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经济成因的立体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透视论文,贫困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贫困经济形成的外部因素：自然、历史与国家投资开发
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状客观地描述，更重要的还是对导致贫困的成因进行地系统分析，以求找到破译贫困的“密码”，研究和制定脱贫致富的良策。因此，探究产生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多层面原因，也就成了贫困研究者不得不啃的“酸果”了。贫困形成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自然环境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宗教的又有种族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战争的，常常是几种原因交错，形成为一种蛛网陷阱，使陷入者的“手脚”无法动弹，没有外力援助，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跳出困境，几乎不可能。就中国国情而言，尤其是目前所“剩”的最后一批贫困农民更是如此。
(1)自然原因
贫困的自然原因。自然条件差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前提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内的分散性。据有关资料，目前国家和省定的600个贫困县，绝大多数地处与邻国交接的边界上或省区之间的边界地位，地势险峻且多离中心城市。这种区位边缘性的影响，又由于贫困县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高度分散性而被进一步放大。其不利影响有四：一是任何连接贫困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都十分巨大，使本来就囊中羞涩的贫困地区望而却步；二是县内的教育、卫生和能源等设施难以形成经济规模，通常是建设的设施利用率不高，很多所需求的人才却又进不来用不上；三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高。一方面限制了正常活动的进行，农民非常希望子女读书，可是学校离家远又不能提供寄宿条件，小孩子每天得起早摸黑赶一二个小时路程，学生家长担心受累，坚持不了一年两载只好辍学；另一方面则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商品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同样成本含量的可比产品，加上沉重的运费，难与外地同类产品竞争，贫困地区的厂商难以用同样的费用及时取得市场信息；四是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边缘、分散和贫穷，造成既缺乏与其他地区争夺人才的经济实力，又缺乏吸引所需人才的区位魅力。区位条件差，人才难招进，分配的人才难留住，即使拥有丰饶的资源，也难以摆脱贫穷的困扰。其二，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的恶劣性。西部地区地势较高，高山、高原多，共有山区、半山丘陵县601个，占全国39%。这些地区海拔大多在1000米以上，有的高达3000米以上。除云贵高原外，多属于干旱半天旱农牧区。西北各省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大都存在干旱危机。干旱缺水是西北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农业专家研究和多年生产实践证明，每生产1公斤小麦需要水1000～1500公斤，1公斤水稻需水2000公斤，1公斤棉花需水5000公斤，每生产1公斤牛肉则需15000公斤的水所生产的饲料。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水才有生命、粮食和农牧业。开发西北地区不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农牧业或工业都将一事无成。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受水制约，而且受恶劣气候影响。除西南省区外，大部分地区年积温在摄氏2000～3000度以下。植被差，森林覆盖率低，特别是宁、青、新三省区覆盖率只有0.3～0.9%，甘肃也是一个少林省， 森林覆盖率仅为7%左右，远远低于全国12%的水平。干旱和风沙威胁很大，沙漠化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据统计，黄河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长江5亿吨，大部分来自西部地区。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40%。不利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了本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也使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不利影响。
(2)社会历史原因
对贫困地区原因分析不能割断历史联系。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难摆脱贫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由旧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沉淀下来，并支配着劳动者行为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社会生产发展起着顽强的抗拒作用，以致国家输送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难以取得应有效益，后进民族地区比先进地区严重得多。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如布朗、独龙、怒、佤、赫哲等少数民族仍残存某些氏族公社遗迹，生产工具相当原始、简陋，铁制工具不足，木制、竹制、石制和骨制工具同时并存，“刀耕火种”仍是主要耕作方法，物物交换占主导地位。部分彝族、珞巴族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藏族大多封闭在农奴制社会形态，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无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接近或相当于汉族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后进民族地区却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保持与原来相去不远的生产力水平，沿用古老、落后的生产工具，有些民族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单是后来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当作原料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注：马克思：致巴·瓦·安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期第34页。）近50年来，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民族地区巨大支援，也没能有效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这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下，通过努力，可以跨越某种社会发展阶段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使生产关系发生“突变”。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突变”而“突变”，生产力的变革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中，由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积淀下来，并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落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地、顽强地抗拒作用。
