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防战略文化背景下中美军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刘 喆1,2，彭斯达1，黎 明3，4
(1.湖北大学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陆军勤务学院基础部,重庆 401331;3.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4.湖北省商务发展中心，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但不同国防战略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尚未形成明确共识。本文考察了中国与美国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以分析不同国防战略文化背景下中美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差异。采用协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测试 (ARDL)用于确定长期效应，矢量误差校正模型 (VECM)被用于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效应。结果表明军费开支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军费开支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未能出现显著关联。
关键词： 国防战略；军费支出；经济增长；ARDL
0 前言
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历来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但目前仍然充满争议并缺乏明确的结论[1]。Benoit[2]的早期研究发现，军费开支的增长可以促进就业，提高教育水平并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从而带来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但同时军费开支可能影响其他非军事项目的预算，过高的军费开支增在了对民间资源利用排挤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3]。众多研究亦表明，由于研究模型及理论方法的差异，加上样本选择的多样性及时间跨度的不同，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呈现较高的异质性[4]，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凸显了进一步调查的必要。
美国前后参加了一战(1914—1918年)、二战(1941—1945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越南战争 (1964—1973年)等对外战争，长期的国际对抗使美国劳动力、资本和科技等诸多经济要素在民用与军用之间高度关联。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一定的刺激作用，通过增加武器及相关产品的输出，美国在历次战争中获益颇多[5]。长期以来，美国保持高位的军事支出占比，其积极地拓展自身权益及冲突型的战略文化倾向导致美国持续增加军费开支[6-7]。通常来讲，后世战时代被认为是全球军费开支减少的时期，但美国在冷战期间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军费开支。在过去的44年中，美国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维持在4.7%左右；1970—199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2008—2013年，美国军费占GDP比重依然高达4.4%。
中国的军费开支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属于低水平增长，这与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相吻合，中国长期以来倾向于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战略防御型军备发展策略[7]。以2005年度为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分别为4953.3亿美元、578.8亿美元、453.87亿美元、428.91亿美元、311.39亿美元、306.46亿美元和186.03亿美元，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03%、2.71%、0.89%、1.93%、1.07%、1.35%和2.45%。据1996—2002年的统计结果，世界主要国家军费支出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例分别为美国16%～17%，英国7%～8%，法国11.3%～11.5%，德国9.3%～10.5%，日本5.6%～6.5%，中国同期该比例为7.60%～9.07%，近年来均维持在7%～8%之间的水平。
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战略文化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国防开支预算，国防战略文化更是深刻影响与制约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与取向。以国家代表性军事发展纲领为例，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表现了中国和谐、合作、尚谋的思维特质，显示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取向；而 《美国国防战略指针》则反映了美国斗争、冲突、尚武的思维特征，展现了美国冲突型战略文化倾向[7]。通过研究中美在不同国防文化背景下军费开支的动态及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为重大经济政策决策提供重要信息及参考依据。因此，本研究拟采用1970—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样本对中美两国军费开支的经济影响展开分析，同时解析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短期效应和因果关系。
抽身出来的俗人梁璐在提倡“人生至少出一次家”之余，也会谈及此事，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不去，最丑陋这面肯定看不到。”
