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时代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理想主义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在当代中国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民族精神哺育中， 应当给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一席之地。在当代中国重提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一席之地。在当代中国重提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乌托邦精神颇受冷遇，在经验实证精神重压之下显得极为惨淡无光。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民对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记忆犹新。经过极左思潮折难、饱尝唯心主义狂热苦痛的中华民族，对于乌托邦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唯恐重蹈旧路。
然而，就西方文化精神精髓而言，却并不缺少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这既体现在其对自由的执著追求与备至呵护，亦体现为西方文化世界中的浓郁宗教情怀。无论是基督的拯救精神，还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为自我立法之主体性气慨；无论是罗尔斯的正义追求，还是麦金太尔重返古典共同体美德的疾呼；无论是普通百姓的自我良知意识，还是西点军校对雷锋精神的褒扬，均从不同层面确实地表达了这种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在欧美世界至深至切。至于中国人民对于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若因此而陷入拒斥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之境地，走向另一极端，仍不免幼稚。这是对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误解。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极不如人意之现象，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一个秩序和谐、进步繁荣、民风清明的现代化强国，离不开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张扬。
2、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批判反思、 追求至善的超越性精神。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利用希腊文字“美好”（eu）与“乌有”（ou）创造了“乌托邦”一词，意指一个“美好的”但并“不存在”的地方。虽然莫尔《乌托邦》存有某种根本缺陷，但是正如法国19世纪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所说的那样，莫尔《乌托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进步，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也是最伟大的贡献。”[1]（p253）莫尔《乌托邦》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所开启的空想社会主义后来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更在于蕴藏其中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引导、激励、塑造了一大批追求真理、献身正义、服务人类、造福人民、执著理想的人类精神楷模，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虽然“乌托邦”一词自出现之后就有褒义与贬义上两种不同的理解与用途，但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均是从“虽美好但并不存在”这一基本含义引申而来，且所有褒贬理解均源于对“乌有”或“不存在”的两种不同理解、规定：将其理解、规定为与未来“理想的”存在相对应的现时“乌有”、“不存在”，则表示现实中暂不存在的境地，但这个理想境地一方面有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人的努力是能够实现的，它是人类活动的价值目的指向；将其理解为没有现实基础意义上的“乌有”、“不能实现”意义上的“不存在”，则表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超越于人类活动可能范围以外的境地，那是一种空想。这就是说，无论是在褒义还是贬义上使用“乌托邦”一词，它均是关涉理想性追求的，均是对理想性存在状态的渴望与追求，区别仅在于理想本身是否具有现实基础，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具体条件与途径。这样亦不难发现，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等于空想精神。
根据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所推崇并实际贯彻运用的“中道”或“中庸”思想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将理想与现实两个互异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视野中同时加以考虑，寻求彼此间的合理张力，那么，就会有三种理想与现实的连结逻辑：麻木、理想、空想。空想是完全没有现实基础的空洞幻想性，麻木是完全没有反思的纯粹现实性，理想则是具有现实基础的完满性，即，理想是作为麻木与空想的中道存在状态。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并不等于空想主义精神。然而，乌托邦精神与空想精神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乌托邦精神可以流化为空想主义精神：通过脱离实际，无限夸大理想性，而沦为空想。不过，并不能因为乌托邦精神有可能沦为空想精神就彻底否定乌托邦精神本身，这就恰如不能因为走路有可能摔跤而拒绝走路一样。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具有强烈的应然性特征，似乎给人一种感觉，这是从应然出发设计与规定实然，是以应然取代实然。在历史与现实中确实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但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本身却并不等于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这不仅因为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本身来自于现实，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思性把握，更因为要将这种理想境地变为现实，必须立足于现实，必须有扎实的行动，必须取行之有效的途径。因而，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也并不意味着就是与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截然对立，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从实际出发，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枉为，可以忽略社会生活中可行性、可操作性。相反，要实现理想主义乌托邦境地，就必须将这种理想性追求化为坚实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鸿鹄之志与日积畦步之统一，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3、 乌托邦精神意味着存在一种至善完满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正是这种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成为人们认识现实、指导行为的标准。一切现实都要经过这种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的批判，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乌托邦精神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操守。