在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教育，这种通过文化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越低，越是文化素质低的群众也就越不重视教育投资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仍然从前辈那里获得，致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得以延续下来。科学技术或先进生产方式在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推广受到传统习惯阻碍。特别是在牧区，科学养育、合理畜群结构、改良畜品种、牲畜人工授精技术等在部分少数民族牧民中难以推广，他们仍然按照传统习惯从事“靠天养畜”的畜牧业生产，养长寿畜的现象仍较普遍，缺乏商品经济的成本观念、核算观念。正如列宁精辟指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传统的游牧方式每年冬春造成牲畜大量死亡，有些牧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出栏率。如在云南景颇族山区，人们认为刀耕火种是阿公阿祖传下来的，是景颇传统，旧生产方式沿袭至今。鬼神指意仍然是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宗教思想束缚下，一些人宁可节衣缩食甚至讨饭也心甘情愿把一年劳动所得捐给寺庙；杀牲祭鬼的陋习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相当盛行，以至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在封闭、愚昧、桎梏的环境中搞贫困开发，就像在隆冬气候环境下搞育苗、栽培一样，几乎不可能。
总之，越是自然条件差的贫困落后地区，习惯作用越大，传统观念越根深蒂固，越难以冲破旧习惯势力束缚，突破贫困的难度也就越大。
(3)国家投资开发和环境原因
首先，贫困落后地区的成因在于国家对该地区扶持开发的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很难想象，在那“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茫茫戈壁滩、高原、高山、高寒区生活着的群众，如果没有国家扶贫，又怎能谈得上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呢？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为了帮助老、少、边、山、穷地区的群众战胜饥饿威胁，每年投入大量扶贫救济资金和大批物资。从绝对量上说是巨额的。在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的扶贫经费是无偿的。从1985年开始，国家每年用于贫困地区的财政、信贷资金和物资均超过了50亿元。如果再把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物资加在一起，估计全国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和物资不少于100亿元。这100亿元的扶贫资金和物资，如果再被贫困人口（按可比价格计算，1985年的200元贫困线相当于1997年的600元，）以平均，每个贫困人口平均占有的扶贫资金和物资的货币表现只有172元，再将172元平均分配到12个月，每月每人仅有14.3元。这些相对不足的扶贫资金和物资，不要说用于改善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方面的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也不必说用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甚至连糊住贫困地区群众的口也难以保证。因此，对于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落后地区来说，扶贫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是其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其次，环境不优越也是形成贫困的外部原因之一。主要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三大环境。自然环境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前面曾谈过。社会环境对贫困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比如社会文化环境，贫困地区文化观念不强，文化设施落后，文化投资不足，文化团体太少，进步、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和精神产品少，不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从区位环境来讲，老、少、边、山、穷困地区无法与沿海和近临中心城市的农村相比拟。在“地无三里平”、海拔几千米沟壑山区，又怎能与中心城市平坦如镜的水泥马路所能提供的运输条件相比呢？密布在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可以利用城市提供的外部有利环境，加快当地经济资源的开发进程，节约开发成本费用，提高产出效益，实行人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老、少、边、山、穷困地区不具有如此优越的开发环境。地不平，路不通，战线长，人分散，急需的资源和原材料运不进，营销的农副牧产品运不出，信息含量和价值含量低的产品，经过遥远的运途之后再进行交换，其结果是产品价值低，交易成本高，收支相抵得不偿失，由此而造成“富饶的贫困”。
二、贫困经济形成的内部因素：观念、人口素质及社会机制
分析贫困的成因，不能仅从外部条件和环境来分析，陷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必须把视角和注意力着重放在分析贫困的内因上。贫困来自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一段最著名的论述：“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尽管对贫困成因的分析，还抽象不到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形态交替的理论层次上，但恩格斯论述中阐明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分析贫困成因提供了思想指导。
(1)思想不解放是贫困地区的关键制约因素
