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欧亚混血买办崛起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买办论文,香港论文,之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2—0001－14
一 混血族群的诞生
香港未开埠前，早于明代中叶已辟为商埠并且吸引大量洋人前来经商的澳门，一直是东西贸易、华洋交往的主要通道，而澳门至广州一带居民——尤其是与澳门毗邻的香山人士，则因常与洋人往来而掌握洋语、明了洋人文化，当中有些人日后获聘为洋行买办，负起沟通内外、奔走华洋的角色。①
香港开埠后，不论政治运作模式、商业经营规则或社会操控机制等，均发生巨大变化。各项制度尚没建立之时，急功近利、敢于犯险的欧西商贾已一涌而至，希望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地方碰碰运气，“不是发财，就是破产”的意识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华南一带的乡民亦陆续南来，寻找机会，“揾快钱”之意味同样浓烈。② 就在这样的一个华洋汇聚、东西撞击的历史环境下，一种全新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迅即酝酿、萌芽。而其中的异族婚恋更诞下了欧亚混血后代，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族群。③
这个欧亚混血族群具有如下一些特色：（一）父亲为洋人，母亲才是华人；（二）父母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三）由于体内拥有不同种族的血脉，外表让人一看便知乃混血儿；（四）出生后只与母亲相依为命，极少与父亲往来；（五）由于自少与母亲一起生活，行为举止、衣着服饰、语言习惯等十分华化；（六）自少即视自己为华人，改用华人的姓名，按华人传统生活，并视香港为扎根之地；（七）居住在华人居住区与欧洲人居住区的中间区域；（八）年长后入读以西式办学的中央书院（现为皇仁书院，下文以此称之），接受现代化教育。④
在那个种族主义强烈、文化本位心理作祟的年代，华洋社会均对非我族类嗤之以鼻，不愿与对方来往。至于“一生下来便失去了中国传统家族、宗族及乡里纽带和网络”的混血族群，⑤ 更因其父母公然违背各自社会的禁忌而成为两地社会共同排挤的对象，处境极为不利亦不难想象。⑥ 虽然面对各种不利的因素，香港却冒出一批以何东、何福及罗长肇等人为首的混血儿买办，他们不但在东西贸易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就算是在政治、军事，以至文化及艺术方面的交流上，亦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身处多重不利位置的欧亚混血人士，能够冲破重重障碍而获得各方信任出掌买办这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呢？重要转折点出在哪里呢？之后仍可不断扩张的关键又在何处呢？与香港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又有哪些关系呢？
二 买办之路的扶持
从不同资料上看，何东应该是首位自少便以华人身份自居的欧亚混血儿买办。深入了解何东走上买办之路的历程，有助我们破解香港欧亚混血买办的崛起之谜。皇仁书院毕业而投身令人艳羡的中国海关不久，何东选择蝉过别枝，在1880年转到英资龙头企业——渣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mpany）旗下，担任初级文员一职。初时，何东只在渣甸洋行的不同附属公司担任部门助理买办之职，后来则不断擢升，甚至出任渣甸洋行的总买办一职，位高权重。确立买办地位的不被动摇之后，何东呼弟荐友、以戚引戚，分掌渣甸洋行不同附属公司或不同洋行的买办要职，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混血儿买办网络，成为推动香港及华南一带商业与贸易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正如我们在其它论文中提到，为何东加入渣甸洋行穿针引线，并且画押担保的最大助力，应该是其姐夫与外父。至于建立这种关系的纽带，则是婚姻联盟。⑦ 由于数据所限，过往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缺乏实证。然而，在何鸿銮（E.P.Ho）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却找到了一些证实，让我们对欧亚混血族群的迅速崛起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多年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原籍番禺的蔡星南应在香港开埠不久即南下寻找商机，并在19世纪的60年代左右出任渣甸洋行的首位买办。⑧ 何鸿銮的研究则发现，除了担任渣甸洋行的买办一职外，蔡星南其实创立了一家名叫“信行”的公司，地址在中环的士丹利街，主要经营食糖、食米及海产等贸易，并且颇有规模、身家丰厚。他这样介绍：
他的私人业务是代表数家华人商号向渣甸洋行采购经提炼的食糖，然后运往大阪及横滨等地出售……他甚至拥有多艘船只，主要往来于安南的海防、海南的海口及北海，以及香港之间，入口的货物以原糖、食米、海产及其它商品为主，然后他利用其设于士丹利街的私人公司信行将各种货物转售……蔡星南从渣甸洋行或是透过该公司买了一艘蒸气船，取名Conquest，他在士丹利街的物业一直向砵甸乍街及阁麟街的前方50码之地延伸。地下一层全为商铺，楼上一层为办公室及接待处，家人则居于办公室以上的两层，空间极为宽敞。⑨
到底蔡星南是如何致富的呢？又为何会出任渣甸洋行首任买办的呢？何鸿銮没具体说明，但却带出一个重点：1876年，当何东、何福等兄弟仍在皇仁书院念书时，已届双八年华的胞姐何柏颜，⑩ 在母亲施氏安排下嫁给年过半百并已拥有一妻五妾却膝下犹虚的蔡星南收纳为妾，然后在1877年及1879年为蔡星南诞下一子一女。何鸿銮进而透露，身为渣甸洋行首任买办的蔡星南，英文并不灵光，只会说一些“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与渣甸洋行大班的沟通出现不少问题。对早期买办英语不太好的问题，施其乐有如下看法：