1 文献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量文献就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存在进行了论述，但军费开支是否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仍存在争议。Benoit[2，8]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发达国家的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Stewart[9]研究发现，军事和非军事支出均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但非军事支出的影响更大。Mueller等[10]将技术变革纳入Ferder-Ram模型分析发现美国经济与军费开支呈正相关关系。Wijeweera等[11]通过凯恩斯模型研究得出，斯里兰卡军费开支的增加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Cohen等[12]指出，军费可能通过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Manamperi[13]通过对土耳其国防开支的研究，发现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但亦有研究指出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呈现负面影响[14]，Dunne等[15]解析了国家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具体国家的全面影响要素。Heo[16]发现军费开支导致投资和出口减少，从而阻碍经济增长。Yakovlev[17]发现军费开支的增长可以推动新技术的知识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减少其他部门的可利用资源并增加通胀压力。也有文献持不同观点，Biswas等的研究[18]指出，经济增长与军费之间没有明确关联。Dunne等[1]研究发现军事负债对经济增长呈正向影响，但是在考量经济增长与军事负债之间的协同作用时并不显著。
在分析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变量的因果关系及存在方式也得以深入研究。研究表明，从经济增长到军费开支因果关系意味着经济状况对国防支出决策的重要影响[19]。Joerding[20]发现57个不发达国家军费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Kusi[21]的研究则发现1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2个国家呈现单向因果关系，62个国家没有因果关系。Chang等[22]发现中国实际收入到军费开支呈单向因果关系。Dunne等[23]指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综上，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关联。收入较高的国家存在增加军费开支的现实需求，从而加强国家内部控制及应对外部威胁的军事力量。当然，在高增长的国家，资源也存在着从军事生产转移到其他生产用途的可能[19]。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的复杂关联使得研究者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变量的研究结论难以达成一致。以土耳其为例，Kollias等[24]的研究并未发现土耳其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但Karagol[14]发现，1960—2002年土耳其的军费开支与实际收入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凯恩斯倍增效应，军费开支的增加刺激了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并导致失业率下降，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25]；但在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增加军费，可以增加利率、挤出投资并改变工业产出，同时还增加了债务负担、税收和其他公共支出，该种情况下则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1]。诸多因素及复杂关联促使经济学家开发不同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eder-Ram模型是早期著名的研究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模型之一，但因其在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问题上的有效性而存在争议[1]。巴罗增长模型是当前应用较广的经济增长模型，巴罗增长模型允许税收资助的政府支出以不同形式通过生产函数影响经济产出[17]。因此，结合具体国家的全面影响要素，整合现有经济学模型，有助于深入阐释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中国为例，通过ARDL模型边界检验(见表4)后，发现以人均GDP作为回归变量时，ARDL(1，0，0，0，0)为最优模型，教育投入作为回归变量时，ARDL(2，0，1，2，0)为最优模型，固定投资作为回归变量时，ARDL(2，1，0，1，1)为最优模型，人口增长作为回归变量时，选择ARDL(2，0，0，0，2)为最优模型，以军费开支为回归变量时，ARDL(1，0，0，0，0)为最优模型。采用美国相关数据分析，以人均GDP作为回归变量时，ARDL(1，2，2，2，2)模型比较合适。教育投入作为回归变量时，ARDL(1，0，0，1，1)模型比较合适，固定投资作为回归变量时，ARDL(2，2，2，2，1)为最优模型，人口增长作为回归变量时，选择ARDL(2，0，1，0，0)为最优模型，以军费开支为回归变量时，ARDL(2，1，0，2，0)为最优模型。
2 数据与模型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了解释1970年以来中美不同国防策略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我们选取人均实际GDP、政府固定投资、教育投入、人口增长率和国防开支等指标进行相关研究。中国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美国军事支出数据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获得，美国政府支出数据来自2016年国际金融统计 (IFS)光盘，军事支出数据来自美国军控与裁军署(ACDA，2016年)，实际GDP数据来自2016年 “世界发展指标”(CDD)。
2.2 模型构建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本文采用修改后的巴罗模型来分析军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确定相关变量，回归模型如下:
LPGDP =β 0+β 1LEDU +β 2LINV +β 3POP +β 4LME +ε t
其中，LPGDP 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EDU 以国家教育投入的自然对数，POP 是人口增长率，LINV 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自然对数，LME 为军费开支自然对数，假设误差项ε t 服从正态分布。