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乌托邦精神则是一种对现实的价值批判反思精神，它不满足于现实，指向未来，指向理想，以未来、理想观照现实。这正是利科在探究乌托邦的积极功能时所揭示的内容。在利科看来，乌托邦精神的积极功能是克服僵化、探索可能的东西。乌托邦精神将现存的文化系统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使人们得以从外面以反思的态度来观照自己的文化系统及其生活世界。这样，乌托邦精神就是人类一种旨在破除僵化保守、走向未来的内在冲动。[2]（p46-47）这样， 真正的乌托邦精神而不是空想主义精神，在学理上，就是立于实然，据于应然，返观实然。它对现实充满了严肃的价值批判，但这种批判一方面是立足于现实并针对现实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又并不是不可实现的。[2]（p46）乌托邦精神并不满足于现实，相反，现实总是通向至善完满理想的一个阶梯，现实只有成为这个阶梯中的一部分时才是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阶梯中，现实又总是要被否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在力量。作为一种主观精神操守，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使人们在立足于现实的同时，又始终目光向着未来与崇高，激励着人们超脱世俗的当下性，负有某种责任与道义。这就是人们敬叹的志存高远、胸怀开阔、目光远大之品质，就是东方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情操，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世界中的十字架精神。
事实上，只要我们返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时刻，都渗透着一种乌托邦的现实批判与理想追求精神，正是这种乌托邦的理想追求精神，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不竭之动力源泉。诸如韦伯在“新教精神”下所揭示的积极进取、做上帝合格子民的理想性追求；诸如欧洲大陆《人权宣言》作者们所表达的天赋人权、人生来平等思想；诸如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憧憬、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的实验；诸如托克维尔通过对北美考察所惊讶发现的北美人们合理追求自己的利益、组织起自己的社会生活与国家生活过程，等等，无不表达了一种乌托邦理想精神对于人类社会进程的历史性意义。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乌托邦精神所表达的内容正是现实生活中所缺失、因而为人们所希冀的。正因为是没有的、理想的，才是值得追求的。在这种乌托邦精神中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这就恰如1776年的北美大陆盛行奴隶制，当时的杰斐逊尚是一个拥有奴隶的人，但他在自己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在这种乌托邦的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之下，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等一系列著作中所作出的消灭阶级与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与不公正，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思想，更是作为一种具有科学内容与现实主义态度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鼓舞了几代人，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献身真理，献身人类进步与解放事业，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侵淫着某种乌托邦气质，每一个伟人、每一个有所成就的普通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某种乌托邦精神。
二
4、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是人的基本特质之一。
卡西尔将人理解为是符号的动物。[3]这就是说， 人不仅仅是存在着的动物，更是理解、反思着的动物，人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之中，亦生活在理想之中。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是人的本性之一。[3] （P68）没有理想，就没有人类的发展与未来。
人（person，mankind）不同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并不纯粹作为实然存在着，人同时具有应然存在品质。纯粹实然的，是没有历史、没有反思、没有价值、没有目的性的存在，那不是人的存在方式。在实然基础之上应然的存在方式，才是属于人的存在方式。应然的存在方式意味着存在着历史、反思、价值与存在的目的性。
人就其现实性而言，并不简单地属于当下现时。人是历史的，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动物没有未来，没有历史，它仅仅属于当下。人有未来，有历史。说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指人本身有一个发生、发展的成长过程，更是指人的存在有一个价值目的性追求。萨特曾认为作为主体存在的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要求：“（1 ）不是其所是；（2）是其所不是；（3）……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人是“一个必须同时在它所有尺度中存在的存在”。[4]（p195 ）萨特的这一表述尽管晦涩，但却揭示了人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且只有在过去——现在——将来的联系中才能把握这个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身要求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对理想的一种接近，揭示了理想对现实的影响，理想引导着人们超越现实。如不过分挑剔，应当承认萨特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
人不仅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理想。理想就是对存在的反思，就是一种实践指向，就是趋于完满的一种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想或乌托邦精神是人内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没有乌托邦精神，就没有人自身。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不同于动物之处不在于感性，而在于满足感性的方式，在于赋予感性以人的特质的灵魂或理性，在于人有价值目的性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康德为代表的德性论者是深刻的，康德的义务论之所以令人仰止，深刻隽永，就在于人的这种理性特质。人是有感性、是要吃喝的，但人却不是为了吃喝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人是为了理想而存在。不自由勿宁死，无理想无异亡。
乌托邦精神作为一种理想指向，追求一个价值终极性存在，它给人的一切具体目的性存在赋予灵魂。不仅如此，借用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术语来表达，乌托邦精神亦给人的一切具体存在赋予某种不可见的内在吸引子，吸引其趋向于这一终极目的。正因为它是理想的、终极性的，所以，它首先是批判性的。在批判中，否定那些自在的东西，使其变为自为的、自由的。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
5、对于个人而言，乌托邦精神就是一种不满足现实的献身理想、 追求至善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是胸怀远大，志存高远，就是踊种生活的责任。
