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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现状
改革开放尤其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以“下岗”、“失业”、“辞职”、“跳槽”等为标志的工人的社会流动逐渐加快，并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冲击波。2002年，一项对京沪穗白领跳槽的调查显示，参加工作以来，跳过1到2次槽的被访者占总体的46.5%，跳槽3到5次的占43.7%，少数被访者（占总体的9.8%）跳槽超过6次以上，现代人多次变换工作已是大势所趋。
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其一，从“体制内”单位向“体制外”单位流动，即从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单位向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单位的流动。这种流动主要表现为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逐渐减少，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不断增多。其二，经济利益成为当前我国工人流动的重要驱动力。2001年，对北京、上海两地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薪水和机会成为促进人才异地流动的最直接因素。其三，结构性流动在当前我国工人流动中占较大比重。当前，我国工人的结构性流动特别是结构性向下流动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下岗失业人数增多。据调查，我国目前下岗待业人员已超过一千万。1995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2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2001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上升为68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为3.6%。另一方面，下岗失业人员的行业特征明显。据报道，下岗职工60%以上属于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仪表、冶金、煤炭、化工、机械等行业。这些行业的职工收入是其他高收入行业职工收入的1/2到1/8。
二、当前我国工人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受家庭出身、社会制度、人口、地理环境以及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一，家庭出身或社会背景。研究表明，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出身或社会背景的影响。对城镇青年代际职业流动的调查显示，我国白领阶层的职业世袭率较高，父亲职业为白领的青年中，78.6%其现职仍为白领；体力职业或蓝领职业的世袭率为48.0%，即出身蓝领阶层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上升流动进入白领行业。其二，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是影响当前我国工人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1984年，国务院在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中规定：企业可以根据需要从外单位、外地区招聘技术、管理人员并确定报酬：企业可以根据需要从工人中选拔干部。这一规定直接促进了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此外，当前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呈现出的结构性流动比重较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受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其三，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教育是影响我国工人流动的另一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工人越容易向上流动。而受教育程度偏低、知识技能单一等则是工人向下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关获致因素对城镇青年社会位置的影响的研究表明，各种涉及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能力素质对个人社会位置和机会获取都有强烈影响，尤其是文化程度的作用特别明显，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职业地位，同时它与职务和职称等级也有强烈正相关系，专业和技能训练水平对职业地位有显著影响，但对于流动机会的影响则更明显一些。在城镇流动青年中，专业和技能训练以及技能掌握对他们的职业地位和机会获得具有明显影响。在掌握有专门技能的流动青年中非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为22%，在无专门技能的流动青年中非体力劳动者所占比例减少为13.2%。另外，我国下岗职工的受教育程度结构特征表现为：初中以下学历占下岗职工的主体。而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搞好职业教育和再就业培训，是解决下岗失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下岗失业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据了解，深圳市5年来共有5181名下岗员工、4.21万名失业人员参加再就业培训。通过培训并拿到资格证书的员工，有70%重新实现了再就业。
三、成人教育在影响工人社会流动中的使命
如前所述，成人教育是影响我国工人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我国工人社会流动的特点和趋势，也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
（一）以引导工人流动取向和提升智能素养为主要教育目标。