洋泾浜严重地限制了沟通的范围，并容易造成误解。在英国人一方，他常常不得不猜测混淆不清的语言；而在中国人一方，洋泾浜英语的知识不能使他理解英语的细微含义。(11)
自纳了何东胞姐为妾并知悉何东等人在皇仁书院念书而英文又十分了得后，蔡星南据说曾在某次会见渣甸洋行大班时找何福充当翻译。会议上，渣甸洋行的大班对何福中英双语极为流利的能力十分欣赏，并私底下表示愿意委任何福为买办，取代蔡星南。为此，何福乃咨询已在渣甸洋行担任初级文员的兄长何东的意见，并得出“不应打烂（破）姐夫饭碗而应婉拒邀请”的决定。何福虽然婉拒渣甸洋行大班的邀请，但蔡星南不久还是因为年纪大的理由被辞退，其职位据说由一位来自福州的吴炜所取代，(12) 显示渣甸洋行大班已认识到年纪已老并只懂洋泾浜的蔡星南，已不能配合其业务开拓了。
由于渣甸洋行大班因何福英语流利而答应给予买办职位一事只属片面之词，我们不便深究，但何鸿銮的介绍却带出四个鲜为人知的要点，值得深思：（一）蔡星南身家丰厚，在士丹利街拥有不少物业；（二）年纪已老，但与何柏颜所生的两名子女则年纪尚幼；（三）英文不好，有碍本身与洋人的沟通；（四）其职位在他离去后被一位来自福州的吴炜所取代。
正如施其乐及郝延平等人在研究中指出，买办的权力极大、职责极广，手上又往往握有大量金钱，但经营环境则风险极高。由是之故，在挑选买办时，除了极为注重其才干（包括精通中英双语）与诚信外，还要求他们必须向洋行大班缴交巨额担保金，或是以同等价值的物业作抵押。正因买办需要对洋行大班负起全部责任，在挑选华人职员时，自然只会推荐一些与自己、家族、姻亲或乡里有关系并且较可信赖的人出任。如果买办任职期内工作出色，深获大班信任，在他死后或退休后，其职位甚至可“父死子继”或由其它至亲取代。(13)
一直被形容为“没有传统中国家族、宗族与乡里纽带”的何东，(14) 刚刚出来工作不久即能顺利进入渣甸洋行，显然不能单单看成是个人才干卓越或是精通中英双语所致，姐夫的推荐与担保看来亦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蔡星南年事已高但子女则年纪尚幼，未能继承衣砵，亦可能令他不得不把目光投放到何东的身上。至于渣甸洋行大班不满其英语水平低、年纪大，甚至私下物色适合人选顶替其职位，而最终又决定委任来自福州的吴炜接掌其买办之职等连串举动，更可能成为蔡星南最终大力支持何东在渣甸洋行担任更重要职位的关键。
蔡星南自1886年左右不再出任渣甸洋行的买办一职后，选择携同家眷返回家乡番禺，安度晚年。可惜，他不久因病去世，享年64岁，而何柏颜后来则因无法与蔡星南一众妻妾相处而携同一对子女返回香港。1896年，何柏颜染病不起，并因屡医无效而离世，享年35岁。去世前，何柏颜据说曾叮嘱何东等弟妹们，要他们谨记：“有当初才至有今日，切不可忘本也”。暗示他们要饮水思源，当年若果没有蔡星南的提携，便没有目后的风光岁月。另一方面，何柏颜的孙子蔡泽霖据说亦曾对何福之子何世光提及“如无蔡家，哪有何家”。(15) 目的在于说明蔡星南当年对何东诸兄弟的扶持，乃何家日后崛起的关键所在。
相对于姐夫蔡星南日渐淡出何东的人生与事业，外父麦奇廉（Hector Maclean）的角色，则自何东在1881年与麦秀英结婚后显得愈来愈重要。与很多欧洲人不同，身为渣甸洋行“合伙人”(16) 的麦奇廉，并没在年老后返回英国的祖家，而是一直留在香港生活，与麦秀英及何东等人的接触亦颇为紧密。(17)
据何鸿銮的记述，当何东与麦秀英结婚时，麦奇廉曾经送出摩罗庙台两个房屋作为嫁妆，亦有一说指其嫁妆的当时价值约达20万元，属于一个极为巨大的数目，并指自此之后，何东家庭的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手停口停”的日子一去不返。(18) 另一值得注意的要点，是麦奇廉因病在1894年去世时，何东成为其遗嘱的唯一受益人，(19) 而何东亦以女婿的身份代为打理外父的丧事，将之葬于跑马地的香港基督教坟场，日后甚至常常派人打理墓地。
单从女儿结婚时给予丰厚嫁妆，并在临终前指定女婿为遗产受益人及执行人的两个重要举动中，我们不难看到麦奇廉对何东的信任与付托。由于身为欧洲人的麦奇廉在渣甸洋行任职数十年，在公司之内拥有一定人脉关系与影响力，因而推断他乃何东地位与职级获得进一步提升的另一股重要助力，相信不会与事实有太大的出入。
蔡星南在1886年去职后，吴炜即成为渣甸洋行的买办，直至1891年。期间，何东成为助理买办，主要负责渣甸洋行旗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Hong Kong Fire Insurance）、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及中国制糖局（China Sugar Refinery）。由于工作太繁重，何东在1887年推荐胞弟何甘棠出任渣甸洋行另一子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的买办职位，并协助何东处理香港火烛保险公司及谏当保险行的业务。到了1891年，何东接替吴炜为渣甸洋行的总买办，(20) 何甘棠则成为助理买办，至于何福则在翌年离开了工作多年的Dennys and Mossop律师行，与何甘棠一样成为助理买办，共同协助何东处理大小事务。(21)
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昆仲三人的努力下，渣甸洋行的生意蒸蒸日上，他们的收入亦水涨船高。由于买办的工作并不排斥他们自行创业，何东昆仲因而各自或合股创设了何东公司、生和公司、生记公司、厚福公司、生昌发（公司）、裕利源（公司）及裕隆（公司）等等，经营食糖、进出口贸易、航运、鸦片、地产及金融投资等生意，令家族财富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成为当时香港首屈一指的富家大族。(22)
三 婚姻联盟的扩张
在姐夫及外父的扶持下迅速崛起的何东，明显对姻亲关系有助个人发展事业的功效体会深刻，因而在个人财富不断增加而弟妹子女等又日渐长大后，很可能想到了“肥水不流别人田”的传统智慧，再利用婚姻关系以延伸家族网络的关键，推荐或担保一众深得其信任的兄弟子侄及姻亲等出任不同洋行及不同部门的买办职位，一来藉此巩固本身在行业内的主导地位，二来则可作为扩大个人影响力的手法，令他在香港的买办界形成一个近乎垄断的局面，掌控了当时香港，以至华南一带的经济命脉。