落后观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观制约。如果说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经济行为，则加剧了宏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之于客观条件，落后观念比“穷山恶水”更为可怕。长期以来，禁锢着贫困地区人们头脑的“守贫”思想和落后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9个方面：(1)人穷志短的依赖思想。在过去较长时期对贫困地区实行人道主义，采取的是单粮单钱的扶贫办法，结果救饥没有救贫，扶贫没有扶志，使一些特贫地区养成了依靠国家和政府救济过日子的依赖思想。(2)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通过对贫困地区的调查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贫困与懒惰紧密相联，甚至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般说来，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多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惰思想和习惯，在脱贫致富上懒于动脑动手，不愿在开发头脑资源、智力资源上下功夫，不选择以智力开发人力、物力、财力，并以物力、财力的增强发展智力的开发模式。宁愿在丰饶的资源上捧着金碗、银碗讨饭吃，也不愿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上动脑筋。由此限制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3)“宁愿一块穷，不愿个人富”的平均主义思想。自古以来流传着“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经典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否定差别、排斥竞争的保守思想，在落后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影响。历代农民起义都打着“均贫富”旗号，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解放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广大群众把“一大二公”、“按劳分配”、“同工同酬”、“普遍贫困”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中央制定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难以在贫困落后地区得到贯彻落实，谁先富受嫉妒，富裕人家怕露富。由此，制约了农村地区先富带后富。(4)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的农村，仍然存在着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从事着“小而全”的传统经营方式，产品的自给率高，商品率低，从而导致群众的商品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等都非常淡薄，严重制约着贫困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小而全”向“小而专”、由家庭小生产向专业化大生产的转变。(5)怕担风险的胆怯心理。在扶贫工作队从科技上扶持困难户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普遍发现贫困落后地区群众既有怕承担投资风险的胆怯心理，又存在着家庭工业产品不能占领大市场的自卑心理，束缚了广大农户发展家庭工业、自我创造发展机遇的信心和勇气。(6)因循守旧的落后观念。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养成了一种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年复一年地固守落后生产方式，害怕变化，躲避变革，排斥新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虽然农村闲置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但不想在农业和农村以外寻求发展空间，总认为弃农经商不光彩，离土离乡进城务工是不务正业，只有种地才是“守本分”，并且种地也要按照传统方式耕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贫困落后——因循守旧——贫困落后。要引导和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走向富裕道路，必须打破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7)固步自封的落后观念。贫困落后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的粗放经营，耳濡目染的传授方式，使农民感受不到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形成轻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愚昧落后观念。在群众中流行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的顺口溜，是这种愚昧落后观念的真实写照。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固步自封的愚昧落后观念成了贫困落后地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实现农业翻番、农民脱贫致富的思想障碍。中国是一个饱尝“浮夸风”苦头而又难以铲除其劣根的国家。见怪不怪的是富裕地区怕露富，穷困地区怕露穷，实事求是难落实。现在不少贫困地区的干部存在着新的“浮夸风”。一方面，在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扶贫款项时，千方百计地把贫困状况说得极其严峻；另一方面，有些干部为了向上级领导表明自己工作政绩突出，显示自己有办法、有能力，取得领导的信任、重用和提拔，在口头或书面反映本地的情况时，只报喜，不报忧，或多报喜，少报忧。总喜欢采用“自我纵比法”，纵比起止时间乐意用“时间延伸法”，在估计本地的形势时习惯用“形势一片大好”来形容。(8)落后保守的小生产意识。具体表现是，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在生产技术、投资决策、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总是看到别人干什么，才肯干什么；别人没干的事情，自己不敢去干，使传统的生产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缺乏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观念，制约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市场发育和可持续发展。(9)“温饱即安”的自满自足思想。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老、少、边、山、穷困地区，闭塞的交通和信息、狭小的活动半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抑制了群众的消费欲望，形成了“温饱即安”的心态。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吃得好，穿得暖，有零钱”，把“盖新房、娶新娘、吃细粮”作为最大目标追求。这种“温饱即安”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进取心和求富欲，制约着贫困落后地区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2)贫困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