其中，1-（i/2K）为线性衰减系数，列表中位置越靠后的点对距离的贡献越小，Ia（i）返回列表Oa中位于第i位的数据点P，例如图1中Ia（0）返回点a。Rb（P）返回点P位于列表Ob中的位置，由于列表里只包含前K个最近邻居，点P有可能不存在于Ob中，故Rb（P）为：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确定变量的整合顺序，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于分析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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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trace =-T ∑ln(1-λi ),i =r +1,,n -1 模型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使用由Pesaran等[27]开发的自回归分布 (ARDL)模型进行测试。ARDL方法与变量的整合顺序无关，它可以适应I (0)和I (1)过程，且具有较好的小样本属性。相关模型如下：
根据表2中提供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中国GDP、LINV及POP 在I (0)处均为平稳序列，其余变量在I (1)处是平稳的，美国LEDU、LINV及LME在I (0)处为平稳序列，所有变量都集成在I (1)中，中美相关数据适用于ARDL模型。
由于中美协整变量在ARDL模型中的存在，有必要对其执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获取经济增长与军费支出之间因果关系的明确观点。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见表7)，中国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发现，经济增长为军费开支的单向格兰杰因。从教育到军费开支的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得以确定，教育投资为军费开支的单向格兰杰因，这是因为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具体体现为新技术及设备在军事上运用及全面提升人员素质军事训练水平等方面。中国投资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呈双向联动关系。
为了检验模型设定的可靠性问题，研究采用估计方程递归残差累计和 (CUSUM)和递归残差平方累计和 (CUSUMSQ)对模型所构建的参数稳定性进行检验。当回归变量为经济增长时，在整个样本时间序列内，残差和均未偏离5%显著性水平的边界范围(见图2，图3)。这说明，测算的经济增长、投资水平、教育投入、人口增长及军费开支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估计是稳定的。
其中，ECM t-1 是长期协整关系导出的滞后误差修正项，π 1的估计值表示调整的速度，应该保持0≥π 1的条件，误差修正模型中的t 统计量显示显著的长期运行。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1提供了中美两国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中美两国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教育、投资均呈正相关，与人口增长呈负相关。图1显示了1970—2015年中美两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时间动态，中美两国的国防支出占比随时间推移均呈现下降趋势，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均维持较高的军费开支占比，但进入90年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军费开支占比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表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图1 中美国防开支占比动态变化
3.2 单位根检验
ΔLPGDP t =β 0+β LPGDP lnLPGDP t-1 +
3.3 ARDL模型参数估计及解释
ARDL模型在进行长期系数的估计前需要确定模型中的滞后阶数，根据样本数据实际统计情况，本文使用AIC准则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当确定最大滞后项为3时，VAR滞后项如表3所示，根据AIC准则，中美均选择2为最优滞后阶数。
表2 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岗村的“大包干”创举，开启了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新进程，开创了改革发展新局面。[1]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基本普及、1982—1986年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连续下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吃饭的问题逐步得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向商品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1]
表3 VAR 滞后项选择
分析表明，中美经济增长、教育、人口增长、投资和军费开支之间均存在长期关系(见表5)。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投资及人口增长第一个滞后值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均呈现1%的显著性水平的影响。军事支出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统计不显著。这可以概括为，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较小的阻碍影响，军费开支可能会提升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在美国的线性模型中，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投资和军费开支的第一个滞后指标均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长期关系表现为军费开支增加1%，经济增长减少6.45%。
表4 ARDL 边界检验
表5 长期影响分析
研究采用误差校正模型(ECM)，用以估计和测试各变量协整关系的存在[28]。误差校正模型 (ECM)可以表示为：
作为生物圈中的一员，人类的活动对生物圈有重要影响。为了让学生有切身体会，在本课中，教师请学生阅读书本上的4个案例，要求小组讨论，并发挥联想交流启示。
图2 中国CUSUM及 CUSUMSQ稳定性检验结果
图3 美国CUSUM及 CUSUMSQ稳定性检验结果
误差校正模型 (ECM)结果如表6所示，短期影响分析结果验证了中美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对中国而言，ECM系数为-0.34068，且在1%水平显著，在下一年得到34.1%纠正；美国ECM系数为-0.424671，在1%水平显著，在下一年得到42.5%纠正。
表6 短期影响分析
β LEDU LEDU t-1 +β POP POP t-1 +β LINV LINV t-1 +
yt =μ +A 1yt -1++Apyt -p +εt
表7 格兰杰因果检验
美国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被发现，经济增长为军费开支的单向格兰杰因，这与Mueller等的研究结果一致[10]。经济增长会促进军费开支，提高军事人员素质和能力，这在众多发达国家军队建设经验中得到体现。与中国类似的是，美国从投资到军费开支的因果关系确定为5%的显著性水平，固定投资为军费开支的单向格兰杰因，这意味着美国军事领域投资水平维持高位，这与美国本身的国家定位及国防战略相关，也侧面反映出美国的军民融合程度较高。