何东一生娶有两妻子、一位妾侍及一位情妇，除妾侍周绮文有可能属于纯种华人外，其余3位均属欧亚混血人士，当中的平妻张静蓉，其胞弟张沛阶日后获何东推荐，出任渣甸洋行的助理买办。何东的弟妹也大多与欧亚混血人士结合，当中一部分姻亲，同样获推荐为买办。举例说，何福娶同为欧亚混血儿的罗瑞彩（或罗絮财）为妻，罗瑞彩的两名胞弟罗长业及罗长肇因此先后成为渣甸洋行的买办，其中的罗长肇亦娶同属欧亚混血儿的施平广（亦称施炳光或Andrew Zimmern）之妹施湘卿为妻。何瑞婷被安排嫁进另一混血儿家族，其丈夫黄金福在何东、何福的推荐下，出任香港九龙货仓码头（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的买办。何甘棠娶混血儿施连玉为妻，并纳有多名妾侍，所生的多名子女中，部分亦嫁与同为买办的家族。
有了何东、何福、何甘棠、罗长肇及黄金福等一代人建立起来的婚姻联盟与买办网络，其子女及侄甥等下一代与同属欧亚混血儿的婚恋结合更趋普遍，成员中出任买办工作的例子亦极多，部分婚姻更属表兄弟姐妹的“亲上加亲”，现象极为特殊，下文让我们列举一些相关的例子作为说明与讨论。
皇仁书院毕业并到英国深造一段时间后的何世荣于1909年加入沙逊洋行（E.D.Sassoon & Company），担任买办一职。之后的1912年，何世荣转投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职位亦是买办。何世荣在何东的安排下迎娶洪蕴芝（亦称Kitty C.Anderson）为妻。洪蕴芝乃洪金城（亦称Henry G.Anderson）家族成员，洪金城也属欧亚混血儿，乃早期港英政府的传译员，拥有一定社会地位，香港首名女性立法局议员暨拔萃女书院校长西门士（Joyce Symons）便是洪蕴芝的堂妹，而洪蕴芝的另一堂妹洪奇芬，则被安排嫁给何东另一儿子何世礼，何世礼日后成为国民党的二级上将，名扬中外。
何东大女何锦姿下嫁罗长肇儿子罗文锦，罗文锦乃当时香港极少数留学英国而考获律师资格的人，他后来获港英政府的邀请，先后加入了立法局和行政局，并与外父一样获英国皇室册封为爵士，地位一时无双。正如前述，罗文锦的姑母罗瑞彩乃外父何东胞弟何福之妻子。也即是说，何福既是罗文锦的姑丈，亦是外叔父，身份重叠、关系复杂。
更为复杂的还在后面。罗文锦的二妹罗巧贞嫁给何世奇，何世奇乃何福的妾侍所生，踏出校门后即出任安利洋行（Arnhold & Company）的买办。罗文锦的幺妹罗雪贞嫁给何福五子何世亮，而何世亮亦在父亲的安排下出任渣甸洋行买办。罗文锦弟弟罗文浩，娶何锦姿妹妹何尧姿为妻。在没加入罗文锦律师楼前，罗文浩曾在父亲的安排下任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买办一段时间。
何东四女（周绮文所生）何纯姿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在英国念建筑的混血儿表哥黄锡霖。黄锡霖的父亲乃黄金福，母亲则为何东之妹何瑞婷。黄、何两家的“亲上加亲”，明显是要强化彼此的关系。何东幺女何孝姿下嫁马来亚槟榔城出生的福建籍华侨杨国璋。杨国璋在香港大学毕业后转到英国深造，之后加入港府，并在多次升迁后出任医务总监（现今的卫生署长）。顺带一提，罗文锦三妹罗德贞，嫁给股票经纪列约翰（John L.Litton），列约翰的父亲列占斯乃早期英国派驻中国的官员。列约翰所生的儿子，即是列显伦，列显伦曾任香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在司法界颇负名望。
除了何东一房，其弟弟何福及何甘棠两房的婚姻嫁娶，同样很值得注意，亦与扩展其买办网络极有关系。撇除长子何世荣过继何东不谈，何福次女何宝姿嫁给何东妻子张静蓉的弟弟张沛阶，张沛阶则获何东推荐，出任渣甸洋行的助理买办。由于张静蓉之关系，张沛阶所生4名子女与何东、何福所生一众子女的关系一直密切。
何福三子何世耀亦是一踏出校门即被安排出任有利银行买办的工作。之后，何世耀迎娶施平广的女儿施燕芳，施平广的另一女儿施瑞芳（又名施隃芝），则嫁给何甘棠的儿子何世华。何福四子何世光毕业后接替何世荣为沙逊洋行买办，他后来迎取娶冼德芬（亦称Stephen Hall）的女儿冼庆云。何福六子何世全乃一名医生，他在英留学时与英国女子自由恋爱，后结为夫妇，但双方家长似不同意，最后离婚收场，可见没有父母支持或安排的婚姻，问题颇有不少。何福七子何世焯娶冼德芬另一女儿冼庆祥，但何世焯加入渣甸洋行工作不久即因病去世。
何甘棠是传统富贵人家“妻妾成群”的佼佼者。在诸兄弟中，他拥有的妻妾数目最多，共有1妻12妾，并育有27名子女。何甘棠长女何柏龄嫁给身为日本邮船公司（Nippon Yusen Kaisha）买办的谢家宝，谢家宝的父亲谢诗屏（又名谢日），乃澳门大西洋银行（Banco Nacional Ultrmarine）的买办。谢家宝及何柏龄所生的儿子谢德安，日后迎娶何世光之女何婉璋为妻，二人亦属于族群内其中一对表兄妹的“亲上加亲”。
何甘棠次子何世杰娶蔡立志之女Winnie Choa，三女何柏贞则嫁给蔡立志之子蔡宝耀。蔡立志家族据说乃福建籍马六甲华侨，叔父蔡紫薇原在新加坡渣甸洋行旗下的中国制糖局担任买办，主要从事食糖提炼及贸易的业务，后来移居香港。蔡紫薇本身无所出，收养蔡立志为过继子，并安排他亦移居香港，然后又将中国制糖局的买办职位传给他。至于蔡立志之子蔡宝耀自皇仁书院毕业后，则在父亲的安排下出任德意志银行（Deustche Bank）的买办。由于何东昆仲在食糖贸易方面颇有投资，生意加上姻亲的关系，显然令双方的交往更趋紧密。(23)
何甘棠四子何世华娶施平广女儿施瑜芝为妻。与其它兄弟一样，何世华踏出校门之后即被父亲安排进人有利银行，成为助理买办，与何世耀及罗文浩一起共事（图1.1）。事实上，除上列所提及的名字外，何东、何福及何甘棠昆仲其实还有为数不少的子女，但因数据不全，或是与婚姻联盟的买办网络无关，我们在此略过不述。另一方面，到了第三代，欧亚混血族群利用互相通婚而强化彼此关系的情况，仍是十分普遍。(24) 虽则如此，由于与本文讨论的核心没太大关系，我们在此亦不作深入介绍。