人口素质差是制约地区性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生产方式落后固然是贫困的根本原因，不过生产方式落后是在最高和最抽象的理论层次来进行静态分析的。如果进行动态地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生产方式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于人的素质差。现实生产力高低体现着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大小，而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大小又是由人自身素质高低决定的，因此，人的素质是现实生产力的主要支点。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的原因，同样由先天和后天两方面构成。贫困地区人的先天素质差，主要表现在“弱智”人口所占比重过大。造成“弱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据对全国最贫困的109个贫困县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气中毒等主要地方病94种，占86.3%，贫、病、愚交加使贫困地区人力资源难以形成优势。除了自然因素中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外，后天人为因素对人的“弱智”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老、少、边、山、穷困地区，地僻人稀，婚配圈子狭小，同村人之间的婚配比例高，近亲婚配、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屡见不鲜。这种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加上后天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的人口生理素质。低劣的人口素质，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会单纯地消耗掉大量物质生活资料，既构成所在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又给社会带来压力。低人口素质占相当比例的贫困山区，又怎能不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呢？“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傻越生，越生越傻”的恶性循环难以遏制！素质低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素质文面，而且表现在人的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由于经济贫困限制了教育发展，教育落后使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十分低下。据1997年统计，全国600个贫困县中每万人文盲、半文盲人数为2000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4000人，这种文化低质状况在地处边远偏僻的贫困地区尤为突出。调查资料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同劳动力素质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从地区分布看，文盲率西高东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文盲率低于20%，而西部却比全国平均数高出约20个百分点。例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3.15%、17.27%、18.47%，而甘肃、青海分别为43.92%、51.61%，西藏则高达70.17%。充分说明，东西部地区富贫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素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落后省、区，目前人口文化素质与过去相比，出现下降趋势。以青海省为例，1987年全省12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36.8%，1997年却上升到41.61%，尤其令人担心的是，12-19岁青少年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该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38.41%，比1987年上升了0.43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批新文盲，形成了贫困——受教育少——人口素质差——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资源的富饶并不等于富裕，资源的贫乏也不等于贫困，关键在于人的素质。
人才缺乏是制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核心因素。人才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即使有了资金，也不能合理使用，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资金和资源的最大效用，取得最大效果。有了驾驭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没有资金可以引进，没有设备可以购置。在贫困地区人才拥有和使用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相互矛盾和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方面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人才闲置不用或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国家动员科技人员支边、扶贫，另一方面又出现科技人才逆向流动。人才缺乏和流失，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困难。中国一切有关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战略西移的设想，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5800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计划目标的实现，都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难以扭转，“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仍在继续，越是在改革、开放、竞争、发展条件下，中国东西部的差距越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这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人才流动趋势，也是在现代社会条件“无才则衰，有才则兴”的具体体现。
(3)落后的生产力是贫困的经济根源
中国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的生产交换方式，和发达国家以及富裕的“亚洲四小龙”地区无法比拟，也远远落后于国内发达地区的农村。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至今从事自给自足的传统小生产方式，不足为怪。广种薄收，单一经营，粗放管理，靠天吃饭等是其共性特征。在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构成要素都是低水平的。首先，从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实体性要素来看。排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之首的是劳动者素质，囿于小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比例，与现代社会化分工和生产无缘。区位边缘，交通闭塞，观念上的封闭，经济上的贫困，使生活在小生产方式下的群众养成了排斥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有价值的商品信息，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生产技能难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二个实体性要素。局限于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基本劳动资料，则是简陋的手工生产工具，如镰刀、锄头、木梨等；此外就是土地、山林、草场等。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三个实体性要素。与前两个实体性要素相联系，贫困落后地区的劳动对象，既不可能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精、尖产品，也不可能是价值含量高的工业品，而是一些农林牧副类的初级产品。马克思在宏篇巨著《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注：阎文学、毋青松：《贫困地区应破除十种旧思想》《经济探索》1987年第7期。）但像贫困地区素质低的体力型劳动者和简陋的手工生产与土地结合，能和发达地区高技能的智力劳动者与现代大机器高层次结合产生同样的经济效果吗？绝对不会。前者生产规模狭小，手段落后，效率差，产品加工链条短、层次低，相应地技术、信息和价值含量也低，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境地；后者则相反，生产规模大，手段先进、科学，效率优，加工链条长、层次高，其技术、信息和价值含量也高，因而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总之，贫困原因千万条，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最根本的一条。