乌托邦精神亦是一种实践的激情，它激励起人们生活实践的热情、积极的态度、顽强不屈的意志与崇高的献身精神。没有乌托邦精神贯注其中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样说，决不是想回避乃至否定乌托邦精神存在着的某种消极面。事实上，乌托邦精神与空想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乌托邦精神甚至也可能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借口。[5]（p17，312）只不过，对于这种消极面， 人们已识之甚多，以至于遮蔽了其积极面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现实状况，本文才偏重于其积极面，并加以呼吁。
6、哲学探究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认识你自己”，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我是什么？”。当人能够开始反思自我，将自己从自然界的混沌一体中朦胧区分开来时，（注：以理性、反思作为人与自然相区别的一个基本标志，这与恩格斯将劳动、实践作为人猿揖别的象征的思想并不矛盾。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认识与分析问题。）就意味着人开始了一种能动的作为主体的生活，就朦胧开始了后来存在主义思想大家所说的“人是其所想是”这一存在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真正深刻领会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的真实意蕴。[6] 虽然人们将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思想的两位杰出思想大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理解为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方式代表，但是笔者以为，尽管二者在思想风格上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却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究一种理想的、应然的人的存在方式。他们都属于生活在现实中但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导师。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被当作思想家纯粹主观想象、逻辑推演产生的尽善尽美世界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正如康德所合理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是应当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努力弄清其真实含义与深刻内容，而不是视为无用、弃若敝屣，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最可怕、最有害的就是诉诸于所谓当下的经验来反对理想。[7]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告诉人们的真实思想是：人的社会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由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并且是由人自己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的。理想的、乌托邦的社会状态并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映照，而是现实在经过反思批判把握后的观念中的存在。这种理想性仿佛是不存在、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不存在、不可能却又能通过人的现实创造性活动变为一种未来的现实与可能。正是这种反思批判中所表达的不满足现状，才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发展。亚里士多德尽管关于理想社会的思考风格与柏拉图迥异，他不是从先验的理念出发，而是从生活的经验实证出发，但是他仍然以一种理想批判的方式观照着社会，构建着现实的理想世界，或人的理想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与《政治学》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以一种对于幸福与正义的追求作为主旨，构建起一个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与人的理想存在方式。可以这么说，没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大家，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的导师。而这些富有反思批判精神的思想大家所表达的理想主义精神，其实质不过是人类理想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的集中体现。历史亦已反复证明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历史价值与历史使命，这就是它坚决地反对人类本性中所潜存着的满足于现状的消极堕性，坚决地引导人类艰难地走向未来，坚决地激发与更新人类的创造能力，从而为人类的可能世界开辟道路，为人类注入不尽之活力源泉。
哈耶克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分为英、法两类。以英国为代表的文明发展模式是一种经验的、自生的，并认为这种传统在美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法国为代表的文明发展模式则是一种思辨的、唯理主义的、旨在建立一种乌托邦的类型。哈耶克从理性累进的思想方法出发，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这种文化类型的局限性作了严肃的批判。[8]（p61—70）中肯地说，哈耶克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然而， 如果他试图通过这种分析将西方文明发展中的经验实证精神与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相分裂，那么，必定留下诸多诟病。有谁能否认五月花号上的那个宣言缺少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又有谁能否认美利坚共和国的开创者们在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框架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与睿智的精妙统一？
三
7、人类精神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就是理性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悖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紧张对峙，价值理性的式微与工具理性的兴盛、实利主义精神的泛滥。
“理性”与“功利”是新兴资产阶级在近代启蒙运动中高举的两面大旗。[9]（p83）理性精神自近代以来也的确得到空前高扬，并在反对宗法专制、神学禁锢中立下不朽功绩。然而，恰如自由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紧张一样，理性精神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亦出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人类在对外部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能力空前增强的同时，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反思能力却相形见绌、日益衰微。一方面，人愈益为自己的创造物所拘束，另一方面，人愈益为原本作为存在条件的物质所禁锢。在存在目的性发生异化的同时，不仅理性精神内在的工具理性畸形发展，甚至理性精神本身亦悄然地蜕变为功利精神的附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批判立场上所作出的一系列尖锐揭露与批判，当代欧美世界论争甚嚣的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分歧，正是这种价值理性阙如在学术上的昭示。