由于欧亚混血族群之内互相通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因而出现“何罗施冼蔡，女不忧嫁外”的说法，意思指何家、罗家、施家、冼家及蔡家的女儿，一点不用担心会被嫁到这些家族以外的地方去。(25)也即是说，利用婚姻联盟的血缘或半血缘纽带，由点成线，再由线带面，那些独立四散、各有发展的欧亚混血儿家族，有机地、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命运相连。
对于某些族群或阶层利用婚姻联盟巩固其社会地位与权力的特殊现象，美国社会学家Stephen D.Berkowitz在其有关美国“权力精英”、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曾经清楚地指出，透过婚姻关系，世家大族之间的“通用资本”（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地提高。这样，不但商业或社会活动能够获得裨益，政治活动方面也能带来不少好处，因而更能巩固“权力精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26) David Sabean亦指出，这种以婚姻嫁娶组成的“联盟”，不但对各个家族当前的经济发展有实际利益，长远而言，由于这些关系可以代代相传，家族间的互动和互助，同样可以得到更为深层的保护。(27)
香港开埠初期，由于社会制度尚没完全建立，华洋种族之间又壁垒分明，社会确实出现了Ronald Burt所言的“结构性空间”，因而给予那些精通中英双语的欧亚混血族群获得发挥所长的机会。(28) 至于利用族群的紧密通婚，则明显有助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分摊风险，达至互相支持的目的，令香港的欧亚混血买办阶层可牢固地控制早期的东西贸易、左右香港的经济发展。
图1.1 混血买办家族的婚姻联盟
四 旧生情谊的延伸
然而，深入的研究更让我们看到，这个混血族群还充分利用两个极为重要的方法或机制，在香港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壮大本身族群的力量，从而提升其综合竞争能力。这两个方法或机制分别为：发展一张以皇仁书院旧生为核心的人脉网络，以及建立一支以专业精英为骨干的支持队伍。
由于历史与社会背景的特殊性，欧亚混血族群除了内部通婚的问题极为突出之外，成长与学习的环境亦几乎完全相同。正如前述，由于欧亚混血族群自小遭洋人父亲抛弃，与华人母亲相依为命，但同时又被华洋主流社会所排挤，加上一直被局限在欧洲人小区与华人小区中间地带的狭小范围内生活，他们很自然会成为玩伴，并熟知大家的底细，因而很可能培养出一种“大家同坐一条船、患难相扶持”的意识与情谊，藉以抗拒主流社会的歧视或不公平对待。
另一方面，虽然自少与华人母亲一起生活，行为举止与普通华人无异，但其“洋人外表”则极为清楚地限制了他们渴望走上科举之路的机会。由是之故，欧亚混血儿一般均放弃了背诵古书、熟读经典以考取功名的人生目标，并改为进入创校于1862年而以西式教育为号召的皇仁书院，学习一些当时社会认为较为“实用”的课目，希望日后能有“一技之长”。此举日后不但扭转了他们的命运，亦影响了香港的历史与商业发展。
如果说早期的皇仁书院乃欧亚混血儿的摇篮，相信不会有太多人反对。该校创立之初，虽然学费不贵，师资优良，但一般华人家长却因沉醉于功名科举而不太愿意将子女送往该所高举“勤有功”为校训的学校就读。至于欧亚混血儿的华人母亲们，则因本身与洋人早有接触，对西方文化亦有一些了解，对西式教学较为重视实用价值的抗拒较低，加上可能想到子女长大后或者可与其亲生父亲联络沟通，乃一窝蜂地将之送到该校就读，成为一时风气。(29)
作为香港其中一所历史悠久的“官立”（即由政府开办的学校，教职员乃公务员）男子中学，皇仁书院的特殊之处，不但在于西式办学，强调学以致用、讲述现代科学与社会之发展，还在于其高度重视中英双语的训练，以及学生多元混杂的背景（包括种族、宗教、社会阶层）等各种特质。事实上，由于港英政府以至整体社会一直对精通中英双语的人才极为缺乏，皇仁书院能否培养出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自然备受关注。
1878年，上任不久的港督轩尼诗（John P.Hennessy）要求当时被政府借调为“督学”的皇仁书院创校校长史钊域（Frederick Stewart）评估皇仁书院全校学生的英语能力。为此，史钊域乃指示署理校长Alexander Falconer汇报学生的英语水平，而Falconer在评估后则把453名学生的英语水平巨细无遗地列了出来，被认为乃第一代欧亚混血儿的陈启明、冼德芬、何东、何福、何甘棠及罗长业等均榜上有名，英语水平的高低，则与他们入学年期的长短颇有关系。
或者认为资料太详细，未必能让轩尼诗一目了然，史钊域做了一个简单的摘要与评论。他指出：在一众学生中，8名为英吉利或欧洲籍学生，英语乃其习惯语言，说得极为流利；33名为欧洲或印度籍学生，英语说得相当顺畅；18名为华籍学生（包括欧亚混血儿），英语亦说得相当顺畅；58名学生则没说明国籍，指其说英语时表现胆怯；余下的336名同样没有说明国籍的学生，则指其“不能算懂得说英语”。(30) 细心一点看，在1878年，全校共有453名学生，其中的400名为华籍，占88.3％，非华籍学生则有53名，占11.7％。(31)
大约10年后的1889年，皇仁书院校长又一如既往地向港英政府提交学生成绩与学校发展的报告。然而，此次报告的资料并没1878年般详细，只是列出表现突出的学生而已，罗文锦亦榜上有名。(32) 虽则如此，我们却找到了不同国籍学生的分布状况与全校学生的人数（表1.1）。据该书的记述，该年全校学生人数已大幅上升至919名，其中的790名为华籍学生，占86.0％，非华籍学生则有129名，占14.0％。(33) 与1878年相比，华籍与非华籍学生的比率，仍维持在9比1左右的水平，变化并不算大。单从历年不同国籍学生比例的数字上看，我们多少可感受到该校校刊《黄龙报》（Yellow Dragon）所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精神，应该一点不虚。