(4)封闭格局难以打破
贫困山区贫困的主要成因是封闭。在贫困地区地型分布上，贫困山区占有较大比重。在全国贫困地区划分的6大类中，4大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在21个亚类区中，有16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贫困山区的贫困原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众多因素中，主要因素就是封闭。
贫困山区的封闭带有多层次相交叉特点：从空间上看，一方面是贫困山区本身与山外隔绝，形成一个区域性的自封闭圈；另一方面，在山区内部封闭圈的各个经济单元又互相隔绝，形成一个个小封闭圈。从时间进程看，贫困山区的封闭表现为发展的迟缓与停滞，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不协调。如果说整个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只不过是整个封闭社会中更为封闭的组成部分。贫困山区的时间进程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进程视为同质、同轨、同步；当贫困山区外部的社会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成为开放性经济，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实质上就表现为与时代发展进程不同质、不同轨、不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性贫困山区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尚处于“不同质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和特殊表现。从内容上看，贫困山区的封闭不仅包括经济封闭，而且也包括文化、观念意识、人际意识、人际关系、信息交流的封闭。经济封闭是基础，而文化、信息、观念意识和人际关系封闭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封闭。如同贫困地区贫困由多种原因形成，贫困山区的封闭也由多种原因造成。概括地讲，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是贫困山区内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所酿成的商品经济不发育；主要症结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发育，而社会分工不发育的首要原因是人口居住的极度分散化，使社会分工缺乏内在动力和物质前提。马克思认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分工的物质前提。中国贫困山区，不仅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绝对数值小，居住分散，“三户一村，五户一庄”，而且交通阻塞、通讯落后，居住人口极度分散化，使得本来已很低的人口密度更低，散布于大山之间的小山村更显得孤立、分散、封闭。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有792个乡和50%的村不通公路，基本上都属于贫困山区。湖南汝城县叶窝村，5口人家居于高山之上，把猪赶到食品站出售，需要花费2天时间，交通艰难，可见一斑。在人口居住极度分散、交通阻塞、通讯落后的贫困山区，很难形成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工。阻塞的交通、落后的通讯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空间地域。在十分狭小的空间地域、居住人口数量稀少且极度分散的情况下，脱离耕地独立从事手工业的艺匠难以产生，更不用说专事流通的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但商品流通难以产生，就连物资交换也不多见。同时，囿于人口居住的高度分散，加上交通通讯的极端落后，地域内外的人们连见面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信息交流、思想交流和观念更新了。同一活动区域内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阻碍社会分工发育，形成封闭→落后→贫困→封闭的恶性循环。
(5)贫困开发受到二元结构制约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是西部地区脱贫致富的制约“瓶颈”。特别是一些自然条件差的老、少、边、山、穷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以“物流”、“人流”、“信息流”、“价值流”为载体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关键制约。从经济角度看，交通功能是运输，运输功能是交换，邮电通讯功能是传递，传递内容是信息。没有运输就没有交换。落后地区运输困难的约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总量和频率的严重束缚；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承担一笔较发达省份高昂许多的“交换税”，使起点差距极大的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老、少、边、山、穷地区远离城市和物资中心，漫长的运输距离和交易半径，意味着任何产业发展和产品价值实现，都要比发达地区付出高昂的运输成本费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交通运输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平均意义上，而不同的商品相对相同的运输条件，都具有物质、价值和信息含量的不同结构。一次通过运输的交换活动，是同一事物的同一过程，以上三个不同的“含量”关系，可用三者之间的相对关系说明，即同一重量的货物，可以含有不同的价值量和信息量；而同样单位的价值量或信息量，也可以通过不同重量货物实现。从财务指标说，只有货物所包含的价值量大于运输成本，才算是绝对意义的“没白运”。从获得信息量的目的出发，则意味着在相同运输成本和实现相同价值的条件下，实现的信息传递越多、越丰富就越合算。从社会消费需求的物质量来说，往往越是价值和信息含量低的商品，消费寿命越短，社会需求的物质量越大，同时对交通运输条件在量上的要求也越大。比如为了运粮食，不少落后地区都动用了大量汽车，仍嫌运力不足，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如果运进同样价值量的钻石，恐怕这些路和车都成了闲置之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落后，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物质层次上。在价值流、信息流层次上，正确的产业方向选择，完全有可能相对超越运输条件约束。西藏50%以上的进藏运力都是运输购销倒挂的粮食，另外大部分运力，则忙于“进口”砖瓦灰石一类的基建物资。运输产品结构层次太低，既是运力紧张的原因，同时也是运价低、交通运输无法发展的原因。