价值理性缺失的核心，就是对“我是什么”反思的缺失，就是对存在价值的迷惘，就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消失。这正是托克维尔当年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新兴美利坚共合国考察后所深感忧虑的，而这种忧虑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担忧不谋而合。人类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同时，正面临着一场重新认识自己、寻求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重任。
8、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也不乏乌托邦精神。诸如大同世界、 天下为公的理想，诸如均贫富的要求，诸如桃花源的憧憬。乃至于在修、齐、治、平中亦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种乌托邦精神更多、更集中地体现在献身正义、献身道义这样一类关于人生及其存在意义上。诸如“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诸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贾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诸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人间”（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等等。在这种柔肠牵天下、铁肩担道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追求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做人的意义与崇高。这种乌托邦精神作为民族魂光辉日月，它一方面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构成了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9、然而，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种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又受到来自另一极端的实利精神的重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往往被淹没在极端的实利性精神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存有一种奇特的内容：极端务实，但又极端不务实，过于务实以至于不务实；崇尚道义，却又往往缺少理想（这可能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公德”不足，孙中山所说的国人是“一盘散沙”问题之根源）。这表现在科学实证领域，就是缺少对科学真理追求的热情，大凡有用的才是可取的，缺少幻想与浪漫，这可能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能产生出近代自然科学的缘由之一。在关于人生存在与意义问题上，虽然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乏献身道义、献身正义的仁人志士，但除了民族垂亡之时刻，在总体上却缺少那样一种锺 情于科学与理想的乌托邦人文精神。如果不过分挑剔，未必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之一就是过于实利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传来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一系列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它在根本上冲击中国古老思想传统的同时，亦孕生了某些畸型产物。按照王元化先生的看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某些缺失，这种缺失体现在当时所流行的四种观点上，这就是：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论后来演变为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则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义则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成为学术、科学以外目的的一种工具手段；意图伦理则是以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判断之上，即不是以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搞清客观真伪、辨明是非为出发点，而是首先确立所要拥护与反对的对象是什么，使价值判断失却真理与科学性。[10]所有这四种缺失就其要旨来说都是对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精神的侵蚀。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又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过于实利性思维性格的一面。
中华民族的腾飞有待于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合理张扬，但是偏偏中华民族在近几十年中曾一度激进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中国人民遍尝了空想主义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人民对极左思潮、对空想主义、对激进主义，深恶痛绝。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华民族终于从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中走了出来，开始踏踏实实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对于这个民族当然是一大幸事。然而，在这种历史性转折中亦潜藏着某种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倒洗澡水连同孩子一同倒掉一样的隐忧：在抛弃空想主义的同时，却也将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一并抛弃，在厌恶脱离实际的空话大话的同时，也厌恶理想与崇高。我们现实生活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市民气息，胸无大志，远离理想，告别理想，忙忙碌碌，经营雀巢，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我们这个民族希骥那种志存高远、心怀天下之胸怀，渴望那种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报效人民、服务人类的激情。
务实，既是中国人的希望之所在，亦可能隐藏着某种悲哀。一旦务实流为极端，成为实利主义，一旦务实缺失了来自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滋润与补充，那么，人就会失缺做人的气质与激情，变得极为庸俗。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亦是这样。一个没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10、很难说一个人、一个民族真的没有理想，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诸如追求富有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理想。不过，作为一种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的真正的理想，却并不是那些个别偶然性的东西，而应是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具有某种必然性、代表人的存在方向与完满的东西，这就是献身人类进步与解放事业，献身于科学与真理事业。这就是基督拯救精神的真谛，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解放全人类精神的要义。
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抱负，不满足于现实的创造性精神，热爱真理，执著科学，追求正义，捍卫自由，这些正是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中永放光芒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