上文两则数据带出两个重点，值得注意：（一）英语能力极受注重。若单从说英语的能力上看，英吉利、欧洲及印度籍学生当然最为流畅，但相信未必能够掌握中文，(34) 因而相信难以有效发挥沟通华洋的中介者角色。至于那些能说流利英语的华籍（欧亚混血儿）学生，反而变成了“天之骄子”，一踏出校门即成为社会各方招揽的对象，可见当时的社会确实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空间”，等待他们的填补与发挥。（二）皇仁书院高举多元文化、华洋共处的旗帜。在那个华洋社会仍然壁垒分明、种族排斥仍然十分炽热的年代，偏南一隅狭小港口的一家规模不大的中学，竟能坚持打破各种禁忌，以多元文化、种族共融为办学原则，吸引了为数不少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及文化背景的学生入读，令人大感意外。对此，来自香港世家大族的利德蕙有如下观察：
初期，只收中国学生，且不硬性规定必修英文，但仍有许多不同种族、宗教的少年慕名而来。尽管各族裔的学生穿不同的装束——中国学生穿长衫、留辫，印度学生包头，欧洲学生穿西装、打领带，大家仍能共同相处学习……（学校）有不同国籍的学生，各国学生仍可保存本身的宗教信仰及习俗，例如回教学生在斋戒月可请假停课，中国学生在清明节，犹太人在秋节，基督徒在复活节均可回家过节。(35)
皇仁书院收录不同种族学生，并专注传授学生中英双语能力的教育方法，不但培养出一批既能独当一面，又强调种族多元，并且别具国际视野的学生，日后成为沟通华洋的桥梁。至于其宣扬多元文化、种族包容，以及尊重不同宗教与传统习俗的价值观，以及其灌输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则明显弥补了欧亚混血族群的“先天不足”，令他们日后更能发挥所长。
由于“混血”的缘故，欧亚混血儿一直遭到华洋社会的歧视与排挤，处境十分不利。皇仁书院就如一所少林寺。由于该校强调华洋共处、文化多元及尊重种族差异等“普世价值”，又宣扬学生之间的忠义仁爱及相互帮助，进入该校后，不论世俗社会背景如何，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样，不但令他们学得了中英双语的能力，更获得了师生间的接纳与支持，从而获得追寻理想的勇气与力量。至于为数众多而背景各有不同的“同门师兄弟”，日后则成为他们发展事业过程中的重要支持。
到底那些以何东为代表的欧亚混血儿买办与皇仁书院之间的渊源有多深厚呢？表1.2列出何东家族成员担任外资洋行买办职位与是否毕业于皇仁书院的情况，没有在洋行中担任买办之职，或是没有与何东家族缔结秦晋之好的，则不包括在内。虽然如此，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到3个特征：（一）家族在香港商界影响力巨大，成员出任香港龙头企业买办要职者极多；（二）买办职位兄弟相继、子侄相传，然后扩展至姻亲的迹象十分明显；（三）担任买办职务同时又曾受业于皇仁书院的成员极多。也即是说，单在此表中，我们既可看到何东家族在香港买办界的巨大力量，更可感受到他们如何利用婚姻联盟拓展事业。至于他们与皇仁书院的紧密联系，自然亦不难想象了。
五 社会网络的建立
接着的问题是：有了外资洋行买办这些重要位置以及紧随其后的经济利益作后盾，政商各界均受倚重的欧亚混儿到底又如何利用皇仁书院旧生的身份，开展其“网络工程”，在社会上建立起无孔不入，并且层层叠叠的网络，从而扩展商业并提升社会地位呢？由于社会网络的建立很多时并非肉眼所能轻易察觉，以下让我们列举一些较为突出的例子作为具体说明。
（一）以皇仁书院旧生及欧亚混血买办为核心，(36) 牵头创立华商会所、香港华商公局（后易名为香港华商总会）及廿四商行联合会等商会组织，藉以巩固本身的商业及经济地位。以华商总会为例，为了抗衡欧洲商人成立香港会所，既为皇仁旧生又为欧亚混血买办的何东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在1899年宣布成立华商会所，藉以团结华商、联系商谊。(37) 而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的地点，即为皇仁书院，可见该会与皇仁书院及其旧生的渊源之深，至于何东则被推举为首任主席。1906年，同属欧亚混血儿的冼德芬获选为主席，并连任三届至1908年。另外两位欧亚混血儿出任该会主席的，则分别为何世光（1918－1919年）及罗文锦（1930－1932年）。
其他曾在皇仁书院毕业并以买办身份加入该会的欧亚混血儿还包括陈启明、何世荣、何世亮、罗旭龢、何世奇、谢家宝、罗长肇、洪兴锦及蔡宝耀等，他们在籍贯一栏所填报的地方，并非其他成员般的中山、宝安或东莞等，而是“香港”，(38) 显示那时的欧亚混血儿已视香港为自己及子孙的扎根之地了。对于身为皇仁书院旧生的欧亚混血儿与华商会所之间的关系，张圭阳这样介绍：
华商会所的会员在早期不单只是华人，还包括了欧亚混血人士。欧亚混血人士在会所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其中如何东爵士、黄金福、冼德芬、高宝森、罗文锦爵士等……华商会所早期会员多欧亚人士，这与征求会友方法有关。成立初期，“只向各大公司洋行征求会友”。十九世纪末，各大公司洋行的买办，大多来自欧亚混血的家庭。(39)
（二）同样是以皇仁书院旧生及欧亚混血买办为核心，牵头创立孔圣会，并大力支持东华三院及保良局等慈善组织，藉以提升本身的文化及社会地位。就以东华三院为例，该会创立初期，身为皇仁书院旧生的欧亚混血买办即成为中坚力量，不但大力捐款支持该院在华人社会赠医施药、扶助弱少，又答允担任该院主席或总理等要职，带领该院不断开拓。(40) 一个有趣的数据是，自东华三院在1869年创立至1930年的62年间，一共出现过813名董事局成员，当中多达190名董事局成员来自买办的界别，即每年平均约有23.4％的董事局成员为买办，乃各界别之冠，(41) 这190名来自买办界别的董事局成员中，为数不少的一个比例，相信又属皇仁书院毕业的欧亚混血儿。
事实上，如果我们揭开东华三院历任主席与总理的名单，亦可清晰地看到混血买办在19、20世纪之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曾经担任该会主席一职的混血买办便包括了：何东（1898年）、何甘棠（1906年）、冼德芬（1908年）、陈启明（1910年）、罗长肇（1915年）、何世光（1919年），以及罗文锦（1922年）等。至于曾经出任总理一职的就更加多了，蔡紫薇（1900年）、黄金福（1903年）、谢诗屏（1907年）、罗长业（1908年）、谢家宝（1919年），以及何世奇（1929年）等，便属其中一些经常被提及的例子。