（三）有效促进农村校区艺术教育全面提升。总校依据本校艺术教育特色和师资力量，结合校区的实际情况，整体推进校区的艺术教育师资建设和特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中国与美国并未发现从军事负担到经济增长的消极单向长期因果关系。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仅表明当前阶段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29]。因此，为了分析当前时间段以外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动态，我们采用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VDs)和脉冲响应函数 (IRF)来解释各变量对中美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另外，这种开放性、自由化的新媒体空间，也能让辅导员有效的融入到学生群体中，在零距离的交流下辅导员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和需要。辅导员融入到学生群体中，能及时发现负面信息，采取与学生对话、在新媒体上发言等方式引导学生，从根本上纠正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让学生健康成长。
方差分解分析证实，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中国二十年经济增长总量的90.00%是由经济增长予以解释，其中3.45%由教育来解释，4.02%是由投资来解释的，只有0.46%用军费开支来解释。二十年水平的军费开支变动率为81.88%，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为3.83%，8.59%由教育增长予以解释。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军费支出之间没有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结果支持ARDL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关系的结论。美国二十年经济增长总量的82.30%是由经济增长予以解释，其中16.12%由教育来解释，军费开支解释度为0.12%。军费开支变动率为44.76%，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为16.17%，教育增长的解释度为24.65%。固定投资的解释度为11.97%。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与军费支出之间呈显著因果关系，结果支持ARDL模型对美国经济增长与军费开支之间关系的结论。
潼关为秦咽喉之地，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兵戈百战莫不以此为必争之地，为使后者可以通过潼关县志“晓然于盛衰之理，成败得失之机，而绸缪未雨，思患预防”[2]5，县志的修纂便成为了要务之一。保存至今或有历史记载的县志有以下几种。
根据IRF结果，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对军事性开支冲击的反应在早期阶段为负，但在后期则为正。教育、投资与人口对军事支出的脉冲响应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在初期为负，后期则变为正值。对中国来讲，经济增长对军费支出的响应，仅解释了前两个时期每个增长预测误差方差的0.30%，但是在十年后趋于0.45%左右。美国经济增长对军费开支冲击的脉冲前期为负，前两期经济增长的预测误差方差约为0.05%，五个时期后趋于0.11%左右。
高潮想，毕竟，美之厦公司还没有把《NEW商圈》这个媒体看得一钱不值，鼓动他们入选“最具发展潜力房地产企业”，看来大有眉目。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考察了1970—2015年军费开支对中美两个具有不同国防战略文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ARDL结果表明，两国经济增长、军费开支、教育投入和人口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军费开支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呈现正向5%的显著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均不显著。此外，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从经济增长到军费开支呈单向因果关系，这与Chang等的研究结果类似[22]。本文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政策含义，由于国家经济的崛起及长期以来国际空间拓展的需要，中国迫切需要增加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军费开支以保障国家安全。因此，中国在国家预算中保持了约12%的军费增幅，但军费开支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军费支出比例，军费开支比例的增加并未降低民生支出的资源可用性，如基础设施建设、卫生、教育和资本投入。鉴于军费开支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未呈现出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可能持续保持现有的军费增长速度以实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通常来讲，高水平的军费开支可以视为是一个国家政治和军事不稳定的指标，这种失去信任和不稳定性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前景，这导致了美国财政预算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美国对外战争的积极参与可能会升高其主权债务负担，从而降低社会福利。因此，建议美国在将资源从军费开支转移到经济增长的其他积极因素方面做出必要的政策决定。例如，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将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并减轻贫困，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然而，对美国来讲，从军事到平民待遇的这种重新分配可能不会提升经济增长，除非平民分配有利于生产活动。因此，对美国来说，强烈建议采取必要的政策行动，增强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政治互信，以减少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中的占比。
参考文献：
[1]DUNNE J P，SMITH R，WILLENBOCKEL D.Models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growth：a critical review[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05，16(6):449-461.