1.引导工人的流动取向。流动取向是影响我国工人社会流动的前提性因素，成人教育应首先注重引导工人建立科学合理的流动取向。具体而言，其一，对于大部分下岗、失业工人来说，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大锅饭机制”，“单位就业”的观念比较强烈，现在让他们下岗分流，独立去面对市场和社会，往往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和委屈感，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多数下岗失业工人的心理预期偏高。这主要表现在岗位选择性强和收入要求较高两方面。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下岗职工中希望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就业的占21%；希望去国有企业的占19%；希望进入私营企业和从事个体、自由职业的只占15%。鉴于此，成人教育应做好下岗失业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其调整好心态，认同社会流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帮助下岗失业工人确立正确的择业观，寻求合理的职业定位。其二，针对当前我国多数工人在寻求升迁性流动时过于偏重经济收入的倾向，应适时引导他们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人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从而通过流动更好地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提升工人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此处所说的智能素养包括知识、技能和能力等内容。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单一是造成工人向下流动的重要原因，而较高的智能素养则是工人进行水平流动以及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例如“跳槽”者的向上流动主要归功于个体的流动资源，尤其是技术专长和文化层次。等当前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出现由赞助性流动向竞争性流动转变的趋势，将使智能素养这一获致因素的价值更加凸显。因此，促进工人智能素养的充实和更新，应是当前我国成人教育目标的核心构成。
（二）以再就业培训和岗位培训为主，结合其它形式的成人教育能促进工人的有序流动。
首先，再就业培训和岗位培训是促进我国工人合理有序流动的主要形式。其中，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再就业培训，可以有效地阻止工人的向下流动。有计划的转岗培训，能通过引导第二产业中的富余人才向第三产业流动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调控工人流动的方向和数量。参加相应的岗前培训，则是当前我国许多工人真正实现水平流动和向上流动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的再就业培训应包括开展就业指导、组织就业技能培训和实施就业能力培训等内容。完整意义上的岗位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转岗培训等方面，其目的是全面提高岗位从业人员的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岗位工作的要求。由于岗位从业人员原有文化基础以及岗位具体要求等存在具体差异，因此岗位培训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日本日立公司有对全体职工进行教育的“科技学园高中”，有对优秀从业人员进行特别教育的“技能进修所”，还有对科长以上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的“日立综合研修所”。韩国三星集团除了专门的综合研修外，还对科长、部长等部门领导进行重点培训，不仅如此，三星集团的新员工必须接受一个月的培训，学习三星的经营思想、礼节和团队精神，然后到生产现场进行观察和体验，再分配上岗。这种针对性培训使培训效率大大提高。
其次，继续教育、自学考试、函授教育等也是保障我国工人合理流动的有效形式。具体而言，通过接受继续教育特别是职业性继续教育，不断更新和拓展知识和技能，提高其创新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是工人进行流动的必要条件。此外，自学考试以其灵活、花费少、信誉高等优势，也成为在职人员进修的重要方式。同时，分流、下岗和待业人员要获得就业机会，就必须提高其知识技能和学历水平。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倾向于选择自学考试作为学习提高的主要途径。函授教育将面授、自学与辅导答疑等相结合，以及夜大学利用晚上和双休日上课的教育方式，也因能较好地解决工人的工学矛盾，符合工人的工作和流动需求而受到欢迎。
（三）企业、学校、政府以及社区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协同开展工人的教育培训。
当前我国工人流动的数量大、形式复杂、涉及范围广，因此，针对工人流动而开展的成人教育需要企业、学校、政府以及社区的协同参与。首先，企业是对工人实施教育培训的主阵地。特别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下岗工人来自于工业企业，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可以有效地稳定就业、预防失业。企业实施教育培训的具体形式包括：企业可以单独设立教育培训机构。人力、物力等受限制的中小企业，可以联合设立职业培训机构，共同实施工人的教育培训。此外，企业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工人和准备录用的工人实施教育培训。除上述措施外，企业还可以推行带薪教育假制度。这种制度允许工人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参加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工人的工资仍然保留。其次，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应积极利用其资源优势开展教育培训活动。针对工人及其流动的特点，学校实施的教育培训活动应灵活多样。例如，学校既可以开展函授、电大等学历教育，也可以开展岗位培训、再就业培训等非学历教育。其中，职业学校在“十五”期间将成为我国再就业培训的主要基地，每年为3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另外，学校开展的教育培训活动既可以是全脱产教育，也可以是半脱产教育、全业余教育。除企业和学校外，社区也是开展教育培训的重要基地。特别是社区可以把开发社区教育和开发就业岗位有机结合，以更好地促进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工人的就业和流动。最后，根据当前我国工人流动的现状和趋势，政府应在工人的教育培训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政府筹集资金为工人开展再就业培训，独立举办或学校联合举办职业培训机构，鼓励、支持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职业培训机构，对企业、学校和社区等的教育培训进行统筹协调、监督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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