（三）开辟昭远坟场并创立同仁会，藉以保障及维护本身族群的利益。由于传统华人社会强调落叶归根，很多移居海外的华侨终老之后，均会要求将其遗体运回原籍安葬。对欧亚混血买办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香港即是他们的原籍。为此，以何东为代表的混血买办们，乃以族群的特殊血裔为要点，早于19世纪末即从港英政府中争取在港岛摩星岭道与薄扶林道交界处，设立一所专为安葬欧亚混血族群先人的坟场，成为团结该族群的重要象征。(43)
除了辟立专为安葬欧亚混血族群先人的坟场，他们又仿效传统华人社会成立宗亲会或同乡会以扶助同宗或乡里的模式，并同样以族群的特殊血裔为要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同仁会（又称联助会或协助会），为那些无法自救但又急需扶助的欧亚混血人士提供支持——尤其是让那些被遗弃的混血孩儿得到照顾与教育机会。至于一众混血买办及专业人士如黄金福、高宝森、洪兴锦、罗文浩、罗旭龢及C.G.Anderson、J.L.Litton及H.Gittins等，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推动该会的发展。(44)
（四）牵头创立皇仁书院旧生会。或者正是因为意识到皇仁书院旧生网络对其事业及家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商界崭露头角之时，何东、何福及何甘棠等已捐款支持母校的教育事业，并积极参与学校的重要活动。到家财万贯之时，更是大力捐输、全力支持。至于其他混血儿在事业有成之后，亦十分乐意回馈母校。正因如此，皇仁书院设立了为数不少以欧亚混血儿为纪念的奖学金，例如：何东奖学金、何福奖学金、何甘棠奖学金、湘卿奖学金（为纪念罗长肇夫人而设）等，藉以鼓励该校学生谨记“勤有功”的校训，努力学习。(45)
到了20世纪20年代，何东更振臂一呼，牵头成立皇仁书院旧生会，并捐出巨款作为旧生会的启动基金，同时又担任该会的首任主席（1921－1923），可谓出钱出力，大力推动。何东卸任后，既为买办又为混儿的旧生并出任主席一职的还包括了：罗长肇（1928－1931）、Abbas el Arculli（1933－1934）、C.G.Anderson（1937－1939）、S.M.Churn（1939－1941及1947－1948）等人，(46) 可见欧亚混血买办早期对该会的影响极为巨大。
从上文的各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了婚姻联盟的血缘与半血缘纽带，再动用皇仁书院旧生的关系核心，欧亚混血买办建立起一个以同业公会为经，以慈善志愿机构为纬，并且环环紧扣、相互纠缠的商业与社会网络，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张、延伸，令个人、家庭及族群的利益不断得到巩固与强化，从而打造出一个实力雄厚、联系深入社会不同层面的买办家族。(47)
六 专业团队的组成
除了婚姻联盟与旧生网络，以何东为代表的混血买办家族之所以能够将买办职位当作自家“资产”般任意传授，兄弟相继、子侄相袭，牢固地占据着香港商业核心地位的秘诀，还在于其特别注重企业的制度化，重视子女的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与招揽，从而组成一支以血裔或半血裔为纽带的专业团队，作为家族企业不断开拓的后勤支持力量。综合而言，这支以婚姻联盟及旧生网络为核心，然后向外扩散的混血族裔专业团队，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等层面。以下让我们挑选金融及法律两个专业作重点说明。
（一）银行金融专业。被誉为“东方摩根”（J.P.Morgan of the East）的何东，在1900年将渣甸洋行总买办一职交给胞弟何福后，即专注于个人投资与社会活动上。至于他自己公开的身份，则为“投资家”。不同层面的数据均清楚地显示，何东本人对金融及股票投资极有认识。其中一个传说指，何东与上世纪20至50年代叱咤香港股坛的球槎（Noel A V.Croucher），乃香港股票市场开山祖遮打（Paul C.Chater）的两位得意门生，投资技巧深得遮打“真传”。(48)
姑勿论此说法真实与否，三项重要举动十分具有参考价值。其一是自踏入20世纪起，何东一直在中国大陆四出奔走，目的之一据说是为不同的军阀或地方政府安排一些“银团贷款”，解决其连年征战引致的财政紧绌问题。其二是与其他皇仁书院旧生如刘铸伯、陈启明、罗长肇、何福及何甘棠等在1915年创立大有银行，打着旗号进军香港的银行业。其三则是一众子侄出任多家银行的买办，显示家族内部拥有为数不少熟知金融运作的人才。(49)
作为上一代的香港首富，何东在土地及股票上投资为数不少实在并不为奇。事实上，很多在股票投资界颇有名望的欧亚混血儿如高宝森行（J.F.Grose & Company）的高宝森、施遇文经纪行（Zimmern Share & General Brokers Company）的施遇文（又名施灿光）、卢谷行（Lowcock & Company）的卢谷，(50) 以及葡籍港澳投资名人布力架（J.P.Braga）等，均与何东关系密切，大家的投资与业务不但互有关联、各有重叠，平时更经常互通投资心得与市场信息。
据何东女儿何艾龄的记述，何东在股票方面确实有很多投资。到了晚年，健康大不如前了仍对此十分牵挂。当健康转好时，“他的御用经纪每天早上均会拿着当天最新的市场报价单到我家，由私人秘书转交给他，而父亲之后则会下达命令：‘买入这些’，或是‘卖出那些’”。(51) 可以这样说，积累巨大财富后，以何东为代表的买办们又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而欧亚混血的经纪及投资人员，则成为其倚重的专业团队。至于彼此紧密配合所带出的其中一个特殊现象，则是欧亚混血的股票经纪几乎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前的香港股票市场。
（二）法律专业。银行金融专业之外，法律专业相信亦是混血族群表现突出的其中一个领域。香港开埠后，不但精通中英双语的翻译人才极为缺乏，具有专业资格的法律人才同样十分难得。正因如此，早期的很多混血儿自皇仁书院毕业后，立即获政府委任为法院或总登记处等部门的翻译之职。何福、施平广、冼德芬及罗旭杰等，便属其中的一些例子。