保护主义政策妨碍了贫困落后地区的企业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贫困落后地区在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扩大商品流通，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人为地设置重重关卡和围墙。本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外地有销路、有市场，且能卖得好价钱也不许“肥水外流”，外地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也不容易打进来，害怕冲击本地的落后工业和落后产品。这种受小生产观念影响形成的地区保护主义的门槛政策，从短期看似乎可以缓解困难，但从长期看却压抑了贫困落后地区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妨碍了工业、乡镇企业的进步，致使闭塞落后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革。
中国正处在由“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对贫困地区来说，一方面要求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贫困开发的空间结构又很松散（城乡联系松散、军工与民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松散），二元经济反差特别大。有不少大型企业是孤岛式的“飞地企业”，附近大片古老落后的农村沾不到工业化的实惠。实行市管县以后，数十上百万人口的大中城市还叫苦说：“小马拉不动大车”。城市实力有限，对农村的辐射力、扩张力和吸引力不强，农村自然经济保护层又很厚，习惯势力强，惯性大，城市辐射和农村接受辐射的机制没有形成，功能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制约了贫困开发进程。
贫困开发受到总需求相对不足的制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生产就没有目的。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创造出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前提。”（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唐定、导言（实行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页。）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除了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即人均占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落后地区投资需求不足，又对总需求发生约束性影响。贫困落后地区一方面是惊人的贫困，导致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受传统文化影响，产生不合理消费，或者说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越是穷困、愚昧、落后地区的群众，越缺乏正确的消费指向，多年从口里抠下来的积累，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是用在红白喜事和祭祀鬼神的铺张上；把做买卖和出售剩余产品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丑事，认为无偿赠予才是慷慨大方，妨碍了生产性投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贫困开发的进程。
(6)“等靠要”的自我积累机制形成贫困怪圈
贫困的关键成困是没有建立起自我积累机制。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是资金不足。如果贫困地区有较充足的资金，就能够增添对教育科研方面投资，提高人的素质；增加对农业、工业、建筑业等方面投资，提高支柱产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等方面投资，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总之，资金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基本前提。贫困地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积累不足。过去，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采取“输血”政策和救济式扶贫方针，弱化了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形成“等靠要”型的积累机制，使贫困地区患上了败血症，只输血不造血。形成贫困地区“等靠要”型积累机制的原因及其特征是：外部资金的输入是构成这种积累机制的主要来源。由于经济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商品率和交换率也低，自然人均收入水平低，货币自积累率低，财源增加缓慢，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贫困县财政赤字较为普遍。目前全国贫困县中有70%是赤字县，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元。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贫困县累计财政赤字约25亿元。由于财政困难，收入缺口大，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人头经费开支，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形成“负债经济”。贫困县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收支逆差→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注：陈吉元：《冲破贫困的循环》，《经济纵横》，1993年第1期。）
资金短缺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在贫困地区，一方面资金严重缺乏，另一方面银行贷款乃至扶贫资金寻不到适度开发的投资项目；一方面许多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笔款项拆借到外地，寻找高投资回报率。越是穷的地方，越是需要脱贫起动资金的滞后农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潜力越小、能力越低，借钱发财的本领越弱，开发增值的冲动越小。虽然发展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是摆脱区域贫困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共识，且形成了舆论环境，但由于资金紧缺严重制约着刚升温的脱贫致富。一是新的“半拉子”工程大批出现。二是停产企业大量增加。三是大批有市场有效益的好项目无法上马。四是新的“三角债”形成，使许多企业因贷款回笼难而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由于信贷紧缩，乡镇企业贷款往往被国有商业企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大量占用。在经济活动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商业信用被破坏，使“欠债有理，欠债有利，欠债拖欠”现象又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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