[2]BENOIT E.Growth and def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78，26(2):271-280.
[3]LIPOW J，ANTINORI C M.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defence expenditures，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5，17:579-595.
[4]RAM R.Defens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251-274.
[5]ENGERMAN S L，GALLMAN R E.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Ⅷ：the twentieth centu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6]刘少华，王巍.中美战略文化差异性探究——基于对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与 《美国国防战略指针》之解读[J].理论导刊，2014(7)：107-109.
[7]周丕启.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J].国防大学学报，2002(2)：14.
[8]BENOIT E.Defens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73.
[9]STEWART D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fense burden in Africa andLatin America：simulations from a dynamic model[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1(40):189-207.
[10]MUELLER M J，ATESOGLU H S.Defense spending，technologic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United States[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1993，4(3):259-269.
[11]WIJEWEERA A，WEBB M J.Military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ri Lanka：a time series analysis[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09，20(6):499-508.
[12]COHEN J S，STEVENSON R，MINTZ A，et al.Defense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Israel：the indirect link[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96，33:341-352.
[13]MANAMPERI N.Does military expenditure hinder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Greece and Turkey[J].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2016，38:1171-1193.
[14]KARAGOL 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debt，defence expenditures and GNP revisited：the case of Turkey[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06，17(1):47-57.
[15]DUNNE J P，TIAN N.Military expenditure，economic growth and heterogeneity[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15，26(1):15-31.
[16]HEO U.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the indirect link[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99，36(6):699-708.
[17]YAKOVLEV P.Arms trade，military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07，18(4):317-338.
[18]BISWAS B，RAM R.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n augmented model and further eviden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6，34(2):361-372.
[19]KOLLIAS C，MANOLAS G，PALEOLOGOU S M.Defenc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ropean Union:a causality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4，26(5):553-569.
[20]JOERDING W.Economic growth and defense spending：granger causalit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6，21(1):35-40.
[21]KUSI N K.Economic growth and defense spen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ausal analysis[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94，38(1):152-159.
[22]CHANG T，FANG W，WEN L F，et al.Defence spending，economic growth and temporal causality：evidence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1952—1995[J].Applied economics，2001，33(10):1289-1299.
[23]DUNNE J P，PERLO-FREEMAN S.The demand for military spen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dynamic panel analysis[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03，14(6):461-474.
[24]KOLLIAS C G，MAKRYDAKIS S.Defence spending and growth in Turkey 1954—1993：a causal analysis[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1997，8:189-204.
[25]PIERONI L，D′AGOSTINO G，LORUSSO M.Can we declare military Keynesianism dead[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8，30(5):675-691.
[26]ENGLE R F，GRANGER C W.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estimation，and testing[J].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87:251-276.
[27]PESARAN M H，SHIN Y，SMITH R J.Bounds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J].Journal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1，16(3):289-326.
[28]BANERJEE A V，NEWMAN A F.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274-298.
[29]TIWARI A K，TIWARI A P.Defenc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India[J].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2010(5):117-131.
Does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ata from 1970 —2015 in China and USA
>Liu Zhe1,2，Peng Sida1，Li Ming3,4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8,China;2.Basic Department，Army Logistic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8,China;4.Hubei Business Servic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but its findings are inconclusive and contradictory.The primary reasons behind such disparities include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behavior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techniques.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USA.The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ive lag bounds testing (ARDL)for cointegration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long run effect,and the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the short run effect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military expenditure dis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for USA for both short and long run.There is no significant military expenditur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for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Military expenditure;Economic growth;ARDL bounds test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BJY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7YJC790176)，国际合作项目 (WWF PO3050)， 湖北省商务发展中心开放基金重点项目(2017Z001)，湖北省社科联思想库项目 (HBSXK201612)。
收稿日期： 2018-04-12
作者简介： 刘喆(1982-)，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陆军勤务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 沈蓉)
标签：国防战略论文; 军费支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ARDL论文; 湖北大学商学院论文; 陆军勤务学院基础部论文;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湖北省商务发展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