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并积累一定经验后，这些混血儿往往会“跳槽”至私营的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翻译与咨询的工作。何福后来转投Dennys and Mossop律师行、施平广转投Wilkinson and Grist律师行、冼德芬则转投Stephen and Holmes律师行（后为Creasy and Ewens律师行吞并，之后又进行重组，并易名为Ewens and Needham律师行，到了1908年，该律师行被罗文锦律师楼收购）等，又属当时混血儿“转行”的另一特色。(52)
正如前文提及，成为买办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必须“熟知不同商业法例”。正是这个缘故，以何东为代表的第一代混血儿一直鼓励其子女长大后接受法律专业训练。罗文锦、罗文浩、罗文惠诸兄弟，以及施玉麒、烈显伦等自20世纪开始即为香港司法界的中坚，他们不但给予亲人提供法律意见，成为欧亚混血族群的法律权威，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乃一时之翘楚，是咨询法律意见的不二之选。
由于买办的工作涉及极多诸如交易买卖、雇佣及疏通官府等法律问题——像何东般专注于银团借贷及大型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若没有一支专业的法律团队为后盾，不要说买办的业务很难有效展开，所面对或需要承担的投资风险，更可能是极为巨大及难以预料的。这亦间接说明何东为什么要聘请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法律训练并且拥有大律师资格的施玉麒，作为其私人秘书，经常陪伴他四处奔走了。
回头看，由于混血族群的成员中在其专业领域表现突出，或是热心服务社会，部分成员日后获得港英政府的提拔与赏识。举例说，任职政府部门的杨国璋、蔡永业、何鸿銮及烈显伦等，日后分别被委任为医务卫生署署长、医疗辅助队总监、工商司长及最高法院大法官等职，统领相关的政府部门并取得一定成绩；私人执业或营商的何福、罗旭龢、罗文锦及罗文惠等，则曾获委任为行政局或立法局的议员席位，进入港英政府的管治核心。有专业团队支持的混血买办本来已独领风骚，有了政治力量的后台，则更加如虎添翼、锐不可当了。
在洋行大班的眼中，责任与诚信明显是挑选买办的必具条件。任由买办安排其亲朋戚友在买办部门工作，又让该买办职位代代相传，其实可以看成是洋行大班对华人社会强调家族、宗族及乡里纽带有助提升信赖与承担责任的理解。原本属于“无根一族”的何东等欧亚混血买办，正是因为获得了洋行大班的默许，才能将买办职位兄弟或父子相继，甚至可推荐其他亲友到其它洋行出任买办之职。促使何东等混血买办可以不断壮大，甚至可在社会及政治等层面叱咤一时的核心，除了婚姻联盟及旧生网络，还有那个以混血儿为中坚的专业团队。深入了解这个专业团队的特征，更能让我们看到制度建立与人才培训的缺一不可。至于利用血缘或半血缘关系的结合，则最能达至家族之间的人才多元化，亦更能取长补短，从而维持家族的历久不衰。
七 结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买办与欧亚混血族群在香港被割让为英国殖民地后嫣然出现，绝对可以看作是东西贸易往来渐多、华洋种族接触日频，但社会空间却一时没人填补的印证。由于香港开埠后逐渐取代澳门而为转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对充分掌握东西文化、通晓中英语言，并能游走于中港两地的人才自然极有需求。本来，如果华人社会中储备了充足的精通双语人才，他们绝对更具竞争优势——无论是作为政治吸纳的对象，以家族乡里作为支持及担保的力量，或是充当居间调停中介人的角色。但是，由于当时的普通华人仍沉醉于科举，对世界局势仍欠了解，对西学又颇为抗拒，因而甚少愿意将子弟送往西式学校就读，令精通中英双语的人才一度显得极为缺乏。这便让那些自少遭到华洋社会排挤但却精通中英双语的欧亚混血儿，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而填补了那个“结构性空间”，获得重用。
突破重重社会障碍之后，欧亚混血儿又利用婚姻联盟及皇仁书院旧生网络的纽带，将影响力伸延至社会的不同层面，并透过提升第二、三代子女之教育及招揽各方人才而建立一支专业团队，支持族群的进一步开拓。一句话，东西方社会在19世纪的碰撞，令香港由小渔村逐渐发展成国际城市，华洋种族交往所诞生的混血族群则因懂得紧抓时代机遇而崭露头角，有些崛起成为名闻中外的买办，有些成为政府官员，更多的则成为专业阶层，并无孔不入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及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
本文的资料来自Negotiating Identiti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Eurasian Women in Hong Kong研究项目，该项目得到香港大学研究及会议基金（Code No.200907176199）资助，谨此致谢。数据搜集过程中，袁詠琪小姐及陈艺彬先生曾给予支持，在此表示谢意。
注释：
① 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郑宏泰、黄绍伦：《香港股史：1841－1997》，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③ V.Lee,Being Eurasian:Memories Across Racial Divide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④ 施其乐：《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1999年版，第79页。
⑤ C.T.Smith,“Compradores of the Hong Kong Bank,” in Frank H.H.King,eds.,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London:Athlone Press,1983,pp.93-111.
