交易的自由性。可见，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注重的只是市场的衍生价值，那么新发展观所突出的则是市场制度所蕴涵的经济自由的价值。
对市场的这种认识，应该说是有很深的理论渊源的。亚当·斯密和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关于分工、交易和市场制度的论述中，都不只是把市场当作一种配置手段，而是强调市场所蕴涵的交易自由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一致性。但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盛行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向突出更为狭窄的效用、收入和财富的价值，而不再注重自由的价值，这一转向的代价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注意到了。比如希克斯在《财富与福利》中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提倡的自由的、不干涉的原则并不是经济原则，而是那些被认为适用于更广泛领域的原则在经济学中的一个应用。……我真正要质疑的是，我们如此彻底地（正如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忘记论证的这个层面，是否是正确的”。[3](P39)事实上，经济学关注焦点的狭窄化不仅没有强化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反而低估了市场的完备作用和价值。正因此，森指出：“问题不在于给予市场多高的赞誉，而在于基于什么理由而给予赞誉。”[1](P25)
四、新发展观与发展经济学的前景
新发展观不仅是一个新的有关发展的经济学范畴体系，而且是一个有关人类的选择、福利和发展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与传统的发展观相比，新发展观的视野是全新的，标志着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发展经济学也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
其一，对发展指标的扩展。在很长时期中，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通常依据某个单一的指标，例如人均GDP来评价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各国把发展的目标狭隘地锁定在那些可量化的指标上。事实上，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发展目标的狭窄引起了许多问题，最突出的即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再生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衍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森早在1983年的论文中就指出：“我相信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真正局限性不在于对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和目标的选择上，而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是实现某些其他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这就是说，发展是以赋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多的能力，使之能够达到期望的生活方式为目标的，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无论多么重要，也只是广义的经济发展的实现手段。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经济增长的意义的一种贬低或轻视，其实不然，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的一些“高增长低发展”或者森所说的“无目标的增长”(aimless growth)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所抱持的狭隘的发展观有关。新发展观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关注发展的不同方面，始终把握住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核心层面，从而在比较各国发展水平时，有更广阔的视野。新发展观更多地投注了对于发展的多层次性、发展指标的多样性和发展路径的多重取向等深层问题的思考。
其二，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归。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之时，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关注于效用、收入、财富等“纯”经济学的问题，有关人类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问题都逸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这种研究视界的狭窄化趋向，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研究向公理化方向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即围绕经济发展的研究恰恰一步步地偏离了发展的根本目标。当代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再次拓宽视野，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超经济因素，并且把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这既体现了古典经济学的复归，又反映了在当代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为标志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理论走向。
其三，对于政治、社会自由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新认识。在新发展观中，自由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人们往往容易把这种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与效用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相混同，其实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效用主义曾经对新古典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福利经济学的命题都是以它为基础或出发点的，但是熟谙效用主义理论的森指出，它不适于分析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福利问题。原因是它没有考虑不同的分配结构所带来的差异性，不关注权利与自由的内在意义，也不适于进行效用和福利水平的人际比较。森也不赞同政治自由主义的观点。以罗尔斯、诺齐克(R.Nozick)等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容质疑地把政治自由作为社会正义的惟一基础。森指出，在一个很穷的国家，政治自由对于大多数民众并没有多大意义，人们的教育水平、物质福利和精神境界还没有达到使他们珍惜自由、争取自由和运用自由权利的程度；反过来，在许多地区，政治自由是表面上的，并不保证人们不受失业、贫困和饥馑之苦。为此，新发展观既不认为政治、社会自由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同意政治自由就是一切。在以自由为核心的新发展观中，基本自由（诸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和得到医疗保健等的权利）本身就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它们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不一定要通过它们对经济增长或工业化的间接贡献来体现。尽管这种间接作用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已经不再是论证这种因果关系，而是要探讨这些自由权利作为发展的题中之义的直接作用”。[1](P5)
其四，对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阐述。实现经济自由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承诺。在这里，我们从一个不同的维度看到了制度的作用。正如森所指出的，人类自由的增进既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又是发展的基本手段，那么，发展的过程自始至终都关联着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权利，而人们有多大的能力去运用自由，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制度安排。因此，一方面，在创造适宜的制度安排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自由权利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与各种自由权利相对应，我们又需要营造和完善各种制度体系，包括民主体制、法律体制、市场结构、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公众媒体及其他社会设施。可见，在给定的机会下，人们应被视为参与塑造其生活与命运的积极角色，而不是既有发展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国家和社会在加强与维护人类“能力”方面具有广泛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支持性的”，而不是“提供现成品式的”。
实际上，新的发展观把对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主义分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此之前，许多人只是关注某一制度安排（如产权制度）及其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核心是导向某种在福利上最优的社会结果。那么福利的实质是什么？福利是否等同于收入或财富？如果要求人们放弃“无目的的发展”或“为增长而增长”，那么人们归根到底为了什么而谋求发展？怎样的制度安排才适合于发展？在这个层次上对发展问题的研究，通过选择、福利和自由等范畴概括了发展的制度维度，充实了福利的内涵。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不断强化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更能维护自由的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安排。
［收稿日期］2001-10-20
标签：发展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前景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