⑥⑦ 郑宏泰、黄绍伦：《何东买办家族的政商网络初探》，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等编《买办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7－170页。
⑧ Bond:Mang Fook Tin Appointed Shroff in the Post Office,November 30,1870,HKRS 149-2-589,Hong Kong:Public Records Office.Also,please refer to Bond:Security of fang Fook Tin,December 7,1871,HKRS 149-2-628,Hong Kong:Public Records Office.
⑨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56.
⑩ 对于何东胞姐的名字及生平行宜，过往的记述极少，何鸿銮的研究，可说是重要补充。然而，由于何柏颜的名字与何甘棠诸女儿如何柏贞、何柏龄等采用了同一个“柏”字，部分家族中人曾提出质疑。但何鸿銮则认为，同辈中共享同一个字（如启、世、鸿、犹）等，一般只出现在男性成员身上，女性成员则没此例。可参考F.Tse Liu,Ho Kom-tong:A Man for All Seasons,Hong Kong:Compradore House Limited,2003。
(11) 施其乐：《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1999年版，第121页。
(12)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a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41.
(13) Y.P.Hao,“The Compradores,” in M.Keswick ed.,The Thistle and the Jade: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Matheson & Co.,Hong Kong:The Company,1982,pp.82-102.
(14) 施其乐：《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1999年版，第79页。
(15)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p.54-55.
(16) 另一说指麦奇廉为渣甸洋行的“推销员”，而且“样子俊朗、个性温纯，但却头脑糊涂……为同僚所共知”。见C.Drage,Servants of the Dragon Throne:Being the Lives of Edward and Cecil Bowra,London:Dawnay,1966,p.70。但在政府的“陪审员名录”上，则指他为渣甸洋行的“助理”（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February 25,1870），与家族中人看法颇有出入。
(17) T.S.Lo,A Family Album,Hong Kong:no publisher.
(18)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p.82-102.
(19) Probate Jurisdiction-Will Files,Grant No.35 of 1894,Hong Kong:High Court.
(20) 除了姐夫及外父的助力，我们同时必须承认何东与生俱来的卓越才干与做人处事的精明圆滑——尤其是事事以渣甸洋行的立场与利益考虑问题，更令他赢得了该行大班的赏识与信任。
(21)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p.82-102.
(22)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三联书店2007年版。
(23) P.A.Hall,In The Web,Heswall Wirral:Peter Hall,1992.I.Cheng,Clara Ho Tang:A Hong Kong Lady,Her Family and Her Time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76.
(24) F.Tse Liu,Ho Kom-tong:A Man for All Seasons,Hone Kong:Compradore House Limited,2003.
(25)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e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p.82-102.
(26) S.D.Berkowitz,The Dynamics of Elite Structure.Ph.D.Thesis,Brandeis University,1975.
(27) D.Sabean,“Aspects of Kinship Behavior and Property in Rural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in J.Goody et al eds.,Family and Inheritance: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1200-1800,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96-111.
(28) R.Burt,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Compet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9) G.Stokes & J.Stokes,Queen's College:Its History 1862-1987,Hong Kong: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1987.
(30) 单从1878年的数据看，我们或会认为那时的学生素质欠佳。事实上，在“不懂得说英语”的类别中，绝大部分为华籍学生（包括欧亚混血儿），入学时间一般只有一年至两年，亦有部分学生入学长达3－4年，只有极为个别的学生，入学4年以上仍“不懂得说英语”。
(31)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May 4,1878,pp.230-234.
(32)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February 2,1889,pp.110-111.
(33)(34) G.Stokes & J.Stokes,Queen's College:Its History 1862-1987,Hong Kong: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1987.
(35) V.Poy,A River Named Lee,Scarborough,Ont.:Calyan Publishing Ltd.,1995,p.22.
(36) 下文有关买办一词的定义，从较宏观的角度入手，泛指所有在东西贸易、华洋交往过程中充当桥梁角色的人士。可参考梁元生：《文化买办、边际人、之间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等编《买办与近代中国》，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7－294页。
(37) 另一说法是该会乃皇仁书院旧生谢缵泰为着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而设。为了“淡化会所的政治形象”，找来同为皇仁书院旧生的何东担任首届主席一职。参考张圭阳：《华商会所百周年》，华商会所编《华商会所百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华商会所1997版，第15页。
(38) 香港华商总会：《香港华商总会年鉴》，香港华商总会1933年版。
(39) 张圭阳，《华商会所百周年》，华商会所编《华商会所百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华商会所1997年版，第17－18页。
(40) E.Sinn,Power and Charity: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1) 刘润和，《东华领袖与社会——呼应着时代的脉搏》，冼玉仪、刘润和编《益善行道：东华三院135周年纪念专题文集》，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6－60页。
(42) 《香港东华三院百年史略》，1970，香港，该院出版。
(43) 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三联书店2007年版。
(44)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pp.82-102.
(45)(46) G.Stokes & J.Stokes,Queen's College:Its History 1862-1987,Hong Kong: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1987.
(47) V.Zheng & S.L Wong,“The Mystery of Capital:Ho Tung and His Intertwined Personal Network,” Asian Studies Review,forthcoming.
(48) A.Coates,Whampoa:Ships on the Shore,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80.
(49) 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三联书店2007年版。
(50) 高宝森、施遇文、卢谷等人均为同仁会的核心成员，积极参与该会会务，其先人及他们自己去世后均葬于昭远坟场。
(51) I.Cheng,Intercultural Reminiscences,Hong Kong:David C.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1997,pp.45.
(52) E.P.Ho,Tracing My Children's Descendents,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HKU,Forth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